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癌症村：城乡不平等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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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癌症村：城乡不平等的牺牲品

安娜·罗拉-温赖特的新书《为呼吸而战》讲述了中国农村居民与癌症抗争的故事。她指出，农村居民“无法想象”的痛苦并未得到公众足够的关注。

许多农村和这个江苏的小渔村一样饱受着因污染产生的疾病的折磨。图片来源：  Lu Guang

       众所周知，城乡差异是中国社会的一大断层线。农村地区的工业化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农业为中国城市居民供应食粮，而强征土地带来了新的投资机会和政府收入来源。

       但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却并非公平分配的。许多农村居民不仅没有从发展中直接获得任何好处，甚至还牺牲了自身的健康。城乡之间社会福利的差异更加重了这种不平等现象。

       近年来，农村医疗合作社的创立无疑改善了中国乡村地区的福利水平，但这种改善仍然十分有限。农村居民长期经受社会的不公，被排斥在各种社会关爱和保障之外，疾病不过是这些遭遇的一种极端体现。正如我在《为呼吸而战》一书中写的那样，人们争取保障的努力不仅仅是一种身体上的抗争，更是社会意义上的抗争，既为了保全自身，更为了获得家人和邻里的支持。

       过去十年中，我在中国农村生活了将近两年时间，研究当地人对发展、疾病、污染和道德的看法。在这一过程中，我得以亲眼见证农村居民需要承受的很多难以想象的痛苦（既有环境上的，也有其他方面的），以及许多闪耀着人性尊严、善良和坚韧光辉的难忘时刻。这其中的许多场景我将永生铭记。

       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为了给修路腾地方，一块块地卸下屋瓦后拆掉了自己当初亲手建起的房子。一位七十岁的老太太拒绝接受青光眼治疗——她说“一只眼够用了”——只为了省钱让孙子上学。我房东的父亲身患食道癌，不时往废报纸上吐血。六十岁的王大爷胃癌晚期喝农药自杀，几年之后他的老伴还在镇里捡塑料瓶供孙女上学。农村人明知农田污染严重但仍然在其中劳作。一位反火化人士中风之后卧床不起，苍蝇围着他乱飞，身旁是他生病的妻子。

      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就一直伴随着对经济发展的环境影响、特别是污染问题的担忧。中外媒体中充斥着食品安全丑闻，大规模污染事件和频频发生、久治难除的污染报道。

默默承受

       癌症高发区、不孕不育、胎儿畸形和其他污染造成的健康问题已经成为中国人关心的大事。越来越多人开始在环保NGO和媒体的帮助下通过民事诉讼、申诉和上访等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也时常可以取得一些效果。学术研究已经开始关注媒体、环保NGO和民事诉讼在环保法规执行中的作用。但很多环境问题都发生在记者、法庭和NGO的视线之外。同样地，身处污染中的人们面临的问题也各不相同。公民行动往往规模小、缺乏组织，而且与媒体、法庭和NGO的话语大相径庭。

      对环保意识的研究倾向于关注城市中产阶级，这样便会让人误以为农村人口并未受到环境污染的影响，或者根本不关注环境问题。通过在云南、湖南和广东等地严重污染地区的亲身调查，我认识到农村居民对他们面临的环境风险是有着十分深刻认识的。

      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村居民只是默默承受：他们或是无力改变污染现状，或是被污染企业说服而认为污染无法避免。在很多地区，不仅地方（乃至中央）政府的收入依靠某个行业，当地居民更是依赖企业谋生，以上现象就更加常见。

       在那些常年贫困又缺少其他收入来源的地区，这种对污染企业的依赖格外明显。在这些地区，地方政府常常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一边是远期的可持续发展，另一边是短期之内对就业和公共服务的需求。结果，环境法规被忽视，而当地的百姓却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让人不禁怀疑他们在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的能力。

       这种自我否定使我们很难判断农村居民是否认为自己已经过上了富足的生活，要确知他们对整体生活质量的看法更是难上加难。他们眼中“美好生活”的标准仅仅包括那些他们认为可以实现的东西。而清洁的环境显然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抗议者的潜质？

       这显然是环境不公正的最深刻体现：他们不仅要承受环境污染，而且不认为自己应该获得更好的生活环境。结果就造成了农村居民有限的环境健康意识，虽然明白污染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有害，却感觉自身无力改变现状。这凸显出农村居民对于发展和现代化的矛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公正和社会冲突的新断层线。农村居民是否以及如何发声反对污染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抉择，更是一个深层次的道德问题，与社会凝聚力、将污染的责任归于何人以及污染者如何回应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作为广泛存在于工业化中国农村的一种常见现象，这让我们得以更好地了解发展的高昂成本以及成本和收益的不平均分配。许多评论人士将环保抗议活动视为预示着公民社会崛起的标志。跟他们一样，我起初也是抱着探索的目的，希望发现公民行动的巨大潜力。这一路过来，我清醒了很多，我现在只能说中国环保公民行动的潜力目前仍然有限。没有人能够预测，这种在城乡间分配不均的无情环境问题究竟能否带来有望挑战政府的抗议活动。

      我的研究表明，在特定情况下（酸液泄漏、爆炸或者其他严重事件）或许有望将人们对污染危害的潜在（而不断增长的）意识推向前台，并引发激烈的抗议活动。与此同时，污染情况持续时间越久，受影响地区的居民就越会将污染视为不可避免，尤其是当他们阻止污染的努力失败之后。

       从很多方面来说，人们的沉默是比政府压制抗议更大的悲剧。但人们听天由命地忍受着污染并不意味着他们甘于现状。他们明白，有人比他们受益多、受害少。这样看来，市民可以在阻止污染中发挥关键的作用，但我们首先还是需要了解被污染困扰的生活让一些人觉得自己是多么的无能为力。

安娜·罗拉-温赖特博士的新书《为呼吸而战：一个中国乡村的道德生活和癌症致死》已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