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民杯”大学生公益项目征集大赛

一、背景与宗旨
人口流动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2006年4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农民工大约有2亿人，而他们的子女，无论是随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还是农村的“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都面临着教育、健康、贫穷、社会边缘化等诸多问题，这将直接影响他们在安全、教育、行为甚至心理上的正常发展。今天的农民工子女就是未来的新公民，农民工子女的问题不仅仅关系着他们及其所在的家庭的未来，也关系着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进步和稳定。因此，关注农民工子女的成长发展问题，使他们拥有美好的明天，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为了动员社会力量，帮助农民工女子解决和改善其成长与发展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北京、上海10所高校学生社团共同发起以关注和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为宗旨的“‘新公民杯’大学生公益项目征集大赛”，以期通过此次活动，在当代大学生中弘扬志愿精神，激发奉献爱心、投身公益的公德意识和责任感；鼓励大学生将专业知识和技能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从而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
本次大赛的特点是：公益性、创新性、实践性、示范性。

二、大赛名称、时间
名称：“新公民杯”大学生公益项目征集大赛
时间：2007年4月—7月

三、大赛组织
1、发起单位：
北京大学爱心社、清华大学爱心公益协会、中国人民大学陶行知研究会、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协会、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西部之窗协会、复旦大学远征社、华东理工大学益方社、上海海事大学三农服务社、上海交通大学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上海理工大学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大赛组织委员会由发起单位组成，组委会办事处分别设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复旦大学（上海）。
2、协办单位：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社区与文化委员会
全国展望计划办公室
3、资助单位：南都公益基金
4、大赛指导委员会：由两家协办单位组成，办事处分别设在北京和上海。
5、大赛评审委员会：由相关领域的专家、社会公益事业活动家、大赛组委会代表和大赛指导委员会代表共同组成；专家由指导委员会负责聘请。
6、大赛专用网站：www.xingongmin.cn
8、支持媒体：北京、上海数十家网络、平面媒体


四、参赛对象和资格
1、全国各高等院校（含民办高校）3人以上组成的团队均可参赛。每个团队应设1名负责人及多名骨干成员。鼓励跨学校、跨年级、跨专业组建参赛团队，欢迎港、澳、台高校学生团体参加。大赛谢绝个人形式参与。
2、申请团队应有必备的从事公益活动的条件及经历。

五、参赛选题和目标提示
1、建议选题：家庭教育、健康教育、安全教育、生命教育、心理辅导、性教育、法律知识、科普教育、环保教育、人格教育等方面。
2、自定选题：各参赛团队可以结合自身优势自行设定符合大赛宗旨的其他选题。
3、实践性与可操作性：各参赛团队确定的选题，应是农民工子女成长与发展中最急需解决，而且自己又有能力实施，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的问题。提倡深入到农民工子女集中的城市、农村学校和农民工家庭，把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品格修养、专业知识、创新精神和社会的关爱传递给农民工子女和他们的家庭。
4、示范性与可持续性：参赛项目应对于弥补农民工子女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方面存在的困难和不足具有一定价值，对于形成全社会都来关心农民工子女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具有示范作用。策划方案应对项目的预期目标、可行性与可持续发展性做出论证。

六、参赛方案要求
1、方案内容分为两类：
  实施类方案：包括已经实施或正在实施的项目。此类方案要有对该活动的记录和总结，并对下一步活动提出方案。在国内其他类似比赛中获奖的作品也可参赛。
  设计类方案：此类方案要体现创新性与实践性，应包括活动的策划展示、实施方式、预期目标、可持续性分析等。
2、参赛方案要做成PPT演示稿，同时要附有该方案的电子文本；有条件的参赛团体可以拍摄编辑成DV作品，并要附有该方案的电子文本。
3、格式要求：各方案的电子文本要符合规范格式，保存为.doc格式的文本文件；PPT演示稿要保存成自动播放的PPS格式；DV作品剪辑成rm或wmv格式，要求播放长度不超过10分钟。
4、方案应以汉语普通话为表述语言。
5、DV作品应以DV摄像机为主要拍摄工具,以电脑为主要制作工具。
6、参赛方案严禁剽窃或者抄袭他人成果，一经发现，取消参赛资格。

七、参赛方法
1、各申请团队请根据本校的相关管理规定报名参赛。
2、参赛报名
  参赛团体从4月14日起，登录以下网站下载报名表填写相关资料，通过网络填写报名表进行报名。同时下载参赛方案电子文本的规范格式，下载网址：http://www.xingongmin.cn
  网上报名截止日期：2007年6月1日
3、方案提交
  在完成网上报名后，各参赛团队在提交方案截止日期之前，将参赛方案的所有相关文件（包括电子文稿、PPT和DV文件刻录成DVD光盘）和报名表一起邮寄至以下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中国人民大学团委“新公民杯大学生公益项目征集大赛组委会”  邮政编码：100872
  参赛材料邮寄时间：2007年4月20日——6月12日（以北京组委会所在地邮戳为准）

八、评选形式
1、本次大赛采取初审、复审、决赛三轮筛选的方式进行。初审由大赛评选委员会评审，复审采取网络投票与专家评审结合的方式，决赛方式待定。
2、大赛评审原则由大赛组委会制订，经大赛指导委员会审定后执行。
3、参加决赛的代表队每队成员不超过3人。决赛形式包括：
  代表队介绍项目10分钟。项目介绍应以PPT或DV视频等可视性方式演示；
  评审团提问10分钟。结合代表队的综合表现，评判出各队成绩，确定各队获奖名次；
  为了体现大赛公平、公正的原则，10所发起单位的参赛方案，将依据大赛评审原则，由大赛指导委组织专家另行评审；

九、奖项设置
大赛设纪念奖、分类提名奖、分类一二三等奖。
纪念奖：所有合格的参赛社团项目均获大赛纪念奖。
提名奖：实施类、设计类分别评出18个项目。
三等奖：实施类、设计类分别评出3个项目，各获得5000元的奖励和项目资助。
二等奖：实施类、设计类分别评出2个项目，各获得8000元的奖励和项目资助。
一等奖：实施类、设计类分别评出1个项目，各获得10000元的奖励和项目资助。
10所发起社团的参赛项目另行评审。

十、大赛日程
1、2007年4月14—6月1日：大赛组委会接受团队网上报名。
2、2007年4月20—6月12日：参赛团队将各团队的方案寄往大赛组委会。
3、2007年6月16—25日：网络投票。
4、2007年6月28—7月3日：专家复审。
5、2007年7月4日：公布决赛入围团队名单。
6、2007年7月上旬：决赛。

小心失去

“新公民杯”大学生公益项目征集大赛
倡议书

为了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关注农民工子女的成长环境，为了集思广益共同探索改善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方法，为了投身公益实践，让孩子们拥有美好的明天，北京、上海10所高校学生社团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社区与文化委员会、全国展望计划办公室和南都公益基金的支持下，决定共同向全国的大学生倡议发起 “新公民杯”大学生公益项目征集大赛。
本次大赛以关注和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为宗旨，以“公益性、创新性、实践性、示范性”为特点，激发当代大学生奉献爱心的社会责任感，弘扬投身公益的志愿精神，将大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从而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以我们的力量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农民工子女的生存状况，形成全社会都来关心农民工子女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氛围，为构建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的和谐社会而不懈努力！
为此，我们真诚倡议：全国的大学生朋友们，用我们的爱心与智慧，积极参加本次大赛：
   用我们的创意点燃孩子们心中的希望！
   用我们的行动温暖孩子们幼小的心灵！
用我们的智慧帮助孩子们放飞理想！
   
   
北京大学      爱心社
清华大学      爱心公益协会
中国人民大学    陶行知研究会
北京师范大学    农民之子协会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西部之窗协会
复旦大学      远征社
华东理工大学    益方社
上海海事大学    三农服务社
上海交通大学    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上海理工大学    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2007年4月14日于北京

小心失去

背景资料：

高校青年志愿者行为对流动儿童教育的影响
作者： 李一男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人口学院

【内容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的数量大规模增加。根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数字，我国现有的流动人口总数超过了1亿1千万，且呈现出迅速增加的趋势。在这些流动人群中，随父母流动的义务教育学龄儿童和少年，以及其他流动中的义务教育人口，占有很高比例。这部分“流动儿童”如何更好地享受正常的义务教育权利，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高校中青年志愿者队伍针对流动儿童的教育组织进行的支教、募捐等志愿行为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本文对北京市的高校青年志愿者行为和当地流动儿童的受教育状况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 流动儿童 青年志愿者 打工子弟学校 影响

一、流动儿童的定义和现状

我国人口众多，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大潮促使农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开始大规模流动，在我国人口流动的大趋势中，不仅包括青壮年劳动力，还有一大部分跟随父母流动的义务教育学龄儿童和少年，以及一些没有跟随父母的流动中的义务教育学龄人口。我们把这些常住地在城市，户籍在原籍的义务教育适龄人口统称为流动儿童。

根据一些资料中的估算，2005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约1.5亿，18周岁以下随父母流动的儿童达2000多万。在这些流动人群中，儿童的成长和教育已经凸显为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

目前我国的流动儿童还不能和居住地当地儿童一样享受同样的义务教育权利，造成这一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的是“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即基础教育由县、乡财政管理的教育体制。由于义务教育阶段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而流动儿童通常没有流入地的户口，所以无法享受由流入地政府财政负担的教育经费，必须额外缴纳一笔借读费才能够在公立学校入学。但是，公立学校的借读费通常价格不菲。身为城市中通常的低收入群体的流动人口，其自身经济水平和城市儿童教育条件之间的巨大差异成为子女进入公立学校就读的一道障碍。

大量适龄儿童无法进入公立学校读书，可是他们在客观上对接受教育有强烈的需要。这就促成了现在各地大量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出现。打工子弟学校一般由私人开办，其合法性得不到相关管理部门的承认，随时有被驱赶和解散的可能，而且无权授予正式文凭，甚至连正式的公章也没有。这种种原因，直接导致了打工子弟学校普遍存在着的硬件设施简陋、师资水平参差不齐、学校管理不善以及安全卫生隐患严重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打工子弟学校创办初期一般只开设低年级，教师大部分是创办人从老家找来的亲戚与朋友，他们不一定有教学经验。等到学校形成规模后，一般就向社会公开招聘，对学历及教学经验都有一定要求。有的学校由组织者回老家聘请有经验的教师，也有延聘所在地当地的退休教师。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是有几十年教龄的退休教师，也有大部分担任过农村民办及代课教师的来京打工者，教学经验有限。受到学校客观条件的制约，大多数教师的工资水平很低，但是由于人手缺乏，每位教师平均承担的教学任务却比公立学校繁重得多，有些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甚至有连续全天排课的紧张局面。与公立学校相比，教师队伍的自身素质并没有明显的劣势，他们中的很多人出于爱心，往往对学生投入更多关怀。因此学校设立的几门主要文化课程如语文、数学、自然、社会等，教学水平基本能够达到义务教育的要求，而对于一些素质课程如音乐、美术、体育、计算机，在学校硬件设施简陋的限制下，基本上都不设置或是设置课名而实际改上其他课程。造成了这里的学生普遍综合素质不如公立学校。

二、青年志愿者行为对流动儿童教育的推动作用

志愿者通常是指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热心社会服务和公益事业，以报名的方式自愿参加志愿服务工作的公民。有资料统计，中国目前总共有志愿者2000万人左右。在我国，主要有社区志愿者和青年志愿者两支大的志愿者队伍，前者多数是由本社区居民以及一些退休人员构成，后者的成员则是大量有高度社会责任心的有志青年。其中高校青年志愿者是青年志愿者的主体，顾名思义，高校青年志愿者主要是由在校大学生、研究生组成，与其他志愿者团体相比，他们一般自身素质较高，社会责任感较强，为人民服务的态度更加积极，团体的组织性和服务的目的性也更强。

前文提及，许多打工子弟学校往往面临着管理不正规、资金短缺、师资力量缺乏、教学硬件简陋、教师负担过重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状况又直接关系到社会上的一个重要弱势群体：流动儿童的切身利益。因此，打工子弟学校普遍地成为高校青年志愿者组织的支持帮扶项目。在北京，居全国十大杰出志愿服务集体之首的中国人民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与北京华奥民工子弟小学、行知打工子弟学校都有长期的支教项目，其他著名高校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青年志愿者团、首都师范大学晨曦社等，也都设有支持帮助其他的打工子弟学校如“新兴学校”、“德才学校”等的长期正式计划。

高校青年志愿者加入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队伍，对流动儿童的教育这一重大社会问题起着巨大的良性作用。

首先，高校青年志愿者普遍具备较高的素质和知识修养。虽然教学经验还有待积累，但是其知识水平和教学能力都毋庸置疑。经过简单的观察、模仿和专门培训，完全可以胜任小学、初中义务教育要求的任务目标，他们的加入，最直接使得打工子弟学校在校教师的教学任务相对减轻，使这些正式的老师可以集中更多精力投入他们的教学工作。而且高校青年志愿者与打工子弟学校的正式教师相比，所接触的新事物、新信息更快更多，他们加入到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队伍中，有助于提高教师队伍综合素质。同时，有特长的大学生还可以利用自己的特长担任流动儿童的音、体、美和计算机这类综合素质教育的任务，或者发挥自身兴趣特点，在课外时间向学生讲授一些科普综合类知识，扩大这些流动儿童的知识面，增强他们的学习兴趣，缩短打工子弟学校与公立学校讲学内容的差距，改变打工子弟学校的所谓“识字学校”的尴尬局面。从年龄上来看，高校青年志愿者支教队伍成员平均年龄在二十多岁，同在校学习的流动儿童的年龄差距相对较小，相同条件下他们和流动儿童的交流会比学校正式的老师更加容易。流动儿童需要有人关注，需要在有人引导的情况下正确认识自身所处的环境和待遇，更需要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由年龄比他们大几岁的高校青年志愿者“大哥哥”、“大姐姐”扮演这一角色非常恰当，而这也给研究并解决流动儿童心理问题提供了一个途径。

再者，高校青年志愿者身为大学生,一直是社会关注的“天之骄子”，而流动儿童问题更是当前新涌现的社会热点问题。所以高校青年志愿者支持流动儿童教育，这一行为本身就自然而然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重视的焦点。支教活动的发起、组织和展开等一系列过程都将伴随着媒体的报道和舆论的关注。而流动儿童这一弱势群体的处境，他们受教育的权力遭受到的种种影响，都随着支教活动的宣传和影响的扩大而有机会得到更大范围的重视。因之而来的国家和社会各界对于流动儿童的资助，包括物资援助、人力支援、财力资助等各种形式，也必然将远远大于高校年志愿者自身能够提供的帮助。因此可以说，高校青年志愿者支持流动儿童教育的活动项目，不仅有实际意义，更具有透析流动儿童处境，唤醒社会力量援助的宣传作用。

三、对青年志愿者支教行为的思考和建议

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校青年志愿者团体加入到支援流动儿童教育这一队伍中，社会各界对流动儿童的关心和支持的力量也大大增加。可以说，这项出自爱心的义务工程在目前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但是，高校青年志愿者的支教活动要更好地发展下去，让活动的作用和影响力得到充分发挥，与之相关的各个方面还应该作一些调整和改进。且从受助的打工子弟学校、青年志愿者自身和政府三者的角度加以分析：

1、受助学校方面：

各个高校青年志愿者团体的帮助，在事实上很大程度地为学生和学校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学校的创办者和管理者应该合理有效利用青年志愿者这一“资源”，充分发挥其最大作用。比如，让大学生主要担任一些提高素质，拓展知识面的课程的教学；有特长的青年志愿者更应该安排适合特长最大程度发挥的课程；也可以由青年志愿者们自发地不定期开办一些讲座，以灵活多样的教学干预形势激发流动儿童的学习兴趣；甚至还能够尝试让青年志愿者们专门针对流动儿童的心理特点开设一些咨询活动，利用师生年龄差距小，不存在代沟这一优势，消除他们的心理障碍。

但是，充分利用高校青年志愿者支教团体，并不意味着打工子弟学校的管理者可以一味地依靠在这些志愿项目上，而不主动想办法解决学校的师资力量问题。因为大学生们毕竟缺乏教学经验，如果学校根本没有合格负责任的老师让志愿者们模仿学习并对他们进行指导，难以达到合格的教学效果；其次，志愿项目一般都签有合同，可是大学生这一群体的活跃性很高，这导致他们有可能难以长期持续稳定地从事这项工作。在打工子弟学校自身流动性强的影响下，学生对教育稳定性的要求更为强烈，从学生利益的角度考虑不应该过多依赖高校青年志愿者支教团体，而聘请正式的教师虽然会有一部分开支，却能够维持教学的稳定性和连贯性，这也是打工子弟学校应该减少对青年志愿者的依赖的一个原因。

2、青年志愿者方面：

青年志愿者团体首先应该明确，身为志愿者团队成员的大学生，主要任务应该以学习为重，在义务活动、志愿项目投入过多时间和精力，显然不符合实际，因此影响学习更是得不偿失。而同时，志愿者团体自身力量有限，不可能长期而大量地向打工子弟学校或者其他弱势群体提供义务帮助。这么说并不是反对高校青年志愿者的支教行为，而是提醒高校的青年志愿者团体负责人，在支教的过程中更要注意自身的定位，以更积极认真的态度参与，尽可能把这项带有自发性的义务项目引导发展成为正式化、有组织、长时间，高效率的行动。最好的办法，是各个学校的青年志愿者团体能够针对自己帮扶的打工子弟学校量体裁衣，制定一套适合该校特点的支持教学计划，内容包括各类课程安排，整个学期的时间安排，每次支教行动的人员、器材，以及最终的成员绩效衡量等等，由专人负责，确保支教工作的每一步都能够达到要求，也避免了某些志愿者个人投入精力过多，受到不利影响。

支教活动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活动本质上是由志愿者们的爱心发起的，所以目前各高校志愿者团体在针对流动儿童教育这一类活动项目的工作安排中，往往侧重于支教活动，或者钱物捐助能够给受助的流动儿童带来多大帮助，希望以自身的努力来改善流动儿童的处境，却忽略了或者不重视对支教项目的宣传活动。其实前文已经分析，对高校青年志愿者支援流动儿童教育这一行为的宣传和报道，能够给社会上其他方面造成巨大的正面影响和引导作用，使受到帮助的流动儿童，以及援助没有涵盖到的那部分流动儿童在志愿者行为的影响下得到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资助。因而，高校青年志愿者支教团体更需要积极向外界推广和宣传自己的行为，扩大支援教育行动的影响力，进而扩大收益弱势群体的范围。

3、政府方面：

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对其根本的解决不可能靠高校青年志愿者或者其他义务性群体的自发行为来完成，很多人甚至提出，打工子弟学校也只能起到缓解危机的作用，终究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因而至关重要的是，如何通过高校青年志愿者的义务行为和打工子弟学校的不懈努力，唤醒社会上其他方面的关注，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帮助这部分弱势群体。

一九九八年，原国家教委和公安部下发了《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二零零一年国务院又公布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其中都对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北京市教育部门也开始关注本市流动儿童的教育，政府不再对打工子弟学校采取限制、取缔的强硬态度，而是转向整顿引导，使其能够完成合格的教育目标，分担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压力。因为义务教育既是强迫教育，也是国民教育，人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受到法律保护。所以政府必须主动负担及统筹起全民义务教育的责任，适时地改进旧的教育体制，适应新的社会形势，为流动儿童创造公平合理地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

同时，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由私人负责的专门招收流动儿童的教育集团。这给解决流动儿童的教育又提出了新的思路：只要能够保证学费低廉，教育质量合格，适当程度地引入私人团体参与也是有效的办法。国家和地方政府还应该在政策上倾斜，也可以对私人办学适当地进行补贴，鼓励合法、正当的私人集团用自己的力量帮助解决流动儿童教育的问题。

小心失去

背景资料：
关注流动儿童问题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段成荣
在中国人口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中国人口网   2007-01-17 19:38:25

近年来，随着流动儿童数量的不断增加及相关问题的不断尖锐化，流动儿童问题已逐渐成为一个受到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尽管中央政府对此问题高度重视，在《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等文件中都强调了这一问题并明确提出了解决办法，但是，由于流动人口自身的流动性较大、部分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还没有为解决流动儿童问题作好充分的准备等原因，国家解决流动儿童问题的政策还没有落实到实处。
我们认为，能否有效地解决流动儿童问题，将对我国社会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了更好地建设和谐社会，非常有必要认真地从战略高度关注和解决流动儿童问题。
一、流动儿童规模仍处于不断增长期，制定与流动儿童相关政策必须以此为基本出发点
不少地方在制定流动儿童相关政策时，常常首先做出这样的假定：由于农业税减免、农村实行“两免一补”等优惠政策，流动人口包括流动儿童会不断减少。在这样的假定下，不是积极地增加与流动儿童有关的资源和设施，而是被动地等待、观望。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这样的等待和观望也许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但问题是，这个假设是否成立呢？目前，我们还缺乏全国性的数据资料来检验这个假设。但从具备比较完备资料的部分城市的情况来看，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现实的情况是，近年来，流动儿童数量不断增加，而且未来还有进一步增加甚至较大幅度增加的可能。
流动儿童数量变动的这个基本趋势，应该成为制定与流动儿童相关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我们以北京市流动儿童的数量变动为例来考察这个问题。
1、过去10年内，北京市流动儿童规模由15万人迅速增加到50万人，流动儿童在全部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翻了一番。
流动儿童进入人们视野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此后，流动儿童的规模迅速增大，北京市流动儿童的规模变动也基本与此同步。1997年北京市外来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时全市流动儿童规模已经达到15.5万，占全部流动人口的6.73％；到2000年普查时，北京市流动儿童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到19.4万，不但绝对规模增幅大，其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流动人口本身。从1997年到2000年，流动儿童年均增长7.77%，流动儿童占全部流动人口的比重增加到9.15％（见表1）。
2000年以后，北京市的流动儿童进入更快的增长阶段。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结果显示，2006年下半年，北京市流动儿童在全部流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已达到14.1％。按此比例和北京市流动人口357.3万人的规模推算，当前，北京市0－14周岁流动儿童达50.4万人。2000年以来，北京市流动儿童规模年平均增长17.25％，明显高于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8.31%）。

资料来源： 1997年数据根据“1997年北京市外来人口普查”资料计算。该次普查的流动人口被称为外来人口；
2000年数据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计算；
2005年全市流动人口数量来自“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2006年流动儿童在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资料计算，当前的流动儿童规模则依据前述两个指标估计得到。
2、北京市流动儿童规模仍有大幅度增加的可能。
过去20年来，我国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这个过程中，人口流动逐渐展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人口流动大致有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农民利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以短距离流动为主，大多数农民单身外出，农忙季节依然回家，没有脱离家庭生活；
  第二阶段，随着流动范围扩大，跨省跨区域流动成为主体，农民基本脱离农业生产，不少家庭中夫妻双方均外出务工经商，子女留给家里的祖父母或其他亲属照顾；
  第三阶段，流动人口在外地站稳脚跟后，并且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安排子女随迁，在流入地生活、就学；
第四阶段，核心家庭在流入地稳定下来之后，青壮年流动人口进一步将父母列入随迁的考虑范围。
我们认为，当前，我国人口流动已进入第三阶段，并正在向第四阶段过渡。在这样一个时期，流动儿童将进一步增多。北京市流动儿童规模变动的未来也不例外，得出这一结论的理由如下：
（1）过去10年里，流动儿童数量增长势头十分明显，这一势头很难在短时期内发生根本改变。
从1997年到2006年，北京市流动儿童规模从15.5万增长到50.4万，增加了2.25倍，在全部流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从6.73％增长到14.1％，增加了7个百分点。分阶段来看，从1997年到2000年，流动儿童年均增长7.77%％，而从2000年到2006年，流动儿童年均增长17.25％，增长速度不但没有减慢，反而有明显的加快趋势。因此，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流动儿童数量增长没有迅速减缓的可能性。
（2）成年流动人口中的未婚人口将可能导致流动儿童的进一步增长。
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数据还显示，在现有成年流动人口中，21.2%为未婚人口。这些年轻的未婚流动人口很早就外出务工，他们将在异乡恋爱、结婚，甚至生儿育女，他们的未来子女有很大可能成为“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流动儿童。
此次调查收集了流动人口下一步打算留在北京还是离开北京的意向。对这些未婚流动人口（规模在60万人以上）而言，25％的人明确表示将来要长期在北京发展；更多的人（55％）表示看情况而定，由于北京市收入高等“拉力”因素的作用，这批规模在30万以上的“看情况”未婚流动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最终将选择长期留在北京。
与此相反，在60万未婚流动人口中，明确表示打算离开北京者所占的比例不到5％。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可以预见，目前在京的未婚流动人口将可能“带来”北京市未来流动儿童的较大幅度增长。
（3）目前仍生活在户籍所在地的大量“留守儿童”已形成了北京市流动儿童的巨大“蓄水池”，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随时可能来到北京，成为北京市的流动儿童。
目前，北京市成年流动人口中有不少人将其未成年子女留在户籍所在地，成为“留守儿童”。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些留守儿童相当于北京市全部流动人口的14.2％，其绝对规模超过50万人。
本次调查收集了留守儿童父母对其留守子女未来安排意向。调查结果表明，14.68％的父母明确表示将留守子女接来北京，38.26%的父母表示要“看情况”来决定是否接孩子来北京，如前所述，由于北京本身具有明显的“拉力”，这些“看情况”的父母中也可能会有相当多人在近期内将其留守子女接到北京来，从而促使北京市流动儿童规模进一步增长。
（4）在已经生活在北京的流动儿童中，可能留在北京的流动儿童明显多于可能回老家或去其他地方的流动儿童。
在考虑北京流动儿童数量未来变动趋势时，还需考虑目前已经生活在北京的50万流动儿童的未来打算：是继续留在北京还是离开北京。由于部分流动儿童的年龄较小，尚没有能力表达这方面的意愿，在调查中，我们收集了成年流动人口对其流动子女的未来生活地安排意愿信息，调查结果如表2所示。
      
表2显示，不少流动儿童的家长不打算让流动子女再回到家乡。打算未来安排其子女生活在北京的占三成，安排其子女回老家生活的不到一成，另外32.78％的家长“看情况”再决定其子女未来在何处居住，还有27.53％家长表示“看孩子自己的本事和意愿”。
“看情况”和“看孩子的本事和意愿”两项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但从明确选择留北京和回老家两者所占的比例看，前者则大大高于后者。应该说，“留北京”是更可能的选择。
综上所述，北京市流动儿童数量还将持续增长。北京必须为未来流动儿童规模的较大幅度增长做好充分准备。
其实，流动儿童数量的这种增长趋势不仅在北京存在，在其他城市甚至全国都是如此。比如，过去5年内，江苏省无锡市和河北省石家庄市的流动儿童规模都经历了快速的增长过程，无锡市流动儿童的年均增长速度甚至高达30％。为此，全社会都要为流动儿童的进一步增长做好必要的准备。
二、流动儿童已失去了和“老家”的联系，多数流动儿童今后不可能返回“老家”，这也应该成为制定与流动儿童相关政策的基本依据
仍以北京市流动儿童的情况为例，在北京市流动儿童中，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人”比例不断提高，越来越多流动儿童已经是事实上的“北京人”。
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数据显示，北京市34.82%的流动儿童出生在北京，63.95%的流动儿童在户籍所在地出生后跟随父母来到北京，还有1.22%的流动儿童出生在北京及户籍所在地以外的其他地方，之后才跟随父母流动到北京。这表明：超过三分之一（数量达到15万人以上）的流动儿童出生在北京。
从分年龄的数据来看，越是低年龄的流动儿童，出生在北京者所占比重越高，0、1、2、3岁组流动儿童中出生地为北京者所占比重都在40％以上，1岁组流动儿童的这一比例更高达51.35％。



   资料来源： 表中数据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资料计算，本文以下图表数据，如无特别说明，均来自此次调查。
  另据卫生部门统计数据显示，在北京分娩的流动人口越来越多。《新京报》报道：“从1995年到2005年，北京流动人口在医院分娩的孩子，从8000例上升到56000多例，10年间增长了7倍。
昨天，北京市卫生局发表《健康播报》称，目前，每年流动人口的新生儿已接近北京户籍人口出生数。”这也意味着北京市未来的流动儿童中“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比例有可能进一步升高。
特别是随着“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流动儿童的增多，这些在北京出生、在北京长大的流动儿童已经与“老家”失去了联系，很多流动儿童已经完全不具备在“老家”生活所需要的各种文化、习俗和知识，甚至连语言都不通了。
更重要的是，这些流动儿童与他们的父辈完全不同，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准城市居民，没有父辈的恋乡情节，基本不可能回到户口所在地的乡村，北京以及类似的各个城市将别无选择地选择接纳他们成为自己的成员。
这一特点，也应该成为制定与流动儿童相关政策的基本依据。
三、要及早关注大龄流动儿童的出路问题
2005年10月27日，两个北非裔法国青年因为躲避警察追踪躲进一个供电站而不幸触电身亡。此事迅速引发了大规模的全国性骚乱。骚乱首先发生在巴黎郊区，但很快扩散到法国的300多个城市和城镇。骚乱甚至蔓延到邻近国家，比利时布鲁塞尔和德国柏林都先后发生过汽车被焚毁事件。
参与骚乱的青年人袭击教堂、医院、学校、商店，焚烧汽车和建筑物。11月6日晚，全国有1400多辆汽车被焚毁，多处教堂、学校和店铺遭袭，36名警官受伤。7日晚，又有1178辆汽车被烧毁。截止到8日上午，共有1200人在这次骚乱事件中被逮捕。另有1人因骚乱而死亡。
这次骚乱被认为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经受的破坏最严重、波及面最大的社会动荡。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次严重的社会动荡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法国社会和法国政府在对待外国移民的态度和方法上出现了明显的失误。
20世纪下半叶，大批非洲移民进入法国，这些移民对补充法国日益稀缺的劳动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几十年来，法国社会和法国政府在如何使这些移民融入法国“主流社会”方面却没能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外国移民高度集中在移民聚居区中，这些移民聚居区逐渐成为高人口密度、高失业率乃至贫困、犯罪、吸毒、被遗忘者与被损害者等等社会问题的代名词。
对此，移民群体早有怨言，但是，法国“主流社会”却始终未予重视。越积越深的矛盾和冲突终于在两个非裔青年付出年轻的生命之后猛烈地爆发出来，且一发而不可收。
对法国而言，需要从这次骚乱中吸取的教训很多。对世界而言，法国骚乱是一面宝贵的镜子。对我国而言，法国骚乱更是一面有着重要警醒意义的镜子。
我们可以借鉴的很多。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我们要以法国骚乱事件为鉴，特别慎重地对待大龄流动儿童的出路问题。
参与这次法国骚乱的主要是年轻人，其中多数是在法国生、在法国长大的第二代移民。这些年轻人的父辈参与骚乱者则不多。事实上，在骚乱爆发的初期，法国政府官员中还有人寄希望于这些年轻人的父母会管教他们，从而使事态得到控制。
但是，年轻的第二代移民所做出的反映比人们预料的更为激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通常，第一代移民来自比较贫穷落后的地区，他们到达新的地区后，生活条件或多或少都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这常常能够使他们得到满足。即便他们受到形形色色的歧视，也会因为这种满足而隐忍他们对歧视的不满。与此同时，第一代移民通常还存在自身能力方面的不足，如教育水平不高、技能较低、语言存在障碍等，这会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将受歧视当成“理所当然”的事。
但是，和第一代移民相比，第二代移民则明显地具有反抗精神，对于歧视，他们难以做到逆来顺受。第二代移民出生在新的土地上，在新的土地上长大，他们理所当然地要求得到和其他人完全同样的待遇。而在自身能力上，他们也可能高于他们的父辈，因而具有更强的反抗能力和资本。
这次法国骚乱的根本原因，恰恰就在于这些生于法国、长于法国的年轻人认为他们没有被当成是法国人，他们得不到作为法国人理应得到的教育、就业等各种机会，他们甚至没有作为法国人的身份（identity）。一位黑人年轻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我手里有法国政府颁发给我的各种证书，但是，当我去有关部门办事时，没有人拿这些证书当回事，没有人拿我当法国人。
我认为，这位黑人青年的话反映了这次社会冲突的实质。
在我国城市，存在着规模巨大的流动儿童。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估计，当年全国离开户口所在地半年以上的14周岁及以下流动儿童规模达到1400多万人，平均每个1岁年龄组有100万流动儿童。
几年前，在流动儿童问题出现的初期，流动儿童问题主要体现为其义务教育问题。各级政府在解决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并收到了较好的成效。
但是，义务教育只是流动儿童问题的一个阶段性表现。随着流动儿童年龄的增大，他们面临的问题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会不断发生变化。今后一段时期，更突出的流动儿童问题将是“大龄”流动儿童的出路问题。
按照我国的现行学籍管理体制，流动儿童在城市里很难有上高中的机会，他们更不能在城市里参加高考。如果他们不能在城市里上高中和考大学，他们初中毕业之后就难以在城市里获得好的就业机会。由此产生了大龄流动儿童的出路问题，包括：他们到哪里去上高中？他们到哪里去考大学？他们能不能平等地在城市里实现就业？他们能不能在城市里“象样”地就业？他们能不能顺利地成为“城里人”？如果对上述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话，他们的出路又在哪里？
随着90年代中期第一批进入城市的流动儿童逐渐长大成人，上述各个问题，都已经开始出现，而且会越来越突出。从现在开始，每年将新增100万以上的“大龄”流动儿童，他们将反复不断地向社会提出上述问题。
单就每年新增100万这样一个巨大的规模而言，我国城市流动儿童问题的重要性就不亚于法国第二代移民。
不仅如此，“大龄”流动儿童问题还有其特殊的尖锐性：
第一，无论是这些儿童还是他们的父母，均把这些儿童的“出息”视为重要的发展目标，他们将难以接受“没有出路”的结果。
第二，如前所述，很大部分流动儿童就出生在城市里，他们长期在城市里生活、学习，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城里人”。
第三，这些流动儿童不同于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母不管在城市里生活了多少年，仍然习惯地将自己当做乡下人。父辈流动人口已经习惯了各种不平等待遇，并随时准备接受各种不公平的对待。而这些流动儿童中的很多人已经将自己当成城里人了，而且他们更多地具备了拒绝不公平待遇的精神和能力。在不公平面前，这些流动儿童的“对抗”将大大超过他们的父母。
希望整个社会、城市政府、相关部门能及早重视、研究、解决这个问题，为这些流动儿童真正地融入城市社会、成为城里人创造更好的环境，提供更多的机会。
当前急需考虑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流动儿童是否可以以及如何在城市里接受高中教育以及参加高考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政府的有关管理部门以及各个城市都还没有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及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二是如何更好地让长大成人的流动儿童能够平等地在城市里实行就业。（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供稿）

小心失去

背景资料：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

文章作者：吕绍清 中国农村研究网
更新时间： 2007年03月29日

农村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单方外出在城市打工被外出父母留在家乡的未成年儿童和少年。

父母外出打工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影响是多方位的，非常复杂的，也是持久的。从留守儿童自己的角度看，虽然他们能够用非常客观和辨证的观点评价父母外出打工对自己的影响，但是，他们绝大多数人认为，父母外出打工对他们的影响是弊远远大于利。我们的调查除了关注农村流动人口打工对其留在家乡的孩子生活、性格、安全等方面的影响外，我们更加关注父母外出打工对农村留守孩子教育的影响。

留守儿童面临诸多生活挑战。以往的研究，人们比较多的关注到留守儿童在行为约束、学习辅导等方面的缺乏，认为这是儿童成长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从我们的调查来看，这些问题当然都存在。但是，我们发现，这些正处在成长发育时期的儿童，在父母不在的情况下，还面临一些更基础性的生活问题。首先是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虽然父母给的生活费用高于一般儿童，但是由于缺乏父母般的照顾，他们的伙食标准下降，营养结构很不合理，总体上生活质量明显下降。有些懂事的孩子则节衣缩食，近乎虐待自己。其次，他们的家务劳动负担明显加重。特别是那些寄居在他人家里的孩子，做的家务更多。做家务不仅是体力付出，也成为心理负担。再次，留守儿童的卫生状况堪忧。有些儿童的卫生习惯变差。特别是一些女性留守儿童，在生理变化阶段缺乏关怀和指导。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

一．日常生活质量下降

我们对150个个案访谈发现，虽然农民外出打工后家庭的经济能力比未外出打工前大大增强，但是很多留守子女的生活水平却并没有随着家庭经济能力的增强而有所提高，相反，却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  伙食水平降低

父母外出打工后，农村留守儿童的伙食水平进一步下降，主要表现为吃的花样单一，只求填饱肚子，不讲营养搭配。

访谈中，很多流动农民告诉我们，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在生活上是很疼爱和关心留在家乡的孩子的，有了好吃的东西自己舍不得吃，都留给孩子。但他们却不懂怎样真正的照顾孩子。这些老人一生过惯了苦日子，自己经历了吃不饱和穿不暖的年代，现在能够让孩子们吃饱饭，他们已经感到很满足。他们的生活观念很难改变，即使往家里寄再多的钱也舍不得花在吃的方面，就希望能多储存一点钱。

一位老乡告诉我们：“我们外出打工，对孩子的生活肯定有影响。在我们老家，到了冬天时连新鲜蔬菜都吃不上，经常吃些咸菜将就，不可能像在城里这样，想吃什么菜就买什么菜。我们没有外出打工时，即便自己吃得差，也要让孩子吃好点。可是我父母就做不到这一点了。孩子跟我们说有时饭菜馊了，爷爷奶奶也舍不得扔，蒸蒸热热或是跟其他的饭菜一掺和照样吃；水果坏了，削削也让孩子那么吃；蔬菜坏了，择吧择吧也照样炒。这样的生活肯定对孩子的身体有影响。这也不能怪我父母，他们那一辈人是从苦日子熬过来的，过日子特别节俭”（朝阳-父母个案）。“就生活来说，留在家里的孩子吃得太差。我们家离集市有五六里地，我爹我妈很少去集上买菜，家里又不种蔬菜，孩子很少能吃到菜，有时连咸菜都没有。其实我们除了给孩子学费外，也多给我爹我妈一些钱，就是想让父母给孩子吃好一点，但两个老人过穷日子过惯了，舍不得花钱买菜吃。说钱留给孩子上大学用。这也不能怪老人，他们就是那种生活，省吃俭用惯了，他们只知道人有饭吃就行，不知道没菜吃影响孩子的健康”（朝阳-父母个案）。

一位把大女儿留在家乡而把小女儿和儿子带出来的父亲说“我们在外打工，对孩子的生活、学习都有影响。就拿吃饭来说，留在家里的孩子跟我带在身边的两个孩子都没法比，孩子打电话老报怨学校的饭难吃。早晨就是馒头、粥、咸菜条，中午有个炒菜，一点都不好吃，不光油少，菜有时都是烂（变质）的，又不卫生。用孩子的话说，做饭的师傅脏兮兮的，拧了鼻涕的手连洗都不洗就去抓馒头了，尤其是夏天，菜里经常吃出苍蝇来，也难怪孩子吃不下去。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饮食这么差，肯定不利于孩子的发育，可是我们又不在孩子身边，也没法子给孩子做点好吃的”（海淀-父母个案）。“打电话时首先通过父母了解孩子的生活情况，让老人常上集买些菜回来吃补补身体，老人身体不好，我想主要是缺少营养。孩子暑假来北京时瘦得很，一个暑假就吃胖了”（海淀-父母个案）。

（二）更加节衣缩食。

我们的调查显示，随着父母外出打工家庭经济能力的增强，确实出现了一些农村留守儿童花钱大手大脚、不知道节约的现象。但是，这只是极个别的情况。在一些传统的农区，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绝大多数留守儿童并没有因为父母外出打工，家庭经济情况好转而生活铺张浪费，相反，由于他们知道父母外出打工的艰辛和不容易而更加节衣缩食。很多留守儿童为了减少父母的经济负担，他们会把父母给他们买衣服的钱或者伙食费或者零花钱节省下来作为下一个学期的学费。在访谈中，我们发现了不少这样的个案。
一位中学生告诉我们：“我知道，我每个星期的饭钱来之不易，我也省吃俭用，别人吃雪糕冰淇淋我不吃，该买的买，不该买的不买，因此，我每个星期都比别人花钱少，别人花20元，我花10元，因为爸爸挣钱不容易，每一块钱都是父亲用那辛苦的汗水换来的，爸爸为了我拼命地工作，我一定不会乱用一分爸爸用血汗换来的钱”（矾山-儿童个案）。“我的衣服都是大姨家的姐姐穿过的，送我的。我自己很少买新衣服，我要节约父母打工挣来的每一分钱。”。“我从来都不会向爸爸妈妈开口要零花钱。如果想买些小零食，我就会从每周的伙食费中节省出一些。我不想多花爸爸妈妈的钱，因为他们赚钱太辛苦了。我们班有些和我一样爸爸妈妈在外地打工的同学，每天三顿饭就花1元多钱，然后每个学期能从伙食费中省出七、八十元钱，作为下学期的学费”（矾山-儿童个案）。 对有些花钱不节约的孩子，留守儿童对他们持一中否定的态度。有个留守孩子说“像我们这些父母在外面打工的孩子，都知道钱来的不易，都很节省。不过也有不节省的。我们班就有一个同学因为父母在外打工而花钱大手大脚的，有时候钱不够，还要和同学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太不懂事了”（保岱-儿童个案）。
（三）家务负担明显加重
父母外出打工后，不管跟老人还是亲戚朋友生活在一起，用留守孩子自己的话说：“都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矾山-儿童焦点小组访谈）。他们认为与别人一起生活是吃得不自由，住得不自由，干不干家务也觉得不自由。有时候，一些留守儿童通过尽量多做家务来获取监护人满意，家务已经变成一些留守儿童生活中沉重的压力和负担。

一位与哥哥嫂嫂生活在一起的孩子在我们访谈时告诉了我们他的心里话，他说这些话只能告诉他相信的人。他说“以前爸爸妈妈没有出去工作的时候，可以说，我天天除了学习和玩耍之外，什么事情都不用操心，回家有妈妈做好的现成饭菜，脏衣服只管往下脱，妈妈就会给我洗干净，根本不用我自己洗，至于收拾家、喂猪、做饭等家务活，更不会轮到我的头上。可是现在爸爸妈妈出去打工了，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我什么都可以依赖爸爸妈妈，但是现在很多事情我必须自己承担。哥哥嫂嫂虽然对我也不错，但还是感觉跟爸爸妈妈不一样。他们也很忙，不仅要照顾地里的农活，还要照顾年仅3岁的小侄子。所以每当周末回家后，我都会主动承担起收拾家、做饭、喂猪的活，有的时候除了洗自己的衣服，也会把哥哥嫂嫂还有侄儿的衣服都一起洗了。有的时候，我一个人干着干着活就会悄悄地流眼泪，不是因为委屈，而是总在这个时候，就特别想爸爸妈妈。好想他们回到我的身边”（保岱-儿童个案）。

在儿童焦点小组讨论时，一些留守儿童也反映，他们有时候会因为帮助监护人照顾孩子、洗衣服、做饭等等家务而延误作业。我们认为，虽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对儿童来说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如果这些家务一旦变成他们沉重的精神负担或者是学业受到影响，这对儿童的全面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四）  卫生状况变差

儿童良好的卫生状况和习惯以及生理卫生知识的有效获取和掌握，是保证其身体正常发育和成长的关键因素。但是，我们的访谈个案显示，留守儿童在这方面的情况并不是很乐观。由于父母外出打工，留守儿童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卫生状况下降、卫生习惯变差及生理卫生知识指导缺失的问题。

父母外出打工后，一些留守孩子、特别是男孩子卫生状况下降，卫生习惯变差。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流动父母有很多的抱怨，但又感到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流动农民告诉我们，“到了城市打工后，我们发现自己在卫生方面跟城市人相差很大，有时候座公共汽车，人家城里人都躲着我们。我们自己的卫生习惯和观念就不是很好，家里的老人在这方面就更差。回老家时我们发现，孩子经常不换洗衣服、天天不洗脸、不洗手老人也不知道管，感觉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海淀-父母个案）。一位老乡说：“我儿子很调皮捣蛋，喜欢登高爬梯，上个树，翻个墙什么的，衣服就特别爱脏。孩子自己不会洗，我父母又照顾不过来，孩子经常穿得脏兮兮的，不像父母在身边的孩子穿得干干净净的。现在孩子小也不知道要好，我听我娘说，孩子有时连脸都不洗，牙也不刷，吃了饭把书包一背就上学。放学回来饿了，手也不洗，抓起东西就吃。我们担心孩子这样下去，养成不讲卫生的习惯，吃出病来就麻烦了”（朝阳-父母个案）。

留守女孩子生理卫生知识指导缺失。我们的个案调查显示，由于父母双方、特别是母亲位置的缺位，使一些留守女孩子生理卫生方面关怀和指导缺失。农村留守儿童的性别比较低，留守女孩子的数量远远高于留守男孩子。留守女孩子，特别是初中阶段的女孩子的生理和身体正处于快速发育和变化的时期，她们更需要得到学校和家庭、特别是母亲在生理卫生知识方面的关怀和教导。但是，由于一些农村学校对该方面的课程重视程度不够，再加上父母外出打工不在身边，一些留守女孩子在生理变化出现时表现出极大的恐慌和不安，并不知所措。

一位打工的父亲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晚上我下班回家，看到孩子的妈一个人坐在床上哭，饭也没有做。我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娟儿（大女儿）来月经了，肚子疼得受不了，不知是怎么回事，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老二才哭着给我们打电话。我一听这话眼泪就掉下来了。出门在外这么多年，吃了这么多苦头，受了这么多气，我很少掉过眼泪。可是听到孩子那样，心里实在难受。那天晚上，孩子她妈哭了一个晚上，我也没吃饭。如果我们在孩子身边，孩子就不会没人管，没人疼；如果老师能给孩子讲一下生理方面的知识，多关心一下孩子，孩子也就会好过一些”（海淀-父母个案）。

二、学业隐忧颇多

父母外出打工对农村留守孩子教育的负面影响是非常突出的。由于很多孩子长期见不到父母而产生的强烈思亲的感觉，导致他们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成绩滑坡；孩子在学习上得不到父母的督导而失去学习的自觉性和兴趣；监护人受教育水平所限对留守儿童学习监护无力以及其“读书无用”的观念，为一些留守儿童旷课、逃学以及辍学提供了保护伞。农村留守儿童使农村义务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  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冲突

流动农民外出打工的个体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很多农民外出打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为了孩子能有一个良好的教育。我们的个案访谈问题“你们为什么要外出打工”的回答中，有80%以上的人的回答都是与为了多挣点钱、让孩子上个好学、给孩子交纳学费、在老家挣不到钱有直接的关系。有一位河北女性打工这告诉我们：“我们的家乡是小康村，但有多少人能够达到小康水平我不知道。我家的西院邻居有三个孩子，孩子总是因为没有钱而拖欠学费。大孩子四年级就辍学了”（朝阳-父母个案）。她自豪地告诉我们“我儿子的学费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打工挣得钱首先是保证儿子的学费。我出来打工就是为了儿子上个好学校，希望儿子将来能上大学。上了大学才能有城市户口，变成真正的城市人。我不愿意儿子像自己一样虽然在城市里打工，但仍然是个农村人”（朝阳-父母个案）。

由此可见，流动父母和留守儿童自身的主观愿望都是“好好学习、上好学”。但是，这种良好的主观愿望却与客观现实形成了冲突。一方面，对于流动父母来讲，他们留守子女的教育期望很高，很多人都提到希望将来孩子上大学，不走他们的打工路。对于留守儿童来讲，他们也希望用好的学习成绩来安抚在外打工的父母。但是另一方面，留守儿童却因为父母外出不能专心于学习，学习兴趣下降，学习成绩滑坡。

我们在与农村留守儿童讨论父母外出对他们教育的影响时，很大一部分留守孩子都提到“上课时老走思想，想和父母在一起时候的开心事情”（矾山-儿童焦点小组讨论）、“在学习上得不到父母的帮助和指导，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分神，光想他们”（保岱-儿童焦点小组讨论）、“长期见不到父母很难过，因为思念父母而不能专心听讲，学习成绩下降”（保岱-儿童个案）、“学习上得不到父母的帮助和督导，学习成绩赶不上别的同学，不愿意学习”（ 保岱-儿童个案）、“贪玩，学习成绩不好，自己管不住自己”（矾山-儿童个案）。一位流动父亲提到，孩子留在老家时，学习成绩很差。现在把孩子带在身边，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他说：“两个儿子在老家时贪玩，成绩一直很差，其中小儿子一年级念了三年，考试时有时还得大零蛋。我担心这样下去孩子以后成文盲怎么办？2002年夏天，我把两个儿子都带来在北京打工学校上学……。这段时间孩子有点进步。现在每天下午放学后，我都要求孩子做完作业再玩，每天电视尽量少看”（朝阳-父母个案）。

（二）  监护主体对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

流动父母外出打工后，90%左右的农村留守儿童与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生活在一起，他们是留守孩子监护的主体。这个群体的监护人普遍存在着年龄偏大、没有文化或教育水平低以及身体素质差的问题。由于他们中大多数人自身的教育水平所限和思想观念落后，对留守儿童的教育起着巨大的制约作用。

  首先是来自监护人思想观念的影响和制约。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这个监护群体大多数人是文盲，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他们认识不到读书的重要性，而且认为读不读书一个样，他们没有读书一样也能过上好日子。所以，一些老人不但不对有些留守儿童不认真学习的行为进行监督，而且是持包容和支持的态度，为一些留守儿童迟到、旷课甚至是辍学提供保护。我们在河北访谈过一 位60岁的老人，他的儿子、儿媳妇外出打工后，孙子一直很他和老伴住在一起五年了。自半年前老伴因病去世后，老人既难过又孤独，他经常把正在读五年级的孙子留在家里跟他做伴。当我们劝阻老人今后不能再这样耽误孙子学习时，他说：“我不认识字几个字，我大儿子（留守儿童父亲）也就读到小学。可他挺能挣钱，老伴治病的钱一大半是他出的。等孙子长大了也可以出去打工，学到现在足够用了”（河北-监护人访谈）。

其次是来自监护人自身文化水平的制约。我们调查发现，留守儿童的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读过书，上过初中的人只有几个。由于他们自身的能力所限，根本无法也不可能给农村留守儿童提供任何的教育支持和帮助。小组讨论时，流动父母说，“把孩子留给老人带是迫不得已的事情，他们只能给孩子做做饭和洗洗衣服，根本不可能帮助孩子学习。如果我们在家，对孩子的学习肯定有或多或少的帮助和辅导”（朝阳-父母焦点小组讨论）。

（三）农村义务教育面临新挑战

根据学校的老师和校长们的反映，很多农村父母外出打工后，学生学费的支付能力确实增强了，但是，农村义务教育却因为农民外出面临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有些留守儿童学习间断现象严重。由于留守儿童动态性留守的特点，农村学校对打工者子女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的连续性失去了有效的监控和管理。有些学生在“流出”--跟随父母到城市上学和“回流”--从城市又回到老家读书的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学习间断性的问题，时间从几天到几个月甚至半年以上。虽然大部分家长在带孩子到城市前就为孩子落实好了学校，但有些孩子因为这样和那样的原因匆忙跟随父母到达城市后，由于很难找到合适的学校而辍学一段时间。还有一部分“回流”的学生回到家乡后也不及时到学校办理入学手续。

二是留守儿童复学比率低。学校反映，有些留守孩子逃学或辍学后，因为学生父母在外打工，学校得不到家庭的配合，使留守儿童重新回归学校的比例很低。访谈中我们发现，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农村学生数量就开始大量流失。我们访谈的一个中学2001年学生入学数是376人，到2004年，参加毕业考试的学生只有243人。学生刚刚开始流失时，学校都到学生家里做劝导工作，帮助了一大批辍学的孩子重新回归到学校。但是，对于一些父母在外打工的逃学或辍学的学生来说，学校的工作很难开展。家里的老人或者说管不了孩子，或者就让学校直接跟孩子的父母联系。因为绝大多数在外打工的父母根本就没有联系电话，再加上学校自身财力和人力所限，学校与一些逃学或辍学的学生家长的互动和联系形成空档， 导致这些孩子在没有完成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时就彻底辍学。一位两个女孩子都留在家乡的家长也难过地告诉我们：“孩子不在我们身边，对她们的学习肯定有影响的。她爷爷、奶奶又不识字，也管不住她俩。要是老公在家，管理严一些，大孩子要好多了，不会刚念完初一就不念了，二孩子学习也会更好些”（海淀-父母个案）。

三是留守儿童升入高中的比例下降。一部分留守孩子在父母外出打工后，由于在生活、学习等等方面得不到父母的关怀和督导，使他们学习不专心，不求上进，学习兴趣和成绩下降，影响到升入高中。被访谈的一个学校在2004年共有243个学生参加了毕业考试，其中，有76人参加了升高中考试，只有4人被录取。4个人中没有一个是留守儿童。

四是留守儿童中留级生比例不断增加。据学校反映，一部分流动儿童回流到家乡后，跟不上本地的学习进度和课程，学习成绩很差，只能变成留级生。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造成这种现象主要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是大部分回流儿童在城市读书时就读于“非正规化”的打工子弟学校。这类学校虽然在社会转型阶段为农村打工者子女提供了最基础的教育机会，但是，他们普遍存在师资力量薄弱、课程设置不全、缺乏教学管理经验和教学设施差等等问题，使流动儿童的学习质量受到了影响。二是一些就读于城市的流动儿童家长反映，北京的教材和学制与家乡不统一，造成孩子回老家读书后只能留级。

留守儿童问题不但给农村义务教育，也给将来农村和城市劳动力素质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一方面，外出打工的农民都是农村的精英，他们的教育水平一般都高于未外出打工的农民，但是，他们的子女却因为父母监护的缺失而在教育上受到很多负面的影响，使留守孩子中有很大一部分也许不会再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享受“农村精英”的称号。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很多留守儿童也要继续父母的打工之路到城市工作和就业。如果他们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基础都打不牢固，将来很难适应工业化发展对劳动力素质的基本要求。

三．留守对于儿童性格的影响

根据我们对学校老师、学生和打工家长的调查情况来看，大部分留守儿童的性格和行为是正常的，与没有外出打工父母的学生没有很大的偏差。但是，我们的个案访谈也发现，在父母双方全部外出打工后，有一些农村留守儿童在性格和行为上在向两个极端的方向发展。

一方面，孩子因为感到父母保护的缺失而变得胆小、懦弱、内向、缺乏与同伴和监护人积极的交流和互动、缺乏自信。农村留守儿童反映， 一些不懂事的男同学还是容易欺负一些父母在外打工的男孩子。这样的学生受了气也没有父母撑腰。如果父母在家乡的孩子被欺负，他们的家长肯定会找到学校来。这些留守孩子受欺负后往往变的越来越胆小怕事，有些孩子常常会选择自己玩、少招惹同学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一位留守儿童告诉我们：“我很想爸爸妈妈的时候，有时候说，有时候不说，我怕奶奶也想他们。和同学也不说，我就放在心里，难过的时候，我就回宿舍，自己哭一场。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软弱，常常掉眼泪。这次之所以跟你们说了，我想，也许说出来会好点”（矾山-儿童个案）。一位来自四川打工的母亲说，她的儿子从北京转回老家上学后，有一次他和小伙伴吵架，小伙伴说他“你爸爸妈妈离婚了，不要你了”。孩子回家后大哭。爷爷说他现在总是呆在家里看电视，不愿意说话。另一位家长说“我家孩子出生后就不在我们身边，孩子从小就胆小，总是独来独往，性格有些孤僻、古怪，不太愿意跟人交往”。在父母小组讨论时，家长们也反映，在外打工对孩子的性格影响很大。孩子们表面上看起来都很懂事，很要强，不抱怨父母把他们留在老家，其实他们内心都很脆弱，把很多话都藏在心里。这样长期下去肯定对孩子不好”（海淀-父母个案）。

另一方面，孩子因为没有父母的约束而性格失常和行为失范，主要表现在脾气暴躁、任性、打架斗殴、打骂老师和同学，甚至是长辈。访谈中我们发现，流动父母最担心孩子的事情除了学习不好、吃不好，生病之类的事情外，最大的担心还包括：老人太娇惯孩子、孩子学坏了、孩子不听话等等。

访谈个案中有一个留守儿童变成小女霸王花的故事对我们震动很大。“…我女儿今年10岁了，她三岁时我和妻子就外出打工。在外打工的艰辛以及动荡使得我们俩没有过多的精力顾及女儿的成长和教育，除了过年回家几天以外，我们几乎很少有时间回家。为了表达对女儿的愧疚，我们可以说对女儿所有的要求都会无条件的答应，甚至于女儿因为一点点事情就骂我们、动辄打我们，我们夫妇俩都没有任何怨言的接受。爷爷奶奶对小孙女更是宠爱。如果我们夫妇稍有要教育女儿的倾向，老人就会当着孙女的面斥责我们，并且告诉我女儿：不要怕他们，有爷爷奶奶给你撑腰呢！我们喜儿（留守儿童的小名）做什么都是对的。有的时候我们也告诉老人不要太宠孩子，否则会害了她，可是每当此时，我爸妈都是很气愤的说我们没有资格管喜儿，说喜儿已经很可怜了，自小都没有爸妈在身边疼她爱她，像个小孤儿。因此就要什么都依着她，全家人都要宠着她，不能让孩子再受一点的委屈….。时间一长，我们俩也觉得爸妈说的有道理，所以无论我们在这边多苦多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女儿买礼物邮回去，从洋娃娃到漂亮的衣服、头花，直到上学后的新书包，我们都尽全力给女儿买最好的。我们以为只要这样做女儿就会很高兴，会弥补我们对女儿感情上的亏欠。可是渐渐的我们发现，事实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简单，因为慢慢地我们很少能听到女儿收到礼物后那兴奋的声音，取而代之的是女儿略带不满的抱怨，嫌我们买的礼物没有电视上的高级，没有画报上的那样漂亮，等等。同时听从家来的老乡说，我女儿是村里孩子们中的小女霸王花，哪个小伙伴最听她的话，最服从她的管理，她就会奖给那个小伙伴一样礼物。因此为了得到这些礼物，那些孩子就什么都受我女儿的管治，什么都听她的，甚至连比她大的孩子都会听她的调遣….。老师给我们讲，喜儿上课从来都不会认真听讲，老师管教她，她不但不听还和老师顶嘴，甚至骂老师，向老师吐吐沫。老师到我家去家访，原本希望得到家人的配合，但是我家老人不但没有表示出严厉管教喜儿的态度，反而告诉老师喜儿从小就这样，让老师多多迁就她”（海淀-父母个案）。

喜儿的故事并不是我们留守儿童个案访谈中极个别的案例，类似的故事新闻媒体也有相关的报道。她的故事提醒和告戒我们，父母外出打工后，一些留守儿童的行为失范问题应该引起学校和整个社会的重视和关注。

四．留守影响儿童安全

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很多流动父母对留守孩子最担心的事情之一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他们担心孩子夏天到河里游泳，担心孩子打架斗殴，担心孩子登高爬屋，担心孩子触电等等一系列潜在的威胁孩子人身安全、甚至是生命安全的事情。流动父母对留守孩子安全监护的缺失，使农村留守儿童的确存在安全问题和潜在的安全隐患。这种安全问题和隐患主要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一方面，有些隔辈监护人所看护的留守儿童数量过多，造成了他们对留守孩子安全监护的真空状态。我们的调查发现，在一些农村劳动力外出很多的村庄，有些老人要负责照顾他们所有外出打工子女留在家乡的孩子，少则一、二个孩子，多则四、五个留守孩子。正像打工父母所说的那样，两个老人带三、四个孩子，能让孩子吃饱饭就不错了，那里还顾及孩子的安全问题。有一位在朝阳区打工的四川农民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悲剧故事：“我们村出来打工的人特别多，孩子就都留给老人看管，有些老人不但照顾孙子孙女，还要照顾外孙。我们有一个老乡在西坝河卖菜，他的两个孩子都留在老家跟爷爷和奶奶住。两个老人共带了两个儿子的5个孩子，根本照看不过来。去年夏天，我这个老乡6岁的大儿子跑到河边玩水，掉到河里淹死。奶奶觉得对不起儿子和孙子，也跳河自杀了”（朝阳-父母个案）。 第二个原因是留守儿童大部分是6-15、16岁之间的学龄儿童，处在这个年龄段的儿童自律性比较差，他们好动、好玩、好奇心强，对一些较危险的事情缺乏理性的判断和行动控制，也容易造成一些安全方面悲剧的发生。所以，农村留守儿童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学校应该加强对留守儿童进行一些特殊的有关安意识和知识方面的教育培训，家庭应尽量减少和避免监护人看护过多的留守儿童的问题。

五．我们的政策建议

90年代中期以来，与民工潮相伴而生的流动儿童受到关注。我们曾经最早开展了对随父母进入城市的儿童的就学问题的调查研究。现在，我们将关注的重点也放到到农村，从城乡两个角度观察这些受到人口移动大潮波及的社会群体。我们认为，与已经伴随父母进入城市的儿童相比，这些无奈地被父母留在农村的儿童，其实更加弱势。如果说农民流动从城乡两个方向对于中国的义务教育提出了尖锐挑战，那么，农村留守儿童提出挑战还远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相应的资源配置和制度调整都还没有提上日程。

可以预见，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区域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社会经济现象。基本上可以说，这个过程将与中国的城市化过程相始终。留守儿童也将是这个历史浪潮中的重要支流，或者说，农村人口流动将伴随着一波又一波、一代又一代的留守儿童。为了减少这个现象对于“人的现代化”或者“人的发展”的伤害，政府应该积极地有所作为。这个作为应该包括两个角度的战略选择。从眼前看，必须重视已经成为“留守”一族的儿童的健康成长，包括生活关心、心理关怀、学校教育的特殊关注等等，让他们的留守生活少一些缺憾。从长远看，要着眼于从根本上结束他们的留守生活。如同解决农民的根本出路是减少农民一样，解决留守儿童的根本措施是结束留守。因此，我们认为，留守儿童问题表现在农村，但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关键应该在城市。改善流动农民在城市里的就业生活环境，特别是改善流动儿童在城市学校就学的社会政策环境，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治本之策。

1． 加强对流动儿童教育政策实施过程的监督。

自90年代末期以来，为了逐渐解决由户籍制度壁垒所造成的城乡义务教育体制落后于社会需求问题，帮助更多的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就学，中央和各级政府制定了和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这些政策、法规对流动儿童、特别是农村流动儿童在城市学校读书起到了积极的政策干预作用。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很多城市学校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明显存在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他们对外地孩子进入本地学校设置障碍，通过巧立名目、多收费、乱收费的方式，把很多流动儿童拒绝在城市学校的大门之外而变成留守儿童。要从根本上杜绝城市学校对流动儿童歧视性待遇和收费，确保流动儿童教育政策实施，各地政府特别是教育部门应该进一步加大对一些接收流动儿童学校的督导，对他们的工作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对一些有条件接受流动儿童入学，但对他们入学通过多收费和乱收费的方式设置障碍的学校进行严厉的查处和处罚。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帮助改善流动儿童在城市学校就学的社会政策环境，确保流动儿童的教育“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学校为主”政策的落实和实施，帮助一些有条件携带子女到城市读书的农村流动父母解决孩子留在家乡的后顾之忧问题。

2． 政府加大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扶持力度。

90年代中期以来，打工子弟学校一直是流动儿童在城市接受教育的主渠道之一，它为城市低收入的农村打工者子女读书提供了最基础的教育机会。但是，这类学校一直存在着教学质量低、师资水平差和缺乏管理经验等等问题。很多流动农民反映，孩子在这类学校读书只能是“有书读，但读不好书”。这种现象迫使一部分流动儿童只能又“回流”家乡读书。从2004年开始，北京市已经批准几所质量稍好的打工子弟学校注册，把它们纳入“社会力量办学”的管理渠道。但是，我们的调查发现，这类学校的办学标准离真正的“社会力量办学”还有一定的差距。“批准”只是给了它们一个合法的身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学校教学的根本问题。可以预测，在目前和将来的较长一段时间里，打工子弟学校都会作为农村打工者子女入学的主渠道之一而存在，国家和政府必须加大对它们的扶持力度。一是要通过对学校管理者和教师定期培训的方式，提高管理者的素质和教师的教学水平。二是要对打工学校教学质量进行定期检查和督导，帮助它们解决教学中的问题，提高教学质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农村打工者子女在城市“不但有学上，而且能够上好学”。

3．打破户籍制度的束缚，给予流动农民市民待遇，保护流动农民的权益

长期以来，流动农民备受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的现象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虽然政府的政策对他们越来越宽容，但一些城市居民和企事业单位对他们仍旧持一种排斥和歧视的态度，农民工们并没有在城市中找到归属的感觉，他们一直是城市中的边缘群体。我们在访谈中发现，由于很多流动农民面临工作时间超长、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工资被拖欠和克扣以及收入低等等问题，迫使他们把子女留守家乡。加速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越来越多的流动农民能够长期在城市中沉淀下来，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打破户籍制度的束缚，要给予他们市民待遇，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应该继续加强对克扣和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单位和企业的查处和惩罚力度，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二十多年来，流动农民已经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城市政府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市民一样对待流动农民。应该像城市下岗职工一样，农民工也应该在收税、社会保障， 特别是子女入学等等方面享受优惠政策。城市政府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留守儿童跟随父母到达城市后有学上，上好学。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流动农民与其未成年子女长期“两地分居”的状况，使越来越多农村留守儿童结束远离父母的留守生活。

4．充分发挥农村学校对留守儿童的关心和监护作用

留守儿童的监护主体普遍存在年龄偏大、身体差和文化水平低的问题，对留守儿童的关心和监护起不到有效的作用。由于学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度过，在父母监护缺位的情况下，农村学校应该充分发挥对留守儿童的关心和监护作用。

--充分发挥闲置师资的作用。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近几年来，随着农村学校生源的不断减少，一些学校被撤消或合并，这样就产生了一部分闲置的、年龄偏大的师资。由于任课教师课程任务繁重，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教育和管理留守儿童。所以，我们建议应该把这些闲置的师资力量组织起来，对他们做进一步的特殊培训，让他们充分发挥对留守儿童的关心和监护作用，给予留守儿童在生活、学习和心理等等方面一些特别的帮助和支持，临时充当留守儿童父母的角色。

---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学生档案。目前，农村很多学校的学生档案内容并没有随着大量学生父母外出打工的现实而发生变动，还是继续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档案模式。被访谈学校的学生档案项目是：学生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家长姓名、家庭地址。由于学生档案没有关于父母是否在外打工的统计内容，有时候发生留守学生跟老师借钱或者生病等等意外情况后，学校才发现孩子的父母都在外打工。所以，我们建议要健全农村学生档案和建立留守儿童档案，把学生父母是否在外打工，在什么地方打工以及父母的联系方式等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增加到学生的档案里。通过留守学生档案，学校一方面要加强对留守孩子的特殊关心和监护，另一方面要有专门的老师负责定期与留守儿童父母的联系和沟通，帮助留守学生健康成长。

--开展对农村学校教师和管理者的特殊培训。目前，大多数农村留守孩子为学龄儿童。在这些留守学生家庭功能不健全的情况下，学校应该承担起一部分为这些孩子提供一些直接有效的社会支持、帮助他们减少生活风险、提高他们发展能力的家庭功能。但是，目前大部分农村学校在这些方面的能力建设不够。所以，我们建议应该对农村学校教师和管理者进行特殊的培训，并把这些培训的内容融入课堂教学。培训的重点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关于提高儿童生活技能的培训。包括相关的安全、生活常识和信息、生理卫生以及心理健康知识等等。另外，这些留守儿童是农村儿童中的弱势群体，很容易变成犯罪分子的侵害目标，对教师进行提高儿童自我保护能力和意识的培训也很重要。二是开展一系列法律和法规知识培训。目前，国际和国内有很多关于保护儿童权利、促进儿童发展的法律和法规， 例如《义务教育法》、《联合国保护儿童权利公约》等等。但是，很多农村学校在这些方面都处于“盲区”。我们建议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农村教育工作者法律和法规知识培训，提高他们儿童权利保护和儿童发展的意识。

--加强小学阶段寄宿制学校建设。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由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寄宿制学校基本上都是为初中学生设立的，有些打工父母为自己上小学的留守孩子不能寄宿学校而感到苦恼。我们调查地点的教育部门规定，初中学生住处离学校5里以外的学生才可以申请住宿。小学阶段的寄宿学校稀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教育经费紧张，学校在人力和物力上都缺乏和不具备建立小学寄宿制学校的条件；二是小学阶段的学生在生活和自我管理等等方面自理性较差，要在小学阶段建立寄宿学校，学校要承担太多的责任和义务。由于农村留守儿童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小学阶段的孩子，所以我们建议，政府应该进一步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资，特别是加大对小学阶段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投资力度，建立起小学和初中义务教育阶段相配套的寄宿制学校，使农村留守儿童能够无条件地自愿申请寄宿学校，使寄宿学校变成留守儿童“暂时的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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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小孩现象透视”（中国农村研究网，www.ccrs.org.cn）”
“打工教子难取舍，留守儿童问题多 ”（《安徽日报》2004年2月11日）。

小心失去

背景资料：
让“留守儿童”与家长共同进城生活
——专访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张世平
《新京报》 2006-12-07

农村留守儿童专题工作组组长、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张世平

　　访谈动机
　　前天，《中国少年报》举行了“满足55名儿童的梦想”活动，让众多“留守儿童”进京与打工父母团聚。近些年来，随着流动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广大农村出现了不少“留守儿童”。与同龄人相比，他们少了一份来自父母的呵护与亲情，多了一份生活与成长的压力。对这些处于少年时期的留守儿童来说，更需要社会各方面力量的特殊关心和爱护，这样，这些孩子们才能够健康地成长。
日前，由国务院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全国妇联等12个部门共同组成的农村留守儿童专题工作组，在北京成立。这个工作组将致力于解决我国日益突出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围绕这一话题，记者走访了该工作组组长、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张世平。

　　“留守儿童”是转型期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
　　农村孩子进城之后，在户籍、教育、医疗等方面与城市孩子存在一定的差别，往往使农村孩子进城受到一些局限，更多的家庭只好选择把孩子留在农村
　　新京报：我国目前有多少留守儿童？
　　张世平：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农村现有留守儿童2000多万人，并且呈不断上升趋势。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是从经济欠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因此农村留守儿童的分布呈现比较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主要集中在四川、江西、安徽、湖南、重庆、河南等劳动力输出较为集中的省市，留守儿童比例一般是20％左右，像四川、江西、重庆等一些地区已经高过了这个数字。
　　新京报：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留守儿童？
　　张世平：从宏观上说，留守儿童现象是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并将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它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人口绝对数量增加紧密联系，而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人口增加，又是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必然趋势。
　　应当说，这个问题并非中国独有。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劳动力转移、流动人口增多的问题，由此带来的留守儿童问题也都不同程度地有所体现。我想这是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最主要原因。
　　这一现象也反映了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新情况、新矛盾和新问题。由于城乡壁垒的客观存在，农村孩子进城之后，在户籍、教育、医疗等方面与城市孩子存在一定的差别，往往使农村孩子进城受到一些局限，更多的家庭只好选择把孩子留在农村。
　　从微观来说，农民离开土地进城打工，也会做利益上的权衡。由于受自身经济条件和其他客观因素的局限，他们大多处在选择和孩子在一起还是选择进城打工赚钱的两难境地，往往会把打工赚钱、维持生计作为第一选择。
　　“留守儿童”面临五大问题
　　在被拐卖的儿童当中，流动儿童占第一位，留守儿童占第二位新京报：据你所知，留守儿童主要面临哪些问题？
　　张世平：一是生活问题。
　　与其他孩子相比，他们缺少父母的照顾，容易在营养状况、身体健康等方面受到影响。特别是在年幼的阶段，孩子的养育、保护显得更为重要，如果不能与自己的父母在一起生活，问题容易出得多一些。比如，在留守儿童中，能够按时接受各种预防性疫苗的比例明显低于非留守儿童。现在大部分留守儿童是由自己的亲戚或隔代老人看管，有的留守儿童实际上就没有监护人。据四川绵阳一个救助站统计，他们在三年中收留救助的600多名流浪儿童，有45％都是没有监护人的。
　　二是心理问题。由于得到的亲情、情感和心理关怀的缺少，许多孩子缺少倾诉和寻求帮助的对象，又很少与外界接触。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这些孩子其实特别想和家人在一起，这是他们最大的心愿。由于不能和父母一起生活，久而久之，有的孩子就与家人产生了隔膜和陌生感，内心的封闭、情感的冷漠、甚至行为的孤僻等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容易出现性格上的缺陷和心理上的障碍。
　　三是教育问题。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由于父母外出打工，家务劳动甚至一些农活都落在了留守儿童身上，不能保证孩子们的学习时间，学习成绩因此而有些下降。临时监护人对孩子学习的督促帮助不够、方法不当，也容易使孩子产生厌学、弃学现象。由于目前农村教育资源不足，教育质量偏低，有些孩子进城后跟不上学习进度，不得不返回农村；有的由于家长不断在农村、城市之间变动，孩子也会随之由“留守”到“流动”再到“留守”，不能及时接续学业。我们调查的资料显示，留守儿童在小学阶段的入学率相对高一些，初中阶段则呈明显下降趋势，辍学率比较高。
　　四是道德问题。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家长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往往会影响孩子的一生，儿童的许多行为习惯、道德素养都是在家庭中形成的。由于不能和父母在一起，缺乏及时的指点和帮助，一些错误行为和做法不能及时得到纠正，容易养成一些不好的习惯和道德品行。
　　据调查，留守儿童违法违纪的比例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
　　五是安全问题。据公安部门有关调查显示，在被拐卖的儿童当中，流动儿童占第一位，留守儿童占第二位。有些地方出现的女童被强奸的恶性案件中，也是留守女童居多。据报道，在2005年湖南洪灾遇难的12名儿童中，11名都是留守儿童，这说明没有父母的呵护和指导，留守儿童缺乏应变和自我保护能力。
　　着力点在“政府立法”和“社会支持”上
　　要通过制定法律、政策和制度，来保障这些孩子能够与家长在一起新京报：农村留守儿童专题工作组是怎样的一个机构？
　　张世平：农村留守儿童专题工作组的成立，是贯彻中央领导关于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重要指示，落实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前不久，我们与教育、财政、司法、民政等十几个相关部门一起，召开了农村留守儿童专题工作组成立会议，正式组建了这个机构，主要面向留守儿童和流动人口子女开展工作。这个专题组是由国务院农民工工作会议联席办公室直接领导，由中央文明办具体指导。
　　妇联作为牵头部门，主要是做一些协调、服务和推进方面的工作。
　　新京报：作为这个组织的负责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你的基本着眼点在哪些方面？
　　张世平：我认为应该主要从两个方面着力：一是政府行为，二是社会支持。
　　从政府方面来看，最关键的是要加快推进这方面的立法，出台相关政策，探索建立长效机制，从源头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因为留守儿童问题实质上是这些孩子在家庭教育、保护和亲情上缺失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就是让孩子和父母共同生活。需要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政策和制度，来保障这些孩子能够与家长在一起，这既包括国家进一步完善保护留守儿童和流动人口子女权利的法律法规，也包括劳务输入输出地政府拿出具体的政策和制度规定。
　　从社会方面看，主要是运用社会力量来为留守儿童这样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包括发展“代理家长”和各种服务性机构，动员社会组织及各界人士开展救助工作，加强对留守儿童的社会宣传，形成全社会群策群力、共同推进留守儿童工作的良好氛围。在目前受各种条件局限，还不能在短期内根本解决这一问题的情况下，社会支持就显得更为重要。
　　不合理政策必须调整
我们将着力推进法律的完善和有关政策的调整，特别是推动政府制定有利于留守儿童与家长共同进城生活的相关政策。
新京报：专题工作组如何发挥自己的影响？
张世平：从专题工作组的工作角度来讲，我们更注重通过调查研究来加强对政策的引导，研究制定出台切实可行的相关政策，推动这一问题的源头解决。因此，我们把调查研究作为第一位的任务来抓，不仅要调查研究留守儿童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更重要的是针对这些问题研究解决的办法，并加强对各地工作经验的总结、提炼和推广。专题组已经制定了专门的调研提纲，十几个部门的同志计划于今年年底分4个组赴8个省区市，进行农村留守儿童工作专项调研。
　　新京报：这项调研成果如何转化为现实？
　　张世平：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着力推进法律的完善和有关政策的调整，特别是推动政府制定有利于留守儿童与家长共同进城生活的相关政策，以改变由于城乡壁垒给流动人口子女带来的诸多问题。
　　比如，公安部门要研究如何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教育部门要研究怎样使农村孩子能够在城市获得同样的基础教育，卫生部门要研究如何确保农村孩子与城市孩子享有同样的卫生保健服务，民政部门要研究进城后的孩子的社会福利保障问题等。我们的调查研究将为政府决策提供一定的依据和实践探索。这是专题组工作的一个重点。
　　留守儿童不是问题儿童
　　维护好留守儿童和流动人口子女的合法权益，逐步消除社会上对这些孩子的忽略、淡漠甚至歧视新京报：在对待留守儿童的社会氛围方面，媒体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
　　张世平：我认为应当通过加强宣传倡导，形成有利于推动留守儿童问题解决的社会舆论氛围。希望新闻媒体大力宣传保护儿童权益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宣传留守儿童工作中的好典型和好经验。同时要注意，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宣传要客观适度，留守儿童不是问题儿童，要把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免得给孩子们造成更大的心理压力。
　　新京报：有哪些具体的措施？
　　张世平：一是要依法维护好留守儿童和流动人口子女的合法权益，逐步消除社会上对这些孩子的忽略、淡漠甚至歧视的现象，切实保障他们的生存、发展、保护、参与等各项权利，特别是要加大对侵害留守儿童和流动人口子女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为他们提供及时的法律帮助。
　　二是要为他们实实在在解决困难，比如在劳务输出地发展寄宿制学校，让老师及时了解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思想状况，给予必要的指导和照料，让留守儿童能够在老师的呵护、同学的交往中健康成长。推动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教育监护体系的建立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需要政府牵头，社会组织包括学校、社区形成合力。
　　三是要呼吁社会为留守儿童多办好事。各个单位、社会各界都应当发挥自身的优势，从不同侧面关注留守儿童这个群体，开展形式多样的关爱行动，为他们解决成长中的困难和问题，使他们能够在祖国大家庭中感受温暖，健康快乐幸福成长。
　　很多家长的教育比较盲目和随意
　　只要一有小孩，家长就成了当然的教育者，完全凭借个人的素质条件、好恶标准来实施家庭教育，大多比较盲目和随意新京报：国外有没有经验可以借鉴？
　　张世平：通过一些资料了解到，比如像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就建立了标准化的分析量表，专门研究人口流动、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依据。在泰国还有一个“登记运动”，对流动儿童相关情况进行登记。这些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还有一些好的做法需要我们进一步了解。总之，加强交流、信息共享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下一步我们要做的事情。
　　新京报：你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感觉最大的困难来自哪方面？
　　张世平：我感到最大的困难还是来自于缺乏有效的工作保障和必要的经费支持。
　　留守儿童问题是由家庭教育和保护的缺失引发的。在学校家庭社会三大教育体系中，学校教育相对来讲比较有保障，社会教育各有关部门正在合力推进，而家庭教育尚未形成有效的工作机制。
　　许多家长缺乏获得家庭教育指导帮助的固定渠道，孩子的出生证就是家长的合格证，只要一有小孩，家长就成了当然的教育者，完全凭借个人的素质条件、好恶标准来实施家庭教育，大多比较盲目和随意。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大量的是要面向家长或临时监护人开展工作，这也是家庭教育工作的重要范畴。即使是面向留守儿童的其他相关工作，同样需要一定的经费支持。专题组建立了，有许多政府部门的参与和推进，我对解决这个问题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