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气候关注]关注自然之子 农民安金磊

最近一直在搜索一些关于这个普通又不普通的人的信息，震撼的同时更多的是启示。

小包子

农民安金磊特立独行搞有机试验 创棉花神话

　　一个“犟种”的7年

　　一旦受惊飞起，“扑棱棱”的翅膀声连成密密一片。安金磊一边收获旁边的棉花地，一边和妻子说笑：“全县的麻雀在开会呢。”

　　为了“养”麻雀而种谷子？周围的农民们没人会这么干，但他们早就习惯了安金磊的“另类”——7年前，这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包下村子边缘常年无人问津的一块土地，开始了自己的有机农业试验。



比起7年前，比起周围的田野，安金磊的四十亩农地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

　　棉花的神话

　　安家的棉花对乡亲们来说，几乎就是一个神话。

　　在河北省枣强县马屯镇东紫龙村，大部分人家遵循着同样的生存模式——青年人进城打工，但除了供养自己在城市里的生活，很少有更多余钱拿回村里；父母带着孙子们在家耕作，小麦是全年的口粮，而主要的经济作物棉花，就是老人看病、孩子上学、一家老小买日用品的来源。

　　2006年入秋，马屯镇几乎所有的棉农都皱着眉头。收获季节开始了，但连续两个月的伏旱让棉株干渴不已，严重的已经成片死亡。

　　黄昏时分，安金磊经过金顺（化名）的棉田。金顺正在向经过的乡亲打听棉花的行情：“咋样啊？有消息没？”

　　“有说是两块七八的。没人来收咱也不知道啊！”

　　棉花的行情，是整个收获季节最重要的话题。

　　金顺望着自家的棉田——棉株只有半人高，在干旱中挣扎了两个多月后，不断显出枯萎的红褐色。而在安金磊的棉田里，一片油绿的棉株，直长到人的胸膛那么高，不但看不到一棵病株，还开着大朵的花儿，不断生出新的棉朵。

　　马屯镇的人们已经习惯了——2004年的大面积枯黄萎病中，这片棉田也是如此。那一年绝收的棉农不在少数，病株占到三四成已经幸运。可安家的棉花保持着最适宜的含水量（9％潮度），亩产达到400斤，每天都有十几个人来看新鲜。

　　2006年已经没人来看热闹了， 金顺对安金磊匆匆点点头，便忙着继续打听棉花行情去了——他2005年就已经放弃了向安金磊取经的想法。

　　2005年，金顺和其他乡亲们一起，得到了安金磊分赠的自育棉种。他喜滋滋地种下去，长势却跟往年差不多。

　　再问，他就觉得安金磊的做法“不靠谱”了。

　　在金顺眼里，一个好农民是不应该让土地闲着的， “岂不耽误了收成？一家人就靠这几亩地，能多种就多种几茬。”可每年，安家的土地都轮流休耕至少三个月。休耕期间，他专门让土壤长草，涵养地力。安金磊说，“土地跟人一样，不能总干活不休息啊。”

　　金顺家每年都用买来的种子，“那是专家研究出来的，能抗病虫害，收得还多”，但安金磊宁愿相信土生土长的、“经风雨多年”的种子：“本地的种子就像土生土长的人，肯定最适应这地方。”

　　金顺在收获期来临之前打杀虫剂，每亩成本几十元，但安金磊从来不打。他的棉田边上，玉米和芝麻像卫兵一样排成直线。“蛾子更喜欢玉米，有了玉米就不往棉花上去了；蚜虫不喜欢芝麻的味道，会远远地躲开，棉花也就沾光了。”原来是一个诱引、一个驱避。

　　金顺觉得，自从有了农药，“蚯蚓那东西就不打紧了，有没有也不耽误多打庄稼”。但蚯蚓是安金磊最看重的朋友之一，蚯蚓能松土啊，他趴在地上细看土壤，脸几乎要挨到地面。

　　于是，金顺和更多的乡亲们，继续他们十余年来的种植方式。买杂交种子、转基因种子，加化肥加农药加除草剂，再加大型机械化，用安金磊理解的话说：“农民受到压榨，只好再去压榨土地”。

　　2006年，金顺家用于棉田的杀虫剂和除草剂成本，比起三年前高了10％左右，但伏旱后依然大面积减产，而安金磊的棉田稳产了8000斤，能给他带来近4万元收入——同村里即便是两个儿子出去打工的人家，也不过是这个数字的一半左右。他的棉花，在绒长、抗拉的性能方面是明显优于其它棉花的。今年，他的棉花已经被一家纺织厂商全部订走，准备做成内衣出售，收购价是每斤4．5元。而市价是每斤“两块七八的样子”。

　　小院里的循环

　　在东紫龙村，平均每家操持着十余亩土地，春天撒种秋天收获，中间打几次药，其余时间就可以就近打零工了。在工地包点活儿、做装修、跑运输，甚至搬运、烧砖，46岁的张国富说：“田里的活不耽误，额外还有一两百块钱的收入，干吗不挣？”

　　安金磊的力气，全部花在土地上。



天刚亮，5点钟，安金磊夫妇起床。6点之前，安金磊一定会赶到几里外的田里，去听虫子的叫声。早晨昆虫活跃，他一听就知道土层里的生物是否丰富。“一定要有虫剌蛄（一种昆虫），它们是帮你间苗的，可以保证七八成的出苗率。”而其他农户的田里，早已听不到任何虫子的鸣叫。同样赶早下田，只是为了更多地趁着天光干活。

　　40亩土地，只有夫妻两个人，春天一人一把锹，撒粪肥，一个从南头撒起，一个从北头撒起；秋天腰间绑个纤维袋，摘棉花，一个从南头摘起，一个从北头摘起。偶尔擦身而过，说上一半句话。更多的时候，头也顾不上抬。晚上，人们吃过饭、开始看电视的时候，实在是黑得什么看不清了，夫妻俩才走在回家的路上。安家的晚饭，经常在八九点钟。

　　他们的小院在一条土巷子深处。三间砖房大屋，一个月洞门，和一棵大枣树笼罩下的后院。房子是十年前盖的，在村里属于中上水平。

　　表面上，安家和别的农家院并没什么不同。住上一天，就知差别——

　　洗碗用丝瓜瓤，烧水用玉米棒，洗头用碱面，每天进门，顺手从藤蔓上摘下新鲜薄荷叶，放进新沏的茶壶；饭后的碗筷用玉米面粉擦一遍，油污便干干净净，清水一冲即可。用后的玉米面粉拌上瓜果菜皮，就成了狗的美餐。玉米、芝麻、棉花等的秸秆全部留下，成为来年的堆肥原料。

　　安金磊床下住着一只蟋蟀，每晚“唱歌”。房顶上的容器专门用于接雨水喂鸟。女主人在厨房忙碌的时候，灯绳上趴着一只蝉。

　　安金磊进门洗手，脸盆从来是斜着放的——他只舀一瓢水。

　　存款在一天天增多，但他搞不清楚有多少，这数字对他也没有什么意义。除了电话费和孩子上学的费用，这个家庭很少有生活消费。“钱在大自然里完全用不上嘛！”他的屋子里简单得不能再简单。老式单人沙发，木头方桌，木板床。有电视，但十几天都不开一次。二十年前的金星电视机，只能手动切换8个频道。一般的农舍里常挂着电信或移动公司赠送的年画，安金磊家的墙上是两幅字：“持身同铁汉，慎语学金人。”

　　着急起来，安金磊在人前会打嗑巴。但面对土地时，总能听到他在喃喃自语。

　　收芝麻时念叨的是：“（芝麻）这东西真有意思——”

　　蟋蟀声起，又听到他的喃喃自语：“这多好，不用电就能听到音乐。”

　　“傻蛋出来了”

　　“磊子？那可是个犟种。”同村的张大爷这样评价安金磊。

　　十五年前，安金磊走出农校，在国营农场当技术员，开始种植西瓜。初次打开除草剂瓶子的感受，在多年后依然记忆犹新：“太难闻，开了一瓶，就再也受不了了。”

　　他凭本能觉得：这样的东西用下去，“土地肯定很难受，植物肯定很难受。人们常常把大地比作母亲，往土壤里施除草剂，不就好比往母亲身上投毒吗？”

　　接着，一个买瓜者的话吓了他一跳：“孩子中考，买了几个西瓜吃，就高烧不退趴下了。到医院一查——呋喃丹中毒。”（呋喃丹：最常见的农药之一，用于杀虫。）

　　安金磊开始偷偷改用鸡粪、叶面肥和营养液。

　　1997年农场改制解体，他回到村里。村子边缘的40亩，因为路远地薄，近乎废弃，往年一般都包不出去。那一年竞标，有人出十几元（每亩土地的承包款），有人出6元，还有出2元的。安金磊开口出了50元。

　　当时就有人说：“傻蛋出来了。”

　　当同村人按照习惯、撒种前开着拖拉机施化肥时，他用的肥料袋子上却写着“有机肥”。 从买有机肥开始，他一小步一小步地试起来。

　　两三年过后，他开始自己堆粪肥了，拉着板车，到别的村去收羊粪、鸡粪。

　　但那个时候，他的棉花不比别人家的强到哪里去。

　　不爱说话的安金磊，几乎天天读书入夜——《中国棉花景气报告》、《中国生态农业》、《濒临失衡的地球》、《自然不可改良》……，还有老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同一。”这些书让他想到：“到底农业的功能在哪儿？她不仅是一个生产的功能，更有生态的功能。”

　　2002年前后，安金磊开始求助于专家。他坐火车到北京，找到农业大学，教授们说我们现在只有有机农业的理论，实践还很少，临别送给他一本书；又找到农科院，还是送给他一本书，推荐去找国内的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结果又是给了一本书。“谁都说这是好事”，但紧接着好几个人都诚心诚意地说：“这不是你个人能搞的事，太累不说，也搞不成，没有效益。”

　　从北京回来，他依然沉默。他的棉花，每年都比别人家产量低，但他知道：这片薄田的土壤在一天天健康起来。“脚踩上去你能感觉出是有弹性的，虫剌蛄、蚯蚓都回来了，地里生出小草了！”

　　在国际有机农业的通行标准中，化学耕种的土壤至少要经过3－5年无毒无害的恢复期。六七年平静地过去了，2004年，罕见的灾年让安金磊的棉田成了明星，他将村边的薄田涵养成了一块宝地。那一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栽培研究室主任毛树春亲自驱车而来，在他的田地里“咔嚓咔嚓”地拍着照片。

　　那一年他很忙，把自己育出的棉种分赠村里的乡亲们。安静的小院有人上门来攀谈，话里话外的，只是想得到一些种子。

　　如前文所述，人们种下种子，却很难做到一整套的自然农法、精耕细作。于是，安金磊依然是个独行者。

　　“全县麻雀大会”

　　高高的玉米秆后面，只看到一条黑影，尖啸声划过小米地——人声惊动了一只鹰燕，它从谷子地边缘腾起来，沿着玉米秆一线飞走了。

　　鹰燕飞起的地方，安金磊咧着嘴在笑——鹰燕是鹰的一种，专爱吃麻雀。它来了，证明这里麻雀多，而麻雀多，是足以让他喜上眉梢的事情。

　　不久前的一个场景让安金磊不忍回忆：“我在拉羊粪的路上看到两亩谷子，田里面纵横交错地拉着很多网，用竹竿撑着，显然是防止麻雀等鸟类来吃谷子的。让人痛心的是：上面沾着很多麻雀和燕子，燕子是不吃草的，它们吃谷地里的蛾子。它们都已经死去了，经过了很多挣扎，最后绝望地累死，在上面吊着，翅膀被卡着，实在是惨不忍睹……”

　　三年前的另一个场景，留给夫妇俩的记忆同样新鲜如昨：

　　安家田里的积水渗到田边的车轮印里，形成一个浅浅的水洼，几千只燕子围在边上抢着喝水！它们挤挤挨挨，喝饱了的还不肯离开，有的蘸着水梳洗羽毛，有的跳闹嬉戏。这水，并无其他特殊之处——除了无毒。鸟儿们的欢乐，是因为它们终于喝到了不含化肥溶解物的水。

　　从2006年开始，安金磊为鸟儿们播下了谷子。鸟儿们不但是安家的客人，更是棉田里椿象、蚜虫们的天敌。它们帮了安金磊，使得这片从不施用杀虫剂的棉田，基本不闹虫灾。

　　每天早晨，四亩谷子地的上空，成百上千的麻雀、燕子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远远看去，刚刚展露金黄色的谷子地，会因大批鸟儿的停驻变成灰褐色。一旦受惊飞起，“扑棱棱”的翅膀声连成密密一片。安金磊一边收获旁边的棉花地，一边和妻子说笑：“全县的麻雀在开会呢。”

　　而一个月前，四亩谷子地里开的，还只是“全镇的麻雀大会”。

　　2004年，这个从未离开田地的农民，成为着力推广有机农业的香港公益机构——社区伙伴——的座上宾，之后，他受邀出访泰国，还在云南、四川登上了“农民生计与可持续发展”论坛的讲台。2006年12月，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农村报和中山大学公民社会中心联合主办的“2006最具行动能力三农人物”评选中，安金磊成为32名入围者之一。

小包子

安金磊，小概率事件？


　　农药化肥就等同于科学吗？更多地付出辛劳就等同于落后吗？轻而易举地杀光田里的虫子就等同于人定胜天吗？视草类为仇敌就等同于以人为本吗？

　　记者手记

　　安金磊可以没有社交，只与自然共存，这也是他的理想。



所以他对于外部世界来说，实在是一个沉默的存在，活得非常自在。

　　对于农民个人来说，他的行为不具有可复制性，有多少人能像他那样——心无旁骛，视土地之外的一切几乎为不存在？这本应是一个农民的美德，我们却没有底气去这样要求农民－－他们在市场体系中已经太过弱势，他们辛苦一年的利润可能远远不及各级农业中间商。2006年国务院对粮食实施保护价收购，但调研证实：粮价上涨带来的大笔利润，只能有15%落入农民的腰包。对于今天中国的农民群体来说，对土地、对环境、对生态的特殊责任，比起改善生计、提高收入的强烈愿望，实在是一种苛求。多少年来，他们不曾享受更多的权利，却一直在相对较低的生活水平下履行农业生产的职责。

　　衡量任何一件事情在农村是否行得通，最直接的就一条标准——是否很快就能见到收益。安金磊这个收益花了六七年，这对一般农民来说，太长太长了。农民已经不习惯相信长远的承诺了——以前有过很多，事实证明一多半都打了水漂。安金磊曾经特别痛惜他们村里的大树被人砍了卖钱，但对砍树的人来说，今天可能土地被开发，明天可能树木被砍伐，那么最理性的做法是什么？就是有树可砍的时候自己赶快先砍掉，卖了钱落袋为安。要不然明天就可能被其他人砍去。

　　所以，安金磊是绝对的小概率事件。

　　但他是一个挑战，挑战着一些普遍的带有社会性的理念，挑战着每个人心底习以为常的一些思维套路。农药化肥就等同于科学吗？更多地付出辛劳就等同于落后吗？轻而易举地杀光田里的虫子就等同于人定胜天吗？视草类为仇敌就等同于以人为本吗？他给出的回答，是每一个人每天都在遇到的问题：我们与自然、与世界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取舍得失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我希望更多地让人们去关注他的那些挑战性的想法和做法，而不是去了解他个人生活的成败——况且是成是败，不同人的标准恐怕也大相径庭。相信有很多人会说：完全就是苦行僧嘛。这样说的人，却未必有安金磊那么快乐、过得那么有滋有味。他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的意义，不在于他自己活得怎么样。就算他无以为继，也不证明他的那些说法毫无道理。

小包子

热爱土地 热爱自然，安金磊是一位河北省枣强县马屯镇...

　　热爱土地 热爱自然，安金磊是一位河北省枣强县马屯镇流常乡东紫龙村的农民，长期实践有机农业。
　　
　　热爱土地 热爱自然
　　
　　舒萌
　　
　　背景
　　
　　　
　　
　　枣强县位于河北东南部的华北平原上，地势平坦，视野辽阔，一年之中四季分明，阳光充沛，年降雨量在500毫米左右，大都集中在夏秋三月，属于典型的温带季风性气候。温暖湿润的黄土地丰腴肥沃，利于耕种，当地农民多以小麦、玉米为主要的粮食作物，棉花为主要的经济作物。在这里，枣强与其它南部各县一起成为国内最大的产棉基地，素有“冀南棉海”之称。
　　
　　棉花让大多数枣强农民能够依靠种地来解决基本的生活问题，也许还能稍有盈余。因此，相对于国内农村地区的平均生活水平来说，这里的农民过得并不算差，外出打工的人也相对较少。尽管如此，种棉人的生活却并不轻松愉快，棉花为家家户户带来希望的同时，也带来了无穷的烦恼：抛弃了传统的耕作习惯，几十年以来大量农药、化肥、除草剂的使用破坏了自然生态的循环，地力也不断下降，反映在棉花身上就是病虫害问题越来越严重。有时候，种棉人一年的辛苦只换来棉树30%的成活率，而农民的应对办法只是在来年投入更多的剧毒农药。于是，这种恶性循环不断升级，农药中毒致病致死事件也频繁发生。最初“绿色革命”[1]带来的高产奇迹已经慢慢褪色，取而代之的是种棉人在与病虫害的斗争中年复一年泥足深陷的局面。
　　
　　对此，各方农业专家也都提出过不少改良的意见，然而建立在“人智、人为、人定胜天”思想基础上的解决之道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而且有时也不怎么贴合普通农民与土地的实际情形。
　　
　　困境背后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在进行有机农业案例调查之初，我就一心盼望着能够找到一位双脚真正站在土地上，并且对于农村、对于自然本身的规律有着深刻理解的老师，帮助我们来寻找答案。就在枣强县的种棉人中，我终于遇到了这样一位良师益友——流常乡东紫农村的农民安金磊。
　　
　　在与安金磊的交谈中，我们了解到对于大部分农民来说，除了困扰已久的病虫害以外，从水源到土地，从播种到收获，从生产到生活，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当我们在一个具体的村子里谈论着具体的可持续农业时，这个话题并不轻松。然而另一方面，在安金磊这里，我们没有感受到太多的沉重与无奈，反而有一种发自心底的喜悦与希望。他十几年来身体力行走过的可持续耕作之路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如何在发现种种问题时，溯流源始，从根本上入手，一点一滴真诚地探索着解决之道。他的实践也让我们更加坚信：农业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恢复土地与心灵的健康。
　　
　　
　　从国营农场到自然田园
　　
　　　
　　
　　印地安人的长老说：“只有以不变的热情去爱大地，才能解脱悲伤……只有对辉煌生灵的热爱，才能给予生命战士精神的自由”。最初看到这段话时，我只有一种精神上的认同。对于在城市里长大的人来说，土地虽然须臾不离脚下，却又的确是在惯常的知识与经验范围之外，熟悉又陌生。但是，人秉天地造化而生，无论我们在钢筋水泥铸就的大都市中怎样被异化，始终都还是自然的一部分，与万物生灵同根同源。对于自然大地的热爱一定深深蛰伏在每个人的心底，如同母亲之于孩子，无论如何总是血肉相联，是我们的生命与灵魂所依止之处。
　　
　　总会有某些机缘让这些隐藏的热情迸发出来吧。就像安金磊，虽然在生命的前二十个年头里从没干过农活，在农校中所学的也不过是常规农业的思想与方法，然而一旦拿起锄头，卷起裤腿，开始了自己的农耕生涯，他对于土地的深情也就好像在一夜之间被唤醒了。很难说清最初的那粒火种是如何种到心里去的。或许是来自于从高中时代起就一直在阅读的那些内质丰厚的文字吧：徐霞客的游记、秦牧的杂文以及各种对于人与自然、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的论述。又或许是来自于深入细致的观察吧：对称排列的叶片、植物自己的身体语言、生命的循环往复……一切无不展示着自然造化之神奇。又或许，对于从小就善良易感的安金磊来说，这些东西原本就在他心中。
　　
　　从农校毕业以后，安金磊就来到县里一家国营农场当起了农业技术员。就是在这里，他敏感地注意到滥用化学制品对土地所造成的伤害——尽管化肥用量在逐年提高，地力却在不断下降。安金磊向村里的老人请教。一向坚信“人懒地薄、人勤地厚”的老人们打心眼里看不惯现在的人种地——喷完农药、除草剂，大家就没什么可干的了，整天游手好闲。农家肥也不用了，秸秆也不还田了，如此胡闹下去，对土地哪会有什么好呢？
　　
　　就这样，通过读书、通过自己的观察、通过与村里的老人交谈，安金磊越来越觉得现代农作方式绝非长久之计，而对于人与自然应该怎样和谐共处，传统的农作法却能给予人们良多启示。大地是有生命的，杂草、虫子也是生命。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养育我们的土地？杂草和庄稼，虫子和作物真得不能和平共处吗？人在自然之中，在耕作之时究竟应该站在什么位置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安金磊开始越来越深入地思考起这些问题，而一直以来喷洒农药、除草剂所引起的内心的挣扎渐渐变成一种良心上的煎熬。于是，他开始和几个同事摸索着在农场中进行土壤改良的实验——对果树施用绿肥、不再使用除草剂、减少农药的用量……然而这些探索并没有得到农场领导的支持，反而被视为是荒诞不经的“胡闹”。毕竟，在90年代初，包括安金磊在内，国内大多数人连“有机”这个词都还没有听说过。
　　
　　95年农场中开始实行承包责任制，安金磊便多了一些自由可以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做各种实验。从那时起，他就摒弃了各种有毒的化学物质，开始用对环境、健康完全无害的方法进行种植。他培育出的西瓜还因为品质优异，含有大量的抗癌元素，获得了农业部的品质检测奖。然而，“抗癌西瓜”并不会因为获了奖就能卖出一个更好的价钱，更看重产量和经济效益的农场并不鼓励这一类对增产无益的研究与实验。安金磊深深感到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与农场的发展目标实在是相去甚远。
　　
　　2000年安金磊辞去了国营农场的工作，回到村里承包了50亩地，对于究竟怎样才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农作法开始了独自探索的旅程。在这条路上，始终陪伴他一起学习研究、日复一日劳作的还有他的妻子张秀双——一个同样朴实善良的女性。
　　
　　为了找到真正利于棉花生长的种植方法，替一方乡里解决病虫害肆虐的问题，安金磊将大部分土地分出来栽种上棉树，一小部分种上了小麦、玉米、西瓜和大豆。他和妻子就在这里建设着他们心目中真正的自然田园。耕田、播种、堆肥、割草、养护、收获、还田……一切都是靠双手来完成。安金磊就像照顾朋友一样照顾着他的作物，每天即使没有活也要到田里看一看、转一转。一天不见，心里就像没了着落一样，一日不跟泥土打交道，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出远门的时候，他心里记挂着地里的庄稼，院子里的小花小草，往往是还没离开，就想回去了。他说：“植物们也是有感情的，她们也会想念我”。这样念叨着，同行的人心里也渐渐柔软起来。
　　
　　在《务农之要》中，肯·康宁汉说：“植物的敏感，你难以想像。要敞开心胸，将爱和喜悦与它分享”。在《新世纪农耕》中，鲍勃·肯纳德说：“能量的传递也是提供植物养分的一种方式，有时连鸟儿的歌声都是美好的食物，我们心念的传递也是养分”。除了技术以外，一颗健康的爱心也是很重要的吧。
　　
　　今年夏天，我们来到安金磊家中，看到他的棉花田时，心中都充满了喜悦。这一片棉花田原本是村里最贫瘠的一块土地，在安金磊的手中却日益丰厚起来，一株株挺拔俊俏的棉花树在阳光下精神抖擞地站立着，叶片均衡对称，和周围用常规方法种植的病秧秧的棉花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安金磊有些难过地说，那些病了的棉花就像没有被好好对待的孤儿一样，人们喷完农药、除草剂就很少到田里来了，他们不知道植物也有感觉，也会觉得难受。
　　
　　的确，与大部分普通农民相比，安金磊多少是有些特别的，我不知道这些想法与行为究竟给他带来过多少不理解的目光、妄加揣度的议论，以至于每每在和我们聊天时，他会突然停下来，用极诚恳的语气问我们：“你们会不会觉得我的脑子有毛病？”在村里，有人说他是神经病，放着好好的农场不去，非要回家来受苦。也有人说他们夫妇这样勤勉，怕是想钱想疯了。然而，他的棉花长得好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方圆几百里地内都是很有名气的。因此，附近的农民也有不少人找到安金磊，想听他“讲课”。一是自家的棉花虫害太严重，病得太厉害，想来这里取取经；二来也觉得他说的东西挺有意思，从传统农作法讲到人与土地的关系，从农民的困境与出路讲到农业的功能，说的都是实情实理，却又透着新鲜。我们在与安金磊的交谈过程中也都获益良多——他的学问不仅仅是做在书本上，更来自于亲身的实践与体验。
　　
　　十年以来，为了学习，安金磊到过农业局了解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情况，去过气象站搜集气象资料，参加过县里科协举办的培训活动，拜访过县级、省级、市级各类与农业有关的科研院所，并与中国农大、中国农科院、山东农科院的一些老师建立起长期联系。节水灌溉、土壤改良、病虫害的发生规律、免耕法、无土栽培……只要是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农业新技术、新研究成果的消息，安金磊都会打电话去询问甚至亲自登门拜访，踏踏实实地把这些东西弄明白。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安金磊的眼界拓宽了。他所关注的不再仅仅是自己所在地区的状况，也不再仅仅是农作物的品种和耕作技术本身。整个华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都面对着现代农业所带来的各种问题，苦思着相应的对策。安金磊看到了一个更大的背景，同时也看到更多现代科技的局限性。
　　
　　为了学习，安金磊也走访过附近的县乡以及山东、河南、北京周边的农村。他经常是坐上一列火车，看着车窗外沿途经过的村庄，就临时决定在中途某站下车，然后直奔附近的某个村子。他在不同的村子中与不同的人聊天，了解当地农业的现状，向老人们学习传统的农作方法，收集未经污染的原生作物的种子。这些经历让安金磊了解到更多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其他农民的现状。在行走中，他对于现实的把握越来越多，对于农村、农民与农业问题的思考也渐渐趋于成熟。
　　
　　符其天性 顺其自然
　　
　　
　　路边的野草，无人给它施肥、浇水、除虫，却总是生机勃勃，能够年复一年地按照自然的节律生长荣枯，其根系甚至可以百年不死。而大田作物，尽管被人“精细”地照顾着，却往往在几年之内就退化了，土地的肥力也迅速流失。人类总是急急忙忙地研究着各种新技术，开发着各种新品种，以为是在扶优，实际上却压制了植物本身的能力。机械化种植、温室农业、转基因技术……现代农业的种种都反映着我们越来越浮躁的心态。人对植物的协助越来越少，控制却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其实大道至简，想要解决问题，只要安静下来，祛除心中的私欲杂念，学会聆听自然本身的声音就可以了。植物自己很聪明，自然本身有她亘古不变的规律。人始终都应该是一个协助者的角色，对待作物，就应当符其天性，顺其自然。
　　
　　清晨，我们在安金磊草木扶疏的小院中一边呼吸着新鲜空气，一边听他将自己多年来对于农耕的心得娓娓道来。安金磊蹲在地上，指着跟前的植物为我们举例讲解它们各自的特性。某种植物是喜水还是喜旱，喜阴还是喜阳，健康还是有病，往往从它的形态体貌上就可以知道了。不需要太多太复杂的知识，只要学会细心的观察，时间久了，我们自然能读懂植物的身体语言——那往往是一个关于生态环境、气候条件、自身健康状况的全方位的表达。老一辈的人对这些都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但传统的耕作方式被改变以后，这种经验与智慧的传承也被割断了。年轻人在地里花的时间不多，对作物的天性所知甚少，更背不出曾经是对农人起着很重要指导作用的节气与农谚。
　　
　　安金磊告诉我们，以前棉花是在谷雨[2]以后播种的。盖因谷雨前后，雨水明显增多，此时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土膏脉动，适宜播种。古人告诫我们，凡物各有其时，天地气候、阴阳消长有它自己的规律，故而“甚勿早耕”。但是现在的研究结果却告诉人们，棉花如能提早播种，产量便会有所增加。于是科学指导代替了祖辈的叮咛，为了增产，人们纷纷提早下田，使用地膜覆盖来保温保水，像打激素一样，使棉花提早发育。而棉花收获以后，地膜就留在土里，破坏了土层结构，也阻碍了养分的渗入，并且永远不会降解。此外，早熟的棉花树，其地下生物量只有正常情况的一半，长出来以后很难适应外界环境，因此需要大量的人工投入。特别是在春旱频发的地带，由于早播植株的根系不发达，往往一不下雨，棉花就干死了，有时反而导致产量下降。
　　
　　现代科技改变的不仅仅是古老的耕作方式，基因改造技术也改变了原生的品种，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棉花大部分都是转基因品种。且不说基因污染、基因垄断[3]这些颇有争议的问题，就转基因棉花本身的特点来说，虽然它能够避免棉铃虫的侵害，理论上能够增产并减少农药的用量，但实际上却导致其它次生害虫（如蚜虫）大量繁衍，农药用量反而增大。此外，为了增加收入，维持生活，近些年来农民开始大量种植棉花，很多原来种小麦的地方都被挤占了，大面积的单一种植更让各种病虫害易于传播，往往一发不可收拾。
　　
　　安金磊说，这类的研究不是从整体上去看事物之间的联系，没有抓住根本，正是按下葫芦抬起了瓢。况且农民在种植上的困境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仅仅是技术问题导致的，其背后有着更深更复杂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背景。如果只是着眼于技术改良，并且什么都是用金钱、产量、效率来衡量，其结果就是生产地膜的厂家得到了效益，科研人员得到了效益，种子公司得到了效益，而被牵着鼻子团团转的农民却什么也得不到。
　　
　　古人说，“无旧而日新”。我们并非泥古不化，反对一切革新。但是这种“革新”究竟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我们是更聪明呢，还是更愚笨？传统农业有着一套完整的体系，从理论到实际操作都有据可查，有法可循。那么，取而代之的现代农业呢？是否也有一套可以与之相比较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呢？[4]在我看来，以农药化肥、大棚地膜、机械化生产为代表的现代农业技术始终都是在局部某个点上做文章，它的各个部分之间没有绝对的联系，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能够让人一通百通，见微而知著。天气冷了就上大棚，虫子来了就打农药，农药超标了，就订个标准来监测，始终都是在表面症状上打转，也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复杂，对于入口的食品越来越缺乏安全感。
　　
　　安金磊对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路总也想不通，他觉得有些科研人员在违心地做着研究。以温室种植为例，明明温室植物营养价值都很低（因为作物得不到充分的阳光，没有太多变化的温度、湿度也会影响它们的生长），塑料大棚在阳光的强烈照射下还会散发出有毒气体，反季节蔬菜对健康也有害无益，科研人员为什么还要一味顺应市场的需求，鼓励温室种植呢？应当让大家明白，土地也要有休息的时间，顺应自然规律的生活才是最健康的。再比如虫害问题：虫子是自然的一部分，本有它存在的道理。很多虫灾、虫害明明都是人为因素导致的——是人污染了土地、空气、水源，破坏了自然的平衡，虫子没有了天敌，不建康的土地上长出的病体植株也失去了天然的防御能力，这样虫子才会对作物构成威胁。与其致力于“控制”虫害的研究，还不如引导大家去反思问题背后的原因，研究如何恢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
　　
　　安金磊就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培育自己的棉花。他告诉我们，以这里的环境、气候和地理条件，只需要15亩大小的土地，加上间隔带，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地上生态区，形成生态区内的小气候。尽管我们无法改变周围环境、降雨情况和大的气候，但是却可以恢复小范围内的生态循环，如果再配以合理的农田设计，就会事半功倍。
　　
　　理想的情况是其中各类资源能够形成自我循环，不需要太多外界的投入。但是在生态恢复的开始阶段，需要投入的劳力、时间和金钱都会比常规种植多很多。安金磊使用的肥料包括自家的粪肥、油脂类肥料以及从外面购买的有机肥。除草是靠双手来完成，通常他不会把杂草完全除尽，而是留一部分给土地，给虫子，给小鸟。杂草可以增加地面盖度，有涵养水土的功能。一些虫子依附它们生存，同时吸引鸟儿来此觅食，鸟儿的歌声和粪便都是作物需要的营养，这就是一个循环。同样，收获的季节里，安金磊也不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收走，仍然是留下一些还给自然。蚯蚓、啮齿类动物可以帮助耕田，周围的树木可以吸收大量雨水，树荫还可以遮挡强烈的阳光。玉米与杨树形成的隔离带可以防止临近农田喷洒的除草剂、农药等有害化学物质散播到田里。隔几行棉树种上一排玉米还能防止棉花受蚜虫的侵害，吸引蚜虫到更美味的玉米上来；或是种一排芝麻，让蚜虫远远避开它不喜欢的味道。这些都是简单易行的方法，却可以有效地解决问题，结束人与虫永无休止的斗争。安金磊希望其他种棉人最终也能了解到这一点，回归到原本自然的方式中来。
　　
　　种棉人的烦恼
　　
　　
　　然而，安金磊的棉花种得虽好，村里却没有人能像他一样去实行。为什么呢？
　　
　　我们问安金磊，一般来说用可持续的方式来耕作，产量会不会降低呢？
　　
　　安金磊：产量的高低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味追求高产，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我们需要的是能得到一个合理的产量，而合理的标准则应视乎当地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条件而订。以这里的小麦为例，华北地区是优质小麦区，但存在着严重缺水的问题。一是本身水资源不太丰富，气候条件又决定降雨多在夏秋两季，春天往往比较干旱。二是人为污染严重，造成流域内有水不能用的尴尬局面。而城市与重工业的发展更加剧了缺水危机，地下水严重超采，不可补给的深层地下水资源被采空了一半以上，形成世界最大的地下水漏斗区。面对这种情况，节水就成为生产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因此小麦每亩700斤的产量就较为合理，而一旦上升到每亩1000斤，需要的投入就会急剧上升，用水量就会大大增加。再有，像种植棉花。理论上可持续耕作是要比常规种植的产量低一些，但是比较稳定。常规种植很容易发生大面积的病虫害，一旦控制不住，就基本上没有什么产量可言了。其实最为合理安排是进行多样化种植，既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增加效益，又能防止大面积的病虫害发生，还能让农民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
　　
　　问：但是也有人说，为了解决中国十三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九亿农民不可能全部用可持续的方式来生产，因为比较而言，可持续耕作投入高，效率低，产量少。
　　
　　安金磊：总说中国人地关系紧张，但是耕地还是在各种名目下被不断占用，修路、盖房、搞经济开发区……现有耕地中，28.5%左右的土地都种上了牧草，大量农业种植是去支持养殖业的。据统计，一块可以供养30名素食者的土地，仅能维持1名肉食者的生活。肉类消费不断扩大正在迅速消耗着自然资源。再看看餐厅、食堂、饭店里被倒掉的食物，东西不是不够吃，而是太多了，都被浪费掉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再是怎样能达到高产，而是怎样能减少浪费，减轻土地的压力，恢复被破坏生态环境，否则总有一天，我们的土地将会寸草不生。可持续耕作才是长远之计，土地越肥沃，她给我们的回馈也会越丰厚。至于相应的投入，在开始阶段是比较多的。像我的这块地原来比较贫瘠，为了改善土质，在有机肥上的花费就比较高，需要的人工也要多出好几倍。但是，一旦生态环境恢复了，基本上就不需要有太多外界的投入，人的参与也会越来越少，那时候，成本反而会降下来，综合来看，比常规耕作的效益还要高。农民的健康、产品的质量也会有所改善。
　　
　　问：既然如此，为什么村里没有人愿意像你一样用可持续的方式来耕作呢？
　　
　　安金磊笑了：他们不是不愿意，他们也不想用那么多农药，对于农药、除草剂的危害农民是体会最深刻的人。但是没有办法呀，他们要等钱用。这里人均占有土地面积比较大，平均每户有15到20亩左右，如果用可持续的方式来耕作，肯定种不过来那么多地，会形成草荒。农民左右不了棉花的价格，只能靠多种来维持自己的生活。靠这十几亩地的棉花，每户每年的净收入大概在八千到一万左右，这些钱要用在医疗、教育、房屋修缮和日常的生活中。家里一旦有人得重病，或是有孩子考上大学，那点种地的钱根本就不够用。而且，每年春天，用上一年的余款买了种子、农药、化肥、地膜和除草剂以后，每一家手里剩的现金也就不多了，在收割之前总要靠借钱度日。没有外界的支持，让农民自己一下子转变成可持续耕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想了想，也的确是这样。棉花本来就不是入口的食品，不可能像吃的一样，因为不撒农药，就能多卖出好几倍的价格。更何况国家鼓励的有机农业其实是大规模、高投入型的有机产业，一家一户的农民根本不可能得到有机认证，即便是真用可持续的方式来生产，也得不到承认。不靠多种，还能怎样呢？
　　
　　但是另一方面，安金磊也说，虽然感觉上总是种越多、赚越多，但是产量上来的同时消费能力却变化不大。增产的结果反而导致棉花的收购价格下降了。农民的实际收入其实并没有提高太多。但是，这些都不是农民能够左右的事情，在现有的市场系统中，他们永远都是被动的，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
　　
　　安金磊曾经跟很多农民探讨过这些问题，大部分人都觉得如果能不使用有毒的化学制品种地又能免受病虫害的困扰，同时收入还能满足生活的需求，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但是他们想农民的声音实在太微弱了，自己一个人更是沧海一粟，即使要改变也没有这个能力。
　　
　　于是，我问安金磊怎么看待有机农业产业化的道路。很多人认为，产业化是有机农业的发展方向，能够将分散的农民集中起，形成规模，而通过产业链也能解决单纯的生产领域内效益低下的问题。
　　
　　安金磊：农民是应该自己联合起来，面对生活。但是我对现在总说的产业化很反感，这种产业化的最终目的仍然是尽可能创造最大的经济价值，并不是站在农民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产业化发展很可能会使土地集中在拥有权力和金钱的集团或个人手中，农民则成为失去土地的产业工人，对土地没有一点自主权。他们的生存与发展也会过度依赖于市场。产业化道路上，真正得到好处的绝不是农民，也不是消费者，而是控制生产、加工、流通过程的大集团，而农民更是承担着最大的风险。但是，如果农民自己相互合作，运用自己的智慧在单纯的生产领域外去发展一些产业，这样我是赞成的。比如，冬天不一定要种大棚，大家可以利用冬闲的时间发展特色手工艺来贴补家用，农村的妇女们在这上面都是很有天赋的。
　　
　　我想，在某种程度上，大部分产业化道路是鼓励农民脱离土地的。即使他们仍然在土地上劳作，却已经丧失了归属感，并且成为整个产业环节中最廉价的劳动力。其实，农民一直都被各种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排除在外，土地就是他们立身的根基。一旦失去了这个根基，即便产业化能够带来片时的繁荣，农民也不能摆脱随时会被他人所左右的命运。比起产业化的“宏伟蓝图”，到是安金磊描绘的情景更让人觉得安宁踏实一些——农闲时节，女人们聚在一起，做自己心爱的女红，回想着母亲、祖母一辈以前怎样绣花、编织、染布……在印度、泰国的很多农村中，农民就是依靠简单的加工制造业和传统手工艺来创收，有机香皂、有机棉布制品、有机天然香料、有机植物织染……人们的创造力以及对美的感受都体现在其中。
　　
　　然而，愿望是美好的，现实中却存在着很多问题。不走产业化道路，形不成规模，势单力薄、负担沉重的小农很难有所作为。不管是有机棉、有机小麦还是手工制品，都需要有销售的渠道，需要消费者的支持，有多少农民能够自己去开拓市场呢？
　　
　　有人说，是现有的市场系统有问题，它似乎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和更多选择，却让农民和消费者彼此见不面，互相无法沟通，缺少信任。市场中的权力分配也越来越失衡，生产者和消费者对于产品种类、价格制订、交换方式都完全失去了自主的能力，也越来越无法保护自己的权益。因此，可持续农业的发展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生产方式，也不仅仅是生产者，还包括流通环节，包括消费者。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农民与消费者都自发的联合起来，相互支持，共同推动农业的健康发展。
　　
　　就像安金磊说的，城市人与农民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是农产品，还有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农耕文化，有我们所有人都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农业不仅仅有它的经济功能，更应该有传承文化的功能，有保护自然生态的功能。农民与城市消费者正应该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一起携手来面对问题。
　　
　　健康土地上的健康人
　　
　　
　　安金磊曾经说过，作为农民，他很反感“有机”这个词汇。当这两个字开始成为时髦的用语时，也就渐渐失去了灵魂。城市里的有钱人可以开着车到超市中去购买“有机食品”，或是到高档酒店中消费“有机菜”，他们关心的只是一己之健康。而他们过度消耗资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却让整个世界更不健康。事实上，农村的种种疾病正是与城市发展的不健康息息相关。城市人把农村的钱都掏走了，农民只是不断向城市输血，负担日益沉重。结果就是农民被生活压弯了腰，不再有敬畏，对金钱、外部环境不再有抵抗力。城市人则每天都呼吸着被污染的空气，吃着有毒的东西，连最基本的生活问题都解决不了。而这一切最终都会反馈到土地上，变成土地的压力。因此，如果每一个人都只是从这种狭义的健康上来理解“有机”，没有从根本上来反省自己的生活，那么这种“有机”带来的仍然只是虚伪的绿色，反映出来的仍然是人心的贪婪。
　　
　　“有机耕作”不一定不破坏生态环境。商人从其中看到商机，可以任意破坏东北的黑质土壤，挖起几百年来形成的草炭土制成有机肥料出售。吃“有机食品”也不一定能带来健康，如果我们总是处于焦虑之中，总是远离自然、昼夜颠倒的生活着，金丹玉液也不能使我们远离身体日益衰败的境地。
　　
　　古人是将健康与道德[5]联系在一起的。怎样才能有真正的健康呢？《内经》上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而所谓恬淡虚无，就是指人能够驾驭自己的欲望，摒除过多的私心杂念，顺其自然的生活。记得一位朋友说过：“健康，不仅是身体的状态，更是一种能力。人被欲望左右的时候，疾病之门就开启；人可以反省自己克制欲望的时候，健康之路就出现”。
　　
　　安金磊无疑是我从学习中医以后遇到的最健康的人。我知道他的健康绝不仅仅是因为每天都能吃到没有污染的食品。他生活得就像个古人：平常没有事很少外出，生活规律，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种地和读书上；很少看电视，远离声色的诱惑；素食，生活简朴——为了减少过度包装的污染，八年来，他没给自己的儿子买过一粒糖果……
　　
　　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这样的生活是我无论怎样努力，至今也还无法做到的。也只有这样健康的人，拥有健康的身心，才能种出真正健康的作物，保养出真正健康的土地吧。（完）
　　
　　[注释]
　　[1] 第一次“绿色革命” 在世界范围内从40年代开始，到60年代达到顶峰。是指原生品种渐渐被杂交的改良品种代替，传统农业渐渐向使用化肥、农药的现代化农业转变以增加产量的历程。而现在的第二次“绿色革命”则是指试图利用包括基因改造技术在内的生物科技解决病虫害问题、进一步提高产量并改善食物品质的尝试。
　　[2]谷雨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六个节气。每年4月20日或21日视太阳到达黄经30度为谷雨。
　　
　　[3] 现时科学界对基因的了解，仍然十分有限。任何对生物的基因排序作出的改变都可能引起难以预料的影响。基因改造出来的新生物一旦融入大自然当中，便可以跟其它生命型态互相影响、繁殖、转移特性，并会因应环境而变异，而基因改造农作物的花粉和种子亦可能会意外地传播到邻近田野，影响相近的传统品种，对环境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基因改造农作物的种子主要由资源丰厚的跨国企业提供，农民要种植基因改造农作物，必须向跨国公司购买，及遵守跨国公司的规定，如不得自行保留种子、必须购买跨国公司其它产品等等，如此一来，农民对跨国公司的依赖势必加强，失去了千百年来对生产资源的控制能力；跨国公司亦能借着控制市场，谋取暴利。此外，研究基因工程所费昂贵，食物的对象也非以贫穷的人为主，穷人是否能受惠其中还是未知之数。——乐施会《基因改造食物》
　　[4] 本文中所讲的传统农业、现代农业、有机农业和常规农业是几个不同范畴的概念。有机农业与常规使用农药、化肥的农业都属于现代农业，均建立在现代实证科学的基础上。而中国传统农业则立根于传统文化的哲学体系。比如古老的历法，与阴阳五行学说、天人合一思想、乃至人身修炼都是浑然一体的。其理其法不离阴阳二气流转，五行生制克化，与现代农业的基础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因与本文无直接关系，在此不做进一步论述。
　　[5] 吴筠《玄纲论·道德章》中说：“通而生之谓之道，蓄而成之谓之德”。简单来说，有道德的人并非常俗所说的“好人”，而是能够了解自然生成化育万物的规律，懂得养生的道理，并能实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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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包子

同时他也不是一个常人，朴素生活观的回归应该说的就是像他这种人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