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性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专论）-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  皇甫晓涛

　　一、中华性与“现代性”的东方文明重构
   中华性，与中古而后的现代性、近古以来的现代中国及其相伴而生的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东方复兴、民族复兴密切相联，已形成现代文明之源、中华文明之本的几个原创体系，包括魏晋玄学、建安风骨、盛唐之音、宋明理学、五四新文化与新世纪的新人文主义重构的几个文化体系，从唐的开元盛世到清的康乾之治，从新中国的独立自主到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与新世纪的民族复兴的几个政治体系，从《文心雕龙》到唐诗宋词、《红楼梦》、《三国演义》的几个原典文化体系，都是东方复兴、现代中国文艺复兴、民族复兴的原创体系，是中华性的历史体现与文化载体。诚如费正清先生在《剑桥·中国晚清史（序言）》中所言：“现代化一词是对各种进步思潮的概括，这在科学的各个学科———包括历史在内———都有具体的例证。”中华性源自于中州、中国与华夏、华宇文明之本，形成中国民族精神结构与文化内涵、历史特征。从秦汉到唐，中经魏晋玄学的反叛、激活与魏晋风度的人文自觉，是中华心性结成（先秦诸子构成了中华本性的文明之源，又当别论）、文明重构的第一个与现代性相伴而生的中古期，产生了中华人文基础与自然、诗心和谐融一之境的文明要素与具有“现代性”文化内涵的文官政治，创造了诗梦中国的盛唐之音与开元盛世的第一个中华文明历史峰峦。从唐到宋明，中经宋明理学的反叛佛老，重构人文，是中华理性结成、文明重构的第二个与现代性相伴的近古期，经过宋元的民族大震荡、大冲突与大融合，产生了近古中华帝国跨民族、跨文化的第二个文明峰峦。从明清到五四，中经满汉民族文化的融合，新旧文化、东西文明的融合，科学、民主对传统文化的反叛、激活，重构新文化，是中华体性成熟、文明重构的第三个与现代性相伴而生的现代期，产生了康乾之治，从单一汉唐人文的中华主体性到满汉融合、多元民族文化和合、南北、东西人文圆合的主体间性的“现代”中华重构，表现出中国文化、中华性人文体系的核心创造力、文化消解与文化重构的兼容力、历史和合力与还原、发展的民族复兴伟力，也产生了现代政党与政体、国家与国体，其构筑国际理念的现代三大思潮，核心就是现代性、中华性与人民性。这样，从康乾之治到五四新文化，形成中华文明双峰并起的第三个历史峰峦。从新时期到新世纪，从新的思想解放到新人文的重构，中经改革开放、完善图强、港澳回归及全球化中的民族复兴，是中华知性系统成熟，在全球性、本土性整合中文明重构的第四个与现代性相伴而生的开放期。产生了开放经济与开放人文的繁荣，新人文的重构与新人文主义的复兴，跨文化的开放、发展体系与比较研究的中国学派，现代性、主体性的重构与“一国两制”中华主体间性的文化还原，从种族、民族文化的跨越到意识形态、国家理念的历史跨越，从中华性三个核心体系（中华性、人民性、现代性）发展为“三个代表”的执政纲领。至此，中华性从文化、政治到经济、政体，形成了世界多元格局与全球性背景下的知性系统与发展体系，也还原、打通了其现代性转型与还原中发展的几个原创体系，形成中国梦的系统科学、文化特征与历史内涵，必将在伟大的民族复兴中赢来又一个中华文明创造的历史峰峦。
   二、中华性与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
   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经历了中古佛学引入后儒释道融一的东方复兴原创文化体系、近古满汉蒙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中华复兴原创文化体系、现代中国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新文化复兴原创体系。新世纪民族复兴的新人文原创体系，首先是儒、释、道融一的东方复兴产生了盛唐之音的诗文意境、人文社会与开元盛世的文官政治；其次是满汉融合的中华复兴产生了宋明理学的中华理性、人治社会与康乾之治的民族文明；其三是东西交融的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产生了科学、民主的新文化；其四是新世纪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多元文化的交融，产生了开放经济、开放人文的民族复兴。这一切共同构筑了伟大的民族复兴。它是一个跨越古今中西，也跨越文化、政治、经济、科学诸多领域而影响深刻的思想文化变异、社会历史变革过程，也是一个本土性与现代性、中华性与世界性不断交融、深化、融合而又矛盾、冲突、转化的过程。第一次文艺复兴、东方复兴的文明要素是儒释道融一的东方性的催生；第二次文艺复兴、中华复兴的文明要素是满汉融合的中华性的诞生；第三次文艺复兴、现代中国文艺复兴的文明要素是东西交融的现代性与人民性的产生；第四次文艺复兴，新世纪人文复兴的文明要素是全球性与本土性的产生。每一次都有文艺复兴的人文基础与原创文化，又都有新的外来文化的介入与开放人文背景，都有反传统的变异与文化重构的还原、发展，每一个历史的环节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明阶段，都有审美文化的原创力，都是比较文学的产物，又要用比较文学理论的发展来解决其核心的历史、文化问题。这就是现代中国文艺复兴的发展与比较文学理论发展的内在联系，也是本土性与现代性、中华性与全球性，成为伟大的民族复兴的重大时代理论问题的历史成因。
   三、中华性与开放人文的发展
   如上所述，中华性从一开始就具有开放性，从中华心性到中华理性，从中华体性到中华知性，既是开放人文的产物，又促进了开放人文的发展。中华性源自于华夏中和、中庸文化和谐至善、博大深厚之境，“和”与“合”也是中华性的两个文明要素，既有人伦中庸之道，自然、人文的和谐之境，物我融一之境，和谐至善的心灵生活（包括与人相处的和谐、人与自然相依的和谐），又有天人之合、人伦之合、礼乐之合、道艺之合、种族与民族之合的大合之道，亦可延伸为今日和平与合作的文化、经济之道，双赢、互动之规，其表现形态有天人合一之理、物我融一之境，无用之用之功（道、墨思想），人伦教化之风，兴观群怨之言，形神义理之艺。其中有自然和谐的天性，中和至善的心性、天人合一的理性、内圣外王的神性，明敏刚健的灵性，有人文传统的古朴性，兼容并蓄的开放性，东西交融的世界性，与时俱进的变革性，地大物博的广延性，以柔克刚的渗透性，和平互动的全球性，还原发展的现代性，变异重构的本土性。第一次的开放人文，是魏晋的多民族融合，外来文化佛学的输入，在文化反思中激活了中华文明之源的原典文化，发展为儒、释、道融一，文心与诗心的融一，自然与人文融一的开放人文与中华心性，产生了魏晋玄学、盛唐之音的中华文明果实。第二次的开放人文，是宋元明清的多民族融合，对佛老文化的反叛与中华理性的重构，产生了宋明理学与陆王心学，康乾之治与满汉融一的中华帝国等中华文明的“开放”果实。第三次开放人文，是从近代到五四，中华民族对外来文化的消解、融合与重构，产生了共和政体与独立自主的人民国家，产生了新文化与现代文明之实。第四次开放人文，是从新时期到新世纪，从邓小平的“三个面向”到全球化的本土文化还原，从现代三大思潮到“三个代表”执政之纲的新人文主义思潮，开放人文已形成大气磅礴的民族复兴伟力，日益影响着全球多元文化的发展与解决人类前途、命运之思的价值取向。
   四、中华性与比较文学理论的人类学还原
   中华性是对本土性、人民性、民族性的历史、文化还原，主体间性是对世界性、全球性、现代性的历史、文化还原。同时在还原中有着文明重构、文化阐释的本体自觉发展。文学人类学、文本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介入比较文学后，使跨文化研究更具有跨时空的历史真实性与跨领域的科学整合性。从文化失语到文化重构，中国文学在中华性与现代性的历史、文化整合中，重觅自我“和而不同”的文化超越之境与文化风格体系。它既不是文化孤立主义、本土主义的自我封闭与妄自尊大，也不是文化霸权主义、文化一体化的历史退化，而是在还原中发展、在综合中创新的新人文主义重构。新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界对此的共识，再一次显示了中华性的和合之本与中和之源的历史魅力与时代生机。在上世纪末在成都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上乐黛云先生、钱中文先生、曹顺庆先生的学术观点最能代表这一真正不名自立的“中国学派”的话语结构与历史声音。比较文学在促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同时，也在世界文明中重新“还原”了中国文化，都是“中华性”与“现代性”互读、互动中的“双向阐发”与人类学还原、文化创新与文明创造。从鲁迅对中古文学、魏晋文化的中华性与现代性探源，到现代三大思潮之一的新儒家对儒家原典、宋明理学的现代性阐发与中华性重写，从王国维对红学与美学现代人文精神的寻觅与中华民族性格的探索，到胡适对宋明理学、中华理性反宗教意蕴的新工具发现，莫不如是。青年学者叶舒宪则借用赫茨维兹的概念将其归旨为人类学对文化变迁的“再阐释”，如胡适的“价值重估”，林毓生的“创造性转化”，克鲁伯的文化“重构”，叶氏以之读解中华性，重写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意蕴，还原其人类学的文明之本，主编了《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丛书，规模浩繁，前后竟用十年功。
　　比较文学要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也要促进各民族文化特色、生机的还原与再现。从这一点来说，比较文学理论不仅肩负着文化交流、文明整合的双元组合、多元发展的科学、文化使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与教学、教育体系，还肩负着民族复兴的文化使命与促使中华性光大、发展的学术宗旨。正是从这双重意义来说，中国学术、文化界的新人文精神建设在全球化文明整合与中华复兴的历史使命中有着非同寻常的人文关怀与人文境界。因而刚刚走出欧洲“影响研究”殖民话语阴影，来到与世界对话的“平行研究”地平线上的比较文学宗旨，一直在焦灼地寻找既是“和而不同”的文化对话，又有“中华性”影响伟力的“中国学派”之境。笔者近年恰是在对这一思想、文化线索的探索、追踪中，探索比较文学理论发展对构筑现代中华思想文化史纲，促进中华民族复兴的学术、思想文化体系与现代思想、文化理论基石。在这里对中华性与中华民族的复兴的探索，也正是这一学术、文化体系的一个理论开端与历史耙梳。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3年10月21日 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