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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或者说将近十年前,我开始跟着环保组织的观鸟爱好者们去认识野外鸟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地方是绝对不会去的,那就是动物园。动物园里看到的鸟类,无论是珍稀还是凡常,无论是本地种还是外来品,都不能记到帐上。我们在农村里看到鸡鸭,城市里看到鸽子,也同样不能当鸟记为“新种”。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经验的积累,民间观鸟高手成批涌现,他们早已取代国控鸟类研究部门的那些专家,成为中国真正懂鸟爱鸟甚至愿意保护鸟类的环保志愿者。观鸟爱好者们又是不甘寂寞的,他们每天都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一点点成绩,因此,他们成为高手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分化,大体分为持续的观鸟者与拍摄鸟类者。拍摄鸟类需要极好的设备,因此,好的车,好的照相机,好的望远镜,充裕的时间,都得无中生有,在最短的时间内配备齐全。否则,出门前一想到自身的简陋可能意味着贫困,难免招人笑话;出门后在与同行者比拼设备时,可能羞愧而死。 观鸟的人大体也出现了分化,一种是到处追逐新种,立定心意要和全中国一千一百多种鸟类全都打个照面,尤其要把全中国各种特有鸟类看到眼,然后是中国周边国家的特有种类收入“群鸟过眼录”;再就是全世界到处疯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近万种鸟类都浏览一遍,一生不冤此行。当然也有一种不求上进的,多半只在本地观鸟,虽然出差时胸前也挂着望远镜,但从来不强求,车上看到某只鸟晃过,也没想到让司机停下来细细观赏一通;麻雀们在筑巢繁殖,等人的时候会看得精细些,要是连等人的时间都没有,也就匆匆地瞟一下,能看到多少是多少。这一种人,其“新种”记录总是很难上涨;常见种的了解深刻度,也未必穿透,但这样的人,仍旧乐意把自己称为观鸟者,因为,至少他与鸟类之间,不存在隔膜。 当我们把一个认识鸟的人称为环保志愿者或者环保人士,是希望他在认识鸟、欣赏鸟、享受鸟类带给他生命愉悦的同时,能够感应到鸟类所遭遇的伤害,能够为鸟类拍案而起,放下望远镜而战。当我们把一个志力于推动公众观鸟的机构称之为环保组织,是希望这家组织能够在培养观鸟高手的同时,能够推动观鸟高手们成为鸟类保护的专家和斗士。 如果一个人认识鸟而不敢去保护鸟,那么这个人只能称之为鸟类知识专家,而无法称为鸟类保护专家。一个机构培养了大量观鸟爱好者,这个机构只能称之为观鸟培训组织,而无法称之为环保组织。一个人拥有多少知识,其实是无意义的,要让知识有意义起来,就得让知识为社会所用。一个机构拥有多少观鸟会员,其实是无意义的,要让会员大量地成为社会上可信赖的环境保护者,这机构才算具有了活性和尊严。 这“社会”的意思,大体包括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于社会生态系统,是带动更多的人一起观鸟;于自然生态系统,是在观鸟的同时能够动用所有能量为保护鸟类而拼尽力气。当一个认识鸟的人遭遇不认识鸟的人——而这个情况绝对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作为一个缺乏自然认知传统甚至缺乏自然认知能力的国家,中国的任何一个稍微懂点鸟的人,每天都会遇上成千上万不懂鸟的人,甚至可以肯定地说,他每天遇上的人,全都是不懂鸟的人——他的第一任务,不是炫耀自己懂得多少鸟,而是费尽口舌去向对面的人讲述观鸟的乐趣,传播观鸟的技巧,解释观鸟的便利,指导其在最短的时间内参与到观鸟活动中来。 带动更多的人观鸟,全国各地已经存在的观鸟组织一直都在做。大家的做法大体相同,就是定期举办观鸟活动,活动场地一般在城市内部或者周边,比较易达,又比较符合新手的入门状态,比如北京在天坛公园、圆明园公园,比如深圳在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比如上海在南汇的湿地,比如杭州在西溪湿地等。几乎所有的机构,都本能地逃避一个观鸟场所:动物园。大家很有志气地认为,观鸟团体是些与自然为友的人,不屑于像那些不懂鸟兽虫鱼的人那样,愚痴地只知道到动物园去认识动物。他们甚至相信,动物园认识动物,本身是一种“残忍”的认知过程,表面上很快乐,其实无论对动物还是对自己的心灵,都不会有太多的帮助。 然而我们的国家就是一个喜爱建设动物园的国家,然而我们的国家就是一个只愿意在“园子”里认知自然的国家,把自然关在园子里、笼子里、池子里,说到底是为了既能满足认识自然的基本好奇心,又能够保证个体生命的绝对安全,还能够制造一种虚幻的“走近自然”荣耀感。 因此,无论你何时进入动物园,都会发现很多人满怀饥渴地围在各个场馆前欢声笑语。在这个时刻,人们心里真的会涌起一个渴望,他们想更多地认识这些动物,他们想更多地知识,自己的生命之外,还有多少生灵在同步呼吸和梦想。 2010年5月份的一天,环境保护部为了纪念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在动物园里竖立起了一个纪念碑。我去参加这个盛大集会的时候,经过北京动物园的水禽湖,三只斑头雁在草地上漫步,一对老年夫妇走过来,他们愉快地叫喊着:“天鹅,天鹅,我们快与它合个影。”有三只白鹭在水中静静地站立,兴奋的人们使劲地朝它们喊:“看看看,这是丹顶鹤。” 几乎每一种鸟都被人叫错名字,人们想当然地把此前汇总到头脑里的所有的鸟类的名字,随意地用到了眼前的鸟类身上,在如此具象的物种面前,大家满怀的全是率性的妄想。人们想要和鸟类对话,但总是用错语言。人们想要和鸟类交朋友,但总是无法“初相识”。人们想要更真切地欣赏鸟类的美,但在他们与鸟类透明的空气中,分明竖立着一堵无法融化的墙。 参加这个集会还让我不小心知道,北京动物园虽然一直在招志愿者,但很少招“讲解志愿者”,志愿者们被招来,不是作为指路牌,就是作为检票机。所有买票进入动物园的人,只能依靠自己的运气,去拼命认识牌子上那几行生硬的“物种介绍”。 那么为什么没有可能,找一些懂鸟的人,每天站在水禽湖边,拿着《中国鸟类野外手册》,架起单筒望远镜,挂着双筒望远镜,极其殷勤地教水禽湖边的游客认识鸟类呢?认识自然是一个缓慢而持久的过程,融化我们与自然之间的那层隔膜,需要的却是一次启动的机会。很多人之所以终身与自然为伍却对自然毫无所知,就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中,总是遭遇不到启动的那一个美妙时刻。致力于鸟类保护的环保组织,致力于带动更多的人观鸟的环保组织,为什么不能够把动物园水禽湖这样的地方,作为观鸟“预科班”的最佳招生点呢?在这个时刻,同时散发各地观鸟组织的资料和联系方式,初次启蒙的游客们回到家中,就很有可能在几天后就参与到当地的观鸟活动中。 冒着被其他观鸟组织嘲笑的危险,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开始在北京动物园作起了尝试。快一年了,我们的尝试远远无法说获得成功。做得不好的原因,表面上看,是“讲解老师”资源库积累得太慢。北京虽然有不少人认识鸟,知识储备应当说是够了;有不少观鸟高手也都在退休与半退休之间,时间倒也说得上充裕;但由于达尔问是一家刚刚成立的机构,找到足够多的讲解导师,或者说激发更多的人来担任讲解导师,还是缺乏引爆的能量。 但做得不好的深层次原因,仍旧是我们对在动物园里观鸟有天生的畏怯心理,或者说,尚未准备地明了这个项目的意义和目标所在。因此,我们没有全副武装地去攻坚克难,我们没有精心细致地设计活动方案,我们也没有主动与北京动物园商讨和沟通理想的解决方案,我们更没有把全国各地的观鸟信息进行汇总后“舒化”。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把每周找到至少一个讲解导师为项目目标进行拓展,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把“现场教学及传播方案”设计得富有吸收力,如果我们能够给每一个路边身边的陌生人送上一些易入口的观鸟资料,如果我们能给讲解导师申请到一定的“专家志愿者补贴”,那么这个项目的可持续性就会生成,那么这个项目的生命力就可能涌现。 一个人认识自然界,需要一些机缘。环保组织的公众教育项目,其实就是为了在社会上广泛地散布这些机缘,进而让想认识自然的人,能够迅速找到认识自然的路径和伙伴。从这个意义上说,帮助大家在动物园观赏鸟兽,就跟到帮助大家在公园里认识草木一样,都是一个很可推进的项目,至少,这个项目永远不缺乏“公众教育目标”。 在一个从古到今都与自然深度隔绝的国家,公众教育最不愁的就是“生源”,愁的是环保组织的意志力和发现能力。(2011.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