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草根的声音

liyi

吴蓓
【编者按:3月22～27日，瀚海沙邀请8家草根兄弟“灵山论剑”，讨论草根组织的发展与共同成长。吴蓓老师为我们记述了她眼中的每一个组织，和她在会议中的感想与见闻。】
从一周的草根会议返回家中，我迫不及待地与家人和朋友分享我的经历:“你知道绿色骆驼吗？在四川若尔盖草原上……。”“我遇到一位环保工程师，承包荒山，……”“对了，还有一位小个刘老师，……”直到20天后开始写这篇文章，他们每个人的形象仍然呼之欲出，我还记得从藏族朋友那里学会的藏舞，但我再也没有跳过，因为那种舞必须和大家一起跳。

3月22日早晨我第一个登上瀚海沙组织的一辆面包车，只要能离开北京，无论什么样的理由我都高兴，更何况去参加非政府民间环保组织的会议。成立3年的瀚海沙志愿者小组原来共5位年轻人，我是候补的新会员，会龄最小，年龄却最大。这个充满活力的小组从关注荒漠化开始渐渐转向对人心荒漠化的关注，以及对民间草根环保组织的支持。去年他们奔赴各地考察并帮助他们。今年在基金会的资助下，请来6家草根组织在北京相会，交流学习。

首先上车的是绿色骆驼的饶永，老李和小张。饶永见我显得很失望，他故意大声地说：“怎么没有年轻漂亮的姑娘？”我第一次遇到这种人，不知说什么，干脆躲他远点，我选了最后一排座位，没想到后来一位矮小的老头坐在我左边，上身穿一件罕见的陈旧中山装，一路上他沉默不语，我有点好奇，他是谁？我忍不住问他：“你做什么工作？”他说：“我在家抱孙子。”我一时语塞，心想那你就抱孙子吧，反正我也不想和你说话。坐在我右边的是吉林省来的万平，一见面他就乐呵呵的，我们一下子就谈开了。

愿做一名环保殉道者
已经50出头的万平说他新生命的年龄是45个月，因为45个月前他辞去吉林省长山热电厂环保工程师的工作，用25年的积蓄和买断工龄，以及借来的共计30万元钱承包了通榆县科尔沁沙地。我问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方？他说他对这片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作为知识青年16岁就下放在当地，是人民养育了他6年，现在他要像报答父母之恩一样报答当地农民。

通榆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农民以种地和放牧为生。由于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农民们常常是“种一坡，拉一车，打一筐，熬一锅”。万平承包的沙地与内蒙接壤，气候干燥，土地贫瘠，风沙满天。他规划治理沙漠三步曲：第一步是恢复植被，第二步种植防风林，第三步是种植经济林，让老百姓的生活有所改善。

2000年6月6日是他开始行动的第一天，他事先盘算好了先雇辆车打口井，没有料到车子深陷沙地无法前进，折腾了一天，毫无希望，到了深夜12点他还不肯离开，事业刚起步难道就认输吗？打不了井，没有水就长不出草。他一人坐在沙子上苦苦思索。突然他想到在沙地上建车道，加大车轮触地的面积，减小压强。第二天万平买来木头，把它们劈开成一片片的，铺在沙子上做车辙，终于度过了第一个难关。

当绿绿的嫩草从黄色的沙地上冒出来，万平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然而问题接踵而来，当地农民竟然把牛羊赶到新生的草地上吃草。他焦虑万分，怎么也不能让牛羊毁了草地。于是每天一大早，他顾不上吃饭，先去放哨，观察12群羊和5群牛的走向，直到确保每群牛羊不进他的植被区，他才放心地离开。由于过度心力交瘁，他曾两次昏倒在地，失去知觉。

有一次从内蒙来了7个骑马的人，带着14条狗，气势汹汹地扬言要闯入他的治理区打野兔，万平挺身而出：“你们要想进来打野兔，就先打死我吧，只要我还活着，绝不许你们进来。”正是这种不畏死的精神，使他一次又一次地抵挡住了愚昧的破坏，他说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为了保护环境他随时准备做一名殉道者。

渐渐地治理区的植被覆盖率从零爬升到了95%。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万平和志愿者共种植柳树1万多棵，沙棘5千余株。万平说以前看到天上有一片云，刚要高兴，它就走了，地表温度最高达到58度，现在环境改善了，云在上空停留的时间也长了，地表温度也明显下降。

提到志愿者，我脑海中出现的是年轻人的身影，而万平的志愿者，除了一位24岁的外甥，其余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基本上都是他的亲戚。比如80岁高龄的父亲万兴治，当年万平收到的第一笔捐款就是父亲给的，他不顾自己年迈体衰，还跟着儿子一起来治理荒漠。老父亲的微薄之力，流到万平身上就是一股强大的动力。万平说虽然千辛万苦，不被人们理解，但最幸福的是家里人和他在一起，妻子退休后也来到他的身边，甘心做一名志愿者。

今年是实施经济作物的一年，他访问专家学者后，决定动员农民种植葡萄，他算过在当地一亩葡萄的价值相当于15亩杂粮的价值，在1600亩土地上，只需开垦十六分之一，即100亩土地就足够了，剩余的土地保持天然植被，恢复当地的生态环境似乎指日可待。

然而眼下美好的梦想又搁浅在资金上，几年来的投入使得万平山穷水尽，再也没有力量帮助老百姓去买葡萄秧苗，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他四处筹款借贷。一次某人表示愿意借钱给他，让他去某处找他，上午万平兴冲冲地乘车前往，到达后给此人打电话，回话让他在车站等，左等右等，只等到天要黑了，万平才垂头丧气地回家。

在6天会议中万平是最容易激动的人，也许这是他的天性，也许是超常的恶劣环境把他变得情绪激昂。他像一头倔牛，即使前面是条死路也要打开一条通道。他像是中国的“唐吉柯德”，疯疯癫癫要和大风车——荒漠化做抗争，他又像一位现代的愚公，要把绿色一点点地还给大地母亲。

像狼一样嚎叫
一旁不说话的小个子老头，听到我和万平海阔天空地一阵乱说，不知哪句话触动了他，突然他张嘴了：“我上学那阵是全班倒数第一，戴红领巾也是最后一名。我不管那一套。知道我上的什么中学吗？‘流氓’中学，都不要读书。”他的话闸一打开滔滔不绝，把我全然镇住了。他的言论铿锵有力，干净利落，思维敏捷，锋芒毕露，配上他独特的动作，表情和声调，真是流光溢彩。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生态学教授刘书润，他有三句广为流传的警世名言：一是“汉化等于沙化”；二是“一个官等于1万只羊”；三是植树也要讲“计划生育”。

刘老师说第一句名言不是他说的，也不是他写的，是别人归纳的。虽然归纳得不太全面，但反映出了内蒙草原沙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出于“好心”做的事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刘老师举了一例，多年前有一位老干部到草原上考察，看到牧民的生活后，回到办公室气得直拍桌子：“我们革命了几十年，没想到我们的蒙古同胞竟然还住在帐篷里，这是怎么搞的？太不象话了！不行！要给他们盖房子！”这位老干部是位大好人，但他没有明白为什么草原上的人过的是游牧生活，无论如何一位官员“大发慈悲”影响的范围有限，而80年代作为国家政策推广的双承包制，才是草原大规模退化的根本原因之一。刘老师在文章中尖锐地指出：“草原分小块承包到户，是用猪圈，鸡圈里总结出来的经验搞出来的，是带着对游牧原始落后的小农偏见搞出来的，是带着人类社会必然由游牧到定居，到农耕的固有模式搞出来的，是不加思考，为了与内地保持一致的思想支配下搞出来的。其结果造成草原进一步退化，游牧文化被无情替代的悲剧。”

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时，刘老师遇到一位法国人，他在草原上已经住了一年多，舍不得离开，他说在草原上他可以像狼一样嚎叫，像马一样奔驰，像鸟一样飞翔。当我们绿色的大草原全部变成荒凉的沙漠，我们该怎样向大自然和子孙后代忏悔谢罪？

提起50、60年代的干部，刘老师说他们是多面手，会理发，讲卫生，懂政策，教文化。那时旗下没有办公楼，书记、旗长没有单独的办公室，出门骑马。现在政府部门繁多，干部严重超员，出门要坐汽车。由于地区穷，工资低，而物质欲望强烈，只有向牧民和草原索取。草原上养活一头羊约需要25亩草场，养活一个人需要2千5百亩草地，而供养一名干部则需要1万只羊。刘老师认为不减干部，耕地、畜牧、人口还要增加，为了税收，一些污染和破坏环境的企事业就不可能停产。不减干部就得先养干部，其它事业都得先靠边站。要想保护大草原，必须大力减少干部人数。

听过刘老师发言的人，常常以为他是蒙古族人，因为他对草原和蒙古族同胞充满着深厚的感情。其实他是地道的汉族人。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为了逃避可怕的政治斗争，他孤身一人到大草原上流浪了一年多，他走到哪就吃到哪，凭着他对草药的认识，处处受到蒙古同胞的欢迎，牧民的真诚，热情，善良，奔放和豁达给他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他好像经历了一场大草原的洗礼，从此脱胎换骨，终生为草原，为游牧文化高唱赞歌。
退休后他在北京举办讲座，每次讲着讲着，他都忍不住翻开收集的蒙古歌，他说歌中有生态学，而生态学则是一门充满爱的科学。

生态学提倡宽容，崇尚多样性。种类越单一，系统越脆弱。天然林有着最佳的物种多样性的组合，砍伐后盲目地大面积种植人工纯林，刘老师说这无异于绿色沙漠，给子孙造孽。比如在内蒙古草原种人工林，一亩林地一天可以蒸发120吨水，水分耗尽后，连原先的草地也毁了。目前内蒙古的人均人工林居全国首位。刘老师到处呼吁地球是彩色的，种树也要讲“计划生育”。

刘老师备受蒙古族人的尊敬，参加会议的达林太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我刘老师是内蒙唯一的穿胶鞋的教授。有一次他带两位女学生去草原实践，3个人7百元钱走了两个多月。刘老师常说学问是走出来的。他是草原上认识植物最全面的专家。他不仅在草原上走，在呼和浩特市里，也常常坚持走路。难怪刘老师没有一点教授的架子，没有常见的知识分子的酸臭味。刘老师展现出来的人格魅力使他成为这次草根会议的“大明星”，休息时间总有人围着他转，我也是其中一位崇拜者。

蒙古魂

达林太是84年毕业的理论物理研究生，对大草原的热爱使他走上了对牧区经济、生态经济和草原文化的研究。他是第一位将荒漠化定量研究的学者，写了许多这方面的学术文章，从中可以看到他治学的严谨和思考的深度。但最能打动我的是他为瀚海沙《我从草原来》一书写的序：“我曾企图拉住每一个匆忙过往的路人，告诉他们：草原的沙化、退化并非是牧民养羊多所造成的，是一种违背客观的自然规律的政策所致。但我的努力是徒劳的，草原仍在被巨大的现代化的农机开垦。大型的钻探汲水机在穿透草原母亲干枯的皮肤，在吮吸那尚存不多的血液。 我曾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与无奈。北京的朋友们都说我有一种抑郁症。好心的朋友们给我介绍医生，我都婉言谢绝了。我愿抑郁而死，我的灵魂将穿越过那用钢筋水泥堆砌的高大城市，回到我曾牧羊的地方——阿拉腾红格尔。”

达林太有着蒙古人魁梧的身材，但说话的声音却和身体的高大不相称，显得有点虚弱，读过他的这段文字后我明白了，大草原的惨状无时无刻地在蚕食着他的身心，养育蒙古人民几千年的草原母亲眼睁睁地就要毁于我们这一代人，他不能沉默，他要做最后的挣扎和抵抗。去年他毅然辞去内蒙古大学的研究员工作，注册成立了内蒙古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草原之友”。为节省开支，他动员大学4年级的女儿娜仁高娃帮他的忙。这次他把女儿也带来了。

娜仁高娃在蒙古语中意为“太阳美丽”。她非常的腼腆，每人5分钟的自我介绍，她只说了半分钟。但她一唱起蒙古歌，就把辽阔无垠的大草原带到了听众面前，她的歌声里有蒙古魂。

美哉，生命！
藏族人唱起歌来也是这样，我听不懂一句歌词，但那声音像是从天地之间迸裂开来，向着远方的高山流水飘去。古人说“天地生人”，听了尕玛的歌声，我觉得天地也生歌，尕玛没有受过任何声学训练，但他唱起歌来，好像有一种超越的力量在起作用，他只不过是一位传达者。有人说声音中含有宇宙真理，尕玛的歌声令我对此确信不移，民歌里包含着宇宙真理。真理不仅仅可以写出来，它还可以唱出来、画出来、跳出来。

会议期间，一有机会我们就热心地学跳藏舞，藏族同胞是天生的舞者，像我这样彻底被文明化、理性化的人学起来总是笨手笨脚。整整六天的会议，他们只愿教我们最简单的基本舞步。每天重复来重复去，虽然乐此不倦，但也想有些进步。可能由于我们这群汉人只学到了形似，而达不到神似，没有了藏舞的灵魂，才使他们不愿多教

几年前我就意识到平生一大缺憾是不会跳舞，找不到天地之舞的感觉。相比久远的祖先，他们不会读书写字却会跳舞，如今我擅长读书写字却不会随歌起舞，这也许是文明进步的代价之一。

不管怎样，当我步步模仿藏人舞蹈时，全身洋溢着喜悦之情。这不就是人生的幸福吗？和朋友们一起载歌载舞，歌声融融。不需要电视、电脑，不需要美味佳肴，不需要汽车洋房。在星空下，在大地上，大家围成一圈，唱起歌，跳起舞，美哉，生命！

前赴后继

藏族文化处处渗透着佛教的影响，佛教戒律中的不杀生，包括不能故意杀害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佛教相信众生平等，所有的生命相互依赖，肆意毁坏其它的生命也是在自掘坟墓。来自青海玉树州的扎多告诉我们，按照藏族人的观念，谁把枪对准了藏羚羊，就是把枪对准了布达拉宫。佛教徒尼松也说一百年前一位著名的喇嘛就讲过，如果谁杀了受寺院保护的动物，就是在砍他的脖子。藏族几千年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热爱自然就像热爱兄弟姐妹，热爱父母儿女一样天经地义。

然而遗憾的是最近十几年，外来人口，政策和商业化的涌入，使得藏族地区也出现了环境问题。众所周知的索南达杰为保护藏羚羊献身的事迹就是其中一例。前面提到的尕玛就是索南达杰的弟弟，而扎多当年是索南达杰的秘书，后来扎多升任为乡党委书记，仕途前景诱人，但他无法忘怀索南达杰未竟的事业，最终扎多决定放弃官职，成立了民间环保组织，他铁了心要把保护山川的重任担当起来，前赴后继。

日才和丹正才仁都是20多岁没有成家的年轻人，他们一方面是政府公务员，另一方面是扎多领导的青藏高原环长江源生态经济促进会的成员。他们完成本职工作后，向当地人民宣传环境保护。他们不是生态学专家，有时遇到棘手的问题，真不知怎么回答。比如按政府的要求退耕还林后，有的牧民没有了牲畜，他们靠什么维持生存？他们来到县城定居下来，当地没有工业，他们也不懂做生意，又没有文化知识，怎么办？

还有一个难题是黑熊吃人怎么办？牧区老人以前从没有听说过黑熊吃人的事情，现在却发生了。丹正才仁向牧民们解释因为现在环境破坏了，它们没有吃的才会攻击人。他和同伴曾设想做一个大笼子，里面挂块肉，黑熊一吃肉就会拉动机关把门关上，然后再把笼子运到远远的地方放生，但成本太高难以实施。直到会议结束，大家也没能想出一个好办法。看来理想中的环境保护如何与现实相结合还有待摸索。

5位藏族同胞只有尼松听不懂汉语，但他却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曾到印度学习5年的英语，他的环境意识也是在印度形成的。他说他工作的三江源协会与他的佛教信仰是一致的。如果哪一天两者有了冲突，他就要走。他不会做违背信仰的事。离开北京之前我陪藏族同胞去市场购物，中午我和尼松在路边等待时，他买了两瓶饮料，递给我一瓶，我说：“不！我不喝饮料。因为每喝一瓶饮料就得扔掉一个塑料瓶，塑料垃圾污染大自然。”尼松听了说我是好人。

佛教经文中不可能谈到饮料问题，面对新的事物怎样从传统中寻找应对的办法？其实我不喝饮料也是部分受到佛教的影响——克制人的欲望。通过我们的感官，商业社会无孔不入地向我们人性的弱点发起进攻，我觉得那漫天飞舞的塑料垃圾就是千疮百孔的人心的象征。

藏族地区的塑料垃圾是一个很突出的环境问题，他们的传统是人走到哪里，垃圾就扔到哪里。因为传统垃圾是有机垃圾，大自然会分解吸收的，而塑料垃圾不同。扎多的环境保护协会经常动员同胞别乱扔垃圾，还组织学生们去捡垃圾，可惜当地没有垃圾处理场，只能简单地填埋或堆放。

当我看到丹正才仁跳起迪斯科，心中老大的不愿意，我站在一旁逢人就说我不喜欢迪斯科，其实我是在担忧外来文化破坏了藏族传统文化。当我逮到机会和日才又说了一遍时，他认真地告诉我：“不要拒绝其它的舞蹈，年轻人喜欢就让他们跳，我们的心态要开放嘛。”对日才的话我回味了好久。我的担心也许是多余的，藏族传统文化受外来影响是大势所趋，是千百万年轮回到此的一劫。佛教认为万物皆空，万事万物皆有因缘，因缘尽了，一切也就散了，这也许就是扎多说的藏歌中没有悲哀的原因。

顺其自然

回到北京和朋友们提到最多的还是绿色骆驼。那位一上车就嚷嚷年轻漂亮女孩的饶永，长发在背后一扎，真的很像一位艺术家。他是安徽人，刚上初中他就有个叛逆的想法，他所受的教育就像一个大机器正在一点点地把他消灭。后来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直到有一天他离开了学校，离开了生养他的那片土地。

17岁开始饶永到全国各地流浪，有时打工，有时露宿街头，偶尔还会小偷小摸，他在迷茫中寻找，寻找什么呢？他也不清楚。听说日本远山正瑛老人在帮助中国人治理沙漠，他马上跑去当了一名志愿者。后来他从报纸上得知四川若尔盖草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沙漠化，他和4位同伴决定前往。饶永说想寻找一个能容下他们理想的栖身之处。理想就是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饶永强调他没有远大抱负，没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迈，只是想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

2002年3月他们一行来到陌生的若尔盖，没有住房，和当地人语言不通，靠东筹西借的钱安顿下来，还要拿出一部分来买草籽。最可怕的是起初的两个月里竟有5次断粮，他们挖野菜充饥，导致中毒腹泻，他们悄悄捡起藏族人丢弃的死狗回来煮着吃，结果被藏人发现。次日早晨他们还在帐篷里睡觉，5个人盖着4床被子，一群藏人闯了进来，满脸怒容，可是目睹他们再也简陋不过的住处，一句话没说又走了，过了一阵，他们拿来许多吃的东西。

渐渐的当地人接受了这些志愿者，绿色骆驼一边在沙漠上种树，一边为藏族同胞解决困难。志愿者的人数现在已经增加到9人，住处暂时有了着落，但吃饱饭的问题仍然困扰着他们。老李说去年入冬以来，因经济紧张，从一日三餐改为一日两餐，反正冬天地都冻住了，干不了多少体力活，慢慢也就习惯了。

老李叫李水成，已经快50岁了，看上去像是坐办公室的人。他曾经是四川乐山某厂的部门领导，后来工厂倒闭，他没有了工作。整日在家中读报，看电视，怎么也无法排解心中的失落感，有时跑到深山老林里住上几天，仍无济于事。去年年初，他看到电视报道绿色骆驼，顿时眼前一亮：我可以去他们那里。但他不敢轻举妄动，怀疑这帮年轻人的热情能持续多久，他一方面关注绿色骆驼的动向，每隔一段时间打电话给当地林业部门问问他们还在否，另一方面他开始每天练习长跑，没有强壮的身体是无法接受挑战的。去年8月下旬他再次打电话证实绿色骆驼还在，并且当地刚刚通上了电。于是他告别妻子出发了，一路上他不停地加衣服，即使这样，9月2日到达高原时仍冻得簌簌发抖。

听老李讲述这段经历，我不由得感叹人的多样性，他不是为了保护环境而来，是为了逃避无所事事的苦闷。然而他不畏惧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的巨大反差，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在他那张文质彬彬的脸上，我找不到任何的失落和愁苦，他爱上了绿色骆驼，他的生命焕发出第二个青春。

除了老李，绿色骆驼个个是单身，老李自知年长，平日里他在生活细节上注意得比较多，比如做好个人卫生，收拾房间。他还能为大家做一手好菜。但他也时常提醒自己，别影响年轻人的蓬勃朝气。休息时，他会一个人走上很长一段路，到没有人的草地，独自躺下仰望着蓝天白云，他说那真叫舒服啊，可以呆上大半天。今年春节老李没有回家团圆，他说怕给其他人带来不安，他有家可回，而绝大部分人一是家太远，二是没有回家的路费。我猜可能还有一个原因，他有点“乐不思归”了。在我们的交谈中，他没有流露出对过去舒适生活的留恋，全是绿色骆驼如何如何。这群人真的是苦着并笑着的志愿者。

饶永是会议上最饶舌的人，几乎天天都要站起来理直气壮地说要找老婆。起初我以为他有35岁了，为找不到女朋友苦恼，后来得知他才不满27岁！艰苦的生活使他比同龄人显得苍老多了。会议快结束时，他才倒出真相，为了理想的生活，他可以一辈子光棍，他不在乎是否能找到老婆，他想活跃气氛才这么说。令人着迷的饶永打动了刘老师的“芳心”，刘老师许愿如果自己是位年轻的女子，一定要嫁给他。

作为绿色骆驼的核心人物，饶永不仅要关心大家的衣食住行，要接受外界的采访，要参加环保会议，做环保讲座，他还要考虑绿色骆驼未来的发展。他畅想在若尔盖草原上建立一个综合示范牧场，建立一个流动的马背绿色艺术团。他明确表示任何长远的规划不能只看到经济效益，因为给当地人带来富裕的同时，产生的危害可能更严重。比如有了电视和录像，年轻人的犯罪率升高了，这也是饶永建立艺术团的初衷，把闲散的年轻人组织起来，丰富社区文化。

说起他们在治理沙漠，饶永说保护草原更准确，治理过程可能造成再次破坏，他们不追求数量上的成绩，愿意用漫长的时间来追求最高的标准——自然。他们不仅谦虚地对待大自然，对人对事也是如此。比如说当地人想把孩子送到内地学汉语，迄今为止绿色骆驼已经支援了10个孩子，但他们不会主动去教汉语，饶永说他们没有权力去诱导别人学汉语。当地人往地上扔垃圾，志愿者就去捡起来，他们不宣传，不教育，只是捡起垃圾。时间长了，当地人也就看明白垃圾遍地和清洁卫生的差别。去年在香港社区伙伴的资助下，绿色骆驼为几千人口的定居点建了一个厕所。而一些人不习惯去厕所，有的领导提议用罚款来处置，饶永反对，还是顺其自然的好。

听饶永说话，读他的文章，看他做的事情，我总觉得他是个奇迹，反叛社会自我成长的人能达到他的境界实在罕见。他仅仅是初中文化程度，但他对人生和社会的理解，让我找到了一个活生生的证据：人的成长道路万万条，让每位少年少女去慢慢地寻找自己的人生之路吧。

“海盗船长”

内蒙古赤峰沙漠绿色工程研究所所长苗玉坤是草根会议上显得最饱经沧桑的一位，他满脸刀刻般的皱纹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仅仅看着他的脸就能读出：野性，自由，善良，挣扎，煎熬和不屈。

苗玉坤年轻时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非常羡慕别人打猎。他还觉得男人有条枪才是条汉子。他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神枪手，死于他枪下的野生动物难以计数。但他的心中还存有对动物的感激。童年时他从松花江里抓到的一条大鲢鱼救活了母亲和妹妹两条人命。事隔40多年，他至今念念不忘。可能正是有了这点记忆，当他从广播中得知东北虎的粪便和足迹在小兴安岭不见踪影时，他感到事情不妙，野生动物要灭绝了。他主动上交了猎枪，开始关心野生动物。他意识到打猎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屠杀其它的生命。
他琢磨怎样为大自然和为子孙后代做点好事。5年前他创办了这个研究所，承包荒山。在社会各界和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已经植树造林200万株，沙地绿化控制面积达5千多亩。然而在这辉煌的成绩背后却有着满腹的心酸和痛苦，资金不足，工作人员没有收入，再加上管理经验欠缺，造成人员流失，为处理与当地政府和老百姓的关系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苗玉坤说过去他是条血性汉子，脾气上来了敢动刀子。现在治理荒山的梦想把他磨损得伤了元气，连他日常的走路，看上去也显得沉重、凝滞。但他的身上仍然有驰骋沙场的英勇，有当年那种奔放不驯的精神，有着在惊涛骇浪中驾驭孤船的胆量，大学生们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海盗船长”。

10年前，苗玉坤路过某地，见到当地政府为了某项工程，把胡杨树全部砍倒，苗玉坤问我们：“你们猜猜看，一棵胡杨树政府赔多少钱？”我心想胡杨树一千年不死，一千年不倒，一千年不烂，是沙漠上极其宝贵的树，再穷也得赔偿20元吧。“3毛钱！一棵胡杨树才值3毛钱。美国生态学家计算一棵树造福人类的价值是25亿美元啊！”在座的每一位都心痛，叹息，这就是我们残酷的现实。

苗玉坤得知我的梦想是吃上自己种的菜，他说：“这太容易了，到我那地方去，保证你能吃到。”回到家我和女儿唠叨了好几次要带她去苗玉坤那里做志愿者。我想有一天我会登上他的“海盗船”，在风浪中与他的绿色梦想同行。

尾声

这就是我听到的来自草根的声音，来自原野的声音。他们是一群普普通通的人，他们做的事情，其他人也能做。但许许多多的其他人有其它的事情要忙碌，他们顾不上关心沙漠、草原，他们要挣钱，要富裕的生活。

昨天，我看到楼下一些居民带着狗，有些人还带着两条狗出来散步，因刚下过雨，狗儿们穿上了漂亮的外衣，狗主人们看到狗的活蹦欢跳，高兴得合不拢嘴。他们以狗的乐为乐，他们聊的是我家狗如何如何。这时我想到了饶永、扎多，想到了达林太、苗玉坤、万平，心中好一阵的悲哀。

前段时间我读到一篇文章，感叹中国没有特立独行的人，如果作者有机会认识这群人就会知道自己说错了。中国不仅有特立独行的人，还有真正的“孤胆英雄”，他们面对环境破坏的罪行，要挥舞长刀，决一胜负，即使倒下也要倒在战场上，他们像印地安人的勇士，冒着枪林弹雨高喊“这是多么美好的死日” ！
2004年5月4日

草类

再一次地感动和鼓舞，敬佩并学习

秦岭·阳阳

学习学习~~

漂泊，遗忘

[s:92] 前辈前面走，我们加油跑。如果跑不动，俺们就停在风中飘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