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村善款去向惹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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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7-10-10 7:55:19 · 来源： 新京报  
大连“爱在海边”儿童村善款缺少监管，遭捐款人质疑

　　■核心提示

　　大连慈善组织“爱在海边”遭遇质疑。它专门代养重刑犯子女。这是继沈阳儿童村之后，第二个被质疑的儿童村。

　　起因是，一名志愿者发现，今年5月自己捐赠的500元未入账也未公示。此后，儿童村暴露出更多问题：财务私领善款，抵做被欠工资；管理费占总支出七成；监事会成为摆设；当儿童村的负责人频繁外出宣传NGO理念时，他们代养的孩子却感到了情感被疏远。

　　这些问题显现出，中国民间慈善一直未摆脱刚起步时不成熟的诸多特征。

　　“不出去，哪有那么多捐款？”注册难和资金困境成为摆在这些“穷人慈善家”面前的现实难题。于是，他们想注册成公司性质的慈善机构，这样能使本属公益性质的慈善机构得以规范吗？


　　出纳挪用善款，“爱在海边”儿童村遭质疑。 本报记者 钱昊平 摄


　　村长潘芏正在查账，她发现共有4100元善款未被出纳记入账中。 本报记者 钱昊平 摄


　　□本报记者 钱昊平 大连报道

　　儿童村“爱在海边”离海很近，步行只需两分钟。这里收养着11个孩子。他们的父母多是重刑犯，且多在狱中服刑。

　　刘亚娟通过媒体得知后，便来村里做义工。周末，她来帮孩子做饭、打扫卫生，至今已持续了大半年。

　　而在今年7月，她在翻阅第三期内部刊物《爱在海边》后，发现自己捐款未被公示，便开始对这个慈善组织起了疑心。

　　在刘亚娟的深入了解后，她发现有几千元慈善钱款并未入账，而且这个慈善机构员工的工资和相应管理费用占去了大部分慈善捐款。

　　让刘亚娟更不能理解的是，村长潘芏频繁在外参加活动、培训，并接受大量采访，而留在村里照顾孩子的时间非常少。

　　刘亚娟越来越不明白，这是怎样一个慈善机构。

　　出纳私占4100元抵做工资

　　志愿者发现，有多笔捐款未入账，查账后获知为原出纳拿走了，理由是儿童村欠他7000多元工资。

　　今年7月，刘亚娟拿到刊物《爱在海边》后，来回翻看几遍，都没发现自己的名字。她在5月给儿童村捐了500元。所有捐款人的姓名和捐款数理应都会刊登在儿童村的内部刊物上。

　　而在今年上半年的名单中，刘亚娟不但没找到自己名字，连初女士的名字她也没找到，“我帮她代交了捐款200元。”

　　刘亚娟找潘芏，想了解那些钱为何未公示。潘芏当时正忙。刘亚娟和潘未谈成。

　　9月24日，潘芏和刘亚娟找来账本，发现这几笔钱未记入账中，同时又发现，另有3400元也未入账。

　　“那三千多元是调济变卖物品所得的钱。”刘亚娟说，儿童村有些捐赠物资用不了，就拿去卖了。今年7月5日，她帮儿童村卖了2800元物资，后来又卖了600元。

　　潘芏找来出纳刘斌。已经离职的刘斌承认，那些钱是他拿的，理由是儿童村欠他7000多元工资。其他情况，刘斌不愿多谈。

　　“财务管理的知识我以前不懂，一直都在学习。”潘芏说。

　　2003年，潘芏到儿童村做义工时，村里都没有财务。2年后，潘芏开始执掌儿童村。参加NGO组织培训后，她才了解到其他类似机构设有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

　　2006年3月，儿童村聘请了一个兼职会计刘夫珍。

　　刘夫珍回忆说，她刚来时，发现儿童村根本就没有账本，各种票据堆了一堆，她费了许多工夫才编制出2005年度的资金收支报表。

　　之后，潘芏又学习其他机构的做法，给每个前去捐赠的人开具收据和捐赠证书，“这么做是让捐赠者有凭据以便监督。”

　　刘亚娟也领到了那张由潘芏签名的捐赠证书。但她的那笔钱却依然未被记入账中。

　　管理费占捐款六成

　　国际惯例是不超过20%的善款作为办公经费。

　　儿童村账本显示，公交充值卡，工作人员两元钱的喝水钱和超市里一元钱的存包费均在报销里。

　　刘亚娟在对捐款公示起疑后，同时也开始关心究竟是谁在使用那些善款。她在内部刊物上发现，今年2/3以上的捐款被当作工作人员的管理费用。

　　今年上半年，儿童村获得捐款14万多元，其中3万余元用于孩子，近4万元用于几名工作人员的工资，还有4万5千元用于工作人员的外出培训费，手机费，打车费和探亲费。

　　潘芏家在吉林，每次回家的探亲路费200多元会在账里报销。潘芏说，机构也没有什么福利，她便考虑报销员工回家时的路费。“但实际上也不会一个月回去一次，我今年才回去4次。”

　　潘芏的手机接听免费，手机费全额报销，每月两三百元不等，她说99%都是用于工作的。

　　儿童村的账本显示，工作人员每月公交卡的充值发票也是从捐款中报销。记者从儿童村的账本里看到，有工作人员去银行办公事两元钱的喝水钱，也有工作人员出差时在超市里一元钱的存包费。

　　工作人员的工资是善款的较大支出部分。

　　目前潘芏每月的工资是3000元，另一个创办人杨梅的工资是2000元，出纳的工资是1000元，以前还有个做饭的工资是500元。

　　潘芏说，这样的工资标准在类似组织中属于中等偏上。“而且也就今年能按时发，以前儿童村还欠我们许多工资。”

　　资料显示，国际惯例是慈善组织可以提取不超过20%的善款作为办公经费。

　　河北省慈善总会副秘书长彭万宁曾说“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慈善组织可以从捐赠款中提取5%～10%作为办公经费。”

　　今年上半年，儿童村捐赠收入为142357元，用于孩子的生活、医疗、教育支出是34187元，管理费用则是84343元，单从数字上看，管理费用占到了捐赠收入的58%，占到总支出的七成。

　　“早知道这样就不捐了。”刘亚娟说钱是捐给孩子的，不是给他们发工资的。

　　监事会不监事？

　　对于潘芏月工资3000元，监事贾春亭一直心有异议，“大连平均工资也没有3000元，而且探亲、交通、手机费都用捐款报销，政府也没有这么好的待遇。”

　　当潘芏因有事繁忙未和刘亚娟交谈后，刘亚娟便去找儿童村的理事会和监事会反映情况。但无论是理事会还是监事会都没能帮助她解决心中的疑问。

　　刘亚娟先找到理事长杨雅景，得到的答复是，准备开会研究。后来她又去找监事贾春亭。贾春亭在与多方联系之后，拟定在某个周六准备联合理事和监事开会，了解捐款未被公示的缘由。

　　但最后由于监事长王刚义要去大学讲课，不能参加会议，会议便被搁置下了。

　　2005年，潘芏为了让儿童村的运作更加规范，便按照国际惯例，在成立理事会的同时，又成立了监事会。监事会的会长由德恒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主任王刚义担任，监事由贾春亭担任。

　　成立监事会的最初用意是，监督理事会的工作和资金使用情况。但在担任监事以来，贾春亭发现监事会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

　　对于潘芏制定的工资标准，贾春亭一直心有异议。他说，“大连的平均工资也没有3000元，而且探亲、交通、手机什么费用都在捐款里面报销，就是政府机构也没有这么好的待遇。”

　　当初在2005年的理事会上，理事长杨雅景对潘芏的标准表示同意，会上没加修改予以通过。杨雅景说，潘芏的工资如果和大连的收入水平比，也不算高。”

　　“她的一些做法确实需要纠正。”监事贾春亭是大连商人。儿童村刚成立时，原创始人金宏伟就曾找他，希望其能利用自身的影响为儿童村做些事。

　　自从担任监事后，贾春亭希望潘芏能改变一些她的工作内容，但都没被采纳。他觉得潘芏的外出活动过于频繁，“我希望她能先把孩子们的基本生活安排好，再外出办各种活动。”

　　贾春亭说，监事长王刚义手中有银行卡。他是交行的太平洋卡，用户名是潘芏。儿童村所有捐赠资金的收入和使用支出都须经过这张卡。潘芏当时将卡交予监事长，是希望资金使用能有人监督，加强慈善组织公信力。

　　“但王刚义也有意见，甚至打电话说能不能罢免潘芏。”贾春亭说，每次需要资金支出时，监事都不能对此发表任何意见。“王刚义就曾对我说，那银行卡放在监事长处又有何意义。”

　　贾春亭表示，所以对目前儿童村的管理费支出，监事会也无法做出任何限制和监督。

　　因王刚义在国外，记者未能采访到他。

　　根据理事会章程，每年4月5日和10月5日为理事会和监事会的召开时间。理事长杨雅景说，今年4月的理事会和监事会一直由于人员凑不齐，而没有召开。

　　不愿孩子被政府接收

　　潘芏强调，“我们不仅仅是要养活这些孩子，还要让大家都来参与。”

　　目前，儿童村的11个孩子中，有4个孩子的父亲已经出狱。但这些重获自由的父亲不愿领走孩子，其中有三个父亲每月还向儿童村支付300元的寄养费。

　　监事贾春亭认为这样做不合适，“儿童村是为了照顾无人监护的服刑人员子女，而不是为了帮助那些已出狱的家长逃脱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责任。”

　　贾春亭曾让潘芏不要再继续代养那几个孩子，但意见未被接纳。

　　潘芏承认，按协议家长出狱后三个月要将孩子接走，“但有特殊情况的孩子还是需要代管。代管也不会无限延期。”

　　在大连市民政局属下有个救助站。新修的救助站地面铺的是木地板，学习室、活动室一应俱全。站里准备了80个儿童铺位，但那儿从未超过30人。现站中有4名孩子长住，都已开始上学。

　　站长侯玉玺说，救助站其实也可以代管儿童村的孩子。民政局杨福彬处长也表达了同样的态度。

　　潘芏说，她相信救助站有这个接收能力，但她不愿意那些孩子被接收。

　　潘芏认为自己在做的不是一般的慈善机构，她在做一个NGO.她一再强调NGO的功能：“我们不仅仅是要养活这些孩子。我是要让大家知道社会上还有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让大家都来参与，来创造社会的和谐。”

　　刚加入儿童村时，潘芏对NGO并无认识。2005年起，潘芏与外界的联系面开始扩大，参加了各种培训会，诸如NGO高层管理人员诚信系列培训、民间组织领导能力培训、跨文化沟通与管理等等。

　　去年，潘芏共参加了10余次上述活动。通常在培训后，潘芏也会组织儿童村的志愿者进行培训，传播NGO理念。

　　除了这些培训，潘芏到电视台录制节目、参加公众活动的次数也愈来愈多，去年11月11日，由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东方网、新浪网等主办的“真情·和谐2006年度人物评选”活动中，潘芏是其中的3号真情人物。

　　“不出去，哪有那么多捐款？”

　　孩子说“阿姨你老出差，我们觉得你是待够了想出去散心。”潘芏回复“如果不出去，儿童村哪能有那么多捐款？”

　　随着潘芏的频繁外出，于是儿童村开始出现质疑的声音。

　　贾春亭认为潘芏在炒作。志愿者刘亚娟认为潘芏为尽快实现个人抱负，才活跃于公众视野，所以没有把心都放在儿童村的孩子身上，忽视儿童村的管理。

　　当地电视台一名记者用镜头记录了这样一组场景，潘芏召集三个大孩子谈心，希望大家一起把“家”搞好，一女孩子说“阿姨你老出差，我们觉得你是待够了想出去散心，这么跑也没见给家里带来什么。”

　　另一个女孩子则说“这里像地狱。”这个小姑娘今年14岁，已经辍学，暑期曾在刘亚娟开的美容院里学习，据说那段时间精神很好，根本不想回儿童村，也就在这时，刘亚娟跟潘芏的矛盾开始显现。

　　潘芏要求女孩回到儿童村，她说刘亚娟有问题不找她，而在背后找理事长，她不希望孩子在她那里学习。

　　这个小女孩现在仍住在儿童村，潘芏说已开始帮她联系下一家美容院学习。

　　面对指责，潘芏说，儿童村分工很明确，她主要负责对外事务；杨梅主要负责村里的孩子的生活。

　　“如果不出去，儿童村哪能有那么多捐款？”潘芏说。之所以有人觉得这些不该做，是因为他们与她对如何做好儿童村这个NGO存在理念差异。

　　理事长杨雅景对潘芏的做法表示赞同，“活动减少的话，募款能力势必会下降。”

　　“有责任我个人承担”

　　儿童村至今未在民政部门注册，潘芏希望以公司性质进行工商注册，“那就能向国外基金会申请基金了。”

　　儿童村“爱在海边”自2003年成立以来，潘芏一直想着去政府部门注册。潘芏曾多次到民政部门咨询过注册事宜，但一直未能如愿。

　　所以，目前的儿童村并无上级单位主管，其账目也没有政府机关的监督和监管。

　　大连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处处长杨福彬说，给儿童村注册目前还没有法律依据。

　　2006年之前，对无人监护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没有相关政策。2006年1月6日，民政部等19个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流浪未成年人工作的意见》，规定了“监护人无法履行职责的服刑人员子女也可以由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供生活照料。”

　　杨福彬说，意见中就只有这一句话，具体如何实施没有规定。是否允许个人举办也没有规定。

　　儿童村注册不成功，潘芏开始转向公司性质的工商注册，定名为大连爱在海边文化传播中心。她希望今后能以此名义对外交往。

　　“没有合法身份很难和外界沟通。”潘芏说，她通过参加各种培训，已认识了很多基金会的人，所以希望工商注册能赶快下来，“那就能向国外基金会申请基金。”

　　对于目前儿童村存在的这些问题，杨雅景认为，在即将召开的理事会上，“可能检讨要多些，会议上我们要把机构的管理和福利问题深入讨论。”

　　理事会将在10月14日召开。潘芏表示，会上将对明确办公经费、外出活动做进一步细致规定。

　　潘芏认为，儿童村现在的问题是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有看法不要紧，“但希望不要冲着儿童村，有什么责任我潘芏个人承担。”

　　■“爱在海边”儿童村简介

　　大连“爱在海边”儿童村，以代养重刑犯未成年子女全国闻名（2006年9月14日本报核心报道曾予以报道）。

　　金宏伟、潘芏等人创办于2003年，后因为家庭原因，潘芏离开了儿童村，2005年因创办人金宏伟病倒，潘再返儿童村。

　　目前全国共有6家类似的民间代养组织，所代养的总人数不超过2000人。而据2005年的数据统计，目前有94.8％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未受到任何形式的社会救助。

　　资金来源，合法注册以及民间机构的自身规范发展等，都是困扰此类民间组织的问题。

　　■对话

潘芏：我来儿童村不是为了挣钱

筹款、代养重刑犯子女都不是她最终目的，她想让更多人了解NGO组织

　　对话人物

　　潘芏，39岁，高中毕业。受访时，她戴着半框的眼镜，卷曲的齐肩发，一身套装，淡红色的指甲油，像个老师。

　　潘芏说，她当过一个学期的小学代课老师、企业的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部主任。如今，她是大连“爱在海边”儿童村的负责人。

　　该机构代养无人监护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一度受到好评。最近，有志愿者反映该机构的财务管理混乱，管理费比例过高，致使潘芏陷入争议漩涡。

　　“儿童村还欠我们13万工资”

　　新京报：这次风波的起因还是因为钱，而且儿童村的运作确实出现一些瑕疵，比如有款项没有入账的问题。

　　潘芏：我觉得这都是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我个人对财务也是不懂，这两年到处学习算是知道了一点管理的知识。

　　新京报：你以后会采取什么措施来避免出纳私吞善款的事情发生呢？

　　潘芏：我会加大盘查频度。但是人为能防止的我们可以做，人为防止不了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很多大企业、单位的财务制度不能说不健全，但贪污仍然存在。有的时候人没有良知真是不行。

　　新京报：在善款支出中，办公人员的管理费用占到了总支出的70％，其中很大比例是人员工资，你给自己定了每月3000元，有人会质疑你是否在利用儿童村为自己牟利呢？

　　潘芏：我不是为挣钱才来儿童村的。儿童村刚建立，创始人金宏伟贴了20多万，我一开始捐了18000元，后来儿童村困难，又从我丈夫那里借了15000元，现在才还了3500元。我丈夫做销售，每月开销都要1万多元。找到我这样的老婆，他也是没办法。

　　新京报：什么原因吸引你放弃远在吉林的家庭来大连照看这些素昧平生的的孩子？

　　潘芏：我儿子六岁时，我跟他一起看一个香港的连续剧，有社工照顾流浪儿童的剧情，当时我就对儿子说，妈妈以后也要做这样的事。这么说有人会认为故意这么说，但事实就是这样。

　　新京报：听说你中途离开过儿童村？

　　潘芏：是的，2004年，我来时，丈夫就极力反对。后来我说服了母亲照顾丈夫和儿子，才来到这里，但2004年母亲生病了，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儿子的作文也写道家里没有亲情，我就回去了。没想到那年年底，儿童村创始人金宏伟病倒了，村里没人照顾，我只好又回到儿童村。

　　新京报：重新回来之后，也是抱着当初的想法，没想通过这个机构挣钱？

　　潘芏：是的。在2006年之前，儿童村经费紧张，员工都没领薪。至今，儿童村还欠我们几位员工13万元工资没发。

　　“筹款不是最终目的”

　　新京报：外界质疑较多还有是你常在外面参加活动，一来造成管理费过高，二来对孩子的照顾就显得不够，儿童村里有孩子都会问你为何老是要在外奔波，而不照顾他们？

　　潘芏：不在外活动，哪来这么多捐款？2005年之前主要是大连本地媒体对儿童村报道较多，但2006年就是我在参加一个培训时认识了《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她报道了儿童村之后才引起外面媒体的关注的。

　　新京报：你很热衷于筹款？

　　潘芏：是的。因为我们没有固定经济来源。我的想法是先通过与企业互动，筹得儿童村生存所必须要的钱款。然后再开始向国际基金会申请善款。这样儿童村的资金来源就能得到保证了。

　　新京报：有志愿者说，你这样跑来跑去的花费也不小，11个孩子所使用的善款比例连1/3都不到，你觉得值吗？

　　潘芏：这里有个规模经济问题，就是维持机构运转需要一个起码的费用，其实再多几个孩子我们的成本还是这么多。

　　新京报：你这样在外奔忙，有人质疑你是在炒作、在实现你个人的事业抱负，所以你做的这些到底是为了儿童村的孩子还是为了自己？

　　潘芏：我来这儿做事，绝对不是为了只养活这几个孩子。最终目的也不是只为筹这些款。

　　新京报：那你为了什么？

　　潘芏：我是希望通过我们筹款在与捐助者接触的过程中，让他们了解到NGO组织、了解到他们身边还有这么一群人需要帮助，让更多人参与到NGO中来。

　　我想，通过推动弱势儿童及志愿者服务的发展，来倡导公民社会的建立，从而促进共融关怀的和谐社会。

　　“带出下任村长后我会离开”

　　新京报：国内的NGO连注册合法身份都很难，别人凭什么相信你们？

　　潘芏：所以我在申请工商注册，注册成功后就可以跟国际基金会联系，当然还是要解释一下身份问题，这个国外基金会一般都能理解，他们知道我们国情。

　　新京报：只要身份问题解决，就能申请到基金会的援助，信心何来？

　　潘芏：我早就跟基金会接上头了。这几年我到各地的学习，以及对一些基金会的了解，有些基金会的目标很明确，我现在掌握的资源也很多。

　　新京报：可目前儿童村的内部制度还有很大欠缺，这会致使你的国际化筹款梦想夭折。

　　潘芏：是。所以我要在今后加强制度建设，当然我是儿童村的负责人，管理上出现的所有问题我有责任，我潘芏个人来承担。

　　新京报：家庭和儿童村是你的两难选择。你会一直在儿童村担任村长吗？

　　潘芏：不会，我肯定会回家。曾经我以为事业很重要，但每次回家，看到家人见到我的那种幸福感，我觉得幸福太重要。

　　新京报：会在什么时候？

　　潘芏：原来跟丈夫说今年就回去，但现在看来是不行了。我走之前，一定会把儿童村构架建好，工商注册成功后与基金会联络好，并带出下一任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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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相关制度不完善,出现这种事情很正常了

绿色阳光

很为他们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