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环保观察二十四期：不闹不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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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环保观察二十四期：不闹不解决

宁波发生环保抗议活动：上周末，中国宁波市发生的抗议活动迫使当地官员叫停了一项计划投资89亿美元的石化厂扩建项目。宁波的官员周日晚间说，将暂停中石化旗下子公司经营的一家炼化厂扩建计划，并进行进一步的论证。

宁波告全区市民书：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政府门户网站10月27日发布《告全区市民书》称，近日出现部分村民、居民就镇海炼化扩建一体化项目上访的情况。少数人员在信访和反映问题过程中，采取静坐、拉横幅、散发传单、堵路、阻断交通等方式，影响了社会正常秩序与和谐稳定，干扰了全区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

宁波镇海炼化项目新闻发布会实录：宁波政府表示，26日晚扣留51人；网传有宁波大学一女学生死亡纯属谣言，网传“宁波投资500多亿元建PX项目”与事实不符。

不闹不解决: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在微博上表示：街头政治压力下，宁波放弃PX。不闹不解决，一闹就解决，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结果是可以预期的。这不是法律的裁决，而是政治的结果，街头政治逼迫，在各地已有传染性，从闽到川到苏到浙。这种传染和示范，是老百姓不想面对的，更是政府无法承受的代价。议会越多政治，法律越多发声，街头越少政治。

大连福佳的工厂仍在扩充：当英国《金融时报》在今年6月走访隶属于大连市政府支持的大连福佳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的工厂时，工人、保安和外部供应商都表示，该厂仍在扩充，并且在招聘新员工。大连市政府和大连福佳拒绝置评。

通过司法诉讼渠道解决的环境纠纷不足1%：10月2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专题讲座，环保部原总工程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杨朝飞在专题讲座中说，2005年以来，环保部直接接报处置的事件共927起，重特大事件72起，其中2011年重大事件比上年同期增长120%，特别是重金属和危险化学品突发环境事件呈高发态势。

“十一五”期间，环境信访30多万件，行政复议2614件，而相比之下，行政诉讼只有980件，刑事诉讼只有30件。杨朝飞认为，环保官司难打是环保问题的主要成因之一。据调查，真正通过司法诉讼渠道解决的环境纠纷不足1%。一方面群众遇到环境纠纷，宁愿选择信访或举报投诉等途径解决，而不选择司法途径；另一方面司法部门也不愿意受理环境纠纷案件。

把生活的裁定权还给民众：“支持国家建设”正以崇高面目侵犯着我们对生活的自由裁定权。你不能因为名字叫崇高，就保证自己不猥琐，打着国家的名义，就掩藏了自己的钱包。厘清什么“支持国家建设”，我认为保护好下一代的健康才是最长远的支持国家建设，不让长官独大也是，或干脆，当你有建的想法而我们有不建的权利时，就是最好的国家建设。

修订《环境保护法》应明确公民环境权：公民环境权入法有利于控制污染、加强执法、改善环境、促进环保事业发展，并且符合国际社会潮流。我国《宪法》中已经写入了人权，而环境权本身就是人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修订《环境保护法》时应当明确公民环境权，即“公民有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和保护环境的义务”。

健康与气候图集：据新华社10月30日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29日在日内瓦共同发布《健康与气候图集》，该图集汇集了众多图表，让读者一目了然地看到气候变化和各种极端灾害对人们健康造成的影响。

为千年鸟道建自然保护地:10月29日，一封全国各地鸟会联署的公开信递交到国家林业局保护区司，呼吁为千年鸟道候鸟迁徙廊道关键区域建立自然保护地管理机制，彻底改变我国候鸟迁徙通道上执法薄弱、护鸟无力的现状。

28日下午，在中科院动物所，自然大学主办了一次讨论会，为这封公开信的呼吁内容，以及知名媒体人邓飞发起的#让候鸟飞#公益项目，分别进行了讨论。

发生在德国的反焚故事：BI认为，总的来说，法定程序外行动策略比法定程序内行动策略更有效。因为涉及垃圾焚烧的法律很旧，排放标准低，有时比其他欧洲国家还低。所以，仅仅依靠法律不足以停止焚烧厂项目。

对话《仇岗卫士》卢思骋：面对一个挑战，以往我们会说，你（政府）不放开给我们发展，而现在的情况是，门都已经打开了，你敢不敢进去，有没有能力进去，这是对NGO的一个考验。有机遇，也有挑战存在。

有策略的“驴屎蛋”：国内NGO很少能够影响政府的决策，什么样的NGO能影响？首先要有专业性，和律师事务所相似，规模不大，是专业人士，有自己的特色，不能什么案子都接。律师事务所分工很细，随便说一个事务所，一听就知道擅长做什么，NGO也应该这样。

——@倪呀么小乐:硬币永远有两边，专业化，正规化当然有好处。但是也有很多弊病。西方国家的环境组织今天就身处这样的尴尬。何况专业化和正规化也是需要经济和制度基础的。如何在中国的背景下找到平衡是个问题。

而专业化也意味着组织内部各个部门的专司其职。NGO越来越像公司，分级，官僚情况严重。资金来源大多是中产，在乎的也得是中产关心的问题，虽然那常常不是最严重的环境问题。他们脱离最受环境困扰的底层人群，失去发动在地环境运动，挑战社会结构的动力。组织里市场募款公关部门最重要。

战略规划”不是计划讨论出来的：一家公益机构也该是如此，你可以活得像一棵树，你也可以活得像一条河，无论是像树还是像河，你都无法预先规划生长的方向和生长的结果。你只可以相信，只要扎根土地，你就能向上生长；只要向前奔流，你就会找到通路。

——@倪一璟：小机构，要聚焦，战略规划就是做减法。小机构规范化，主要是对创始人的约束，创始期用自己的钱还可以糊里胡涂，一旦开始用别人的钱做项目，不规范化，机构缺乏公信力，会死，见光死。

在企业“卧底”三年:或许NGO和企业的关系应走出“不要脸——多管闲事”的相互指责。企业有弱势的一面，自己的无奈渴望得到理解与帮助。NGO在与企业的沟通中也需要提升专业技能，或许需要更多的技术背景和技巧。

三亚保卫战：做为《中青报》的资深记者，卢跃刚深知媒体的作用有限，必须配备足够的社会资源才行。他首先想到了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环保NGO－自然之友。通过朋友的关系，卢跃刚找到了该组织的理事长，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可没想到，对方的回答是：“我们只管得了（滇西）金丝猴，管不了大化肥。”（故事发生在1995年——编者注）

中国城镇化率：51.27%！在面对中国城镇化率2011年达到这样一个数字水平时，不同的人表达了完全不同的态度。更多舆论将其看作是有着几千年“乡村中国”传统的国家，终于迎来了向“城市中国”转变的历史性节点。

但另一方面，在这样的一个数字背后，另一组数字显示，更符合中国真实城镇化率的户籍城镇化率却不到35%，这意味着51.27%的城镇化率统计中，有大概1.59亿的人还没有从根本上融入到自己所生活的城市，尽管这些人中间有的已经长期定居在其所居住的城市，并购房、纳税。

消失的村庄：南坑村，始建于清朝末期，最鼎盛时有130多口人，坐落在赣西北群山深处，31座蓝砖黑瓦的木屋，依山而建，散落在狭长的山坳间。

如今，它终究没有挡住城市化的冲击，青壮年挤入城市讨生活，一家家搬离了村庄。现在，一个叫钟兆武的64岁老人成了村里唯一的居民，守护着这个据传清朝末年由浙江丽水迁来的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