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锡阳：环保是为了反抗绝望

3万 · 发表于 2007-6-25 09:30:16

唐锡阳：环保是为了反抗绝望
－－写在第十一届“大学生绿色营”重赴云南之际

冯永锋

　　1996年，当时还在云南工作的奚志农给唐锡阳先生打电话，说云南迪庆州的德钦县，正在大力发展木材经济。原始森林过度砍伐的结果，导致滇金丝猴的栖息地严重萎缩、破碎。唐先生接到了这封信，可他也是个无力之人啊，于是他就和当时的国务委员宋健联系。
　　几番讨论下来，是由唐先生和夫人马霞发起，在全国的大学生中，招募一批环保倾向强烈的大学生，再带上一批媒体和作家，组织“大学生绿色营”，赴云南德钦作调查。马霞未能成行，因为她在绿色营出发的当天早上，被癌症夺去了生命。留下了一段著名的录音讲话，每个绿色营的学员，都会倾听和阅读。
　　作家沈孝辉参加了第一届大学生绿色营，他回来了写了一本书，叫《雪山寻梦》，当时刚刚成立两三年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先生，作了一篇序，叫《为无告的大自然请命》，他说：“那不是一次普通的夏令营，也不是一般的科学考察、探险。几十位志愿者，千里跋涉到滇西北横断山脉深处，去为一片原始森林和一群猴子争生存权，去为无告的大自然孑遗请命。”
　　此后，“大学生绿色营”年年都举办，现在，还有了个网站，有了个“执委会”。从绿色营里走出来的年轻人，不管现在在干什么，心中多多少少都打入了一枚绿色的楔子。
　　唐锡阳先生说：“绿色营是一所学校，这里的每一个学生，可能无法保证一生中不做伤害大自然的事情，但至少可能保证少做一些。”
  7月23日，大学生绿色营第十一次出发，这一次，他们去的地方，是云南，是迪庆，是白马雪山。这算是一次对老问题的“回返”，还是对新问题的挖掘？只有到了现场才知道。去了又能怎么样？则是谁也不知道了。
零、你吃的不是牛羊，你吃的是草
　　2001年，九月底，这一年的中秋节正好与国庆节相近。笔者随唐先生去了一趟内蒙赤峰。
　　内蒙赤峰市的巴林左旗，下面有一个苏木（乡）叫巴彦尔灯，有一伙志愿者，租用了一个废弃的小学，作为基地，成立了一个纯民办的赤峰绿色沙漠工程研究所，在周边治沙，种树，种草，发展可持续畜牧业。外界把这批人，称为“巴彦尔灯治沙者”。唐先生就是应研究所当时的负责人苗玉坤、谢克的邀请，去办讲座。
　　在赤峰的一家中专，我随一千多名学生，第一次听了唐先生的环保讲座。在赤峰农业学校的大礼堂里，他坐在简陋的讲台上，对着台下简陋的学子们，这样开始说：“我算是去过了全球不少地方，大体来说，欧洲是破坏过了再重新恢复，但已经难以回到原来水平；美国是破坏了一半，算是及时刹车；中国是正在全力以赴地破坏自然；相对好一些的地方，只有俄罗斯，但他们的未来也很危险。”
  他举了好多例子了，中国的保护区，他是去过不少的，外国保护区的代表作，他也算匆匆浏览一轮。中国的“社会环境”，他是天天观察着的，虽然不懂外语，在外国周游一通，也能找到对比。“因为环保不是保护区的事情，而体现在每个人的行为习惯中。如果我们的日常行为习惯，包括政治行为、经济行为、生产行为、消费行为，都是以对环境不友好的方式开展，都不以伤害环境为耻，反以掠夺环境资源为荣的话，那么这样的土地的生活的人，必然称不上生态文明。”
  他的声音缓慢而有力，略带着老年人的那种柔弱。但在场的每一个学生，都听得出神，听得掉泪，听得心潮澎湃。讲座后，有人要买他的《环球绿色行》，他就在那里给每个学生签字。签的就是“物我同舟，天人共泰，尊重历史，还我自然！”有的学生对此书将信将疑，就几个人合买一本。唐先生说，这样更好，因为书尽其读，一本书读的人越多越好。
　　第二天，我们搭着赤峰市林业局党组书记的车，往巴彦尔灯驶去。一路上，两边的杨树叶子都金黄了，在草原上那种略带透明的阳光照射下，有一种明媚的美好。云层随意地行走，它们的阴影投下来，大地上时阴时亮，我们就这样一会儿跳过干枯的小溪，一会儿在平直的路上像没有尽头。“风光”如此美好，我心里很是激动。
　　唐先生偶尔说了一句：“北方的杨树种得太多了，林业系统的人，贪图便宜行事。工程庞大的‘三北防护林’，一只天牛就足以让它们全部受灾。”
　　当时我对“大面积人工纯林”危害性的认识尚未上升到“生态”的高度，像许多人一样，以为只要有人种树，就是好的。以为只要大地上有了树，就是好的，以为草原上有了树，就是好的。现在内蒙古大学的刘书润教授说：“草原退化，与草原文化的消亡是几乎同步的。人们正在用农耕文化的思维在统治草原。要想治疗草原所受的痛苦，首先要抛弃农耕文化的思想。草原的改善不是简单的种树与种草之辨，而是整个体系的调养方式都有问题。生态不是建设出来的，生态是培育出来的。”如果早几年听到刘书润先生的话，我的“环保思想”会有多大的改善呢？我眼前的风光，会因此而变得丑陋吗？
　　我们面前有一大群牛羊穿过，草原上洒落的到处都是牛羊。草原像生了癞似的，到处是伤疤，有草的地方也极其低矮。唐先生哝哝自语：“草原退化是过度放牧，过度放牧是因为消费刺激，是因为城市里的人要吃涮羊肉穿羊皮大衣。因此，当我们责怪牧民或者当地政府时，也许我们该责怪‘生活改善’与城市的奢侈，责怪我们的嘴、我们的身体。”
　　人每天都在做两件事，一是消耗资源，二是制造污染。人类危害环境多半体现在两类行为中，一是生产行为，二是消费行为。城市人的消费行为，体现在农牧民的生产行为上。因此，必须既提高当地农牧民的经济收入，又满足城市庞大的牛羊肉消费量，同时保证草原的生命质量不会降低、健康不会恶化。这时候需要高度的发展智慧。唐先生说得好：“环保说到底是对人类行为的治理，这需要人类有极大的克制，同时需要需要极高的智慧。可惜啊，我们行为的智慧含量太低，我们总是那么粗暴。”
一、两本饱含怒意的书
　　当天晚上住旅店时，我突然好奇心发作，撇下唐先生，随刚刚认识的内蒙古政协常委旺吉乐先生到他家里去吃饭。结果一场酒喝下来，当场醉倒，还吐了一地，在沙发了睡了一夜。
　　唐先生在旅店里，突然有警察来敲门。他们要查身份证。唐先生说没带身份证，“现在唯一能证明我身份的就是我的书，书上有我的照片。”警察用手电把他与《环球绿色行》上他的对照了许久，转身出了房门。
　　唐先生最重要的一本书，《环球绿色行》，就是旺吉乐先生帮助出版的。为了保证书稿不被改动太大，唐先生选择了自费出版，自己销售，所以这本书，一直卖到了现在。
　　他说：“这本书我写了三年。关起门来写了三年。我当时的想法是，要把这本书写好，就得慢工出细活。本来，我可以一篇一篇地写，写一篇到报刊发一篇，时间长了，自然就能结成集。但我不想那样急功近利。因为写得多是没有用的，发表得早也未必有影响。只有把每一个字都琢磨过了，这样的作品才可能有点效力。因为讲环保的书，泛泛地谈，太容易，人家前眼看过，后眼就忘了，要么就根本不看。我的想法是，既然写了，就一定要让人看，让人主动买来看，让人看后还要能起到些震动，还能写出评点文章来。”
　　书分上下卷，上卷写的是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唐先生当《大自然》杂志主编的时候，走访了不少国内的自然保护区。下卷则是“世界”，书名是“环球”，自然就得把全世界的信息都包括进去。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当时要想出国看看，是极度困难的。因为娶了个美国妻子――这个妻子又是个热爱自然的人，他们认识就是在大自然认识的，促使他们结合的原因，也是因为共同的对于大自然的热爱――唐锡阳得以与马霞一起，顺利走出国门，走访欧洲美洲大洋洲等数十个国家，看了不少的保护区，得到了相当丰富的感性认识和第一手资料。但这样的参观，一是时间短，合起来只有八个月；二是走访的国家有限；三是就是到了的地方，也多半是走马观花。所以，要想写一本立足于世界的著作，必须有相当丰富的资料。对于中国人来说，马霞是“外国专家”，在中国住了十多年，但仅仅只初通汉语。唐锡阳大学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但学的是俄语，后来的工作没有用上，再后来被打成了右派，连工作都没有了，于是，外语“全部还给了老师”。
　　“马霞找到了好几百公斤的资料，这些资料是英文的。我看不懂，马霞就先看一遍，把重要的地方用铅笔标出来。然后我再找人译出来。这些资料，对于这本书的形成，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马霞说她不是作者，我说是，你起的作用比我还大，因为，你对这本书的影响是看不见的，这本书的思想，这本书的构思，这本书的精神，到处都是你的体现。”
　　当时为了帮助这本书顺利出版，马霞掏出了一万美元，爱护动物基金会赞助了（IFAW）一万美元，一个朋友又借给他十万人民币，这样，所需要的近三十万元印制成本就凑足了。
　　唐先生的另一本书，《错错错》，则是由一家出版社联合“十八家出版社”联合出版。这本书算是他的“编著”，因为这是一本“绿色沉思与百家评点”。
　　在我随唐先生去赤峰时，他就想着出这本书，他先编好自己的几篇文章，结成集子，印上一百本几十本，发给各路英雄，请他们“评点”。然后把评点意见编进集子中，再印上几十本上百本，再发给各路英雄，请他们评点，如此反复下来，一本书越评越好，越评越精彩，编了两三年。2003年，唐先生到河北一家印刷厂里，自己学着使用方正书版系统，自己排版。
　　出版时，书的左勒口上印着这么一段话：这本书“浓缩了作者二十多年的绿色旅程以及人生经历，汇集了一百七十多位各界人士的四百多条评点，中外古今兼叙，图文情知俱茂。沉浸浓郁，含英咀华，反映了当代绿色文明的思潮。”
　　2002年，清华大学的学生刘海洋，用火碱和硫酸连续灼伤五只熊。唐锡阳为此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致刘海洋同学》，其中这样写道，“你的错误使我联想到一个问题，环保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是爱护动物植物吗？是不乱扔垃圾吗？是回收旧电池吗？是节约能源和所有资源吗？……我认为你的错误，归根结底仍然是个文化问题。”这篇文章，也收入在《错错错》里。
　　之所以选择这个书名，就是因为“回首过去的二十多年，眼睛所见、内心所感，许多人类对大自然犯下的错让我禁不住想写下来，警示世人。这个‘错’大到整个人类面对这个星球的‘错，小到个人内心错误的’自然观‘。我想在自己还能够说，还能够写的时候，唤醒更多人的绿色意识。”
　　这本书于2004年10月份出版，2005年初，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人类该不该敬畏大自然”的争论。当时我正在广州过春节，突然接到唐先生的邮件，说他花了二十多天，写了篇长文，对某些院士的观点进行反驳，他希望我与单位领导联系，看看我所在的媒体，能否帮助发表。我所服役的媒体是不太可能发表的，发的话也只能编摘其一小段。这是我在这场论战中见识过的写得最心平气和的万字长文，入情入理，叫《尊重自然是现代生态学的一面旗帜－－何祚庥先生＜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及网上有关言论读后》，这篇文章在网上被广为传播，备受读者尊重。《错错错》再印刷时，唐先生把这篇文章也收录了进去。
　　唐锡阳的眼里总是含着一股悲愤。虽然他处处表现出平和、寡欲与随俗，但无论是细心的人还是不细心的人，都能或多或少感觉到这种悲愤情绪笼罩下，一个环保老人的无奈和凄凉。这悲伤，既有对自己身世的，有对自己家园的，也有对经历过自己所经历的那个时代。更有对他现在所从事的事业：环保。他被人称为社会环保活动家，有时候被人称为唐先生，更多的时候被人称为唐老师。
　　在中国，要是从事环保的人，或者是关心环保的人，或者不关心环保也不从事环保但至少对自然抱着些许的敬畏之心的人，只要睁大眼睛，只要至少还有一点点辨别的能力，只要他的心是团诚实的血肉，谁就会含着与唐锡阳先生同样的悲愤，度过有生之年的日日月月。
　　而我所惊异的就在这里，以唐先生这样的愤怒，化为文字时，却是那样的“平心静气”。他似乎很少情绪化，但身体力行；他知道批评比建设容易，因此，每次讲座，他都“声如洪钟”。

三、2005年办了130场讲座
　　2005年底，笔者收到唐先生的一篇短文章，叫《我的2005年－－七十五岁这样走过》。
　　他在文章中说，“2005算是我的丰收年，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就是继续在绿色营“服役”。“绿色营已届十年，仍在继续。我做了一点工作，实际管得很少。一是忙于外出讲座；再是有意少做一点，绿色营是大学生绿色营，就应该让大学生来做。如果没有我，绿色营就办不下去了，那就说明绿色营没有生命力，也可以不办了。如果它确实拥有生命力，即使停办了也会有后来人继续办。这是百年后事，我只问耕耘，做好精神传递就是。”
　　第二件事，是“写了几篇文章”。
　　第一篇是《尊重自然是现代生态学的一面旗帜》。这篇名曰论战，实际是讲道理的长达15000字的文章，已在许多网站公布，为十二家报刊所刊载，也作为首篇放进了再版的《错错错》。这篇可能和《又有五只朱鹮起飞了》、《“大房子”的故事》、《我们为什么要热爱野生动物》、《马霞与我们同行》、《致刘海洋同学》、《把“人”字写得小些，更小些》、《河流是弯弯曲曲的》一样，是社会影响较大的文章。
　　第二篇是应香港《良友》杂志约稿，文章的题目是《地球毁灭的第五种可能》。
　　第三篇是《黄河文明与黄河变迁》，“还不能算是正式的文章”。因为去年七月，唐先生同全家旅游了一趟侧卧黄河的山西，九月在黄河出海口参加了“黄河论剑”的节目。此前他曾多次访问过兰州、西安、洛阳、郑州、开封、济南等沿黄河流域城市，参观和了解过丁村、半坡、仰韶、龙山等文化遗址。“耳濡目染甚多，才获得一点灵感，一条思路，一个课题，即从华夏之路来看黄河流域的沧桑；反过来再从自然的变迁来看人类文明的历程。”
　　唐先生在文章中认为：“世界四大古代文明有其共有的规律：依傍大河最富庶的生态开创了古代的辉煌，但建设文明的同时却破坏了大河流域的生态，文明也就随之沉沦或消失。古埃及如此，古巴比伦如此，古印度如此，黄河文明也是如此。我们能不能用历史和生态的眼光，把远古的、近古的、现代的、生态的、人文的各种信息收集拢来，寻求文明和自然之间的内部联系，探索出一条新的天人共泰的生态文明的道路。这是一个严肃的、庞大的、有世界意义的主题，也可能就是我想完成的另一部重要著作的提纲。所以严格说来，这还只是一个草稿。真正写完，还得把华夏之路认真细致地走一趟，恐怕需要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还得财力上的支持和上帝恩赐我健康护照。”
　　“第三件事，全年中耗费时间和精力最多”，唐先生指的是去年3月11日到12月7日期间，搞了一个全国性的巡回讲座。在十七个城市讲了130场，重点在96所高校讲了103场。如果按每场平均240人计算，则听讲的人数是3万多人。如果把历年听讲的人数都累计在一起，就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作个夸大的比喻，孔子有弟子三千，我有听众十万。我相信这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因此我应当有所记述，并作为这篇文章的重点。”
　　讲座的缘起，和《错错错》出版有关。由于得到一些赞助，这本层次较高、印刷精美、比较厚重的环保书的定价压到50元，初印了5000本。香港乐施会又赞助唐先生8万元，又加印了5000本。两次共印刷一万本，出版社只负责营销2000本，唐先生负责营销8000本。
　　能印出这么多书是个难题，要把这么多书传递到读者的手里，更是一个难题。唐先生和赖芸、郭沛源、曾永辉、吴峰等绿色营新老营员多次商量，多方联系，始终没有找到可以营销的办法，唯一的“笨”办法就是搞巡回讲座。边讲座，边售书，既推销书，也推销环保理念。“因此我在大家运作和帮助之下，引发了这个全力以赴的环保行动。一年下来，一共走了广州、深圳、厦门、泉州、福州、郑州、武汉、长沙、桂林、香港、南宁、昆明、重庆、成都、西安、兰州、珠海等十七个城市，作了130场讲座，售书2543本。在目前信息泛滥、读书买书风气每况愈下，而且大学生消费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我每场讲座最少卖2本，最多卖58本，平均是15本，也实属不易。但我更看重这是一种传播绿色理念、培养绿色人才、传播绿色文化的方式。”
　　除掉寒假、“五一”、暑假、“十一”以及躲开学生的考试，唐先生的活动非常集中，几乎是一天一讲，有时候不得已还得一天两讲，甚至是下了飞机就讲，或者讲完了就上火车。他没有组织机构，没有秘书，事情非常繁杂，要通盘联系衔接，要应酬各种社会活动，要接触不同情况的人，要接受报刊和电视记者的采访，要安排自己的衣食住行，要应付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而我那个必需午睡和容易失眠的毛病，实在难以对付这种变换不断的日日夜夜，有时候就得靠吃安眠药和硬挺。这对一个75岁的老人来说，确实是超负荷了。“但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超越自我，挑战人生，每个讲座都是一种收获、一种欣慰、一种鼓励、一种鞭策，更何况此行之中，总有意想不到的情况与收获。 ”
　
四、环保是一场永远不可能赢的战争
　　可怕的对峙。我一进房间里就感觉到有种敌意在蔓延，四处游动。
　　这是1997年的夏天，第二届绿色营到了西藏林芝，住在西藏农牧学院的学生宿舍里。此行的目的，是调查藏东南的天然林砍伐情况。
　　调查进展得不顺利，这次活动有一家单位赞助，中央台青少部、北京电视台等媒体随队采访。有些记者生气了，他们没看到了希望发生的那种作为媒体必须看到的戏剧性和“冲突”，没看到成大片的被砍的木桩，没看到成车被拉走的木材，似乎也没看到森林破坏给自然界造成的苦难，相反，这个地方太美了，大学生们有些陶醉。大自然景色的美好滋养，本身就是对人类心灵最好的陶冶。
　　自然，媒体自认为不是来游山玩水的，绿色营成员也不该受风景藏东南的迷惑，他们担心回去交不了差。
　　而绿色营中也起了冲突，一个营员，想从林芝顺川藏线骑自行车走一趟，了他的一个心愿。
　　而绿色营原定是要回北京再散营，他要是这么一走，其他人是不是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旅游？去珠峰，去阿里，去纳木错。
　　大家讨论得很激动，有人担心他的安全，因为夏天正是川藏公路泥石流可能发生的季节；有人以“保证组织完整”为理由，反对个别同志擅自行动；有人则认为既然拿了某企业的赞助，就要把活做齐整了，以向企业交差，实在要走也可以，一是把企业的赞助吐出来，二是宣布个人与绿色营无关。
　　绿色营是民主的，“常委”们组织起来投票。投票的结果，似乎是5比4，这位同学必须随队回京，完成组织行为。集体意志即使在松散的组织里，也表现得出奇的强硬。“在任何时候，个人都需要服从组织”，要想再走川藏公路，这位同学必须以个人名义重新“回到拉萨”，虽然这对这位家境不太好的同学，也许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位同学很委屈。他尊重组织意愿，放弃了梦想。可能正是由于他“冲撞”的结果，“集体意志”近人情地软化了，绿色营行程做了调整，在拉萨就散营了，不少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在西藏各地旅游。
　　当时，正在开会讨论期间，一位媒体代表闯进来，和唐先生争吵。冲突很快就结束了，大家不欢而散。
　　我当时在西藏日报驻林芝站工作，唐先生没把我当成“媒体人士”，而把我列为第二届的特殊成员。
　　唐先生突然说，我们出去走一走吧。
　　当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我们在校园里漫步。“环保是一场永远不可能获胜的战斗。我们要做它，可能不是为了获得胜利，而是为了反抗绝望。环保需要人类付出代价，总得有些人为此付出代价。我想，我们也做不了太多的事，但至少可以多多少少帮助一些人，摆正在大自然中的位置。”
　　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虽然惭愧得很，付诸行动的次数太少。几天前，我又去拜访唐先生。他说他今年的主要精力就是编绿色营十周年的文集，桌上散乱地放着绿色营每一年的报告集，他想从里面，选摘出一些闪光的文字。“现在不比你认识我的时候了，那时候我什么地方还都能去，可现在，连出趟门都要想一想。人老了，身体需要休息。”
　　唐先生指着楼后的小公园，说他连找这些人抗议的力气也没有了。似乎是为了“绿色奥运”，这里在大兴土木，一些树被砍倒，另一些树被重新种上。“树挪死”，可也许在园林工程师心中，植物是需要挪来挪去的吧。
　　因为我在建议联合多方力量，做一个“天然林破坏与自然灾害间的关系”的调查，我把想法发给唐先生时，收到他的回信：“你的《福建天然林破坏促进自然灾害研究报道建议书》，读后很有同感。每当暴雨季节、水灾频繁的时候，我几乎都要暴怒地喊道：人祸！人祸！十多年前，我就写道：‘江河横溢，早在意中。名曰天灾，实为人祸！’道理很简单，你把树砍了，把湿地占了，这些自然的江河忍无可忍，才以暴怒的姿态说话了。现在是越演越烈，范围越来越广，几乎没有安宁的地方。苦了生态，苦了老百姓，苦了子孙后代，至于救灾、慰问、流眼泪，那都是作秀，他们才是罪魁祸首。现在全国都发疯了，不仅政治家发疯了，企业家发疯了，科学家也发疯了。像侯学煜、王战这样有科学良心的人也有，但是不多了。你想联合大家来做这件事，还不如自己先动手，记者有记者的能耐，下点功夫，把事情说透，采用一个好的形式，有时也能发挥特殊的作用。当然，也不排斥联合大家来做，那样更需要时间。”
　　因为唐先生的建议，我决定不再等待，自己先做起来。

　
　　附录一、唐锡阳，湖南汨罗人，生于１９３０年１月３０日。１９５２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分配到北京日报，任编辑、记者。１９５７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其妻子受株连，被红卫兵打死。１９８０年唐被平反，调北京自然博物馆创办《大自然》杂志，任主编。以后就集中精力考察全国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有关自然保护的文章，并出版了专著《自然保护区探胜》。此书１９８７年获全国地理科普读物优秀奖，并列入向全国青少年的推荐书目；其中《又有五只朱鹮起飞了》还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以后又相继出版了蒙古文本《天鹅之歌》和在台湾出版的《珍禽异兽跟踪记》。１９８２年唐锡阳在西双版纳考察的时候，结识了美籍文教专家马霞Marcia B. Marks，共同的理想使他们结合在一起，并开始了热爱自然、为自然保护事业而奋斗的生活。在马霞的帮助下，唐在纽约出版了《 Living Treasures》，因此获得一些国际环保组织和朋友的帮助，在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２年之间，夫妇俩先后考察了前苏联、德国、瑞士、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以及香港的５０多个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经过这一系列不平常的绿色旅程之后，他们潜心写作三年，共同出版了《环球绿色行》。这里记录了中国第一代环保活动家唐锡阳及其美籍妻子马霞 Marcia B. Marks 长达二十年的绿色旅程，也包含着他俩不同人生的经历、体验和汇合。应该说，这些不是写作出来的，不是拍摄出来的，不是编制出来的，而是用他们的辛勤、思想、感悟和生命谱写出来的。唐锡阳虽已年届古稀，仍通过他的著作、绿色营活动、各地巡回演讲，和广大的绿色朋友保持联系。
附录二：唐锡阳短信记
　　2005年8月份，我在香港认识了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副校长于风政教授，邀请我前去作个系列讲座。过去都是一个学校讲一次，内容稍有变换，基本是一个主题。这次要讲五次，题目分别是“绿色文化与人文关怀”、“黄河文明与黄河变迁”、“环球绿色行”、“尊重自然是现代生态学的一面旗帜”、“绿色营——风行在大学生中的一种环保活动”。这些都是我很熟悉的内容，但要变成感人的演说，还得好好备课了。
　　从听讲人数越来越多的情况看，这个系列讲座是成功的。学校给的待遇也非常优厚。有感于此，12月3日我在离开珠海的小车上，给几个朋友发了个手机短信，很快收到了朋友们的回信：
　　我首发：“离珠海赴广州。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作了五场绿色文化系列讲座。往返飞机，住四星级宾馆，给一万元讲课费。贫僧第一次享受这种优厚待遇，但我还是离不开环保的苦海。普度众生，阿弥陀佛！”
　　赖芸：“嗯，清贫是我们的本性，清心寡欲，可以让我们在自然保护事业中得以持续……”
　　叶榄：“环境危机来源于心灵危机，拯救世界首先要拯救心灵。绿色的传播者和实践者就是这样的救世军。”
　　赵志彬：“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坐。”
　　唐桦：“从某方面说，‘环教’和佛教有相通之处。”
　　钟安河：“环保是一种伦理道德。就像我们的身体来自父母，我们爱自己，也爱父母，也爱兄弟姐妹。这是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宣扬这种伦理道德就是传播一种信仰。为了这种信仰，不怕苦，不怕累，不为名，不为利，不为住四星级宾馆，不为一万元讲课费。身在苦海心不苦，众生因你而有甜。唐先生是幸福的，真诚的信仰者都是幸福的！”
　　余剑锋：“环保的苦，是局外人无法理解的，因为环保者要承担整个人类对地球生命的责任。唐老师，能做多少尽自己的力吧。人对于物质享受的追求可能就是人性的一部分，一切环保问题的产生，不都是人类自己造成的吗？问题在于人有没有智慧自我把握。”
附录三、1996年马霞为大学生绿色营开营准备的录音记录－－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我为你们感到骄傲。你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是如此自觉自愿地彼此合作，相互关心，而这正是此次远行所必备的精神。
　　你们向大自然学习，希望不只是看看奇花异草、珍禽异兽和美丽的风景，更重要的是体验大自然，感知大自然。这需要虚心、细心和耐心。记得我们背着背包，穿越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大雾山国家公园的时候，领队总是嘱咐我们要记住所有野花和各种植物动物的名字以及相关的知识，正如我们参加一次集会，总想多认识一些人，多知道一些有关的事情。
　　这种学习不仅仅限于野外，今年有一天，我在观察窗外燕子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它们的尾羽之间分布着红色的斑点，立即查阅鸟类图谱，才知道它们叫金腰燕，是我从未见过的品种。所以我们不应该只满足于知道“这是燕子，那是麻雀”，还应该知道是什么样的燕子，什么样的麻雀。我们希望别人理解我们各自的个性，我们也应该努力发现植物、动物的特点。
　　所以，希望你们不仅仅从望远镜中搜索广阔的景色，还应该调过头来，好好观察一下脚边的小花小草，你们就会被生物多样性的类型、姿态和颜色所倾倒。这些千变万化，有些是功能性的，譬如为了吸引昆虫，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无疑都是宇宙间丰富多彩的最好验证。
　　不要只是闷头赶路，对周围的事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应该静下心，让大自然迎你而来。大自然有秘密，正如你们的心中也有秘密一样，甚至有时候连你自己的秘密你也不清楚。在你们共同相处的一个月中，你们将彼此学习。无论是处理人和人的关系，还是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从寻求自身正确位置的角度来看，这都是一次极其难得的经历。你们首先要学会用欣赏的眼光去认识别人，然后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
　　你们年轻人对世界总是充满着好奇心，其实，这种好奇心我们也有，但被不必要的凡夫俗事所掩盖了。这种对世界的好奇心，总是和灵感及创造力结伴而行的；没有这些，世界上就不会有伟大的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大自然不仅为我们昭示着奇异，还蕴育着真理和力量。
　　还有许多的话想说，不罗嗦了。我的思想将一路上跟随着你们。盼望你们归来，焦急地等待了解你们这次旅行的所有细节。所以你们应该携带一个旅行日记本，在笔记中充分敞开你们的心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