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环境监测权？

失格君

　　“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都是草，而让草生长的，是社会的底层土壤。”面对环境和空气等公共资源，公民是否有权利自测发布，在“我为祖国测空气”之后的又一次环境自测活动启动后，引发讨论

　　NBW记者王佩菁北京报道

　　微博上突然热传的《环境监测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让冯永锋发起的测重金属行动陷入了某种尴尬。公众第一次发现，民间自测环境尚带有合法性上的疑虑。由之带来相关问题的热议：公民是否有自测环境信息、发布数据的权利？民间环境检测又应遵循怎样的原则？

　　环境监测范围涉及空气、水、土壤、声等。此前，冯永锋开展的“我为祖国测空气”活动受到的支持和质疑之声并存。前任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接受媒体访问时评价称：“有点情绪化，国外也没有这样用手持仪器民间自测空气质量的。”

　　7月6日，冯永锋又在微博上高调为购买金属检测仪器募集资金，以收集数据。他还希望能与全国各地的环保组织一起绘制一张中国重金属污染“形势图”。他谨慎表示：“当然，这只是个参考。”但依然引来另一位环保行业人士“阿奕长官”的专业性诘问。

　　成为“万分之一”

　　41岁的冯永锋在2006年底依托各地的民间环保组织，在达尔问自然求知社下发起建立了“自然大学”这一品牌，而他本人也被很多人称为“冯校长”。这位环保启蒙者的测重金属想法并不是凭空而来。

　　2011年8月，冯永锋随台湾一个环保组织去考察当地一个高速公路的路基。路基是用冶炼厂的灰渣铺成的，而灰渣里很可能还有大量的重金属。尽管相关部门一再强调这些灰渣没有问题，但一个环保人士还是执意要自己测一下。他用一台手持式重金属检测仪对准随意拎来的一个灰渣样品，1分钟后，显示器上就出现了结果。

　　这一次，冯永锋准备筹资购买的就是这样一台有点像吹风机”的手持X射线荧光分析仪（简称XRF分析仪）。

　　冯永锋向《新商务周刊》介绍他的思路：第一步，与公募基金会“北京水源保护基金会”合作，用一个月的时间购买一台（或者多台）便携式重金属检测仪；第二步，与全国各地的民间环保组织一起利用这些仪器开展民间独立检测活动；第三步，在大量检测数据的基础上发起环保倡导活动，推动政府加强监管，企业加强环境治理，帮助受害者维护正当权益。

　　冯永锋在微博上写道：“一台便携式重金属检测仪，软件加上硬件，可能需要40万元左右。我将这40万元，分成10000份，每人只需要出40元，或者40元的倍数来参与。”每一个参与活动的人，都被冯永锋称作“万分之一”。

　　双语环境新闻网站“中外对话”的副总编辑刘鉴强在第一时间参与到了活动中，捐了400块钱，成为了“万分之一”中的一员。刘鉴强说：“这个事情很好。民间要做政府不做的事情，推动政府来做，就像民间对空气质量的讨论，推动国家开始对PM2.5的监测。”

　　2011年的“我为祖国测空气”的活动使冯永锋更加相信这种“亲自参与”的活动的力量。他反复提到要“主动求知”，并预计最好的状况是购买5-10台仪器在全国“漂流”，让更多人动手去参与测量，对抽象的重金属有一个具体的认知。

　　截止到7月29日晚8点，冯永锋共筹到了41001.57元。这距离当初定下的40万还有很大的距离。冯永锋已向厂家争取到先付款20万元使用仪器，剩下的20万元十个月分期付清。冯永锋说，公众的信任是逐渐积累的，如果先把机器拿到手，第二步、第三步的活动开展起来，大家看到了实际的效果，一定会加入到捐款的行列中。

　　“先把CMC证书贴出来吧”

　　从事环保行业的“阿奕长官”在微博上看到冯永锋组织的活动后，与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

　　阿奕长官参加过几次自然大学的活动，最喜欢的是观鸟。他也接触过冯永锋，觉得他是一个不拘小节的性情中人，是一个做事的人。并对自然大学的活动多有积极评价，唯此次例外。

　　首先是仪器的专业性。“阿奕长官”希望冯永锋能够提供他准备从伊诺斯公司购买的手持仪器的CMC证书。此外，虽然XRF分析仪配合不同的软件能够测量化妆品、土壤、水样中的重金属含量，并且能够现场快速出数，但是相比实验室的仪器，便携式仪器读出的数据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因此不能通过CMA认证。

　　其次是操作的专业性。测量的取样非常讲究，所有的测量都只是对样本负责，因此若取样不科学，读出的数据其实也不具有代表性。

　　第三是过程中的监督。他指出仪器的购买没有经过竞标，数据的发布没有第三方监督，所有一切都建立在人们对冯永锋个人的信任之上。

　　网友“白云环境”同样表达了民间环境监测专业性的怀疑。“交给化验公司做比较好，一显得客观公正，二也更专业科学一点。每次交一个检测费用就可以，免了设备的投入、保养。”他说。

　　对于这些质疑，冯永锋在气愤之余感到很委屈。他对《新商务周刊》说，他测量出来的数据只用于了解真相，但不作为“正式证据”，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质疑数据真实性的权利，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对这项活动进行监督。

　　“阿奕长官”评价称：“民间组织没有能力做这些技术上的事，也没有必要做这些技术上的事。”他认为民间环保组织应帮助那些需要测量重金属含量的公众联系到专业的机构，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测量，或是向环保部门申请公开环境监测报告。

　　冯永锋则回应称：“专业的公司有其价值，但环保组织有环保组织的价值。”

　　这场争论代表了对待民间环境自测的两种不同观点。而多有网友对冯的活动表达支持：“环保方面的很多事情，并不需要多么专业，比如食品安全，我们吃了不安全的东西，中毒了，拉肚子了，还需要专业机构检测才知道吃的东西是不干净的吗？空气那么脏，看不到蓝天，还需要北京市环保局出个官方结果，才敢肯定那不是蓝天吗？官方有那么多先进设备，但他们就是不做。民间力量弱，但只要做起来，就能起到大的推动作用。”

　　谁的环境监测权

　　争论当口，《新闻晨报》刊出一篇《我国可能禁止民间环保自测》的文章。文章中说，根据2009年4月环保部公布的《环境监测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涉及环境质量的环境监测信息。”

　　这条消息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许多人在冯永锋的微博上问道：“这个活动不会违法吧？”

　　很快，环保部的一位官员站出来解释说，2009年的征求意见稿经过各个部门的商讨和协商已经有了很多变化，修订后的版本也已经上报到国务院法制办。“在我们上报的《条例》草案中，我们并未限制其他单位和个人对环境质量进行监测，只是规定其监测结果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不能通过公共平台进行发布。”而条例之所以在三年之后还未出炉，是因为环境监测涉及到空气、土壤、水等等，所以在各个部门之间流转协调的时间较长。

　　2011年12月19日，包括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在内的共21家民间环保组织向国务院法制办提交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对征求意见稿中7条具体的条款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包括要求删除上述的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这一款里‘任何’的措辞，面太广，会引起理解上的歧义。环境质量关系公众健康，公众对环境质量信息具有知情权。条例中，应当制定更加便于公众了解环境质量监测信息的条款，而非对公众的环境信息知情权规定需要审批或进行限制。”

　　“民间的检测其实是对官方监测的有效补充。有时候，正是因为官方数据的缺失，才导致了民间检测的兴起。”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马军说。

　　阿奕长官建议，如果活动的目的是维护公众的知情权，与其兴师动众地召集款项购买机器，不如组织一些活动督促《环境监测管理条例》的尽快发布，或是督促尽快完善环境监测的第三方准入管理办法。

　　据了解，目前，北京、山西、四川三个省市已经颁发了自己的环境监测第三方准入管理办法。其中，《北京市社会化环境监测机构能力认定管理办法》自2009年发布以来，先后两批共通过了十一家社会检测机构。另外，还有谱尼测试这样的大型商业检测机构提供各种检测服务。

　　民间参与环境监测的热情也并未因条例受到影响。在空气质量受到空前关注的背景下，不少民间人士用手中工具自测PM2.5信息。对于环保组织和公众通过微博参与的自测行动，专家多评价积极，赞其带有某种公民自觉，在政府环境信息不够充分透明的当下值得被鼓励。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经济与管理系教授宋国君对本刊表示，环境和空气是公共资源，每个人都有权利来测，并不需要法律去规定。至于数据的专业性，一般情况下只要测量者按照相关规范操作，测出的数据就是可信的。现在关于环境的信息很多数据是缺乏的，政府部门不可能方方面面都测到，应该欢迎那些愿意为我们测量的人来做这些工作。

　　“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都是草，而让草生长的，是社会的底层土壤。”冯永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