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一研究｜水组织案例四：道融自然以科研思路关注面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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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丽的太湖流域，有这样一家环保组织，以公民科研的思路，专注于研究太湖的农业面源污染，推动饮用水源地的保护。合一绿学院对于上海道融自然总干事沈黎平的访谈，带您走进长三角的水保护组织。

《中国民间水环境保护组织发展调查报告及案例访谈》

《中国民间水环境保护组织发展调查报告及案例访谈》是由合一绿学院研究员韦伟在2016年3月24日的“环境社会治理论坛”上现场分享发布。
本次调查研究历时大半年，研究团队对全国49个参与水环境保护的民间组织进行了问卷调查，并从中根据发展阶段，随机选取了10个省市的各1家组织进行案例访谈，通过鲜活的案例经验呈现行业发展现状。
由于时间能力有限，本次研究选取的案例数量有限，未来期望通过合一绿学院的持续努力，为关心水环境组织的人们呈现更多的案例。

合一绿学院将会持续推出十篇案例访谈录，敬请关注合一绿学院微信及官网平台。


案例档案
组织名称：上海道融自然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发起成立时间：2011年
所在地：上海
全职人员：5人
负责人：沈黎平
网站：http://www.daorong.org.cn/
关注议题：水污染、自然体验、农村环境、绿色社区
组织定位：致力于保护生物多样性，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推动绿色贸易转型，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引言
相较于国内环保组织对工业污染的聚焦，上海道融从面源污染入手，沿着公民科研的思路，结合自然教育与污染数据研究，以推动太湖流域饮用水源的保护，从而唤起行业对农业污染的关注。发展前期，上海道融协调各方资源，快速度过初创期，此后避免资源导向，为既有使命而搭建项目框架。



Q1:项目开展地的水环境如何？

沈黎平：上海是一个水质性缺水十分严重的城市，它也是中国首批水质性缺水的城市。现在整个太湖流域，整个长三角地区的总水量很充沛，但问题是水质不好。上海人有一半喝的是太湖水，但太湖又不在上海的行政区域内，所以上海比较被动的，饮水有压力。
太湖现在主要是农业污染。80年代整个太湖特别是苏南、浙江的乡镇经济很发达，那个时候污染源还是以工业污染为主，包括轻工业加工以及其他加工导致的重金属污染等等。但是华东地区经济转移做得很快，因为水源地限制性发展政策的出台，最近几年的污染物总量是逐渐朝着农业转移的。从发布的文献看，现在的太湖流域，底泥中40%的总磷、总氮是由于80年代生活污水的累积。
从太湖流域的角度来说，我们最终的数据现在还没有分析出来，可能得等到2016年1月或2月，但是从大的框架数据上来看，太湖流域农业与工业比大概是在6:4到7:3之间，就是说农业污染要占主要部分。农业污染主要是化肥、农药，包括养殖业污染。现在广义的农业污染还包括一部分的生活污水，因为他们产生的污染物比较雷同，主要是总磷和总氮超标。



Q2:针对水污染，你们的主要工作手法是什么？

沈黎平：我们现在分成三块项目，一块是做太湖流域的农业污染大数据的场景应用；一块做公民科研，我们想要搭建公众和保护区域对接的一个平台，把科学家、保护区、公众和企业联系起来；第三块就是现在的农业技术，包括农业生产模式的调整。
做水污染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调研，这段时间就在2015年的攻坚战，我们现在的数据会下放到区县一级，2016年还会下到乡镇一级。这一块会有两个数据：一个是我们自己调研的数据，一个是行业或者国家的数据，我们到时会把这两个数据叠加在一起使用。这些数据一块和水质相关，一块和经济方面相关，比如说调查养殖业的数据，就会关系到生猪的存栏数和出栏数，因为它跟污染量是直接相关的。还有一块是社会经济发展数据，主要是人口结构调整，因为它跟生活污水直接相关。
我们现在把太湖按照区县来进行划分，因为很多统计年鉴也是按照区县来划分的，从科研队伍上来说还是依托高校队伍。目前的话，我们是以统计年鉴和官方数据为主。我们今年和明年（2015年和2016年）的重心是放在近十年，也就是2004年到2014年的数据上。正如我前面提到的，这个数据的零碎化很严重，因此我们现在主要是对近十年的数据整合（数据清洗、校对），然后对十年的数据有一个初步的分析，探究污染物的流动趋势，以及它相应的应用场景。
跟工业污染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农业污染一旦进入到水体，它会马上扩散成为一个面的污染，它的单位面积污染可能要比工业污染小，但是总体面积却很大。所以我们想分析污染物怎么流动，它在流动的过程中主要的富集地在哪里。就像现在我们初步分析出来，整个太湖的污染物流动呈逆时针方向，那么在这个逆时针的流转过程中，污染物主要是富集在哪些区域。再一点就是这些区域的污染物是怎么来的，是从其他地方带过来？还是这个地方本身有很多的入湖口？最后，通过整个污染流动趋势和饮用水源等关键因素，我们会选择确定一些关键点位，这些关键点位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区域，当这个蓝图出来之后，我们的工作重点就会放在这些关键点位上。这些关键点位也是道融未来的工作重点区域。




Q3:你们当时设计这个项目的初衷是什么？

沈黎平：农业污染与水环保的交叉比较多，在劲草网络里面，工业污染防治的NGO收录得特别多，但是农业的一家都没有，因为工业的点源污染是比较容易看到的，信息公开化是比较容易推动的。
最终我们还是要解决一个具体的环境问题！从污染物的分析来看（其实我们国家是在2011年的时候就正式公布结论），农业污染超过了工业污染。我们希望有一个具体的对策或者一个策略性的建议引出来，因为你要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就必须要有一个可操作性的落地方案，而落地方案对于太湖流域来说必须要跟经济和社会包括人的结构相关。




Q4:项目开展过程中是否遇到过阻碍？

沈黎平：有时项目复制和模式调整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障碍。根据太湖污染的变化趋势，我们希望布五个点，目前只有上海一个点，无法完成整个框架的搭建。我们与爱佑基金会的合作项目里，爱佑会支持我们规模上扩张。但具体的包括合作场地、跨行政区域的合作、数据的有效性，政府沟通这块都存在着一定的阻碍。农业面源污染涉及到了三农问题，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很谨慎。




Q5:您当初为什么想要加入环保组织？

沈黎平:我毕业后就进了WWF，一直在做水保护，在武汉做的是长江中下游的保护。我是在浙江长大的孩子，老家在钱塘江源头，从来没有遇到过喝不上水的状态。2003年，当我带一个队伍去调查点，中午吃饭休息时，一个学生跑过来说：“老师出问题了，访谈员好像是与户主吵起来了，喝醉酒了很凶。”我一听吓坏了，担心学生被打，就赶紧跑过去。其实是户主中午喝了酒，他以为这个学生是记者或是政府下来做调查的，他很激动。
这个家庭是三门峡水库移民，户主从河南移到武汉，从一个山区移到号称省会城市的武汉，生活质量却在下降。首先，由于没有当地生活经验，全家得了血吸虫，这是一个在长江中下游并没有消失的病；第二，他们原来是在山区，现在迁到一个湖区，他没有任何与渔业或水相关的劳作经验，只能出去打工；第三，在山区有一个好处，水量少一点，但政府能跟上的话，喝水是没有问题的。他到了武汉没有水喝。他家里喝水的情况是这样：他屋后有一个沟，他把沟挖深一点，每天拿着勺子，把沟里的水放到桶里面，放一点明矾，沉淀，过滤一次，过滤完的水再放到另一个桶里，可能会做一些简单的消毒，投一些药片进去。水烧开之后壶上面有一层泛着油光的、很厚的、黄色的东西，因为水质很硬。其实没有任何人能保证水是安全的。
湖北这样一个叫“千湖之城”的地方，你不觉得这真的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吗？为什么沿湖居住的人家，世世代代以湖为生的村庄会变成这样？但是现在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比如说，现在你在上海喝咖啡，你跟他说上海是中国首批水质型缺水很严重的一个城市，没有哪个上海人会对此有感触。



Q6:您认为组织从成立到现在，有哪些变化或者进步？

沈黎平:我们成立了三年多一点的时间，不到四年，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是真的有一个团队在运行。因为从2011年到2012年，主要就两个人在做，2013年时另外一个人跳槽。从结果导向来说的话，就是从2011年两个人的状态到现在六个半人的状态。
从资金上来说，有两个变化：一个是资金量在逐渐递增，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资金结构发生了一点变化。比如说，从单一的一家基金会到多家基金会和企业，资金结构上更加安全。



Q7:您认为机构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沈黎平:最大的困难是实施团队的组建和能力的提升。2014年的时候我们出了比较大的“事故”，导致项目的资金没跟上，还包括人员不到位，人员流失。2015年团队算是比较稳定，人员到位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拿国际机构来做参照，担忧比较多，就是怎么形成一个团队的战斗力。这两年人员流动率大概是50%，因为人数不多，所以比例上比较高，但是2015年到明年2016年会好很多，流动性会控制在20%左右。
人员配置上，不是招不到人，而是找不到资金支持。其他机构会问我们这个项目的产出是什么，但是我们现在连整个太湖的本底资料都没有，太湖现在国家每年有十几个亿的资金投入在里面，但是得到的数据都是碎片化的。所以这一块我们前两年一直做得比较难，从其他的一些非限定性项目，或者利用我们其他一些营利性项目的资金去做，所以做得比较浅和慢。这一块我们打算调整一下，包括背后的科研团队，2015年才算是刚刚有一点起色。但我们自己定位还是处于初期的阶段，不是一个特别完善的小团队，所以还得继续努力。



Q8:您能谈谈机构未来的发展计划吗？

沈黎平：我们机构在2011年11月左右正式成立，理事会定了三年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希望我们能用三年时间跨过一个草根NGO，或者说叫本土NGO快速发展的初创期。在第二个三年中，我们的考核指标主要是针对整个机构，我们希望团队成员数量能接近10个左右，而且这个团队还要经过一定的磨合，在年龄层次上有一定的区别。现在的成员应该是以85后和90后为主，但是我们希望能有一些伙伴是80后甚至是75后这一年龄阶段的人。　从机构使命上，我们希望能在这个阶段实现农业面源污染领域的行业推动者的角色，并有自己成熟的成果和示范效果出来。从资金上来说，我们想在计划结束后机构的资金能稳定在300万左右，农场前两年每年大概有100多万，估计2015年能达到200万的规模，但是它的成本也很高，所以我们希望在农场之外能有大概300万左右的资金。



Q9:您认为机构要实现这样的发展目标，需要哪些方面的资源投入？

沈黎平：农业污染这个模块，现在在人员配置上还有所欠缺，包括人员的成长等。因为我所知道的做水环保和农业结合起来的水保护组织里面，关注农业面源污染或者说直接做农业面源污染的，在国内还比较少。



Q10:您如何看待国内现有的环保组织，尤其是水环保组织？

沈黎平：我在上海看到很多情况，我不知道对环保机构是不是通用，因为我并没有深入了解太多环保机构和他们内部的问题。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现在很多NGO还是在做项目，并没有在做机构。他为了做项目而做项目，并不是说我为了这个机构的使命，我应该怎么去搭建项目框架，我应该朝哪个方向去发展？发展前期，我可能为了生存，我会朝着资源导向这个趋势去走。但在发展后期，我觉得我们能养活我自己，就会逐渐朝着我们的使命方向去发展。
　　
感谢南都公益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对本项研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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