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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文学绝不仅仅是以是否描写自然为分类标准的,它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的文学;它与传统的描写自然的文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描述的是自然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对自然的控制、影响,或是把自然当作人的情感、思想或心态的借喻体、象征物、对应者;它着力于探寻和揭示造成生态灾难的社会根源,对造成这一灾难的所谓人类文明进行不留情的批判;它往往在鞭挞“人类是自然的主宰”的人类中心主义、 揭示了人类对生态造成的灾难性破坏后,表达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展现人类未来理想的生存状态。
    如果我们反思一些文学史上的所谓名篇,就会发现它们是与崇尚生态整体主义的生态文学背道而行的。如《巨人传》所宜扬的疯狂的、毫无限制的人类欲望对生态系统的巨大破坏,《浮士德》中宣扬的用对自然规律的抗争来满足人类欲望的“浮士德精神”,实际上是以征服和控制自然来实现自我价值为代价,给后人留下一个千疮百孔的生态魔境;《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老人以杀死鱼来维护人类的尊严,却没有想到鱼也有生存的尊严和被袭后反抗的权力……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名篇中的反生态整体主义,鼓吹以违背自然规律、牺牲生态环境的和谐来满足人类欲望和尊严。
    对“生态文学是反人类文学”这样的疑问,作者指出:生态文学反对的只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思想基础、随意伤害其它生物、违背规律控制自然的行为。它强调的是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人类与其它生物和自然和谐相处。
    虽然我国的古代先哲为人类贡献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充满智慧的东方生态思想,但由于对生态危机的认识不足,缺乏系统的研究和科学的传承,生态文学研究在国内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
    在80年代,前苏联发生了一场有关“北水南调工程”的大讨论,“主调派”大多为水利专家,而“反调派”竟然有许多是作家。在1985年12月召开的第六次作协大会上,作家们对这一工程讨论得极其热烈,几乎把文学会议开成了生态讨论会。作家们的普遍、强烈、持久的反对终于获得了成功——1986年8月20日,前苏共中央和前苏联部长会议做出联合决议:为防止可能发生的对生态环境的灾难性影响,决定取消“北水南调工程”。一个国家的作家怀着保护生态的强烈使命感,普遍参与一项重大的环保行动,这是欧美文学史上罕见的文学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在连日常生活必需品都短缺匮乏的时代,发生在人们的许多最基本的生活欲求得不到充分满足的国度,尤其令人感动,也尤其引人深思。眼前的民族问题和个人生活问题并没有使这些苏联作家丧失全球性思维和全人类立场,他们是真正的世界级作家,他们真正做到了走向世界、融入自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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