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媒体与NGO人员沙龙速记稿

http://hi.baidu.com/sissyzheng/blog/item/8ea128d1857653389b5027c4.html#comment公共媒体与NGO人员沙龙速记稿一2007年03月01日 星期四 15:53

公共媒体与NGO人员沙龙 速记稿 主持人：大家先认识一下，我们换一个方式，我们先用一分钟时间，每一个人先跟你右边的朋友交谈一下，然后由你来介绍右边的朋友。比如说他叫做什么名字，来自哪一个NGO，或者是来自哪一家媒体。   我先介绍我们今天会议的主讲人刘海英，她曾经是绿色和平的工作人员，现在正在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学院读博士。      他是全球环境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这一位先生是广西师大出版社主办的《市民》杂志的驻京记者，黎光寿还是《中国新闻周刊》三农报道奖的得主。   这一边的朋友是来自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北京新闻文化研究咨询中心常务副主任，他是一个资深媒体策划执行者，曾经担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培训部主任。   他叫汤希放，NPO副主编。   他叫王胜利，《中国经济时报》周刊要文的记者。   她叫张新，北京扶贫学校的公共传播官员。   他叫新启蒙。   叫付和平，是北京天下行教育咨询中心项目干事。   她叫朱琳，是一位志愿者。   李蒙是民间杂志评论编辑，刚刚加入这一个团队。   这一位是信息咨询中心，这一位会议的联系人就是他。   这一位是张晓琳女士，是凤凰卫视的记者。   这一位是朱力鸿，是北京新文文化研究咨询副主任，和这一位先生是一起的，主要是关于NGO组织宣传工作。   这一位是刘丹。   这一位女士她叫是温雪，是负责教育发展的。   这一位是执行副总裁。   这一位是中国发展剪报的石涛。   我这一边的朋友叫王赫旋，来自红十字。   这一位来自北京打工妹之家的。   这一位是来自上海NGO组织的代表，主要是关注社会教育和大学生就业问题。         主持人：为什么用这一方式？至少每一个人记住了一个人，对不对？每一个人只介绍自己一个人，自己不需要记，你听完一遍对谁也没有印象。我们这样介绍至少记住一个，比一点也没有记住要好。这也是我们希望每一步的事情做得至少有一点点实效，就是希望方式也成为我们一种特点。   很高兴大家从四面八方来到这儿，地方有一点不好找，拖了一点时间。今天主题大家也是看得很清楚，是两个部分的来宾组合在一起。一部分是NGO的，也是负责做媒体推广和自己机构的公共关系；另外一部分是媒体的，他们是希望来报道社会事件、报道NGO工作，也扩大自己媒体的公共声音、扩大公共资源这样的一群需求者。这两种需求到了我们这里希望有一个组合。   我们今天就先请刘海英来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个她最近完成的一个非常好的报告。这一个报告会给我们提供很多信息，就这一些信息我们接下来有一些富有成效的讨论。      刘海英：   谢谢主办方邀请，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一个报告。梁老师说来到这儿有很多新的面孔，其实这一个报告应该来说是我在调研过程当中，今天来了很多机构都是我去访谈的对象，给了很多资源，包括梁老师，还有包括我一些经验来自于像商学院的一些实践。这一个报告是英国环境部资助的一个项目，扶贫学校是这一个项目的宣传方。主题是加强中国环保NGO与媒体合作，今天我们谈NGO与媒体合作，我以环保这一个领域来谈一下这一个报告的一些内容。   这一个报告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内容：   第一，我们简要的回顾一下NGO与媒体主要是环保领域合作的一些主要的阶段，出现的一些主要的事件。   第二，我们对合作意义的讨论。   另外，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更加进一步跟进一些挑战和问题，还有我们未来如何合作的一些思路，和我们已经获得的一些经验与大家一块来分享。   大家看了这一些图片，我选择的不是特别好，有一些比这更好图片因为时间没有找到。谈到环保NGO与媒体合作，我们会想到很多事情，像藏羚羊是90年代末期自然之友开始作为主导开始做的，梁老师应该很清楚。03年北京动物园搬迁这一个事情，环保NGO做努力跟媒体互动。   右上方的是木江建坝与否的日常争论。下边是一个APP绿色和平有关砍伐云南原始森林，这也是一个媒体跟NGO互动非常好的案例。最早的时候事情发展是《中国新闻周刊》04年6月份最早报道出来的，但是反应不是很巨大。绿色合作找到了这个线索，紧接着做深入的调查，在国内掀起了非常巨大的新闻冲击波，最后使他们做了一些妥协。   圆明园就不用说了，大家很清楚了，是06年很重大的环保事件。这是属于环保事件内。   还有一些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26度空调，还包括一些公共教育方面的，在任何环保发展的历程当中会有媒体影子，而且作用越来越明显。   从中国环保发展的进程来看，其实跟媒体合作他们几乎是处于正向的，最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60、70年代中国谈环保的时候更多的谈一些农村、乡镇企业的污染。真正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发展应该是在90年代中后期，跟中国整个大的政治经济背景是高度相关的。在这一个时候民间的，比如说自然之友、北京地球村、志愿者，比较早的真正的环保组织的出现。因为他们自身的资源和特点跟媒体的合作也出现了像非常有影响的环保事件，像保护金丝猴，还有藏羚羊。这是90年代。   而到了03和05年，中国的环保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如果我们愿意用10年历史做一个断代，从03、05年它也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为什么，因为从03年开始它的一些反坝的争论，像圆明园事件，环保只是从种树、捡垃圾和养鸟似乎很边缘角色进入重大决策视野当中，而且在动员社会的参与意识、发动群众，在这一方面它实际上更加凸显了它的意义。这一个意义应该上在公众参与方面我是觉得超出了仅仅是环保的意义。我们愿意把环保跟NGO跟媒体合作过程当中，而且在03年大家看到，这一种真正的公共参与的过程当中，媒体的作用实在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是圆明园还是到木江 还有木格措几个水坝还有动物园，这都是NGO跟媒体合作的一个成绩。   谈到媒体对中国环保NGO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这一张核心和灵魂的东西也是真正支撑这一个报告理论的东西，在这一个方面它有特殊性，这一个思想资源是来自梁老师。   现在中国的环保NGO跟媒体合作它会有哪一些特点？   第一个特点，最显著的就是它的双栖，很多环境NGO实际上跟媒体之间，有的学者称之为中国记者NGO化，更多的是双栖比较的好。因为推动这一个事件过程当中很多记者也是NGO的，像王与成本身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非常优秀和资深的记者，他成了绿家园的负责人，他访谈、做调查的时候，经常被问到一句话你是记者还是NGO的？所以，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这一点事情。像中国青年报绿岛的张可家，绿岛本身是NGO，但他还是中青报的的记者。像在调研当中，像甘肃很边缘的地方，现代意义上媒体更多保留那一种行政的色彩。即使这样，当地NGO里面也有在党报工作，比如说甘肃日报的，同时在媒体里面任职，这一种双栖的特点非常的明显。这是最明显的因素。   其他的可能还会有一些比如说NGO跟媒体互动关系，搭建平台这一些都不说了。   环境NGO跟媒体合作，它为什么要合作？应该有哪一些需求？在我们访谈和调查当中，它大概有4、5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第一，环保NGO本身的工作内容和策略，比如说世界自然基金会跟绿色和平他们两个都是在国际上非常庞大的，也是非常著名的环境NGO。世界自然基金会从80年代就在中国开展工作，而绿色和平真正在大陆开始工作是03年。虽然都是做环保，但是他们跟媒体的合作表现得非常不一样的区别，对外部形象也不一样。因为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更多的是偏重基础的研究、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对基础研究方面、对寻找方法方面会更多着力，同时又有更多合作伙伴，比如说跟地方政府有非常好的关系，跟媒体合作当中会考虑它的合作伙伴，还有它项目的方向，所以它也有非常清晰的媒体战略，但是这是决定于它的工作内容。   而绿色和平在媒体工作中做得特别的强势和拙著，所有工作到最后都是在媒体这一“秀”，这些一“秀”后面有非常艰苦的工作，为什么？因为跟非暴力行动跟它的工作方式是直接相关的，内容决定了不同的策略。当然在北京也有这样的，像北京猛禽求助中心，需要媒体，但是跟北京和北京市民报纸有比较好的联系，因为跟它的工作内容有关，相反《党报》对它也不是很大的需求。   另外还有一个NGO发展不同的阶段，以丽家园为例，今年12月份正好是10周年，早期的时候做着种树、养鸟、捡垃圾活动。刚开始的时候，生长是很少的，很需要媒体来报道它，所以他们一有活动，王与成媒体资源很大，给记者打电话，我们去捡垃圾和种树，去不去？现在到了10年，是一个比较稳定发展时期的时候，它对这一些事不再需要媒体参加了，更多的是希望你参加的人以口口相传，跟亲友和朋友去说，不太需要媒体在这一方面报道它。   另外，一个NGO的机构的文化跟它的负责人会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媒体、一个NGO在媒体面前是不是很愿意做这样的报道，它跟它的负责人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有一些人行事很低调、很谨慎，希望把这一件事做得很成熟，真正找到一套规律和有一套成熟办法的时候愿意推介给媒体。而有的人希望更多的是动员形式，有一点声音不管是不是成熟先推动起来。不同的性格，个人方面也会很影响这一些。   但是，刚才谈到即使很低调，还有几乎没有环境NGO不愿意表达自己。因为它不愿意在这一种传统媒体面前表达自己它是因为还有更多空间，比如说现在网络，还有其他的方式，它会有新的空间，或者更加平民化自助选择更强一些选择其他的方式。一般的时候就是这几种因素对它的影响比较大。   合作的意义就不用说了。今天来了很多记者，我们有很多NGO的也做过记者。记者因为身份的特殊性，是不戴帽子的皇帝，你会有很多社会资源，而大多数NGO不具备这样的资源，媒体对NGO的作用很大一部分就是放大器、促进社会参与能力比较大，另外还有一些传话筒。传话筒这一个比较好玩，媒体这一个时候更加像一个中介，有的时候是因为你够不着最上边的，你要通过媒体，让上面知道，有的时候希望公众知道，有的时候希望通过媒体传声让对手知道，因为对手很难坐在一起谈，当不能坐在一块谈得时候，更多的是通过媒体传达信息。这也是有的。   另外，比如说，促进NGO合法性的建立。NGO合法性一般上有身份上的，比如说有没有注册，就是有法律标准，还有社会身份。有的NGO很低调，不希望报道因为没有注册。有的NGO没有注册希望玩命加大报道，因为做大 之后不会被灭掉。   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媒体报道多的时候对NGO本身有一个约束作用。当你把你的成绩和能量N倍放大之后，缺点也是被放大的，大家更加关注你的问题。北京的我不太清楚，像云南一些很优秀的NGO是很年轻的，因为一些问题被大家知道了，其实这也是媒体的作用。   下面说一下合作过程当中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我们这把一问题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外部，一部分是内部。   外部是因为NGO自身无法控制的，我们总结了大概有三个：   一个是NGO公益性与媒体双重特性。在座的有媒体，我以前也做过媒体，我们做一份杂志用广告公司出的钱，我们很知道媒体有社会功能，同时有资本的特性。尤其现在媒体很多是属于市场化，它本身保留了一种资本的特性，它要着力。而NGO本身是一种公益性的，在对待一些问题的时候，这一矛盾冲突是不免的。   第二，潜规则破坏者和牺牲者。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过渡关注事件本身，觉得你是做好事，是为民造福。但是因为社会的一些潜规则，比如说富权社会行政级别，你会不自觉影响到更高层，给自己NGO本身或者是做这一个项目会带来一些影响。我在访谈和调查资料特别明显的，自然之友早期藏羚羊那一件事情，我看到梁中介先生总结这一件事情的时候说，他们也许就破坏了一条潜规则——你表扬了孩子先表扬父亲，但是仅仅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却没有照顾到这一种潜规则。有的时候一个小小NGO不可能照顾到，所以也没有办法。   另外，可能会冲撞政策底线和政策法规。我们做媒体的时候，职业里面有一些军事不能碰，像国防、宗教很多的敏感地带，我们自己做杂志做媒体的时候我们尽量避免这一些问题。但是很多NGO多样性是非常充分的表达在这一个领域里面，做什么都有，比说少数民族它的传统文化的保留，可能就会跟宗教跟其他的相关，这一些时候如果做不好，可能会冲撞这一些政策法规的底线。   这是内部的东西太多了。其实外部这一些在我们可行空间里面，我们跟大家去访谈的过程当中，大家谈了很多我们内部问题。   第一个，就是工作不扎实，为“秀”而“秀”，这是令媒体最反感的。因为有一些时候NGO为项目而项目，有了一个项目，当自己还不够强大的时候，它不能左右它发展方向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躁或者自己不够专业。有一个央视的记者说，明显的感觉到记者来了这一个项目就算成了，记者不在就不成，这完全跟地方政府有一些作秀的行为是很一样的。实际上对一个记者来讲，你是不是作秀，很容易发现的。   第二，沟通不畅造成信息失真或者曲解。这一个问题也是很多NGO担心的，不愿意跟媒体接触是因为不愿意碰记者，本来是想表达A被记者说成B或C，他觉得会走样，索性就回避，消极的躲避。刚才说到猛禽救助中心，按照国际上比较先行的做法，比如对动物实行安乐死，但是媒体记者可能不一定这么理解，或者持相反的。最好玩的是，6月份的时候，我在绿色合作没有做完那一个项目，6月份发布向媒体披露，掀起了一个轩然大波，就是说绿色和平是恐怖主义。问题在哪儿？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概念性的问题，就是信息的曲解。当时它做农药项目，就是从大型超市检测农药残留到底有多少。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农药残留，这里面肯定有农药。一个是农药残留是否超标，这两个数据相差特别大。绿色和平是很专业的，专门给记者资料里面专门这把两个概念给做了一些区分，还做了一个PPT，但是报道出来的时候这两个概念混了，真的引起了广州市民的恐慌，引起很多误解。这是很好玩的案例。   第三，缺乏策划被动接受。尤其是刚刚生长的NGO不太注意自己资料的问题。有一些记者说希望更多资料的时候，他从来不注意这一资料档案的完整性，这一点很缺。   第四，历史的重要性和长期性。NGO做一个项目，可能宗旨就是小动物流浪，我管流浪小动物，它的议题可能很单一，不是很宏大。但是我们媒体肯定是希望求新求异，与众不同，所以这肯定是矛盾的。   另外，NGO的工作内容不具有新颖性，比如说老年日常的一些东西，管猫、狗，可能不够宏大。   另外，媒体报道不均衡跟NGO本身有关系，跟当地媒体是不是发达也有关系。   这是我们做项目前期导演的时候，马俊和王与成是原来媒体的记者，马俊是南华早报的，现在两人是环保NGO的负责人，我们一起去西安会河看他们污染的情况。一会儿大家可能会有很深入的讨论，这就不说了。   在访谈这一些NGO还有媒体当中，他们给一些很多建议。   第一，作为NGO不要为项目而项目，谈做环保很多，你是不是关注民生跟百姓日常生活很相关，在访谈当中大家不止一次谈到了松花江环保事件，中国有这么多环保NGO，松花江事件出现之后，没有一个专业、权威NGO有权威的知识调查，没有做调查。另外在北京环保NGO很多，但是北京水污染做的人比较少，所以你怎么需真正把你自己民生是联系在一起，做好自己的功课、专业、权威、扎实。这是太重要了，一会儿我们重点讨论。   第二，在现有空间下找到自己合适的视角。相当其他NGO来讲，为什么会选择环保NGO跟媒体来做这一个，就在于它有更多、更大的空间。因为现在环保是在NGO议题里面可能是最容易进入主流话语一个议题，再加上现在的背景。在现有的空间下怎么样找你的新闻视角。有很多资深记者都给了非常好的建议，比如说谈环保的时候从健身，还有其他的民生都可以谈，只要你想谈环保都可以。换另外一个角度，对记者来说，如果你谈了很多话题在环保里面都可以找到你相应的话题，这都是可以找到的。   不同的媒体的不同需求，这一个很容易了，媒体现在很多元化，即使我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你不可能准备一个新闻通稿。我从绿色和平离开的时候，我保留了几份他们在新闻发布会给记者留的东西。就是在一个文件夹里面他会有一些新闻稿、调查报告、样本照片、CD里面有我们的照片，就是我们去采访那一些录音，还有声音资料，还有发票复印，在法律意义上有可能生效的一些东西，内容之详尽，我觉得做得挺专业的。包括反对你的人的联系方式，因为我们知道媒体是需要多角度的声音，在这一些方面考虑得很仔细。   你要明了你的意愿，你自己为什么要找媒体，你有哪一些方面需求你很明白，你自己也不知道你也无法选择媒体。   合作的具体思路，还有一些长期项目如何让媒体保持关注。这里面有很多招数，在不同阶段如何有新闻特点，绿十字孙军曾经建议过，他们那一个比较好玩的是，孙军特别有意思，他每天写日子，我们认为很琐碎的东西记录下来，媒体来了有很详尽东西给你。他做农村环保，会在不同时期保留、选择了不同的主题。比如说那一段时间是村民自治里面的东西，现在放在新农村建设下，总之把他做的项目跟媒体关注焦点放在一起。在地球村的时候可能跟廖老师学了很多这一方面的东西。所以这一方面有很多经验，一会儿大家可以去讨论。   如何建立和维护媒体网络，这一个事情是一个特别大，但是在我所有访谈NGO里面，哪怕接受媒体采访，依然有媒体库，依然会注意媒体网络资源。这里面会有很多细节和方法。   如何应对不可抗拒传播因素，可能我们有一些话题未必可以报道出来，或你这一个角度未必合适。还有一些在接受国外媒体采访的时候你会不知所措，不知道哪一些该做，哪一些不该做。对于这一些大家也有一些经验，但是这一方面经验非常不充足。当不让你报道的时候你可能通过一些网络，或者说北京新闻不行的时候找外地发，也有一些建议。   充分利用因特网拓展新的传播空间，做这一个项目的时候，晓燕老师给了很多建议，就是你怎么样充分利用它。现在我们已有的经验不是太充分，因为像北京有几个依托网络建立起来NGO也不错，但是大多数比较成熟的NGO他们发起人从年龄上来说进入中年，在利用新的网络工具上，可能不是特别的充分。我们这一方面经验是有，但是我觉得表达的不是特别充分、也不够前沿，这是一个弱点。   最后的合作建议是，我们针对环境NGO，我们琢磨了几条：   第一，我们希望长短期培训，今天也有一点类似。   第二，长期有效的内容沟通机制。我们想到了一个专家顾问团，类似一年做几个点，就是带一下。   第三，编辑媒体工作手册，也是希望给NGO一些无论在政策背景、业务、具体操作上一些东西。像绿色和平这一方面非常的仔细，因为它是非常成熟的，在国际上有一套标准。我们做培训的时候，你的耳环有多大标准，你穿的绿色和平体恤上的字多大也有标准。杨国琼他们也做这一个事情，可能对大家也会有所帮助。   谢谢大家。      主持人：   第一，这一个报告是以NGO为对象，它的整个的内容是为NGO如何去使用媒体服务的，因此它的指向并没有顾及到媒体这一块如何和NGO结合。但是我们今天是一个双方的，因此她的很多问题的视角是从NGO来做的。下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补充另外一方面的东西。   第二，因为这一个报告有很多还是很好的东西，今天时间不可能展开。细节上的展开有很多很有意思的。      刘海英：   回头我发给国琼，定稿已经完了。这一个真正有价值是细节上的东西，可能会有意思。      主持人：   需要做一点点补充，因为我长期做NGO的工作，但是也一直在介入做媒体的事情，一直是双栖工作的状态。从媒体的角度如何从NGO的工作和思路和眼光和它们的行动策略当中去发现对有公共价值的东西，会引起整个社会关系的东西。从NGO的角度来说，如何通过媒体网络的扩展把你很微小的声音，把你并不普遍的一种眼光、一种看法、一种做法去得到有效的扩展。这一种扩展可能是更有利的推动好公共利益的实现。这里面两者合作的点在什么地方？也是我这一些年一直关注甚至实施的，包括我自己做一个杂志叫《民间》，我一直做这一个杂志的主编。也是希望有这样的一种实践的可能性。   当然在工作当中充分考虑到中国媒体的特点。我们知道NGO在世界各国都有，媒体也都有。但是两者合作是中国呈现出一些非常明显的特点。这一些明显的特点跟我们中国的传媒体制、跟中国的传媒市场执行化非常有关系。同时，也和中国的NGO专业能力极为不强、和中国NGO的从理念到行动当中的脱节都是非常的有关。   我们之所以今天要搞这样的一个交流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是一个系列交流会。这一个系列交流会今天是开场，开场是想把问题提出来。我们后边可能是6次交流，每一次我们都会一个方面的事件，比如说某一个领域里面比较成功和不成功的案例拿出来给大家做分享。让直接从事报道的人和直接在推动新闻媒体关注和拓展NGO这一个声音在这一些方面做得成功和不成功的案例，我们每一次会拿出两个案例来给大家讨论和分享。通过这一种分享，我们把这一些很概念的东西，寻找到一些实感，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希望通过这一些交流建立媒体人和NGO人之间哪怕一种工作关系和私人的友谊。这是形成一个人际网络，这一种人际网络能够起到作用有时候和我们公共的工作网络是不可替代的，这也是我们第二个目的。   第三个目的，希望探讨一些技巧性的东西。   1、什么样的工作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展现是最可能被媒体所接受的。   2、媒体的人员用什么样的眼光去发现，当你不具有一种新的社会意识，当你不具有一种公民社会理念的时候，你可能发现不了这一个工作当中它非常有价值的需要向公众推广的一点，可能不一定注意到这一个东西。我们希望通过这样平台给大家提供。   今天时间很紧，一个小时过去了。本来有一个分组讨论，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是各自从自己的角度提问题。我们媒体说，我在和NGO合作的时候我是什么样的感觉，我有什么问题，我觉得最不适应，最不喜欢，或者我最把握不定的是什么问题。从NGO的角度来说，你可以从你和媒体合作经历当中，你感觉到困难，和最感觉到不能把握和不知道和媒体说什么。我们在共同场合听到这样的东西，最后我们这把一些问题做一个概括，留到我们下一次沙龙来选择案例来回答这一些问题。   第一，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简单的，不管你自己是媒体还是NGO的，你会把关于这一个主题的，你感觉到最为困难的或者你最想问的问题，5分钟时间，我们先有纸上的交流，我们回头会把纸上的东西做一个汇总。   接下来把你的问题做一个阐述。你最想问的，你觉得最困难的，您觉得最把握不定的是什么？   接下来，愿意跟大家分享你的问题的哪一位可以先说，还没有写完可以继续写，已经写完有哪一位愿意跟大家分享问题可以先把你的问题提出来，这一个问题是由什么样情景产生的，也希望你跟大家交流一下产生这一个问题的情景是什么。      扶贫学校传播官员：   我有两个问题，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如果大家了解我们，我们涉及到的问题比较多，从扶贫到可持续发展领域，有一些很微小的事情，到很宏观的都有。我这一个职位可能需要媒体资源可能会涉及多像大众媒体、财金媒体、时政媒体、环保媒体，这一些都会有。   当我第一次要面对一个媒体的，我从报纸上很难找到哪一个是具体反应这一个领域的记者。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我可能找到版面编辑的电话，但是也很难直接面对面跟他有接触。第一次建立联系的时候，这对我是一件挺困难的事。因为我们现在有150多家记者资料库，但是还不够。可能是机构情况造成的。   还有对我们的重点领域、重点项目有哪一些重点媒体，这需要对这一个媒体很深的了解。了解到近期这一个媒体关注点，他关注的是什么话题，还有媒体报道方式不一样，这需要一个长期研究。         主持人：媒体朋友可以回答吗？作为一个不是在媒体工作的人，如何能够跟媒体，比如说某一块的负责的记者，记者们如何能够找到他想要找到的这样的一些社会新闻的源头？   还有，这一些社会中的人如何能够跟记者发生这样的联系，有什么样的渠道？记者如何让别人了解他们的工作，有没有记者这一方面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我这一方面研究很多，做的报道也很多。她说找记者这一块比较难，但是作为媒体，找好的新闻、找NGO的新闻很难。   我们这一个沙龙挺好的，就像一个桥梁，一个中介，促进相互了解。沙龙是不是有必要开展下去，甚至扩大。通过我自身的感受，因为我经常收到一些NGO他们这一些活动的信息，有一些邮件甚至是信件，我发现他们给我寄很多东西的时候，很多新闻价值不够大。我的感觉是他们为了说这一个事而说这一个事，缺乏从一个媒体的角度来对我有资料。可能我想要的东西他没有给我，但是他给我的东西作用不大。还是缺乏一个交流、沟通。我跟很多NGO打过交道，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香港乐事会的，他们比大陆做得好。他们有很多宣传干事经常跟我联系，然后报道他们的活动，还有征求我的意见。我跟他们寻找资料或者他们提供资料的时候很通畅，而且写得很清楚。因为我跟他们合作也有多次，我感觉这一种合作挺顺畅的。我们大陆在宣传、推广跟这一块落后香港和国外。扶贫学校的宣传干事是第一个做研究推广，这是比较新奇。像香港和大陆有专门做媒体运营和相关推广的。      《公益中国网》编辑：   大家在交流当中，习惯了个人找组织，再找到个人的途径。其实我觉得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个人到个人。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因为我做网络可能是王婆卖瓜，通过网络的确是特别好的途径。现在在我们国内比较完善的一个公益组织之间的网络或者是媒体和组织之间的网络还没有一个完善的网络。公益中国网即将启动一个项目就是根据刚才两位讲的这样的情况，也是大家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希望做这样一个项目，就是加强公益组织和大众甚至是媒体之间的联系。   这一个项目主要是由一个库来产生的。首先是让公益组织更多的从自己的公益项目出发来介绍这一个项目是如何形成，甚至是发展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这一个时候媒体就可以在上面找到项目整个流程当中有什么问题，他们所感兴趣的关键点、新闻点，都可以直接介入到这里面去。这是媒体的一个作用。   除了这一个之外，大众对公益项目的推进，在这一个项目执行过程当中，大众可能会有一些意见，像刚才刘老师说的，如果真正关心民生，可能这一个项目对当下社会问题有所促进的地方，公众或者是知识分子还有一些关注公益活动的人们他们可能会提出自己的意见，对这一个项目起到积极改善的作用。      嘉宾：   你们三位提的问题，我想从技术方面可以有一个方案解决你们提出的问题。我先跟杨国琼说一下，我跟杨国琼是通过一个社会化网络认识的，本身会把关注同一类主题相关性质的人串联起来，通过信息互相发送方式互相匹配找到一些需要的消息，再保持一个长期稳定的交流，而且关注的角度和方向是相互匹配的找到合适的消息。   通过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挖”的方式，每一个人发一大堆可能是经过策划可能是没有经过策划的东西，全部发上来，通过相关的人对关注度的挖掘，把最有价值的挖掘出来，最后关注最多也一定是最有新闻价值的。这可以解决找一个合适新闻的方式。   首先是SNS，就有相关信息发布，大家最后挖，最好的在上面。最后是怎么样查询的公司，加标签，这样等于是说信息之间是相互推送，保证我们信息是全部相互递送的，你们做网站的对概念可能会了解。   但是在中国是没有真正意义上关于公益方面的SNS，也没关于媒体的SNS，有的话可能是专业性太强了，传统记者介入不多，主要是IT记者。如果是真正考虑到长期沟通，一个网上虚拟社区以及社区里面关于Web2.0的应用将会成为大家比较好的沟通渠道和支持的方案。      主持人：中国经济时报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其实NGO的人大家都有想让媒体关注愿望，经常会堆出很多东西，但是这一些东西都是什么？都是项目信息。可是项目信息很难引起新闻界的兴趣和注意。为什么？项目兴趣的关注点是什么？关注点是你这一个组织的需求，不是公共需求，不是公共话题。因此你给出去的信息，也就是说，当一个NGO想要吸引新闻界同仁的时候，你给出的信息要重新提炼。因为我自己也接触过很多的NGO，包括现在大量NGO的运行方式都是以项目的方式在运行。真正的一个机构的长期的以问题为本，不是以项目为本的这样的NGO现在很少。大量NGO是以项目为本的。项目为本的这一些NGO他们给新闻界提供东西的时候，如何突出里面的问题而不是突出里面的社会话题、民生话题甚至公共政治问题。怎么样把你们东西挖掘出来跟我们项目有关，但同时又不是项目本身，项目本身是没有人感兴趣的。   因此这一位记者他说每天不是没有收到，我是收到了，可是我收到之后很难发现我要的东西，而我不可能了解每一个项目到底有什么。这一种有效性、传递信息的有效性就会发生很大问题。因此，我们就讲到一点，实际上，媒体记者也有这一个问题。当一大堆你感觉到不是你要东西的时候，有慧眼的人，他怎么从也是项目信息当中发生公共价值，实际上这一个价值是你通过媒体把它提炼出来的，NGO的人都没有想到。这一个里头是有的，比如说我们最近《民间》杂志做了一组的东西，是反歧视的主题。这一个主题中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比如说，胖子俱乐部，南京有一个胖女孩俱乐部，这是一个社会新闻。很多媒体做是在社会新闻的意义上做，把它当成一个好玩的事，一群胖姑娘她们自己要怎么样。但是做在我们这一个专题里面我们完全换了一种眼光，我们做的采访最后那一些胖女孩展示出来的心声和社会形象和所要达到的社会目标，增加了很多的含量，这一些东西是什么？这就是媒体的眼光。一般的社会新闻为什么最后把它做成了一个很好的倡导型新闻，而不是社会娱乐新闻。   这一期民间杂志做了5个题目，这5个题目基本上所有的信息很多媒体都知道，但是没有从这一个角度去挖掘。因为我们媒体是NGO的媒体，它有这一个眼光。我自己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一个能力是媒体和NGO都需要去提升的是什么？就是提升提炼话题的能力。NGO缺乏这一个能力，现在非常的缺乏。   但是从媒体角度来说，提炼话题能力对媒体记者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而这一个能力记者们也普遍的缺乏。因为有很多问题，不简单是技术问题，技术问题给我们创造海量信息，我们怎么样得到信息，这是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的。但是怎么样提炼信息这不是技术手段能够解决的，怎么样提炼信息是你自己的能力、你的眼光、你的素养、你的背景、你对问题的眼光是这一些东西所决定的。我们从自己的角度，我在做这一些包括新闻界，我做新闻的过程当中，NGO从我们自己做机构推广的过程当中碰到的问题。   大家都写了这一个条，我们大家先有一个环节，就你写的问题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我在这一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帮助大家梳理你们的问题。      人民大学中心：   有一些跟媒体沟通也是我做的，之前我也做过10年媒体。我很难从一个新闻稿来定所有，我一般跟记者沟通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有一个会议来参加，我想这一个会议的内容之前，我会想有哪几个方面会被媒体关注。这一个话题，比如说对财经，我会开一次会我会告诉他，这一次对农村金融的体系会有什么变化，我让他们知道深层东西，到时候给他们整个的资料。   有一些晚报都市化的报纸需要一个消息，我们告诉他一个场面性、过时不候的信息。我会根据不同媒体我在沟通的时候可能会有什么，甚至会给一些建议——怎么样报道会更好，前提是这一事情在整个大背景下占有什么意义，然后把产品细分，这可能会好一些。      嘉宾：刚才提到一个观点，有150个记者，但是为什么还不够？这缺乏一个科学的分类。像都市报就是需要小的新闻消息。像做深度的，需要的东西不同。可能是缺乏一个归类。      嘉宾：我并不是缺深度报道的媒体沟通，而是缺所谓发消息的大众媒体。尤其有一些比较浅的内容，就是知道就可以了，现在缺的是这一个问题。      嘉宾：你们《民间》杂志你们两个是很典型，你们是深度报道而且是比较学术化的，他们需要比较通俗的。我在什么情况下会看你们俩的报纸？我在火车上会看你们的杂志，我在短途汽车上看他们的报纸。因为他们的消化比较快，因为你们必须要花时间来看。   你们一篇文章我可以半个小时看完，他们这一边可能是一个小时以上才能看完，还得消化。还有一个信息提炼问题，当你们信息过来的时候怎么样提炼，毕竟记者工作都很多，而且选项不可能一个一个看。这一种情况下，像天涯，很多比较流行新闻是从天涯出来的，天涯质量比较高。开始的时候新闻很普通，但是关注足够大的时候，后面有一些很精华评论出来，这一些评论把一些看似很普通的信息变成精华。你的新闻最初是比较轻量级的，但是参与人多了之后，有足够人评论时候，就是一个有价值新闻。刚才说要由精英来做，经过草根把它变成准精英，比如说150条被挖出来10条从深度来考虑哪一条会成为新闻点。全部依靠精英写出来的东西老百姓不一定会看，可能也看不进去。      嘉宾：找都市报纸的时候，不要找一个人，一般不同版面在不同时候会有不同的用场。      嘉宾：我做过四年媒体，可能这一方面有一点经验。   报纸分几个口，教育口、法律口，首先你要认识一个记者，先打听谁跑哪一个口，工作的同时要做下来，真正有活动的时候再找也来不及了。杂志会分部门，有文化部、特稿部等等，这一种情况下你要跟部门的负责人。杂志跟报纸不一样。报纸可能有一个记者来决定了，刊物是需要报选题的。比如说私下联系了一个记者，他没有开选题去跑了，跑回来不一定会报得上。这是有一个区别。   还有，有这么多NGO有一个信息共享的问题。我联系了这一些记者经过长期的接触，我觉得这一些记者还不错，或者对NGO真正的比较关心，比较有信用，来了能够报一点等等。这一些记者大家有一些交流，有一个信息库、比如说联系方法。同时多跟媒体多做一些联谊活动。   还有，我们有一些媒体朋友经常爬香山，我们搞了一个博客叫香山会。你们有分类，比如像环保NGO、教育NGO、扶贫NGO。有一些记者对教育比较感兴趣，有的记者对这一块比较感兴趣。有一些记者也想找到可靠的NGO的人，NGO人也想找到可靠人，我们现在有一个博客，经常去爬山等等，我们经常有一个沟通，有一个交流，有一个了解等等。   还有一个建议，就是民间比较大的NGO，你们平时能不能就一些话题搞一些专家讲座，然后请媒体人过来。有一些讲座不需要他报道的，他来了之后有一些记者可能对这一块真正比较感兴趣，这样会联系上一批人。      主持人：为什么以环保NGO作为一个特例？实际上大家知道，环境是北京绿家园和绿岛这一个机构做环境记者沙龙已经做了6年。为什么环保新闻相对来说报道比较充分和比较好？其实跟这一个工作非常有关系。这6年干什么？不仅仅是为报道服务，这6年当中帮助训练记者。也就是说，一个专业环境记者需要很多的知识，需要很多的背景，需要很好的理念，需要有很宽阔的公共视野，这一些东西不仅仅是通过实践就可以做得到的。   NGO是一个月一次，六年基本上没有中断过，并不直接为报道服务，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很热点话题，有时候不是。但是作为环境记者可能需要了解环境话题方方面面，还有每一个话题跟每一个话题之间的关系。这一个时候再做环境的新闻的时候，你写的时候，你下手的时候，你肚子里面有一碗饭，可能拿出来一勺饭，这样会建立很稳步的关系。6年交往下来，大家互相之间熟悉了。还有当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这一个环境记者沙龙可以起很好的作用，为什么？有长期积累信任，还有一个各家的话题。你们媒体主要关心什么样话题，关心从什么角度产生问题，6年当中大家熟悉了，熟悉各家特点了。我感觉到环境记者沙龙在环境新闻报道的充分、有效、专业性比较好。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这是NGO做得相对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在座也有新闻界的朋友也不少，比如说其他领域当中来做比较长期、比较稳定的记者沙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或者说只对跟自己工作任务有关感兴趣，还是说对相对宽泛的话题都感兴趣。

鸭梨

公共媒体与NGO人员沙龙速记稿二2007年03月01日 星期四 15:54

我也想在这儿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希望大家在发言当中也能够回答我这一个问题。      北京打工妹之家：   我刚才写了四个问题，我工作以来跟媒体接触比较多，也遇到一些挑战和觉得困惑的地方。   第一，NGO跟媒体怎么样有长期合作关系？我接触很多媒体不同时期关注点不一样。关注你的时候很容易找到我们，很容易跟他们合作，时期过了之后再找他们，他们不愿意合作了。我觉得可能是一次性、短期的合作，而长期性的比较少。   第二，NGO如何与媒体建立平等互惠的合作关系。因为打工妹之家很多都是打工仔做公益事业，所以，很多的时候感觉媒体是高高在上的，他们总是觉得我来是要东西、要数据、要故事，自我感觉有一种不被尊重或者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平面媒体好一些，特别是电视台稍微差一些。这是我的感受，并不是所有都这样，但是有一些个别的会这样。   第三，我们建立媒体志愿者网络，我们最希望的是媒体成为纯粹志愿者加入NGO行动。大家我感觉他们有的时候是为了工作而工作，这是我比较反感的地方，我不愿意一味配合他的工作，我是希望影响他有公益心、有爱心，除了他工作之余更多关注公益活动。媒体人如何才能成为真正的志愿者，这也是我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   还有，打工妹之间在国际上知名度还可以，很多外国媒体对我们访问比较多。前两天有一个国外媒体来访问，接下来很多国外媒体来我们这儿访问、交流、采访。面对国外媒体的时候，不知道政治敏感度，度上面我没法把握。我也是在打工之家从一线工作人员做到比较高的领域。      主持人：   很具体，也很有个人感受。相对来说有一些问题是普遍现象。   我们又讲到一个问题，刚才在刘海英报道里面讲到，最初NGO和媒体合作尤其是90年代的时候，都是通过个人来实现的？为什么？中国的NGO里面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中国的NGO里面媒体人士比例相当高。为什么？中国的公共声音的出现它的渠道是不通畅的，是非常困难。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表达它的社会关怀，表达它对公共利益的关心，媒体几乎是唯一的出口，因为我们其他社会动员手段很难使用。因此，很多人和NGO自认为自己承载着一种公共价值，他是关心公益事业，是承载公共价值的，因此在志愿者里面有相当多媒体人士。   而媒体人士首先是从一个个人关怀的角度而不一定是从工作的角度。最初是这么一种关系。同时，作为这一些记者们他们会有困惑，他们的困惑是作为一个记者可能更中性一点，更有专业立场一点。但是作为NGO的志愿者，他认同一个价值，他对一种价值目标追求使得他的立场有某一种程度的偏移。因此在这一个时候，在一个记者身上可能会发生矛盾和冲突。但是到了这几年之后，越来越多记者不是作为志愿者，是作为一个工作，因为NGO工作越来越多进入公共视野。到90年代大多数媒体根本不关心、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一块，现在慢慢有了，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实际上很多人是带着一种工作心态为了找东西进来了，这一个时候他怎么把自己和这样的一个公共利益和一个公共行动和这样的一群公共关怀，不仅仅是工作姿态还是一种公共关怀姿态，这两个东西在记者身上又形成了不太匹配的东西。   我自己在NGO工作过很多年，打工妹之家的体会我相信很多NGO都有。因为我们的媒体还是高度行政化的，尤其是哪一些老媒体非市场化的媒体。官架子还是很大。当你抱着一种找素材的心态来的时候，你会把别人当成你的资料库，他们不是人，他们不是一种也在付出心血、也在投入、甚至是与你直接关注的东西并不很相关，但是非你直接关注的东西触动你、打动你，当你抱着纯粹工作心态的时候你是不太容易打动。而你不容易打动时候也许不能发现更有价值的东西。这都跟心态是有关系的。所以我感觉在这一个里面两者之间如何更多的靠拢，如何更多的以一种不仅是职业行为，也是一种关怀的行为。这两者之间我们怎么样把握度可能也很重要。      嘉宾：   我的观点跟你相反，先不要谈道德这一个问题，我们先谈公益活动。最有效解决方法不是强调记者或者媒体是多么有社会责任和有道德。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中介机构帮助媒体来分析做这样的新闻可能会吸引多大关注量，有多少人关注，可能会增加多少发行量，可能对他的报道提供多少技术支持。当参与多了，不管是什么样的，一定会有感情的。谈恋爱，说多了一定会有感情的，先解决功利性的问题。       主持人：   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发表对这个问题怎么样看。这是挺本质的。我们每一个做这一个工作的人，我们首先取什么立场。      嘉宾：这一位先生他说的这一种方法更加好操作一些。你说的让我们比较温暖，比较的温情，他说得比较理性。      嘉宾：梁老师说的话怎么样让记者更有参与感，让更多人有社会意识和责任，有更多本质上的关注。我强调更多的关注是我们做这一个工作有什么好处。他的工作对他所从事的单位和个人有什么好处。参与多了，我认为自然而然会产生一些感情的东西。两个是结构不同，但是是一体的。      嘉宾：我们作为媒体，我们关注NGO的工作，我们可不可以首先来做刚才说的工作，作为第三方对效果做一个评估，让更多记者知道他应该如何进行工作。通过理性运作的方式，让他深入的产生更加感性的东西。      主持人：首先从需求进入，而不是从情感进入。      嘉宾：因为要感化的。      嘉宾：我不是环保人士。我是来自北京1+1，是残障人组织，我是觉得是这么几个没有成条理的：   第一，为什么让记者是志愿者？为什么要有爱心？那是他的职业。我知道国外媒体信息来源，可能在天涯社区看一些网，看一下跟贴，这是很好的方式。   国外记者的方式，可能是从工作上找很多新闻，比如说用关键词找很多新闻，找小报的点，把小报的点展开报道它的专注的点。很多记者报道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再关注了。   刚才说在火车、在汽车上其实是不矛盾的。因为你面对的是不同受众，也许他就是适合在一个环境下，但是有一个新闻二次落点的问题，要找到那一点，那是职业媒体应该要做的。我们作为NGO来讲，我们不能抱怨说你们不报道我们，不能抱怨说你们报道的点不是我们的点。   作为NGO来说，整个机构的媒体的概念或者你的公关概念和你的项目的公关概念，从一开始建立脑子应该要有，这是并行的，而不是需要的时候找你的库。那一个时候找的一定不是你找的东西，他也不是你要找的，那是一种绑定和平行的状态。确实是很难的，一定要有意识，这是对NGO的意识。对媒体人的要求，要求你对项目有一个二次落点开发的问题。对我们自己，我们要求我们自己要有意识，我们什么时候用媒体？媒体在什么时候出现？有一些项目有一些问题就是不需要媒体出现，我们不能说找到媒体项目就成功了。   央视很多新闻在改版，我看很多改版节目之后，因为我们被资助的，我们想到一个平衡的问题。包括那一些央视做的节目，报道了很多公益项目，可能有智障方面的等等，大家可以去网上下载一些材料，很多不是说你好或者是不好，是一种好与不好的平衡，这是媒体要做的。   NGO做了10多年之后自己的点没有挖掘出来，而被媒体挖掘出来。这是NGO不知道怎么样利用媒体这一个角色。大家说得很多问题，如果相互倾听一下对方，我们把NGO和媒体看成是两个职业，道德肯定是一方面，把NGO看成一种职业的话，把媒体记者看成一种职业的话，都能够理解怎么样共事了。      嘉宾：我们强调怎么样减少双方信息互相传递成本问题。比如说媒体更容易得到一些基本信息或者通过过滤的信息，而NGO通过简单方式把信息向更多媒体发布。这一个技术问题比起其他的问题会更加现实和更加容易操作，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专门关于NGO的SNS，他们里面有一些信息发布和挖掘的机制。大家集体搞一个信息深度挖掘和协同。NGO信息对媒体来说，独享更有价值？还是共享更有价值？      嘉宾：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没有独享。有的时候独享反而引不起影响力。影响力很小的媒体，它的传播度不如大媒体。      嘉宾：小的媒体通过大的网站来传播。新闻肯定是要求独家，这是永远的。      嘉宾：理想状态都是独家，但是独家成本会很高，大部分的新闻都是被消化过的。所以，这并不冲突。因为我不是做媒体的，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很多新闻是被消化和提炼过的。   比如说，我自己看到了前一段时间的《社会记录》，是关于MSN光缆断掉，那个事情发生很久了。一个过去很久的角度，它为什么可以按照那一个方式去报道？已经过了很久了，新闻已经被大家嚼烂了，为什么会用那一种方式报道。如果独享成本肯定会很高。      嘉宾：《京华时报》跟《新京报》在一起，《新京报》肯定愿意这一条新闻给它而不给《京华时报》。      主持人：媒体希望NGO只把独家的信息给它，而不是把信息遍地散，是这一个意思吗？   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媒体关系合作信任的程度。这不是一个一般性的问题，这是一个特殊性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有长期的合作了，我知道这一个话题是大话题，这是一个可挖的矿，这一个时候因为我们长期合作，我知道这一家把话题做得特别好，我告诉他没有给别家，我只给你一家，我们一起合作，我们把这一个话题做大，做出什么东西来。如果是我，我可能会选择不告诉别家，因为刚才他说了独享也是10分钟的事，但是这一个独家是你做出来的，很快变成了这一个。但是这一个时候做NGO的考虑会是什么？一定取决于前面很长时间的合作，不会没头没脑的说我选择某一家做独家的东西，为什么选择你而不选择他。这肯定是这样的。对媒体来说，想获得独家的东西你也要铺垫。为什么人家给你独家，一方面是你媒体影响力，你占有很大市场，有很大影响力。另一方面，你有特殊的人脉。特殊的人脉需要特殊的培养，这是需要花时间和成本的。      刘海英：   湖北发现非法转基因大米，新闻报道非常热烈，也是涉及独家跟后面媒体跟的时候，任何一家媒体都希望独家，从机构来讲希望铺面铺开，但是希望当面铺开之后开新闻发布会后媒体很难深入现场做调查，怎么办？我们就选择了《南方周末》的资深记者刘健向，我去湖北前3次调查非常仔细的时候，他跟我们走访了一遍，等于他有了做深度报道第一手资料。南方周末是周四出刊，我们选择在周三在北京开新闻发布会，这一个时候南方周末跟其他的都市报会同时发。但是南方周末保持它的独家性，因为真正到第一线采访了，所以出来之后我们影响力足够了，面上采访也够了。这是NGO处理独家和传播面的问题。当然还算比较成功。      嘉宾：要求NGO本身公关有比较专业的能力。      刘海英：   我特别想把中间做的艰苦的细节的工作说出来。      主持人：下面有一次专门沙龙，这一个案例从发生对NGO来说，媒体如何介入，媒体在中间呈现哪一个角度的开掘，我们包括媒体来训练它怎么样开掘这一个话题。也学者做了很多研究，就拿绿色和平的东西来研究，一个话题出来了最后被引向了哪一些方向，同时引起了后续行动，后续行动带来了下一方面的报道，这是一个引导，也是有很多偶然因素。我们会找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把细致的东西跟大家分享，我相信对大家很有建设性。       嘉宾：   我也同意他的看法。像梁老师和刘小姐提到了一个问题，NGO和新闻媒体记者是双栖的现象非常普遍。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负面的因素，双方的定位都搞混了。我作为读者来说，我看媒体希望听到一个事情的不同声音，一个记者既是NGO又是媒体的，可能会有选择传递某一些事情。长期下去会不会损害媒体的公信力？   我不知道跟今天话题有没有直接的关联。刚才这一位朋友提到两个要分开，我觉得还是同意这一个看法的。      嘉宾：看客观要看《21世纪报道》，看带有评判性质的看《经济观察报》。媒体风格本身会对记者有制约的。      嘉宾：刚才谈了很多宣传方面，媒体要有技巧要做。作为NGO是为了宣传而迅速，还是为了使命而做？有一些东西在新闻层面觉得可能是常项的工作，有需求在里面，需要服务。NGO先天使命是为了公益而存在的。没有很大新闻点的时候，我一定要设立一个新闻点，这是我的困惑。   刚才他说从媒体的角度会不会影响媒体。我从NGO的角度来说，你为宣传你自己的时候为宣传而宣传，你变成了宣传一个组织而不是宣传公益使命。      主持人：触及问题是什么，而不是你的项目是什么。      嘉宾：这是不矛盾的。做事情，一个组织需要品牌，它这一个品牌确立起来了之后。      嘉宾：大家说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但是发现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变成了为宣传而宣传。   很多时候组织为问题而存在还是为项目而存在？有的时候味道了。越是追求技巧性的宣传和媒体宣传的时候，离开你的目的越来越远。      嘉宾：媒体是什么？是双刃剑，放大镜。      嘉宾：   我想到了一个事情，一个是平面媒体，另外一个是网络界最大的媒体。我们当时在一个会议上，讲课的老师是一个国外的，全是英文，而媒体小姐英文水平很高，整个场面用英文交流，它是一个公益组织。她问我是干吗的？是哪一个机构的？我说我是一个草根的阶层。她突然问出来一个问题让我很吃惊，她说你在民政部注册了吗？由此可见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最大的网络媒体曾经有过一些合作，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布了我的新闻，过去半年我搜索之后才发现。它把我称为中国目前最大的什么什么，因为当时没有提到我们的名称，很有技巧的把关键问题回避掉了，但是所有内容分明是我们的内容。我个人感觉非常的不舒服。可能这里面有很多偶然性，包括发这一个新闻的记者的本身，可能他的领导并不知道等等。但是这说明了现在的媒体的素质，一个是他的职业素质不够。刚才讲到道德问题，我个人认为道德问题必须放在第一位。   CSO关注的是社会，关注的是公民社会，它肯定是有那一种精神的，并不是像企业追求利润和市场占有率，这是合法合理合情的，每一个人可以理解你，但是CSO不是这样。如果我们追求的方向变了，CSO的内涵在哪儿？形成三角关系的时候，政府和企业形成平衡关系的时候，你的期望在哪里？你的希望在哪里？   我跟媒体合作比较失败，发生这一个问题之后我马上撤出了，因为我没有办法，你是代表那么一个形象的机构，影响那么大，发很多没有事实的新闻对我们伤害很大。   其次，你要作为CSO领域里面的记者，首先你不具备CSO的常识，这很可怕。不仅仅是CSO本身要学习，记者肯定也要学习，不通过学习怎么样了解一些情况。我跟人民政协报关注公益这一块的记者聊天，我觉得他们的素质是很高的，虽然没有到很多地方了解情况，我们给他们很多信息，这是必须的，但是他们的思路跟CSO思路和理念精神是很合拍的，这一个时候跟他们的交流比较顺畅一些，可能会产生一些共鸣，从这一个角度写出来文章会产生更大社会效益。   另外，现在中国CSO领域，虽然我不同意用饥贫、饥饿、素质很差这样的用语。我接触的一些人水平都是比较高，而且有比较高的学历，各方面他们很有热情，激情是很重要的，个人素质也是不能不错，因为这是一个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可不可以当作一个正在成长的发芽状态，我用一个比较积极的态度看待他。我觉得心态应该要转变一下，毕竟我们是想为国家做一点事情，为社会做一点事情，甚至为世界公民承担一点社会责任。完全可以把志愿者和你们工作职位合二为一，这是没有什么不可以。毕竟你们做事情是比较客观的看事情，但是你们的立场可以站在CSO立场。我认为这样是最好的。必须要有社会责任，因为社会对你们是有期待。      嘉宾：他没有责任一定站在CSO角度做事。      嘉宾：从他的职业来讲是没有，但是社会对他的期望来说一定有。      主持人：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到底该不该有责任？   首先，责任不是前提。一个职业人对他的职业负责，他报社交给他的任务就能够完成了，至于里面体现什么样的观念，他的价值立场站在哪儿？这一个东西不是说是不是一个好的记者的必要前提。   我不认为每一个记者应该天然站在NGO这一边。不是这一个概念。      嘉宾：我们是觉得你是关注这一个领域，我们凭什么做CSO东西，如果你对这一个领域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够真正深切体会得到，立场必然会发生改变。你做的时候会很客观的看待问题，不会胡说。现在媒体上胡说的还少吗？      北航学生：我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我们初中政治课本上讲着社会形态决定社会意识，我们应该理解媒体的状态，也应该理解NGO的状态，媒体要迎合大众口味，这样才能赢得市场，才能盈利，才能继续生存下去。而NGO天然具有一种理想主义，这一种理想主义跟大众口味是截然不同的。构成媒体运作和NGO宣传是一个不能调和矛盾，像打工妹这样的事情我们是站在弱势群体、草根阶层立场上考虑问题，我们需要关注他们，需要把他们的声音发出来。而媒体不一样，它需要有更多的看点，比如说，网络上明星绯闻、八卦新闻太多了。媒体在社会庸俗化过程当中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而媒体本身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庸俗化。   我想讲两个意思：   第一，我们要对媒体理解。这一种社会形态和社会现实决定它必须这样做，做很多这样的事情。   第二，媒体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勇敢一些，我们就是坚持一种美好的理想，我们就不迎合庸俗的东西。      嘉宾：迎合少数精英还是迎合。      嘉宾：站在媒体立场我想问一下，我们是在引导还是在迎合大众？      北航学生：   我只是一个学生，我讲的只是代表我的观点，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导，请原谅。      嘉宾：   大部分的媒体如果要分的话，分两类：   第一类，迎合大众的需求。他们有一些猎奇的心理，包括娱乐性新闻。   第二类，我们有使命感要引导大众。社会越来越多元，接触信息越多，自己评判力谈不上一定把自己的观点施加给受众，但是我们在表达一种观点可以参考这一种观点到底在社会上看法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是媒体两种不同分类，也可以有不同使命。   第二，刚才我们讨论了这么多，最根本的一点，我作为NGO组织怎么样找到媒体来宣传，我作为媒体记者我想找到NGO新闻点的时候，我怎么样跟NGO相关组织去联系。归结到最终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职业化的问题。这不存在一个共性的怎么样解决的途径。这一个问题拿出来讨论不具有共性。办法可能是有，比如说，我们多开一些这样的沙龙。但是如果你自己把自己作为一个职业记者、一个职业NGO从业人员，你要完成自己的工作必须要做好这一些工作。比如说做NGO推广宣传的负责人，你与相关记者保持好非常良性的关系，这是你份内工作。作为一个记者来说，如果做了很多专门从事NGO的报道，NGO最近发生什么事情，什么是热点，什么是值得你关注的东西，这也是你份内的事情，所以，这一些不矛盾，而且没有必要拿出来说，这一个该怎么办，这不是一个共性的东西。当然，我们缺少的是什么？是一个像这样的平台，或者是一个资源共享的机制。但是这一些东西作为我们的工作来说，都是必须要完成的。   第二个问题，像老师刚才说的，我们怎么样有一种使命感或者是一种责任感？对每一个记者来说，现在不再是一个讲究奉献的年代，首先、最根本的、最基础的是要完成自己的工作，这是最基础的。比如说我采访打工妹之前，我会非常全面的了解你有哪一些故事，你有哪一些东西，这是我工作必经的一个阶段。在你看来，你到我这儿就是想寻求这一些资料。对一个记者来说，他选中这一些资料也是最能够表达你组织观点的东西，没有说有居高临下的姿态，很多时候要摆脱这一种心理的想法。   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一次性合作之后可能不再联系了，这也是一个问题。但是很多时候，对电视媒体来说，分为两块：一个是新闻类报道，一个是专题类深度报道。对于新闻类报道？什么是新闻，这一个事第一次发生是新闻，第二次再发生，还是新闻吗？可能不是新闻了。当你跟他联系的话，这一个东西我们好象不太好报道。而对专题类的来说，我们关注到了NGO的组织，对专题类的时候可能在第一次报道有一个大致的率筛选，以什么样方式最能够体现组织的宗旨，怎么样最能够打动，这样经过筛选之后，筛选出来最吸引观众和最能够表达组织的东西。第二次再做专题的时候，如果没有非常好的新闻点就比较难了。   还是存在一个沟通上的问题。我自己是一个记者，不存在说我每一次采访会怎么样，也不会存在一次性合作下一次再找我就过河拆桥了。不存在这样的心理。这是我的看法。      嘉宾：我代表NGO组织，我得承认一个问题，我们总希望媒体说我们好，说一点坏我就受不了，认为我做的是多高尚的事。         嘉宾：刚才在指责媒体，夸奖NGO，我原来是媒体，现在是在NGO，以后可能会到媒体。像你们那一个学校关注的人够多了，你们从国外拿的钱够多了，你们做了什么？你们NGO有一个作秀的问题，是不是做得每一个事情都要NGO给你报道。比如说，申请了一个外国的基金，申请的时候说得好好的，说我要做这一个做那一个，钱一到手就不做了。这是一个外国大使馆高级官员亲口告诉我的，这会败坏NGO的声誉。      主持人：NGO有这样的观念，媒体不是该为你说话的。因为我们是做公益，所以天然我们有道德优越感，这一种道德优越感说实在是害我们自己的。从我自己工作角度来说，我倒更加强调，我希望合作的双方更加强调它的一种职业态度，这是前提。在职业态度之上附加什么？我们希望社会往更好方向发展。我们有一个社会目标。我们希望往社会目标上推。   第三附加是什么？附加上我个人的关怀。我关怀什么？但是它合作的基础是什么？合作的基础是职业需求，用职业的态度满足职业的需求。我认为这是一个合作的基础。      嘉宾：只要关心它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帮助，你不要关注他为什么做这一件事。      主持人：比如说100个记者里面可能有100、90个记者关心第一步，10个关心为什么，有一两个关心他们不仅仅是为什么这样做，他们这样做后面更怎么样的东西，这一个时候也体现了价值跟记者的不同，也体现了报道价值的不同，这一个倒是真能够体现。但是首先是一个前提，90、100个记者都做的东西是一个前提，是一个大家自然会接受的东西。      嘉宾：这一个渠道是什么，比如说决策层面也好，细分得不是很清楚。到底跟渠道有什么关系。媒体变化很多，各个栏目版面包括记者流动性也是非常大，我们如何做这一个渠道。有消息类有深度报道类的。这是一直在变的。我怎么样去跟这一个渠道，然后找到这一个渠道。      嘉宾：公关公司都是做这一个的。      嘉宾：我们也曾经合作过，但是基本面的，是比较落后的。      嘉宾：公关公司这一个角度不专业。      嘉宾：明年可以改聘。      嘉宾：人脉也是一个过程，怎么能够和它一些栏目、栏目长期跟踪，事件是好的，怎么样打动现在相关对应的人？      嘉宾：那就专业化。      立志康复中心：   媒体给我们做了很多深度报道。媒体和我们这一个事情合作可以看得出来一点，我们作为NGO，我们有这一个问题，当时发生纠纷的时候，因为我们自身存在问题，当初我们NGO对法律不是很了解，我们让媒体来介入来报道。因为我们当时自身能力不足引发了这一个问题之后，让媒体通过这一件事情向大家报道的时候，是从不同层次。有一些报道说康复中心基地关闭之后质量孩子出路在何处？有一些记者从自己关注角度来写公益产权。各个点不一样，我们以这一个问题邀请媒体介入来关注这一个问题，来关注我们这一个机构，而不是以项目为本。我们跟媒体互动结束之后真的引起了很大社会反响。“立志”因为这一个简单个案，在社会上已经获得了很好的公共形象拓展。我们如何把握媒体，我们如何引导媒体，让媒体更多引导观众，我们应该要好好思考。      嘉宾：不是引导，是服务，这一个价值链更加顺畅。       嘉宾：一个不恰当说法是危机公关的概念。面对自身问题NGO本身有一个法律意识薄弱造成的后果，不是想从NGO纯粹道德或者公益的角度呈现问题，而是把法律上的欠缺展现出来。实际上展示出来让媒体剖析和深究过程中，这对其他NGO也是很好的借鉴。这是比较成熟的处理的方式。   再进一步，刚才可以看到我们NGO对媒体期望非常的殷切。NGO在现阶段是非常弱的，需要通过媒体获得公众的认同。实际上，还有一种反向和监督的进步，本身是两个独立的行业，能够平等互动的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我认同梁老师的意见，我们期望记者有NGO理念或者有社会道德。但是如果还没有到那一步，能够从认真职业的态度选择NGO题材报道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举动。   还有一个，刚才谈到一个品牌的问题。可能NGO在发展初期，很小的时候特别需要媒体报道作为它的支撑，如果NGO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比较成熟了之后，它的资源各个方面比较多了之后，可能跟媒体关系会更加平淡一些，有的时候可以去选择媒体，而且也不是非常依靠媒体。媒体可能是NGO发展过程中很重要一步，特别是倡导型的NGO而言。但是对一个成熟的NGO，媒体只是一部分。像倡导型的组织比如说绿色和平，它需要影响公众，它对媒体需求比较大，它的着眼点很大程度上是有一些问题的。它想针对问题也是刚才梁老师讲的，而不是纯粹的做一个组织形象公关。在后期，NGO最后着眼点还在于怎么样利用媒体来实现它的使命。      公益中国网的编辑：听了大家的讨论，首先NGO说的是不知道怎么样找媒体，媒体会认为NGO没有给出东西或者话题过轻，其实缺少一个平台，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大家总是把目光静止来看，NGO觉得这一个话题抛出来了已经到达过了，当新闻事件再次发生的时候，新闻似乎没有兴趣来报道，但是别忘记总有媒体希望来报到，这一件事情不是静止，也可以用流动目光来看，总会有需要这一个事件报道的人。还有，对这一个事情持续关注。所以，大家需要的是一个平台，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一个大的NGO和新闻媒体包括广大关注这一个媒体第三方都可以达到的平台。   比如说，之前有一个同事提到我们要建立一个网库的问题，我们也一直关注这一个平台，如何把这三方融洽的合在一起，是需要融洽的。   而且大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提到的除了社会责任之外，NGO拿什么东西来吸引媒体来做相关的工作。除了社会责任之外，媒体需要的是永远是话题。NGO拿什么来吸引媒体？就拿这一个话题。我们现在NGO是不是还一直执着于对传统媒体的需求，我们的网络应用非常的方便，我的意思是，传统媒体依然是需要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更加新的媒体来进行我们这一些更加有效的传播，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寻求媒体帮助是被动的，我们怎么样主动去发布我们的信息。      嘉宾：我提出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你们建立库没有太大问题，问题是你们库的数据是怎么样呈现出来，怎么样让各方运用，这是怎么样通过前台实现？      嘉宾：这一个库是一个简称，让大家看到、利用的东西是信息的检索，但是在库的背后或者是周边有更多互动的东西，现在东西还没有完全出来。      嘉宾：你们大概属于哪一类应用？是博客还是SNS还是播客？      嘉宾：博客已经有了。      主持人：提出一个很有价值的话题。包括NGO，越来越多年轻的人加入和推动各种工作，并且也是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年轻人对传媒的接受适应在20年中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对传媒的概念要有相应的拓展，对于如何使用传媒手段，作为NGO来说，作为媒体本身来说，包括传统媒体的记者都要用这样的意识，你可以扩展的空间还是非常大。   新媒体的出现、新媒体能力的扩展，这一些东西传统媒体也未必有充分认识，NGO更加差。所以我感觉这一方面怎么样说都不为过，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尽管我对技术很不通，但是重要性在我这儿一再一再的强调，在我们内部研讨的时候，作为一个媒体人要有这一种意识。NGO也需要从这一个角度考虑整个媒体战略。      嘉宾：20岁到35岁中青年第一信息获得源已经是互联网而不是传统媒体。报纸和杂志已经是归第三、第四类，第二类是电视。加入NGO不是年轻人，而恰恰是年级中等偏大的。      主持人：我们不是年轻人吗？      嘉宾：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但是我们必须要从小时候开始。      嘉宾：很多NGO是从网上讨论开始的，甚至管理手段也是在网上完成的，像志愿者管理，甚至于从网下走向网上。      嘉宾：我们工作在全球基本上通过WEB运用进行协同。         嘉宾：我以前一直觉得我们工作与媒体关系稍微远一点：   第一，可能是发展阶段。   第二，位置的原因，因为我们在村里面工作，可能会引起一些误解。   我不知道钱是从哪儿来的？我们现在搞自我维持，同样的东西也可能是不同的人看形成的概念可能是不一样的。打一个比方，很多人看到学院的西瓜，就是用有机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西瓜，因为没用农药、化肥长得比较少。我到学院时间不长，我会从网上了解一些。很多人报道说这是一个失败，说我们农业技术在那一个地方找不到，为什么生产出来的东西是这样的，引来的可能是一些反面的评论或者是跟贴。   真正了解有机农业得到的结论是不一样的，正是因为是这样的方式得出这么小的一个东西，才知道真正的价值，才知道我们做有机农业的难度。我今天是代表学院负责人来的，我们的资源是很有限的，我不知道所谓的国外的钱是从哪儿投来的。      主持人：我们讨论的是一个更大话题，但是我也确实觉得，就像你今天说的，首先大家信息很不对称。各自都要有所反省。从学院角度要有所反省，从获得信息的角度要有所反省，我们得到是不是一个比较综合的和平衡的话题，这是一个话题，但是我们今天不涉及这一个话题。      全球环境研究所：   我一直也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媒体，我是环境NGO。我又不是做宣传公关这一块，我是做项目的。我那一个项目还是涉及中央档口后面一些部门，我们是保密的，我们不对外宣传的。我一直没有机会跟媒体打交道。   我这一个项目上面的合作机构不允许我们对外宣传。我们有一些事情可以说出来值得报道。去年组织了美国基金会组织来访华的时候，我们把他弄到中央党校去了，是一个很好、很有成果的交流，但是我们那一边是不允许我们做报道的。   我不想说观点，我们机构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刚才有人说过，我们环境NGO不太重视跟媒体打交道，我们属于那一类，我们闷头做项目，我们项目很专业，举例子像快速公交是从我们这儿发出来，但是没有知道是我们做的，我们一直闷头做项目，我们没有想过宣传。我可以代表机构说我们对媒体不是很重要。      嘉宾：他们最近招一个媒体干事。      全球环境研究所：   我们媒体的人老是走来走去的。   我们机构没有秘密，叫全球环境研究所。但是个别项目部允许我们宣传，我只是提供我们一个机构的体验而已。      主持人：有不同类型NGO，对媒体需求是不一样的，各自根据各自需求确定它合作的方式、合作的量、合作的要求，可能都是根据自己的机构的特点来做。      嘉宾：我是新到NGO工作，今天来主要向各位前辈学习。   第一，是想来学习一些经验。   第二，NGO组织和媒体交流，还是尽量提高自己的职业素质。媒体来我们这儿就是找一个新闻，还是能够长期合作，我们希望在自身工作当中有一个稳定的交往。      主持人：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今天我们的话题还没有结束。今天目标是提出问题，我们并没有着力在某一个点上深化，因为这是一个系列沙龙。所谓沙龙目的：   第一，大家都签到了，都留下了信息，这一个联系方式会发给大家。   第一个重要的结果我们希望形成一个大家互相之间要找人，要找谁，我对哪一个机构有所了解，我对哪一个媒体有所了解，慢慢形成我们私人之间的交往、联系这是一个。   第二，今天我们是提出话题，这也是很宝贵的一些东西。我们也会通过各种渠道搜集这样的东西，为我们下一次沙龙准备一个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而且这一个话题是用一个具体的案例呈现，让每一个人可以切实从中得到东西，我们用什么路去思考这一些问题，而不是泛泛。今天我们很泛，目标是什么？目标是大家把你关心东西说出来。今天这一个目标基本上达到了。      嘉宾：我从上海过来的，我想在上海找怎么办？我想在华东找怎么办？      嘉宾：找什么？      嘉宾：找相关的媒体或者相关的论坛找谁？可以在上海搞一个分场吗？      刘海英：环境记者沙龙在全国10个省市把沙龙建在网上，NGO、媒体和记者在网上都有一些东西。      主持人：如果大家想了解NGO，《中国发展剪报》上面有很多大量信息，包括机构信息，有什么机构他们都在干什么，关心什么，通过《中国发展剪报》，也许能够发现什么，真正发现什么是你们能力了。包括公益中国网是刚刚起来的，我也希望NGO对他们表示更多兴趣和投入。今天大的话题基本上就这样。会下大家有兴趣可以有一些私下的交往。      （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