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苦难面前我无法掉过脸去

他并非想做中国的辛德勒，他只是想说明，在巨大的苦难面前，人无法掉过脸去。



在苦难面前我无法掉过脸去



文－蒯乐昊



杜聪瘦了。

这个夏天，他格外忙碌。河南艾滋儿童的服药计划已经开始，另外，还带着由艾滋孤儿组成的团队去南京、上海夏令营。这些从来没有出过村的孩子，游了中山陵、逛了夫子庙、登了“东方明珠”……在他们心中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在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一流高校里的参观，他们瞪大了眼睛对杜聪说，“杜叔叔，怎么一个学校比我们一个村子都大呢？我以后能来这里上学吗？”



杜聪，38岁，出生香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曾在华尔街著名金融机构服务，如果不是2001年冬天第一次进入河南艾滋村，他也许会成为另一个领域的精英。早在27岁的时候，他就当上了瑞士某银行联席董事，后任法国某银行副总裁，前途无可限量。

那个冬天不寒而栗的旅程，后来成了杜聪永恒的噩梦之源。奄奄一息的病人躺在褥子上，溃疡、腹泻、低烧，无药医治，阴暗的房间里弥漫着病人的味道，他们枯瘦的、绝望的手向外伸着……

杜聪想起《辛德勒的名单》里的一个镜头，辛德勒站在山头，看见山下，大量的犹太人受到纳粹士兵的虐待。他并非想做中国的辛德勒，他只是想说明，在巨大的苦难面前，人无法掉过脸去。

他辞去了工作，也就此过上了一种不同的生活。

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他在中国的各个艾滋村奔走，另外一半时间，他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募集善款。他的“智行救助体系”救助了3000多名艾滋孤儿，成为民间艾滋救助力量中最正规、最有效的楷模。

如今，“智行救助体系”已经逐步走上了正轨，在全国的十个城市中，智行基金会有了自己的网点，助学的孩子已经不限于河南，开始延伸到安徽、山东。

被政府高度认可的，还有杜聪的“督促规范用药”活动，智行基金会派出专门的督导员，指导并定期检查成人的服药情况，正确用药的人每个月可以得到基金会发放的三斤鸡蛋。在短短的几个月中，艾滋村病人的正确服药率从46%提高到90%以上。

“政府为病人发放药品，每人每月需要花费好几百，基金会只需要再多花10元钱，就可以把这几百元落到实处。



初识艾滋



杜聪，初中毕业时，随父亲移民去美国，上个世纪的80年代，美国发现了首例艾滋病人，当时的杜聪，还只是个中学里的懵懂孩子。

“先是有同性恋莫名其妙地死于同一种怪病，我所住的旧金山正好是疾病的高发地之一，你如果经历过非典，应该可以想像那种恐慌。但是这种感觉还是隔了一层，直到有一天，我自己的数学老师，死于艾滋。”

当时杜聪作为优秀学生，可以提前选修大学的数学课程，提前班学生不多，数学老师对杜聪较为关照，他的突然死亡，对杜聪的震撼相当大。

在美国的13年，杜聪经历了一个社会从艾滋初发到高发的过程。他在中国内地发现艾滋的蔓延势头时，他就开始考虑，怎样让中国避免美国曾经发生过的悲剧。

然而，悲剧已经开头，并且在以惊人的速度扩散。

2001年底，杜聪跟高耀洁教授第一次碰面。很快，杜聪进了河南农村，“我从来没有见过人间的一切苦难密集在那么小的村庄里，这就是。”

第一次进村，作了一天的家访，到下午4点钟的时候，探访已经难以为继。

“当时太阳快下山了，我们几个人对着村边的一块玉米地，有人在抽烟，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这真是一场灾难。’我们五个大男人一起哭了起来，包括一起去的司机。”



辞职



一次一次地进村，杜聪哭了太多次。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离开村庄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失眠了，我倚在窗旁，凝望夜空的点点繁星，被一种巨大的情绪攫住了。我得为这些人做点什么。”

辞职的决定，就是在那个晚上作出的。当时的杜聪，已经位至法国某银行的副总裁，他曾经多次参与四川、云南几省扶贫救助的慈善活动，但是在他眼里，艾滋的救助，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光出钱不行，他得辞掉工作专门来做。

“当时一个是缺钱，一个是缺人。缺钱还好说，缺人，我在短时间里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既有善意，又有资源，既有勇气、又懂管理，所以，只能我自己做。”

杜聪也确实是一个合适的人选，早在1998年，他就创立了“智行基金会（将智慧付诸行动），”热心公益活动，他多次深入中国内地，熟悉农村的情况，有救助的经验。而他原先所在金融圈的同行朋友，可以成为今后募捐工作的一大来源。

在其中叱咤风云13年的金融业，说辞，就辞了。有人说他，有人笑他，他的父母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劝他，但杜聪不后悔。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成功被定义得非常狭窄。我父母就常常跟我说：你要做慈善，完全可以兼职去做、业余去做，你现在年轻，积蓄可以供你不工作地生活上几年，等你老了怎么办？我不是没想过老年，但是现在顾不了那么远了，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从此他的生活重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杜聪都拉着拖杆箱行走在路上，即使是在救助工作上了正轨的今天，他每过六个星期，一定会去一趟河南。挤长途汽车、住蹩脚旅馆，成了这个斯斯文文、略有洁癖的人的家常便饭。他没有想到，辞职以后居然比以前更忙，一文不挣，全年无休。



智行救助体系



在艾滋村，杜聪意识到，很多危在旦夕的病人已经认命，他们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孩子。而这些孩子在贫病交加中，丧失了受教育的机会，丧失了欢乐的童年，他们中的不少人，心理甚至已经开始扭曲。

“我亲眼看到有的孩子，把‘仇’字或‘忍’字刻在手臂上；有的孩子立志长大要去找血站的‘血头’报杀父之仇；他们已经没有家庭的温暖，如果再没有道德的教化，没有社会的关爱，他们就是未来社会的负累。所以，我把受艾滋影响的孩子，列为救助的主要对象，给他们受教育的机会，把他们培养成有用的人。”

从此，杜聪就开始了跟艾滋的拔河。这是一场艰难的角力，因为对手无比强大，他的对手，一个叫时间，一个叫死神。

杜聪的教育背景和职业训练，让他从一开始就是理性而专业的，他以金融人士的缜密，思索各种可能，最后定出了一个可以持续切实贯彻的实施方案：他要将救助因艾滋病而失去依靠的儿童变为一个可推广、可延续的事业。

杜聪想，如果能够建立一个标准、一套模式，一个村子里所有符合条件的孩子都能得到救助，他们的家人就不需要为得到助学款而“扮穷斗惨”，能有尊严地活下去。他定出的标准是：“父母双方或单方患有艾滋病的孩子，都可以在智行基金会的帮助下免费入学，学费由基金会付给学校，免得被病人家庭挪作他用。”

苦心经营了近两年的艾滋儿童救助项目已经逐步走上了正轨，在河南，杜聪雇了四名工作人员，固定地做材料收集、成绩登记、家访和回访的工作。这个系统实行七个学期以来，已经有3000多名孩子从中受惠，甚至有20多名孩子考上了大学。对于考上高中或大学的孩子，“智行”将继续负担学费，这对于在苦难中挣扎的其他孩子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激励作用。考不上的，初中毕业后，杜聪想方设法带他们寻找职业培训的机会，最近，东莞的一名香港老板拍板同意，在不曝光的情况下，接纳一批18岁以上的艾滋孤儿到工厂打工。

  

救人与自救



杜聪解救孩子是行之有效的，要解救自己却显得有点无能为力。压力和苦难，常常郁积在他那颗敏感的心里。

“我有时看到电台知心节目的主持人自杀的，我特别能理解，因为他身上积压了太多别人的负担。艾滋对我，也是如此。比如你看过一次谋杀，一次车祸，你会有心理阴影，但时间会慢慢将其淡化；但是我，每次去，都要重新看一次，这样一层一层地积累起来。朋友劝我，‘阿聪，你要去看心理医生啊。’”

但是始终没有去，杜聪说，没时间。

六个星期一次的下乡探访，去之前，他都知道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他只能偶尔跟朋友倾诉一下，更多的时候，他告诉自己，要超脱。他不是佛教徒，但是他供奉观音，也时常上香、祈祷，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在旅途中，他常常眼角含情地想起几年前结识的同志伴侣，他始终支持他，是他坚实的大后方。那个时候，他觉得助人是幸福的，自己是幸福的。

每次回访，村里都会看见隆起的新坟，新得连草都来不及长出来。而且，杜聪知道，黄土下面，躺着的绝大多数是他认识的人、见过的人、拉着手向他托孤的人。在无处逃遁的悲痛面前，杜聪常常想起藏传佛教里的两件法器，一件代表智慧，一件代表慈悲，他对自己说：你不能只陷在慈悲里面，你得有大智慧，跳出来，才能帮他们。

翱翔天涯

值得学习

鸿豪

致敬

hutu7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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