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成：圈里圈外

explorer · 发表于 2014-4-1 23:42:22

[paragraph]原文链接：http://greenyouther.org/page/?id=1278

文-思维（鸿芷志愿者）

“很多人离职薪酬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而是看不到发展空间和成长的机会。”鸿芷空间的客厅里，坐在中间沙发上的常成端着高脚杯，语速缓慢，音调平缓基本没有起伏，但口才很好，表达流畅，说话时，目光会照顾到任何一个角落的听众，“我进企业也是因为它能给我更大的成长空间。”
这是1月11日鸿芷1.0闭店前的狂欢之夜，前来聚会的朋友大多就职环保圈。在这个以环保公益为主题的小空间，一群正处在奋斗期的年轻人话题永远离不开梦想和行动力。狂欢之夜的环节之一是分享自己2013年做的事。因为从环保圈一脚跨进企业，常成，成为了第一个被点名的分享人。

在鸿芷带领大家观看电影《永不妥协》

转行，因为“干得不爽”
2012年12月，时任“自然之友”副总干事的常成正式卸任自然之友的副总干事，从全职员工转为了兼职。
“马云说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岗位无非两个原因，要么是干得不爽，要么是挣钱少！”离开“自然之友”的常成并不避讳自己之前环保职业生涯的尴尬。薪酬其实是积压矛盾，一直存在，让他下决心离开环保圈的导火索是一次他口中“不成熟的选择”。
2012年，“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三年届满后离任，机构公开竞聘总干事一职，常成参与了这次竞聘。由于平时工作成绩突出，他成为最受理事会器重的候选者。然而，入职两年的常成作为“自然之友”内部成员中唯一的竞聘者，面临的质疑可想而知。考虑到他太年轻，缺乏领导管理团队的经验，理事会任命他为“自然之友”的副总干事。
这次晋升却成为了常成职业生涯的拐点。年轻，并且有野心。这种让大多数人不太舒服的侵略感，给这位副总干事的群众基础埋下了隐患。
以副总干事的角色上任后，常成主导了会员部和公众参与部的合并，这个过程必定牵扯复杂的人事问题。他以前在调研部的工作只需专注做“事”，在做“人”的工作上并无经验。在执行过程中，常成忽略了工作的难度，尝试的变革没有获得大家的认可和支持。他直率地说：“在这个阶段，我做得不好，也做得不爽。”

我所在的是“食物链的最下游”
干得不爽是离职的导火索，但挣的钱少也是个积压已久的大问题。名校法科出身，国外留学背景。无论从能力还是履历上看，常成都理应获得与之相符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
但现实并非如此，目前，环保领域的经济财况生态并不成熟。
常成所在的“自然之友”是毫无官方背景的民间环保组织，与国际组织和国内的基金会相比，薪酬待遇差距很大。如果把整个环保圈子比作一个生态系统，常成说：“国内的民间环保组织是食物链的最下游。”
国际组织的资金优势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的经费来自国外筹款，国外公募放开，他们走上街头就可以直接伸手向市民“要钱”。另外，国外政府在公益慈善事业上资金投入比较大。国内基金会筹建者大都是成功的企业家，员工收入参考企业待遇，所以基金会收入也不错。
“他们的生活圈子给你感觉不像一个圈子的人。很多国际组织的人让你感觉不像是在做社会运动，就是一份职业，像一个白领一样很光鲜的。”
相比之下，国内机构的环保公益人的日子并不舒服体面。中国没有面向公众直接募资的机制，造成国内环保组织收入严重制约于国际组织和基金会与之合作时的项目要求。
常成说：“你虽然天天跟老百姓打交道，你是真正有脚的，走在土地上的人，但是你无法把这种能力转化为你的造血能力。”
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与自身能力不匹配，也是让常成父母一直不能认可儿子这份工作的原因。即将步入而立之年，常成更加现实并且坦诚：“我也想在北京买房，我也想娶妻生子，我也想有自己的事业。”
在不能保证薪资的状况下，普通环保组织成为国际组织和国内基金会的人才储备库。NGO中成长起来的人才纷纷跳到前两类机构，形成普通机构继续缺人、缺钱、缺项目的恶性循环。但常成并没想过跳槽进环保国际组织或基金会。
他觉得，虽然这样收入也变多了，但是它们身上都有这个圈子的通病，自己的能力、平台和成长空间并没有大多少，还是困在一个很非主流的圈子里。
说起环保圈子的形成，不得不提梁从诫先生。梁从诫先生是中国民间环保的先驱式人物，也是“自然之友”的创办人之一，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推动民间环保，在环保领域贡献卓著。
和所有业内人一样，常成视梁先生为“精神领袖”。“我没见过他”，常成说，“直到追悼会的时候”。他至今仍为此感到遗憾。
“虽然在我们这一代看来梁从诫先生环保理念比较保守，尤其到后期的时候，有些决策并不是很合理，但是他在那个时代有一种偶像的力量，他在社会主流的关注度里也是占据制高点的。今天我们谈的都是乔布斯、马云、马化腾、李彦宏，真正的你的家人、朋友有几个知道马军和冯永锋的？在那个时代，可能没有人知道王石、冯仑，但是很多人都知道梁从诫了。他其实帮整个行业打开了一个主流认可度。当你的主流认可度和影响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钱、资源、人、你可以发挥理想的平台都不一样。但现在这个行业差得有点儿远。”常成说。

与环保有关的日子
在与环保有关的日子里，这个“差得有点儿远”的行业让常成经历了太多沮丧与兴奋。
2011年常成和自然之友团队成员一起就云南铬渣污染事件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这是中国第一个由非官方NGO提起的公益诉讼，曾入选南方周末“2012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虽然云南铬渣一案在公益诉讼领域破冰意义极大，但后续并没有得到明确、合理的解决。
“因为这个事情我对公益诉讼的发展前景有一些悲观。”常成说，“一切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理想和现实的距离是巨大的，弥合的过程充满了艰难。”
在研究了很多国外的制度后，常成认为，公益诉讼无法达到在美国的效果，国内行政力量太强大了，司法部门有心无力，阻力重重，哪怕是名义上解决了，也很容易被行政部门进行各种形式的夹控。“所以现在，相比之下我更倾向通过法律手段，促进行政部门依法执法和加强监管。”
2011年，常成当选第四届“SEE·TNC生态奖”绿色推动者（个人），这是环保行业里一个颇为权威的奖项，和他同台领奖的都是环保界的“老前辈”。
这一年，紫金矿业、中石油等重量级上市公司频频出现重大环境事故，让上市公司的环境监管问题浮出了水面。7月，常成和环保NGO的同仁们一道，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证券交易所发出了提示信，要求他们对紫金矿业的故意延迟披露环境信息进行曝光。11月，在中石化上市再融资公示期间，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绿家园志愿者”3家环保NGO对中石化26家下属企业存在排污超标等环境违规行为，联合致信相关部门，要求核查中石化的环境问题。中石化随即做出了相应回应。
常成获奖正是因为这个事件的社会影响力。但是，作为14个“绿色推动者中”唯一的“80后”，他的获奖也引起了争议。环保圈中领军人物冯永锋间接在博文中表达了不满：“让工作一年和工作二十年的人在一个台上领奖？”常成认为，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这有损奖项的公正。
即便如此，获得这个奖项让常成感到了一种来自行业和社会的认可。家里一直不太支持他的工作，现在他可以借这个大奖说服家人换取理解：“你看我获得了这么大的奖，参会的人都是这么大的企业家！”

走出象牙塔，我成熟了
进入企业工作的常成把自己现在的状态描述为“创业者”。这和他之前在NGO的工作状态完全不同，“在NGO做一段时间，就感觉像进了政府一样，做得再好这个NGO大概也就是这样，做得再差，好像也差不到哪儿去。那个时候你就真的心慌了。”
选择离开岗位之前，常成并没有看清一个确定的事业方向，但他看的清清楚楚的是，如果跳到一家待遇好的国际环保组织，再干十年，混到总监的职位，也只能是困在这个小圈子里，中国依然是没有人认识自己的。收入和社会影响力不够，做的事情往往达不到实际的效果。“这就会让我觉得很沮丧，离这个社会太遥远。”
回国后带着一身书生气和理想主义，进入相对较小的环保圈做研究工作，常成其实并没有充分接触过社会。他一直很渴望能真正地走出去，自己闯荡一番，看看社会的复杂，磨练一下自己的心性。
一位“贵人”的指引让他找到了社会的入口。这就是他现在的老板，一个在任何角度上都跟他完全不同的人。
“我极其严谨，很学术，文气绉绉的特别礼貌，他是非常有冲击力、有气魄、说话很快，他也讲道理，但道理都不是从书里来的，全部都是从生活和社会中得出的。”常成语气里的仰视和惊奇打破了他自始至终不疾不徐的表达节奏，“我觉得我要跟着他能弥补我书生气、社会阅历太少的局限。我想认识一下真实的社会是什么样的，我想知道如何有效的在这样一个社会生态下去发挥我的作用，实现我的理想和事业，而不是只在我的想象中。”
之前在NGO工作时，每个人都是理想主义者。常成最不擅长的就是妥协，常常表现得很自我，交往能力差，还听不进人言。那个时候说话永远是“我认为怎样怎样……”，心里老是想：“我来这儿，我连钱都不要了，我还不能按我的想法来做吗？”
从象牙塔走入社会中的常成开始理解不同人的想法。现在，他正在做项目投资方面的工作，接触面比较广。和社会各界的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已经可以坦然地处理社会中的各种关系。常成说，“用一个词形容自己就是——成熟了”。
现在，作为一个创业者，常成的生活没有静止的可能，需要不停地要关注市场上的变化、各种竞争和可能性，寻找新的突破口。
“你看见路非常远，需要不停地奋斗和拼搏。” 这种紧张的节奏让他感到焦虑，但他说，这种焦虑与在NGO时的心慌的焦虑不同，“现在任何焦虑和不确定都是为了一个确定的结果，是一种不安全感里的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