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保护区启动“社区按钮”（

自然保护区启动“社区按钮”（
自然保护区启动“社区按钮”（本文写于2005年12月）
  
  冯永锋
  记者手记：经费不足，编制稀少，保护和管理的知识也不太到位，加上旅游和其他经济活动的强力冲击，我国的诸多自然保护区有一大部分处于管理涣散、左支右绌的局面；有些地方甚至完全漠视保护区的基本要求，被各种权力任意指挥。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说：“生物多样性富集的地区，往往也是文化多样性丰富之地；保护自然界要从保护这片自然界所处的社区着手，不但要有外来专业力量的资助，更要注意发挥当地社区的力量。既要重视生物多样性富集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要将经济发展与自然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密切结合。”
  他的话可能是对近年来自然保护界热谈的社区保护、小保护区、利用神圣文化保护生态以及生态补偿机制等诸多理念的一个总结。
  　　
  　（小题）“黄喉噪鹛”与“中国最美的农村”
  　　黄喉噪鹛是一种罕见的漂亮小鸟，它在婺源县被发现是1923年，以后70多年没有踪迹。国际鸟学界认为它是一个孑遗物种，更是濒危物种。令人惊喜的是，2000年5月，黄喉噪鹛在江西婺源再次被发现；而且令人感慨的是，它们成群活跃于人来车往的公路旁村庄边的大树上！鸟类学家说，它的“隐姓埋名”，可能是因为调查得不够细致；而它的种群能够持续繁衍至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地方有保护自然的传统。
  江西婺源县被称为“中国最美的农村”，是全国唯一的“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县”。婺源全县到1993年底，建立起了188处自然保护区或小区，总面积达到236万公顷，占全县面积的8%。其中，国家森林公园一处，省级到乡镇一级的保护区19处，其余168处由村委会及村民小组管理；面积在10公顷以下的保护小区有110处，最小的小区只保护着几棵大树。建立自然保护小区，是婺源首创。提出这项创意的是婺源县林业局高级工程师郑磐基，他因此获得了世界发明奖。1998年洪灾过后，国人才开始普遍关注生态问题，关注天然林的命运，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婺源人在那之前6年，就逐渐把许多天然林以村规民约的形式保护起来了。这不能不让人佩服婺源人的眼光。
  1992年，郑磐基提出了建立自然保护小区的概念与设想。他策划的第一个面积为8公顷的“渔潭村后龙山自然保护小区”，由镇里制定保护公约，发至全村各户，划定保护界限，树立碑牌，确定专人管理。这个小区于1992年 7 月建立之后，在林业部门具体规划下，经乡、镇、村、场申报，县林业局审理，县政府批准，县人大通过，一个又一个自然保护小区建立起来。这些按“自筹、自建、自管”原则建立的保护小区，没有增加政府财政负担，但因与百姓自身利益密切相关，同时有具法律效力的规章约束，从而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与管理。郑磐基说，建立自然保护小区，“是在传统农业区域保护野生物种的最切实际的措施”。
  　　
  　　（小题）发扬各地的“神圣文化”进行环境保护
  四川茂县九顶山野生动植物之友协会秘书长余家华是当地一家养牦牛专业户，从1983年起至今，他和弟弟两家一共养着300头牦牛，在海拔4000米左右的九顶山上放牧。过去，山上的野生动植物很多，“土地承包到户以后，有些村民盗猎的时间更多了，加上有些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也背着步枪上山打猎。有个别村子每年可出动几十个猎人，他们带着钢丝绳、塑料绳、铁夹子，带着猎枪、猎狗等，利用各种方式进行盗猎，每年上千只动物被杀害，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们发现有些物种已经灭绝了，比如金钱豹、云豹、青麂等现已绝种。”
怎么办？他们从1995年就主动向进山的猎人宣传国务院保护珍贵野生动物的布告和文件，但这个方法收效甚微；申请县里给办个“保护野生动物的证件”，也没得到支持；最后，他发动、组织村民一起巡山，遇上盗猎者进行拦截，没收枪支和猎物获物，将盗猎者扭送公安局，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九顶山境内珍贵的野生动物已经不多了。在九顶山境内还残留着大约过去猎人布下的二三十万根钢丝套，我们计划清除这些套子，让动物在九顶山有个自由通道，安居乐业，但这一工程难度很大，估计要用去几千个人工。”
  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吕植说：“我们认为，像九顶山这样自发保护自然的行为，就是一种‘神圣文化’。每一片土地都有其‘神圣价值’，每个地方都有当地的‘神圣文化’。我认为，保护生态要与各地‘神圣文化’巧妙结合，注重发挥社区能力。当然，这种文化与自然交融的新型保护尝试，需要政府、教育和科研机构、民间组织、企业和社区等诸多方面的合作和分享。”
  2005年12月初，一个名为“神山圣湖与保护地管理研讨会”的高水平会议在四川康定召开。四天的会议之后，通过了一个名为“康定倡议书”的宣言。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家院长许崇任教授说：“当时，参会一百多位代表共同倡议：鼓励社区用自己的方式参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并协助社区提高参与保护的能力；将‘社区保护地’正式纳入国家的保护地体系并在政策上和法规上给予支持；鼓励自然保护区开创多样化的管理模式，促进社区积极参与保护，使社区参与和现有保护体系有机结合。”　　
  　　
  　　（小题）“生态补偿机制”也以社区为基础？
  世界著名的野生动物学家、世界野生生物保护学会副主席乔治·夏勒博士认为，外来的保护力量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启动社区力量”。只要当地社区力量被启动了，那么外来力量甚至可以撤出；中国已经有相当多的地方有了自然保护的社区经验，这些经验是其他地方发展生态保护的最生态的教材。
  四川省林业厅频管办主任龚继恩建议，发挥当地社区能力，至少应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发挥社区的智力，二是发挥社区的精力，三是发挥社区的财力。云南香格里拉县哈木谷社区负责人格桑次仁说：“我们当地村民保护环境意识很高，近年来我们自发的、没有外援经费支持的保护获得了明显效果。但要想持续发展，需要保护技术上的支持，希望得到政府的认可，尤其需要更多‘正当经费’的支持。”
  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副主任蔡薇说：“现在做保护的地方，都希望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但是，让下游补偿上游，让经济发达区补偿经济欠发达区，在全世界似乎都做得不太成功。实际上我国的‘生态补偿机制’是存在的，只是过去采用的是‘转移支付’的策略，这种方法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进行修缮，尤其需要加大额度，加强资金的针对性。”
  有人也提出，既然要发挥社区的力量，是不是有可能从本地社区募集更多的公益资金来支持本地的保护？即使无法全部解决，也能够解决燃眉之急；而且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有利于激发当地社区群体的共同保护意识。
文章引用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