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新制度，就没有新农村

发布: 2008-1-02 11:22 | 作者: 温铁军 | 来源: 乌有之乡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能简单地像以往提出口号一样，跟着忽悠，其实现行的体制很难操作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最主要的工作是进行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一定要重新构建农村的组织载体，这是第一等的工作。

被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誉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的温铁军，早在2003年7月，就在河北省翟城村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免费培训农民的晏阳初农民建设学院。这种实验被国内外学术界称为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开始。

日前，这位被媒体称为“用双脚做学问”，自称是个“实验员”的 “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接受了《凤凰周刊》的采访。

《凤凰周刊》: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时期；那么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突破口在哪儿？

温铁军:工业反哺农业不是价格和收入补贴，而是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突破口是落实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这一点在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心目中已经是一个定势。中央不仅承诺了将来要让所有农村贫困家庭的子女都能上学，而且也进一步追加了建立农村合作医疗的政府投资的规模。同时，管理是公共的，治安是公共的，法律是公共的，所有这些不能让农民拿钱的事情都不能要农民拿钱，同时还要推进基层政府部门的改革，让农民能够得到起码的国民待遇。

《凤凰周刊》: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农村不稳、农民不稳、中国的社会就不会稳定，新农村建设是否还有稳定社会的意义？

温铁军:十六大召开之前，中国社科院形成了一个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已经出现了十大阶层的差别，排在前三位的是官员、学者和企业家们，排在底下的是工人和失地农民。一方面在北京经常能看到各个部委门口上访告状的人群，各地发生的成规模的群体性的治安事件，上报到中央的平均每天是两位数，这些很难说我们国家现在的改革发展仍然是正常的。另一方面中国的刑事犯罪从20世纪90年代进入高峰期以后，再也没有下来过，一般情况下刑事犯罪是随着经济波动而波动的，经济增长高的时候，刑事犯罪就下降，经济增长低的时候，刑事犯罪就上升，而中国伴随高增长，刑事犯罪的发案数量是在不断攀升的。这些都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已经影响到国家的稳定，而稳定是压倒一切的。

《凤凰周刊》: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要想实现社会的稳定，就应该把重点放在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的发展基础上？

温铁军:2002年以来我们看到，从全面小康大目标提出之后，中央的战略转变指导思想是日益清晰了。小康这个目标一提出的时候，家宝同志还没有就任总理，他在内部讨论的时候就说，全面小康大目标提出非常重要，但是我看难点重点都在农村。到2003年1月份，当时党中央提出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的时候，本身就明显表现出中央在调整战略方向的意图。家宝说重点难点在农村，强调农村的发展；在此之前江泽民任总书记时候也已经接受三农问题是重大战略问题的提法，在2001年就已经很重视了。2002年家宝提出重点难点在农村，此后半年左右筹备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把这个问题强调到战略高度。当时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指导思想，就是加强对农村的倾斜性投入，把财政资金新增部分用到县以下农村开支，把国家的农业投资主要用到村以下和农民相关的项目。大家熟悉的总书记的思想，早在全面小康大目标提出之后，就已经在党内明确了。

《凤凰周刊》:您说过新农村建设最大的困难是以往几十年中已经形成的不合理、不平衡的利益结构和经济结构。如何调整不合理的利益结构？

温铁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要调整那些不合理的利益结构，这就必然触及到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我举个例子：大学现在正在大办房地产，高楼大厦一座接一座，这时候把投资用到农村教育，不用到城里高校，那楼怎么办？教育部不可能同意。各个部门都按以往的城市化倾向，正在加大投资。这时候调整起来很困难，新一代的党中央的领导集体非常有魄力的，锦涛同志说这个事情不讨论了，我拍板，就这么定了。为了表示中央决心，在家的全部政治局常委参会，并且在会议上提出了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口号，这就是2003年中央第一次强调重中之重的背景。

《凤凰周刊》:我们看到，尽管提出了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口号，但没有给农村基层增加多少开支，也没有给农民的小项目增加多少投资。

温铁军:尽管这样提了，其实2003年难以动作，没有给农村基层，县以下增加多少开支，也没有给村以下农民小项目增加多少投资。2003年各个城市建设各开发区的建设，不仅没有停住，而且是变本加厉—一年把我们国家耕地减少了3000多万亩。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最大规模的征占土地，进一步把社会矛盾激化，弄得上访告状，学者呼吁失地农民3000万，再下去是4000万了。内部讨论的时候说，当年有一个调查早年闹红军的时候，1920～1930年代民国搞经济建设高增长，造成2000万失地农民就遍地红军，今天我们有3000～4000万了，这话我们都说了，所以2003年的局面，我个人的一个说法，就是高度失控。

《凤凰周刊》:到2006年，中国政府将全面免除农业税，你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对于新农村建设的作用？

温铁军:2004年1月份中央党校，新一届党中央正式确立以后，第一个省部级高级干部研讨班，由曾庆红主持，温家宝做长篇报告，首先统一全党高级干部的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新的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上来。中央在所有新的指导思想提出过程中，始终强调把三农问题放在首位，2004年两会上，总理提出了免除农业税的政策思想，从2004年到2006年3年时间内彻底免除农业税。这个政策提出之后，应该说确实还是有效地配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使2004年经济稳定，并较快且比较健康增长。2005年全国范围内继续推进这个政策，到2006年完成。用我自己的话说，2004新政之最大者莫过于免税。

《凤凰周刊》:免税之后，国家和农民的分配关系有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温铁军:2006年免税之后，未来农民的增收来源从何而来，这需要我们思考。我认为中国有两种农民，即“大农民”和“小农民”，大农民就是指县乡镇基层组织，小农民是指一般种田务工的农民，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农民税费的减免实际上是减轻了小农民个人的负担，但大农民经费由此而出现不足。同时基层政府要承担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资金更加缺少。所以从整个农业大系统来看，并没有减负，税费的减免只是改善了大农民与小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而国家和农民的分配关系没有实质性改变。

《凤凰周刊》:有数据表明，在“十五”期间，城乡收入的差距一直在拉大。为什么会一直拉大？

温铁军:减免相关农村税费，只是改变了农民和基层乡村政府的内部分配关系，农村的投入没有增加。农民税费负担是减轻了，但广大的基层乡村政府没钱了。因而在农民减负的同时，农村乡村政府的基础教育、卫生事业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投入其实是减少了。所以反过来，薄弱的三农基础又制约了农民增收。

“十五”期间大多数增收减负的措施还是权宜之计，缺乏一个长效机制。与经济规律适应的农民增收机制还没有启动，传统的农民增收方式是保护和提高粮食收购价，保护农产品价格。但这种价格保护措施对农民增收只能起到一定的调剂作用，在WTO全球自由贸易大趋势下，不具有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有利于三农问题解决的宏观经济环境还没有形成。从1998年以来，由重化工业推动下的本轮经济增长表明，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重化工业对就业的扩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作用有限，这在客观上不利于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凤凰周刊》:这样看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任务，不能只是提出口号。

温铁军:上世纪90年代很多改革做法，今天未必适用。今天因为战略转变了，按照新的战略转变来安排改革，经验和教训问题很清楚了。不能简单地说提出一个新的重大历史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家就以为像以往提出口号一样，跟着忽悠。其实现在真的遇到困难，现行的体制很难操作新农村建设。

《凤凰周刊》:中国现在有24000万农户，8亿农民，他们才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为什么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各种声音中，农民的声音很微弱？

温铁军:要从根本上遏制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就必须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新机制。其中的手段之一，就是尽快恢复农村民间社团组织，成立农民协会，让农民自己去决定自己一方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命运。农民有了谈判能力和谈判地位，就不会听不到农民自己的声音了。

《凤凰周刊》:你不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吗？似乎也没有听到你在媒体上表达农民的利益诉求？

温铁军:日前开会，我还特别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说，要让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成为切实起到保护农民利益的法律。

全国人大正在加紧农民合作社组织法，农民合作社法的立法进程。最近，农民合作社法就会出台，这是有利于保护农民组织起来，扩大规模经营的一部法律。这部法律会配套以国家必要的优惠政策，比如说国家会给农民组织起来的合作社经济组织，以必要的减免税待遇，允许进入的领域也比较宽。同时国家还会以一定的资金，用于扶持合作社发展，帮助农民发展起来。

《凤凰周刊》:我们知道您2003年7月在河北省翟城村创办了一个免费培训农民的乡村建设学院。以您实践的经验来看，新农村建设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温铁军:我在基层做实验，到村里面，我们建立一个合作社，相关部门不承认，他们只承认专业性农业，说综合性的他们不承认，没有关系，慢慢努力，村里面村党支部村委会说你为什么只支持合作社，我们村这么多人，你为什么不支持？我说，你们村这么多人，我支持谁，你让我支持的，无外乎就是你的七大姑八大姨嘛。我只支持组织起来的农民，培训给他们，机会给他们，有点钱给他们，支持他们发展，这就对了。

中国现行的农村体制严重不适应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支撑新农村建设的系统，中国系统不存在，要从头搭建，从基层开始搭建。新农村建设最主要的工作是进行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一定要重新构建农村的组织载体，才能让中央的政策落实到基层，这是第一等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