环保NGO的中国生命史
环保NGO的中国生命史2009年11月13日 星期五中国特色影响力
联系到高层资源，是基于“私交”
但很多时候，舆论影响并不能一锤定音。
自然之友初创伊始，生存多艰，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环评司司长牟广丰看着着急。他与梁从诫、汪永晨、廖晓义等人是多年好友。
牟广丰正在起草第四次全国环境会议文件，他试图为好友们的努力正名，不确定地写下“这段时间，出现了‘自然之友’这样的社团，对于提高社会的环境公德、树立社会的环境意识，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各级政府对所在社团组织，应大力支持，积极引导，鼓励其健康发展。”
梁从诫问：“这样写行吗？”牟说：“试试吧。”
幸运地，这句话最终没有被修改或删除，而是经由当时的国务委员宋健之口，出现在了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环境会议上。随后出台的《关于保护环境若干问题的决定》第31号文件，是国内第一次以国务院决定的形式承认非政府组织的地位。
这是一个中国特色逻辑的典型写照。
在后来的环评风暴和江河呼告中，参与其间的环保NGO也是通过其会员，在全国人代会上递交了反对西南建坝的提案。在接到发改委强调水电工程重要意义的回复之后，一位高层官员直接致信温家宝，由此获得了第一份总理批示。
当事人后来坦承，联系到高层资源，是基于“私交”。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的梁从诫，以一己之力，递交提案、直接上书领导人的方式，是影响决策的最主要渠道。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坦言：政府官员与NGO领袖的个人魅力和亲密关系，是双方顺利开展合作的重要前提，“因为这些人的活动，这个平台才有了意义。”
专业，专业，再专业
专业人才开始聚拢向这块曾经的蛮荒之地，尤其是体制内人才
与精英NGO们动用个人资源、力图撬动高层缝隙的行动路线并行的是，草根环保组织顽强地自下生长，有如雨后春笋。
在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的印象中，2000年前后，民间环保团体专业性、地域性的特色越发明显，到2004、2005年，这样的组织猛地多起来了。
在温州，高中生方明和放弃高考，专门从事他在学校期间创办的绿眼睛环保团体，以19岁的年龄，成为环境领域最年轻的NGO掌门人；在成都，曾经是公务员的田军，创办了河流研究会，从水文的视角关注成都环境；淮河污染问题举国震惊，“淮河卫士”应运而生，直面污染，救助癌症村。
一时间，迅速扩大的覆盖面，将更多的关注和行动推向细致、多样的环境问题，大量项目具体到了一座特定的山、一条特定的江河、一个特定的村庄，甚至有大学生社团专注于一个特定的濒危物种，比如大别山野生兰。
在越来越多的资助和支持力量下，以NGO为载体、以民间身份从事环境工作，越来越成为一种职业可能性。企业家王石曾被一位SEE生态奖得主的话触动：专职从事环境NGO，“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19岁的方明和，正是基于一家跨国企业的环保奖金的支持，挺过了和小动物们挤在一起入眠的艰难岁月。
近十年内，在中国内陆最活跃的公益基金会之一——香港乐施会，资助各类环保项目的数额，高达人民币数千万。
不得不提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作为中国企业家的集体亮相，运作具体项目数年之后，2005年开始颁发生态奖，开放资助更广泛的环保项目，奖金由50万元，升至100万元，又升至110万元。
而来自官方色彩基金的系统资助则显得更为艰难，2008年汶川地震引发公益组织井喷，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专款资助民间NGO的救灾项目，北京“地球村”的彭州项目获得三百多万元的资助。
在过去的五年间，来自企业和国内机构的款项比重不断提高，早期较多依赖国外组织的情况正在发生明显的改变。
还有更多的力量，综合拉动着中国民间环保团体的专业化趋势。
在全球以对抗性姿态著称的绿色和平，自2002年进入中国后，继续延续其果敢激进的色彩，资助上海消费者朱燕玲赴瑞士就转基因原料挑战雀巢公司，将检出有毒物质的惠普电子垃圾作为礼物送到惠普公司的庆祝活动现场。
而以稳妥、善于政府沟通为特点的世界自然基金会，进入中国30年，始终稳扎稳打，与林业系统保持良好的互动，其8个办公室的50余名生态专业人员，常年工作在保护区一线。
在杨东平眼中，他们的工作对本土NGO意味着重要的启示——“每个方向都有专业团队和人才，不断拿出高度专业化的调查报告，与决策部门沟通”。这些带来的“影响和示范作用越来越大”。
专业人才开始聚拢向这块曾经的蛮荒之地，尤其是体制内人才。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位政策室主任，成了阿拉善协会的秘书长；环境促进会的一位工作人员，现在服务于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而今天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中国项目执行总监，几年前是林业科学院的研究员。
今天，“乐水行”的志愿者们，定期沿着北京的水网步行探访、进行城市水文考察。
这个时候，距离最初的“观鸟、种树、拣垃圾”，已经过去了10年。“自然大学”的发起人冯永锋，依然是记者。他手持专业望远镜，观鸟时已经能够辨识黑脸琵鹭和棕背伯劳——与十几年前相比，一切显得专业。
低估了开放度？
不再“夹着尾巴做人，就像一只地里的老鼠一样”
困窘依旧存在，组织登记和税收减免的阳光依然难以普照民间环保团体，资金困境是最主要的瓶颈。
尽管从2002年以来，世界自然基金会与企业的合作深度不断拓展，但囿于体制所限，30年来，在中国开展项目花费的数亿人民币，还是全部来自总部。
绿色和平在香港募集的资金可以满足当地的项目开支，但扩展到中国内地后，财政的缺口就出现了，至今仍然是最大瓶颈。
而草根NGO则从没迎来真正的春天。方明和和他的同伴们，连续多年住在苍南县少年宫一间狭小的屋子里，无论冬夏，在一道隔墙后面用脸盆冲凉洗澡。
今天，除了资金的困境，大量环保NGO亟需能力建设，大机构和小机构存在着明显的资源反差——部分大机构的官僚化倾向已经出现，资源利用效率受到质疑；而大量小机构的兴衰荣辱，还系于发起人一身。
带着这些现实的掣肘，2007年，因为厦门“PX”、六里屯垃圾焚烧厂、上海磁悬浮工程等一系列公共事件群发，公共参与元年到来了。环境问题的公共属性，前所未有地爆发出来。
2009年9月，汪永晨回忆80年代在上海采访一位市领导时，对方曾私下说：“上海的水的情况要是告诉老百姓，他们得造反。”20多年后，《环境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宣布了这一知情权的确认。
作为一个直接对抗流域污染的草根NGO，淮河卫士的故事值得记取。
河南摄影师霍岱珊以淮河治污、环境受害者救助为职业，一度阻力重重，“一进村有人看着，有人盯梢，老百姓和我们一接触，就找老百姓谈话”。几年下来，“一些幻想没有了。比如幻想通过敬爱的领导去解决问题”。
2007年，霍岱珊入选“年度绿色人物”，得奖消息传来的20天前，他还被请到公安局，以避免与前来视察的环保部领导接触。他噙着眼泪说：直到获评“年度绿色人物”，淮河卫士才走出了身陷沼泽的感觉。
杨东平还记得，“以前，我们在6·5环境日那天一开会，就有人在门口转悠、‘关注’，我们一想，这日子离敏感日太近了……”这样的回忆，已成历史。
绿色和平中国办公室项目总监施鹏翔回忆：“在我们刚进入中国内地时，很多人都觉得绿色和平除非抛弃国外的工作手法，否则不太可能在中国生存很长的时间。但我们没有放弃机构的DNA，坚持独立，坚持批判，坚持行动带来改变，并且很好地生存了下来。我觉得，是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开放度。”“批评、监督、呼吁知情权——环保行动在中国民主进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一位职业环保人士说。
只是十余年，却真可堪沧海桑田。2009年4月的一次企业与环保组织互动的生态奖颁奖活动中，自然之友总干事感慨连连：“今天中国社会，能够让企业和民间组织聚在一起，用一种特别公开的方式来讨论很多重要的问题，我1994年参加民间组织的时候，想都不敢想，那个时候民间组织做事，都觉得自己必须夹着尾巴做人，就像一只地里的老鼠一样。”
[ 本帖最后由 扬帆 于 2009-11-16 22:4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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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春天来了 在我们刚进入中国内地时，很多人都觉得绿色和平除非抛弃国外的工作手法，否则不太可能在中国生存很长的时间。但我们没有放弃机构的DNA，坚持独立，坚持批判，坚持行动带来改变，并且很好地生存了下来。我觉得，是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开放度 好深奥 这就是国内NGO的发展史么/ 看完后举得，在中国发展什么都需要人脉做铺垫啊。。 呵呵受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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