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峰教授在复旦大学的讲演:从古典音乐中感受知识分子命运

　　当夜深人静，我一个人聆听音乐，感受最深的时候总有一个冲动，就是想唤醒所有沉睡的人。你们还睡着干嘛？

　　复旦少年中国学社的同学跟我联系了几次，希望能有一个机会让我和大家谈谈西方古典音乐。我非常高兴，也珍惜这个机会。当夜深人静，我一个人聆听音乐，感受最深的时候总有一个冲动，就是想唤醒所有沉睡的人。你们还睡着干嘛？人间有那么美妙而感人至深的境界。在这样的境界中我们可以超然物外，对于这个由现实利害所构成的世界有一种优越感。

　　我绝对不敢以西方古典音乐知识上的权威自许，因为我没有研究，只是喜欢，一有时间就去听它，听的时候也没有系统，没有按照音乐史的顺序一部一部曲目地去了解，我从来没有下过这个功夫，于是不敢妄论西方古典音乐，特别是看到《爱乐》杂志诸如此类的，有业余高手、发烧友在那里谈古典音乐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是不行的。他们有许多知识。但是我总是相信，我这样喜爱西方音乐，自成理由，不必担心知识不够。音乐是用什么去听的？不是用头脑听的，是用心灵去听的。用头脑听的时候，我们是力图理解这个曲式，说这个主题怎么最初出现了，然后以一种奏鸣曲式的方式展开、再现;或者以赋格的形式在不同声部轮流来一次;或者还有回旋曲式的结构等等。那是头脑在听，听出一个“流动的建筑”来，是吗？但这不是我喜欢音乐的方式，我认为这是专家的态度，专家的态度我从来不取。音乐不是为专家服务的，不是行内的密约。音乐属于社会，属于民族，属于人类，属于人类的命运。

　　音乐是对命运的表达，但是今天人们对音乐的理解恐怕不是这样。今天对音乐的态度可能会错失音乐的本质。当然，音乐作为娱乐也未尝不可，音乐安慰我们的心灵，宣泄我们的情绪，完成心理学上的某种效果。但音乐不是为这些而做的。你怎么利用音乐是你的事情，别人确实管不到。一个咖啡馆老板用贝多芬的音乐作背景，他可以这样做。但在咖啡馆里听到贝多芬的音乐时我会突然出神，然后眼前的咖啡就看不到了，我接着要奔回去，我要去听贝多芬了。对我来说这音乐有如一个世界在召唤我，而绝不是我此刻闲谈时候的陪衬。

　　说到音乐，我们自然要提及各种各样的音乐，有东方的、有西方的，有古代的、有近代的，还有当代的。但我总觉得在人类所有民族的音乐史上迄今为止达到最高峰的形态，是西方近代音乐。西方近代音乐我们通常叫它classic music，就是“古典音乐”。人类的音乐创作非常古远。鲁迅先生说，从初民在劳动中的“吭呦吭呦”那里开始。音乐和劳动一样古老。后来，音乐开始力图表达自身，不再从属于其它价值，只把自身作为一个事件呈现出来。将音乐的独立推向高峰的是西方古典音乐。无论今天的人们如何疏远西方古典音乐，但是我们总须承认这是一个伟大的艺术殿堂，伟大的宝藏。当现代科技可以让我们把一个伟大的乐队和一个伟大的指挥揣在口袋里的时候，这个宝库就向普通人开放了。每念及此，我总有一种幸福感，当我在街上走的时候，我把柏林爱乐乐团放在口袋里，而且我还轮换着，有时请卡拉扬进来，有时请切利比达克进来，所以在这点上我要对现代科技表达一种感恩的心情，平时我总是批评现代科技的异化作用。

　　为什么古典音乐是一个伟大的殿堂呢？让我简单地从哲学上讲几句。第一，音乐是最高的“巫术”。一看到这个字眼我们总觉得它是贬义词，因为我们总是拿科学和巫术对照，说巫术是一种愚昧。但我们误解了巫术的本质。巫术并不是人类在没有科学武装之前用愚昧的方法使自然听从自己。不，巫术本来也不是为了呼风唤雨，不是为了降服自然。原始人在行使巫术后便去劳动，去耕作或狩猎，并不以为举行了巫术仪式后就可以回家睡觉，土壤里就自会长出稻谷来，野兽就会任人宰割。劳动的果实必须用劳动来换取，原始人是懂得这一点的，他们并不是用巫术来充当科技。所以，我们对于巫术不要有误解。巫术是原始的艺术，艺术就起源于巫术。

　　巫术的作用是什么呢？是形成原始共同体的精神氛围。它是一种魔力，这魔力激发每个心灵的情感和意志，让生命的目标变得有意义。

　　近代以来对艺术的理解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欣赏的对象，审美的对象，娱乐的对象。但艺术作品最初并不是给大家欣赏的。最早的艺术作品--洞穴壁画--就藏在洞穴里头，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去看的，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打开，让它起到巫术的作用。巫术的作用是什么呢？是形成原始共同体的精神氛围。它是一种魔力，这魔力激发每个心灵的情感和意志，让生命的目标变得有意义。艺术起源于巫术，后来便与巫术区分开来，但它对于社会共同体及每一个个人的意义，仍具有巫术般的作用。这样说也许会让唯美主义者们不愉快，他们觉得艺术是高尚趣味的表达，与精神、意志、情感并不相干。如若为了某种伟大的社会运动利用了艺术，这就是仅仅把艺术当工具了。实际上，伟大的社会运动在它有可能发端之前，艺术已经开始普遍地发挥其巫术的功能。历史上从来如此。欧洲中世纪末期，第三等级要登上历史舞台以实现个人自由劳动的可能性，为争取个性自由而奋斗，在这种奋斗起来之前，艺术已经透露了这个运动的消息，并且普遍唤起了新的社会心理。在此意义上它相当于巫术。

　　今天，艺术变成个人的事情，变成仅仅属于privatelife的一部分，但它仍然是巫术，是我们个人心灵所需要的巫术。我们是无法满足于一个纯粹科学理性的世界的。我们不仅需要趋利避害，我们的生活还要有一种意义。这种意义就是在艺术的创作和接受中被表达的。没有"巫术"，我们是没有精神力量的。当爱因斯坦把小提琴架在他的肩膀上，听到它美妙的音符时，他就进入了巫术状态之中。这和他的伟大的科学事业毫不矛盾。他需要一种力量去鼓舞他继续探讨自然的奥秘。这种力量不是来自科学本身，是来自他所爱好的音乐。人类自古以来需要巫术，在无限的将来，只要人类还在，他仍然需要巫术，即需要艺术。这是我对艺术本质的一个比较通俗的解释。

　　西方古典音乐从中世纪的宗教音乐中脱胎而来，是把宗教音乐世俗化的过程。世俗化的目标是什么呢？当时的第三等级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他们有一种新的社会理想。这种社会理想的核心就是个性的自由，个性的价值，个人自由劳动的可能性，摆脱一切人身依附关系和政治等级的压迫和束缚，这种要求是一个新世界的开启。这个新世界的打开的过程，就是反对教会的统治，反对神对人的支配，让个性获得自主的价值，这就是世俗化运动的主题。在音乐的领域中，力图以民俗音乐做基础，摆脱对宗教题材的依赖，西方近代许多音乐家都进行采风，对于民间生活以及民间自发的音乐表达都非常熟悉，从中获取新鲜的东西和有生命力的东西。但它又不是从零开始的，而是以中世纪的宗教音乐的精神传统作前提的。它是这样一个过程，即，力图把尘世本身理想化。原先，理想在天国--现在则要求尘世本身的真理的展开，这是近代艺术的主要旨趣，不论是音乐、绘画，还是文学。这就是说，尘世的理想化采取了中世纪的精神目标。中世纪的精神构造了一个超验世界。现在，这个超验世界要为表达个性的真理服务。这是一种结合，是一种关于尘世的宏大叙事。这个表达方式本身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个性的全部的世俗的内容，它的世俗情感统统在这种表达方式中得到精神的提升。个性的自由，它的真理，它的权利，它的世俗的全部情感--情欲也罢，对理想的真诚向往也罢，痛苦也罢--统统要放入这样一个宏大叙事的框架里去。这在根本上决定了西方近代音乐会达到它伟大的成就。它既是绝对个人的，又是超验的。一定要看到这层关系。

　　如果说我们今天对西方近代音乐有一种陌生感的话，那是因为我们今天已经失去了一种渴望，即把我们个人心灵的期待置入一个超验世界中去。我们发现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甚至以为这是虚伪的，不真实的。这不怪我们，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进入二维平面化的生存方式，在这种状况中我们再也不相信有一个崇高的实在在上方引领我们。所以尼采说“上帝死了。”这个上帝就是整整一个超感性的世界，不仅是基督教的上帝。这个超感性世界的崩塌使得西方古典艺术，不仅是古典音乐，而是近代整个审美理想的瓦解。这真是一种莫大的损失!但我们不能在这种疏远的态度中错失一个伟大宫殿。

　　我们对于我们所处的文明，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民族乃至人类的命运要有一种深切的体验的话，我们必须至少有三种修养：音乐、哲学、诗歌。

　　在这个艺术的伟大宫殿中确实有一个张力（tension）始终保持着。一方面是个性，要求表达自己，要求把自己的普遍的真理性质讲出来。但是，另一方面，近代社会的实际展开过程却让这种个性始终很难变成现实的力量。在巨大的命运的力量面前，个性的全部美好的东西是如此的脆弱。所以少年维特是烦恼的，在贝多芬的音乐作品中也有流露，包括钢琴奏鸣曲，比如说《悲怆》，还有《月光》。这不是偶然的。伴随着整个市民社会的兴起，古典音乐体现了这个社会经历过的命运道路。但是，也正是在这种张力中孕育了伟大的艺术。这是一种原则：在普遍的幸福与和谐当中是不会有伟大的艺术的。个性和命运的抗争，是引导西方近代音乐获得其辉煌成果的一个主线，基础。正是这个ten鄄sion，我们应当感谢它。而且，它不仅具有近代的意义，一般而言，也具有普遍的意义。直到今天，我们实际上都感受到这个东西。我们一方面追寻我们个性的理想，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心拥有对生活的解释权，并且知道我们的愿望是那么真诚，而当我们在现实中受到严酷打击时，我们就再度能听懂贝多芬。如果我们放弃抗争，我们就告别了贝多芬。贝多芬不仅知道这种张力，表达这种张力，而且塑造了英雄。因为英雄最后战胜了命运。我们今天如果还有一种信心和意志，我们会亲近贝多芬。

　　现在我觉得苍老了，心灵苍老了。我当初听不懂勃拉姆斯，那是晦涩的，阴暗的，经常有一团阴惨的气韵在他的交响乐中徘徊弥漫，没有、或者偶尔才吐出一线明朗的东西。后来我慢慢喜爱了勃拉姆斯的音乐。为什么？他承认了个人的渺小，他知道个性和普遍真理的连接是万分困难的，几乎是没有希望的，于是希望就退回到了内心，在严寒之中，我们听到丝丝温暖，它代表尚存的希望和慰藉。在这种气氛中，我们不免深深感动。我们一路从贝多芬走到了勃拉姆斯。现在年近五十的人，大多都能听懂勃拉姆斯。此外，还听得懂布鲁克纳，那是朴素的神秘，是从大地上自然流露的情感。这表明我们的心灵发生了重大变化。

　　贝多芬到了晚年，也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特别是他著名的室内乐，流露出对于世界的一种与他中青年时期不同的理解。不列颠百科全书"贝多芬"词条在讲到他的晚年音乐时说，他给世人“打开了新的音乐视域，现在还很少有人能进去”。实际上，我们现在能进去，我相信。

　　从西方近代音乐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思想历程，最终归于这样的结论：第三等级的理想的尘世反而成了今天人类无家可归状态的先兆。但不管怎样，西方古典音乐的殿堂提供了领会世界的各种角度和视野，它是如此丰富，既有伟大的英雄主义，又有悲观失望的情绪，既有虚无主义，又有宗教情感，既有柔情似水的爱情眷恋，又有对大自然的感恩之情。这是一个丰富的世界，我们在其中阅历人生。

　　关于音乐，哲学家说过许多话，凡是伟大的思想家在面对艺术的各种门类中总是挑选音乐作为给予最高赞扬的艺术。我这里仅举黑格尔的一段话为例，黑格尔说："如果我们把美的领域中的活动看作是灵魂的解放，摆脱限制和压抑的过程，因为艺术通过供关照的形象可以缓和一切最酷烈的命运，使它成为欣赏的对象。把这种自由推向最高峰的就是音乐。"这是黑格尔对于音乐的赞美，见于他的《美学讲演录》。还有一位和他同时代的同样重要的思想家叔本华，也在艺术的各种门类中认为音乐是最高的。尼采也有这样的看法。所以我一直想我们对于我们所处的文明，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民族乃至人类的命运要有一种深切的体验的话，我们必须至少有三种修养：音乐的修养、哲学的修养、诗歌的修养。特别是，在西方古典音乐中我们还能感受到知识分子的命运。

　　知识分子是什么概念？在西方而言，知识分子是这样一种群体：当教会衰弱，当为建立一个新世界的社会展开的时候，取代教会的是知识分子。他们用他们的理论或者艺术来表达、体现，来最敏感地表现这个社会展开的命运般的过程。他们往往以个人的方式来体验这个命运，包括个人生活的许多细节、曲折实际上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因为他们是真诚的，他们过自己的一生并不是社会安排的。他们知道这个社会往哪里走，并且为真理而奋斗，身体力行。他们用个人的体验来表达整个欧洲各民族的命运，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体验、表达人类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所以自然在他们的作品当中，不论是哲学的还是音乐的，都体现了这种过程。因此他们的世界不仅具有个人意义，他们的传记不仅具有记录一个伟人的日常琐事的意义，而且具有一种普遍的投影的意义。就像尼采，他一生的许多坎坷和痛苦实际上都是代替欧洲人在体验着文化的命运，他没有给欧洲人以真理，但预先经历着欧洲人的痛苦。我们应当这样来看待尼采，我们同样应该这样来看待欧洲古典音乐和这些音乐的作者。当托尔斯泰聆听柴可夫斯基著名的《如歌的行板》时，感动得潸然泪下，说：“这是整个俄罗斯在哭泣!世界上有这么伟大的音乐!”托尔斯泰为什么到晚年突然离家出走？去寻找他个人的许多原因？不!当托尔斯泰开始自觉写作的时候，他就用个人的生涯体验着俄罗斯的命运。于是当他感觉不到这个命运的出路的时候，就一定会晚年出走的。

　　这群知识分子在各自领域中体验民族命运，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还存在吗？仅仅为了这一点，我们就应回顾。我们不得不承认，后现代主义以一种残酷的方式说出了真相，今天似乎已经没有一种普遍的价值能够给我们个人的安身立命提供可能性。因此，我们如今是在个人的灯光下聆听音乐，在个人的灯光下思考哲学。在聆听和思考的时候，我们别错过伟大的作品。它们是一种养料，我们的心灵因此变得丰富起来，也许还汲取了力量。

　　在艺术当中、在哲学当中，我们得到的是心灵的愉悦，这种愉悦是无可名状的，它给我们以心灵的充溢和伟大。真正的伟大属于心灵。

　　我喜爱哲学、文学和音乐，这都是我人生的需要。我们每个人是渺小的，但是我们投身于一种普遍的关怀之中，比如说关怀民族的命运、关怀每一个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这也是关怀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在这种关怀中作出自己一点微小的努力，如果这种努力可以影响别人，那就是我们此生最大的幸运。我们是孤独的，但是我们又不孤独。所以我们通过哲学、通过艺术而不孤独。这都是我们的需要，为此我们必须对哲学感恩，对艺术感恩，对音乐感恩。是哲学、艺术这些天下之公器啊，充实了我们一生的意义。今天，我们总是希望自己的一种强大，但是那种数量上的强大是我不屑为的，比如说我有多少资本，比如说每年我发表多少文章。我们珍惜我们唯一的一生，我们种下慧根，让我们这一生无论是富贵还是贫贱，却总是活得有意义。在艺术当中、在哲学当中，我们得到的是心灵的愉悦，这种愉悦是无可名状的，它给我们以心灵的充溢和伟大。真正的伟大属于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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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演者小传　　

　　王德峰 1956年10月生，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现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意义和当代艺术哲学方面的研究。主要学术著作：《哲学导论》;译著《时代的精神状况》;合著《世界十大思想家》;编选《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等。另有哲学论文30多篇。这是王德峰教授在复旦大学的演讲。　

迷惑的荷兰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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