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是关于NGO从业的交流,接下来先向大家介绍我学生时期的一些经历,这些对于后来的从业选择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我2002年上大学(暴露年龄了…),在大学生活的初期做了两件事:一是加入了自然之友会员,二是加入了学校的环保社团。这两个选择的主要原因是从小就喜欢自然和植物。随后在大学几年中开始做各种环保行动和志愿者活动,以及一些专业方面的学习。在我的印象中,有一些记忆还是挺深刻的。 |
一、是在学校社团的经历,有付出有成长,有笑有泪有通宵,这方面大家可能都有类似的感觉,就不多说啦; |
二、是在一些环保NGO的志愿者和实习经历,当时参与比较多的几家机构有自然之友、绿网、根与芽以及绿色和平等,不同类型的机构都有,很丰富,认识了一批前辈和师长,也让我对NGO的工作和运营有了更多更深入的了解; |
三、是一些跨学校、跨地域的学习和活动,其中既有大学生绿色营的海南环岛的野外生存,也有当时国家环保总局举办的一系列大学生环保培训班。真实的环境问题和各类理论学习让我对环境这个议题的看法更多元和理性,也开始从不同切入点去开始分析生态环境的变化; |
四、是在大三之后开始一些国际交流的活动,尤其是参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些工作的过程,让我多了一批世界各地的志同道合的同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密集的交流和共同工作,给了我不少启发,也让眼界开始扩大; |
绿色当然,还有重要的一点,那就每逢假期都会背起包去各地旅行,那是与自然和社会最直接最真实的接触,每一次被大自然和遇到的人所感动,都让我更加相信这个世界应有的方向会在哪里,也在慢慢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体系。 |
绿色这,就是在大学时期的一些经历,还记得在加入自然之友时,非常认真地写了一份申请信,多年后同事把信的内容发给了我,也和大家分享,看看那时候的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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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虽然看到了很多问题、学习和成长了不少,但并没有能够掌握一种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属于自己的分析这些问题的框架。于是我继续在自然之友行动,时间迅速又过了三年,当时我觉得似乎找到了一些感觉。具体是什么感觉呢?简单来说,是一种“通感”,这样说可能比较抽象,让我举个例子:不知道大家平时是否关注垃圾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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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到哪里,都会仔细地去观察当地的垃圾桶。于是,在前几年我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北京的一些拾荒者或者捡拾废弃物的老人,时常被垃圾桶里的碎玻璃扎到或者划破手指。通常情况下,我们会谴责这些吧玻璃(瓶)混到垃圾里的人,或者马上就想如何帮助那些拾荒者或老人。但那时我和我的团队已经在垃圾议题中摸爬滚打了三年,面对这个问题,我有着另外一种思考。玻璃混在垃圾里,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情况。因为玻璃是可以“卖钱”的一种废弃物,为什么当时越来越多的玻璃和玻璃瓶混在垃圾里,而没有进入回收体系呢?于是我们开始向那些“回收佬”寻找答案,得到的回应是“玻璃现在卖不出好价钱,而且油价涨了,这东西太沉,不如塑料瓶来得实惠”。正是因为玻璃的回收价格低且油价上涨,让市场链条不愿意接受这种具有“足够回收价值”的物品,导致了越来越多的玻璃混在垃圾当中无人过问。而我们又立即想到,当时已经有一些法律法规涉及到这个问题,比如《循环经济促进法》和《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关于“强制回收目录”和“回收基金”的条款,恰恰就是针对玻璃这一类问题的。如果设立了回收基金,对玻璃回收行业提供一定补贴,这个产业链可能又会运转起来。虽然有了很好的法律,却没能真正有效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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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我看到一个拾荒者的手被垃圾桶中的玻璃扎到时,心中想到的是不同层面的问题和可能的解决方案,而不仅仅是对于乱扔玻璃的人的谴责及对拾荒者的关心。因为唯有冷静面对问题、分析问题、寻找改变的途径,才是一个NGO行动者最应做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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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析问题的方式,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通感”。它不拘泥于某一个学科或专业,而是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生态层面去梳理、分析、寻找问题背后的原因。这就是我在自然之友的六七年工作中得到的最珍贵的东西之一。当然,一群志同道合的莫逆之交,一批影响我生命的老师前辈,也是特别特别宝贵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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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为自然之友服务的第六年,我逐渐感到自己在思维和专业层面的不足,于是下定决心离开了环保组织,回归校园重新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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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研与再次回归NGO |
研究生的时光辛苦又美好,辛苦是因为经常要在图书馆坐上十个小时看文献写文章,美好还是因为经常要在图书馆坐上十个小时看文献写文章。为什么这样说呢?群里有过工作经历的朋友或许会有同感:当你可以十个小时专心致志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是一种多么难得的过程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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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校园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在思考再次毕业后将走向何方。其实,我有很多工作了一段的朋友,重新学习的一个目标,就是用一段时间来思考自己下一步的选择。在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时主要有几个选择:继续攻读更高的学位、留在香港工作、在商业领域寻找机会以及回到公益领域。面对这些选择,我并没有特别苦恼,也没有用太多时间去分析。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很清楚很多所谓的分析和权衡并不重要,关键是能否真正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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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到了自己的心声:学习和的生涯让我感到自己更有力量,我希望把这样有力量的自己投入到保护自然的行动当中,做一个行动者,用NGO的方式去推动社会和生态的改善,或大或小,哪怕只有一毫米,都是最真实的。于是,我给自然之友发了如下一封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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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自然之友同仁: |
您好。 |
我叫张伯驹,男,二十八岁,家乡北京海淀,自然之友终身会员。 |
这是我第二次给自然之友发送申请函件。2002年,高中毕业的我申请成为自然之友会员;十一年后的这次,是应聘自然之友总干事。 |
大学时代,我曾是自然之友志愿者和植物组成员。2006年毕业后加入自然之友工作团队,担任兼职、全职工作六年有余。此间曾为环境教育部、公共合作部、编辑部和传播部服务;创建调研部,并建立气候变化、绿色金融、环境法与公众参与、信息公开、城市固废等新议题/项目;深度参与金东纸业IPO、长白山保护区开发、小南海水电工程、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厂等长期博弈;历经四任总干事更迭、三次办公地点搬迁、两次战略规划、一次注册身份变更。 |
回望我在自然之友的工作,初期以学习和增长见识为主;中期主要负责政策研究、倡导以及新项目开发、筹资;后期则深入城市固废和自然保护区两个议题,同时介入机构规划发展,为各个团队进行项目咨询并主持规划工作坊。 |
2011年,长期高强度工作导致我健康透支。在病假治疗期间,我感到自己不仅身体病患严重,而且思考缺乏梳理、知识结构待补充,于是决定在2012年重返校园读书。 |
研究生的时光充实而快乐,每天在图书馆埋头看文献、写文章,周末到野外爬山、跑步,身心慢慢得以恢复。同时,游走于中港环保运动边缘的状态,让我有机会重新思考未来的道路。在去年年底,我决定遵循自己内心的声音,不申请继续攻读博士,而是在毕业后回到大陆,继续搞环保。 |
中国面临的环保挑战之巨不言而喻,过去三十年,经济发展的负面外部性不断转嫁给不发达地区和下一代。近年来环境健康问题爆发、生态危机加剧,使环境问题已和社会、政治等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
未来十年,环境问题对这个国家——从政权核心到每个公民——都会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越多的环境危机几乎不可避免,而环境问题导致的健康损害、社会暴力以及生态退化都是我们不愿看到的。 |
在我看来,政府的环境管制力度还会加强,利用市场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的行动也会更多,由于以上两点都存在缺陷,所以相形之下,公众参与可能会被证明更加重要。公众参与起效的基础,是有越来越多拥有环境意识、权利意识和公民美德的绿色公民。如何寻找到已有的绿色公民?如何团结他们?如何在行动中召唤、培育更多绿色公民?这,就是自然之友未来要回答的核心问题。而自然之友拥有的数千会员,则是回应这些问题的起点。是的,会员不应成为自然之友的拖累和负担,他们是最为宝贵的力量源泉。 |
...... 自然之友所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如何走出2004年开始的转型阵痛期,优化机构管理;第二个挑战,是如何适应新的注册身份,并将其与会员管理动员体系相结合,让真正的会员制组织有效运转,实现善治;第三个挑战,是面对可预测的越来越多的环境危机和行动机会,如何找到和锻造一套有效的行动战略战术,推动真正变化。 |
在所应聘的三年任期内,我希望推动以下目标的接近和达成: |
1.机构日常管理方面,工作团队的有效管理。特别是健全的财务体系,稳定可靠的管理团队和业务骨干群体,清晰的机构文化,多元创新的筹资来源; |
2.业务方面,提升业务专业性和行动力。深化城市环境议题,找到基于环境健康权的行动逻辑和策略方法;加强维权和倡导领域的行动影响力; |
3.会员工作方面,完成民非向会员制组织的过渡,初步探索出有效地治理结构。提升会员在机构中的参与度和拥有感,会员数量增加,优化会员发展和行动策略; |
4.影响力方面,确立自然之友“温和但有担当感,不高调但坚决捍卫底线”的富有“韧性”的公众形象,特别加强在学术界、两会代表委员以及环保系统内的影响力。于此同时,用行动推进中国环保运动(行业)的不断反思和进步。 |
三年时间其实很短,务实地看,以上四点已然是很大的挑战。 |
在2008年自然之友首次战略规划时,我写在纸片上的一句话最终成为了自然之友的愿景文本原型。在那一刻,我感到自己和自然之友更紧密地连结在一起。 |
这种感觉,至今依然清晰、有力。 |
希望未来的几年,我有机会和热忱且执着的十几个人打造有力量的工作团队,和中国最富有绿色情怀的几万人共同探索会员制环保团体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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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张伯驹 |
绿色于是,我再一次回到了自然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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