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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方周末记者袁端端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李一帆 徐莉莎 2014-05-30 08:54:33 来源:南方周末
程虹教授的赠书之举,推动了国内自然文学风潮。 (新华社/图) 国内已刮起一股自然文学风潮,然而在突如其来的光环底下,这些用文字来书写自然、呼吁环保的人,实际上一直走在孤独、冷清的路上。
鲁枢元说自己已黔驴技穷,写了很多文章,做了很多分析,但就像是“往大海里射箭”,很难有反响。
出版界也感受到这种尴尬。“上一次商务印书馆出版自然文学的书籍还是一百多年以前。”
“我们写的东西全是批评,官方不太喜欢。政府能封杀就封杀,不让书店进货。”哲夫说在山西调查一家企业的污染问题时,“警车跟着我,鸣着笛,围追堵截”。
在逝世15周年之后,“中国最重要的自然文学写作者”苇岸的代表作《大地上的事情》将由三家机构联合再版;
时隔约80年,商务印书馆重启“自然文库”出版计划;
三联出版社将推出一系列自然文学作品的精装版,并已开始预售;
国内第一家专门出版自然文学的机构“乐树文化”也于近日成立。……
这一看似并无关联的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自然文学。如今,这一冷门、小众的文学领域横跨政坛、出版界、环保圈,跨界大热。
这主要缘起于李克强总理夫妇的一次出访。当地时间2014年5月6日,李克强总理偕夫人程虹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后,程虹将自己的著作和译著赠送给姆拉图总统夫妇。
这些书都与自然文学相关。程虹的另一身份是首都经贸大学外语系教授,也被誉为国内“自然文学研究第一人”。
如今,国内已刮起一股不小的自然文学风潮,一些原本默默无闻的书籍、作家开始进入公众视野。然而,在突如其来的光环底下,总理夫人的同行者们,这些用文字来书写自然、呼吁环保的人,实际上一直走在孤独、冷清的路上。
“生态文学走到了和生态困境一样的地步。”苏州大学生态文艺学研究所鲁枢元教授语调低沉。
孤独的同行者
16世纪的欧洲移民者不会想到,他们到达北美大陆时映入眼帘的那片“荒野”,会成为美国自然文学的核心概念,被程虹带入国内后,在2014年成为中国的一个热门话题。
不过,目前自然文学在中国也形同一片荒野。国内研究仅局限于程虹所在的首都经贸大学。
首都经贸大学外语系副教授朱利华是程虹的同事,她们研究方向相同,平时交流不少。“在程虹教授的指导和帮助下,我们外语系招收了3届该方向的研究生,已经于2013年开设了美国自然文学这一课程。”朱利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而这些学生用的教材,正是程虹的研究成果《美国自然文学三十讲》。自然文学是1980年代后美国文坛兴起的新流派,按照程虹的定义,是“从中探索人类心灵与地理图谱相依附的文学,是将自然史和人类发展史融合在一起的文学”。公众较为熟知的,是梭罗的《瓦尔登湖》。
而这一领域的类似流派还有生态文学等,“它与自然文学最大的差别,就是加入了‘反人类中心主义’,不再以人为主,而是把人类当做自然的一部分。”厦门大学文学系副教授夏光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所在的团队是中国研究生态文学的领军者,但也是仅有的研究团队。
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的其他学者散见于各大高校,并未成为体系,甚至没有专门的学科设置。他们主要从事美学、哲学、文艺学或语言学研究。这一群体大多出生在1950年代甚至更早,有过留学经历,目睹中国生态环境发生变化,开始反思人类、反思工业技术。
夏光武是台湾人,在他看来,现在大陆很少有较好的生态文学作品,更遑论有人进行分析总结,将这些作品建立体系了。
由于研究者少,在这个研究圈里,各大高校的学者都熟知彼此。“程虹教授会托人将她新书的签名本送给我。”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的学术带头人王诺教授说,他带领团队编译了诸多欧美文学作品,在圈内颇有名气。
三联出版社的李学军是程虹5本书的编辑。她与程虹在1990年代末相识,第一次见面是在《读书》杂志办公室。“就像任何一个作者一样,她带着书稿来面谈。”那是程虹的第一本著作《寻归荒野》。
李学军还记得,两人为这个书名讨论许久,最初是比较学术气的书名《美国自然文学研究概论》,后来她提出应该起一个文学气的书名,最后自己定下了《寻归荒野》。
“在编辑眼中,程虹是最好的作者。”面对李学军提出的每一个问题,程虹都会认真回答或者修改,没有哪一次会敷衍过去。
自然文学的现实推动力
1990年代,是这类文学研究的起点,程虹教授和同行们陆续进入这一领域,开辟了中国的自然文学研究。在二十余年间,程虹出版了两本专著和四本译著,后者都是美国的自然文学经典。
程虹在一本书序中提到,她走入这一领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兴趣,并无宏大高远的目标”。另一拨人则是被中国的环境污染推到这一研究领域。
曾繁仁依然记得1987年的回国经历,这名山东大学文学与美学研究中心主任刚从美国回国,就被国内环境状况所震动。他去开封参加一个会议,一路看到造纸厂、化工厂造成的严重污染,呛鼻的烟气与绵延流淌的黑水触目惊心,“工业化绝对不能付出这么严重的环境代价”。当时正在哈佛访学的王诺,也在这一时期接触到了生态批评,他非常震惊地意识到,国内低估了生态危机的可怕性,“我们已经没有太多时间了”。不久之后,他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回到中国,开始了生态批评研究。
这一文学领域里的另一个人群:作家,则更是直接感知到现实困境。1980年代后期,国内作家开始关注这一话题。于坚的《哀滇池》、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姜戎的《狼图腾》都被认为是国内的代表作。
1986年,沙青发表的第一篇全景式生态报告文学《北京失去平衡》,被认为是开启了中国生态文学的大门。沙青认为,北京缺水危机既是天灾,更是人祸——工业消耗、环境污染、不合理的农业结构、严重的资源浪费、无序的规划等,都在疯狂地掠夺与浪费着北京的水资源。在国内,这是一群边疆作家、少数民族作家、受道家传统影响的作家,或者受农村生活影响较大的作家;在国外,则大多是有生态学或者生物学知识的群体以及对现代性具有反思能力的人。“他们看似‘胸无大志’、‘游手好闲’,实际上是在忧思。”朱利华说。
生态文学发展的背后,是中国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这群研究者和作家可能是较早开始反思中国工业化的群体。他们相信文学作为精神性的存在,对人类心灵的撞击会更深入和持久。“文学很弱,但弱也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鲁枢元认为,生态困境实质上是人类的精神出现了偏差。
程虹也能感受到这种力量,她写道:“自然文学不是一直高高在上、脱离社会的文学,它主张重新唤醒人类思家的亲情,人类与土地的联系,引导人们从个人的情感世界走向容纳万物的慈爱境界。”自然文学和生态批评就在这种情况下日益发展。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英语系主任帕特里克·默菲(Patrick D.Murphy)是最早关注中国生态文学的外国学者之一。2003年至今,他每年都会到中国不同的大学讲授生态批评的话题。
“在我刚来的时候,生态批评是一个全新的话题,很少有教授进行这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所以我讲的通常是基本的和介绍性的。但今天,几乎我去的每所大学都有教师或研究生有兴趣研究生态批评或自然文学。”
“连出版都成了问题”
相对于自然文学、生态文学等在象牙塔里的缓慢发展,作家群体更能感受到这一领域的冷暖。
山西作家协会副主席哲夫的《黑雪》等小说,都以生态危机为题材。“人与自然越来越割裂,越来越陌生。人类已经没有能力拥抱自然了。”但哲夫感到小说引人深思效果并不明显,开始转向报告文学创作,写成了《中国档案》、《黄河追踪》、《怒语长江》等。
2006年,他推出60万字反映中国林业生态状况的长篇纪实《世纪之痒--中国生态报告》,但他却越写越泄气,最后连出版都成了问题。“林业那本书出的时候就很困难,我跑了好多家出版社,最后长江文艺出版社给了最低的稿费。”
印刷6000册、稿酬1.5万元。哲夫叹了口气,他说自己还算好的,一些这类文学的作家还得自费出版。在动辄以十万册为计的畅销书年代,哲夫最畅销的书也不过几万册。他周围有很多人劝他写历史小说、清宫故事,别再写环保文学了,因为“没人会看”。这和学者们的感受很像,这种冷门学科的研究书籍,一是需要课题支持,二是经费支持。厦门大学出了一系列生态文学的书籍,负责的出版社都是亏本出版的。
“现在整个诗歌、文学创作被边缘化、商业化了。”生态诗人华海也感同身受,他因为2003年突如其来的SARS,开始思考并寻找人和自然关系紧张的根源,日后的诗作都和生态相关。
他的家乡在江南,曾经是中国最好的地方。可他在父母离世后,很少回去。因为已经没有以前的影子了,“故乡,回不去了。”
鲁枢元则更加悲观,他说自己几乎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写了很多文章,做了很多分析,但就像是“往大海里射箭”,很难再有反响。
曾经被誉为天堂的苏州,雾霾越来越严重,他的学生对这一话题也越来越没有兴趣。上课时,放眼望去,学生们都在玩手机,无心听讲。
出版界也感受到这种尴尬。“上一次商务印书馆出版自然文学的书籍还是一百多年以前。”余节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是商务印书馆《自然文库》丛书的编辑,新中国成立之后,商务印书馆就没有出过这类书。因为得到了北京科委、科协的资助,才决定出版这套文库。
2014年4月,商务印书馆策划的“自然文库系列”开始出版,目前已经出版了6本。余节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感觉到了中国这一领域成熟作家的匮乏。目前已经出版两本国内作家的《时蔬小话》和《怎样看到鹿》,都是他们在网上大范围搜索后才发现的。
相比之下,近年来,欧美以绿色环保为主题的文学越来越多。在美国,《看不见的森林》获得普利策奖和美国图书奖,《鲜花帝国》受到了《纽约时报》推荐,《一平方英寸的寂静》是艾美奖获奖作品。
在哲夫看来,中国的生态文学还有更多的阻碍因素。“我们写的东西全是批评,官方不太喜欢。政府能封杀就封杀,不让书店进货。”他说在山西调查一家企业的污染问题时,“警车跟着我,鸣着笛,围追堵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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