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震能否震醒中国公益

liyi

翟明磊

      大地震总算带来了新变局,胡啊锦啊涛在相关会议上提到：“顶天立地抓中间”，意为发展民间公益组织。温啊家啊宝也大力提倡。形势似乎乐观起来。但是我们注意到成都的民间组织联合救灾办公室又因种种原因自行关闭。这似乎是一个十字路口。大地震让人们与政府知道民间公益组织必不可少，但又不知道如何发展。
     我在中国公益界做了三年，目睹了不少怪现状。也经历了一些麻烦，深知政府与民间公益的心态。我也即将离开公益界。因此尽我所能一吐为快，也不负大地震的教训。
      为什么有了官办的如慈善总会，红十字会，还要民间公益组织。政府一直没搞懂这个问题。为什么需要民间公益组织，有很多理论。最简单也最直接的说法是需要人民帮助人民。政府再能干，公务员有限。只有人民互助，才能脱困。官办的NGO他的任命，工作方式与透明度不可避免带上官办痕迹。永远不可能以平等方式帮助老百姓。其中弊端我不多说了，一，他们能受到监督吗？二他们有真实可靠的财务年报吗？并能公开吗？三，他们的头是对上负责还是对下负责？是选举出来的吗？仅举一例，我的朋友经常做义卖展览，只有借那些官方的NGO名义。结果她向我抱怨，这种募集的资金，某官办NGO机构要分一半。能用于慈善的只有一半。
      政府一直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公益要民间搞，政府不宜搞。这是因为政府的特性注定了他是等级化的，强制性的，为了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所以政府适合征兵，收税，治安，国家安全。工作不可能细到每个弱势群体，即使是民选的西方政府他考虑的还是大多数选民的利益。而民间公益组织则是为了最少人群最小的痛苦，能与服务对象平等相处，有专业热情，春风化雨不带强制性。近三年，我目睹了政府分公益一杯利益许多恶劣做法。上海原来有个民间的社工组织叫乐群，由香港社工团体与上海民间组织合办。员工都是有基本社工训练，有热情的年轻人，他们的专业精神让我很感动。好，政府为了解决政府分流人员，也成立了社工组织，组成者都是分流的公务员。但是因为是政府的社工组织，他们有项目，有资金，工资要比乐群高很多。唯一缺的就是社工应有的热情，你想想分流的公务员怎能让他们对社区病残老太太真的有社工热情呢。
      于是乐群被挤垮了，人员纷纷出走，我认识的两个年轻人去做传销。痛心！我想说，政府只能通过购买民间公益组织服务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这样弱势群体才能有专业的服务。如果政府出面做公益，只能南辕北辙。如果政府出头搞公益，没有一个民间公益组织可以活下去。政府只能通过购买公益服务来服务社会。
      再比如，政府可以搞麻风村，但真正服务麻风病人的一定是民间组织，只有他们有热情与献身精神以义工心态来做公益，我看到一位美丽的姑娘义工为麻风病人修治脓水四溢的残脚，抱在怀中，微笑毫无怨言。如果是政府分流人员，怎么会有这种热情？
      所以胡温称大力发展公益，一定要明确由民间组织来发展公益。否则又陷入公益大跃进中。
      这次大量校舍倒掉，而香港苗圃公益计划的六十一所学校无一倒塌。为什么？灾后重建，难道还应当以政府指定建筑商吗，据成都回来朋友说，因为有众多捐助，现在政府捐建一所教学楼要的价格开到一千万元。但是我认为灾后重建，你开再高的价格，仍可能避免不了豆腐渣问题。民间组织建成的楼为何结实，因为民间组织最讲参与，最讲透明。我们在小学重建教学楼，可以公开招标，而且会请学生家长一起成立董事会或进入项目小组，还可以让学生家长进行建楼义工或互工，这样建的楼，家长怎能不放心。
       在台湾邵族的地震灾后重建中，台湾建筑师谢英俊不仅让少数民族的酒鬼流浪汉进入施工队，恢复他们因灾难而丧失的信心，而且用环保方式重建族群传统祖屋，恢复他们的文化。
      商业组织讲效率，讲消费群，如果弱势者没有一定的基数或达到一定的消费水准，商业机构不会关心。而公益组织不同，人性第一，效率第二，所以在比利时，政府在一个残疾人身上投入二十万，或多人帮助一人，没有人会问这钱合不合算。这就是政府与商业失灵时，公益组织的作用。
      地震震垮了房屋，更震垮了民众的心理家园，如果在心灵上重建，并不是政府喊几句，“党和政府不会不管你们的”就能解决的，需要心理安慰，更需要让民众用双手重建家园，需要一系列的社区努力来恢复自信。台湾灾后，众多民间组织通过恢复当地传统手艺做出了诸如石岗妈妈等亮点。
         在巴西，一个政府军屠杀后的村庄，人们一直陷于恐惧中，是民间义工三年时间同吃同住用民众戏剧重新让他们找回了心中的根。
         这次有人说中国公民社会一夜之间就来了。我没这么乐观，我想说大地震震醒的是中国人的公益心，但没有震醒公益的组织能力。如果中国民间组织发达，救灾不会是这种状况，更多的物资可以迅速通过当地民间组织发下去，现在龙门山一个小学，大量救灾物品堆积，一个学生可以分得十个书包，而另一些灾区灾民还要用棉被挡雨，为什么大量救灾物资分配不均，没有一个强大的民间组织网是原因之一，民间组织的专业能力不会如此弱了。现在民间组织是仓促上阵。要知道中国民间组织弱到什么程度，中国最大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只有上千名会员，而美国一个普通的小组织都有上万名会员。现在在四川，众多志愿者象散兵游勇自发前往灾区，甚至临时结成小组。政府也有些头痛。但是民间组织好比木床，志愿者好比磨菇。如果有众多的民间组织，志愿可依附这些组织有效开展活动，而专业的民间组织组织的志愿者肯定比自发在大地震催生的志愿者更训练有素。台湾大地震后民间的救灾联盟监督资金使用统一调配志愿者，存在八年后才解散。可是我们呢，现在就自行解散了民间在成都好不容易建起的联合救灾办公室。
        有人采访我说这几年政府对民间组织是什么态度，我说是打压。其实我心里最想说的一个词没敢说出来，——“催残。”别说扶持了，连人家发展好好的，就灭了人家，太不应该了。宴阳初乡建学院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我并不同意主办者温铁军的左翼观点，我是自由主义者，但我一定要说我要捍卫乡建学院办学的资格。好好的一个从事和平乡村建设的学校，实践宴阳初平民教育思想，被无故关闭。学员东躲西藏，一度想在河南重办未果。这里我要对一些媒体与自由主义者批评，他们在这个事件中，不仅没有站出来说话，还在报道中兴灾乐祸，这不是真正自由主义者的风范，这是同类相残。我与乡建学院不少成员熟识，他们不仅温和地从事乡建，而且自觉地调和政府与农民的矛盾。使维权人士转化为建设力量。去年，民间公益的两份刊物《中国发展简报》《民间》被无理取缔。我是《民间》主编。自己的事不说了。《中国发展简报》一直是报道中国公益正面消息，何罪有之。
       现在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想大力发展民间组织一定要解决一个主办主管的问题。这实在害死人，大量的民间组织找不到主办单位，只有以公司注册，做好事还要交公司税。主办主管单位是事业单位的做法，如果说民间组织要大力发展一定要借鉴公司的做法。市场的主体一个个民营企业有主办单位吗，有婆婆吗，没有，为什么民间组织一定要主办单位呢？其实民间组织的形态更接近市场中的公司，同样是平等的网络状交换关系，这样就不适合主办主管的方式。而且主办与主管实际上也起不到控制的作用成了鸡肋，而很多单位因为怕麻烦又没实际好处，往往不愿意做民间组织的主办主管，众多民间组织投亲无门只有公司注册。不解决这个问题，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就是空话。
       我想民间组织有个最高纲领，就是取消主办主管单位，自由注册，靠什么，靠公众媒体靠法律机关靠透明的公布机制，最后靠相互竞争来获得地位。如果暂时中国取消不了主办主管制，我们的最低纲领是，成立一个机构成为地方民间组织都可以挂靠的单位。如上海民政局可以成为所有上海没有挂靠的民间组织的主办主管单位，反正你也是管民间组织的。如果上海民政局不行，可以成立什么上海公益协会，做主办单位。这样可以解决众多民间组织合法化的问题。
      有人说主办主管单位的制度是害怕民间组织独立，可是，不独立又能叫民间组织吗？
      独立肯定是民间组织的命运，不独立，我们怎么为社区服务，如果永远是政府工作的补充，不必要有民间组织，不独立又如何在政府与商业中找到第三方的位置，不独立又如何调解政府与民众的矛盾。不独立，民间组织有公信吗，公民社会是守法的但不遵命。
      我所在的民间公益机构R（保护组织不点名），二年找不到主办单位，只能地下做好事。二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市团委书记光临，发了善心，说你们已经做这么大了，给你们一个主办单位吧，某区的团委就成了我们的主办单位。有了婆家，麻烦也来了，我们的项目有一个建帐篷小学，在青海。不行，你们不能做，你们只能在上海卢湾区（举例）活动，什么，你们有了新的理事，什么她不住在**区，对不起她不能成为你们的理事。甚至要求我们的会员志愿者都要是**区的，你说有什么道理可说。他们根本不明白，志愿者与公益活动就是四海为家的。简直是把我们当药店与居委会了。
         无形的压力，有形的控制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何时能摆脱这种迂腐的教条！
        民间组织没有合法身份，造成什么呢，官方的公益组织垄断了大部分公益资源。有一家民间残疾人团体要求申请注册，不行，理由是：你们当地已经有类似组织，什么组织，中国残联。一个中国残联害苦了多少想注册的助残团体。这好比一个城市有了一家大超市，就不能开第二家了。这些官方公益组织不仅垄断了资源，而且别无分店地让人民毫无选择权，目前在商业领域，垄断纷纷被打破，无论在通讯，石油，电力都出现了相似的几家大国有公司，只有在公益垄断依旧，凭什么？为什么？
        我们并不说官办公益必定不佳，也无意与官办NGO对立，其实许多时候我们与官办NGO合作还是不错的，只是垄断肯定产生问题。
        而真正的民间组织，不仅做好事偷偷摸摸，上交的税苦死了。我曾所在的公益组织应付多次税务工商大检查，完全以公司要求我们。三名工商官员闯进我的组织，见文件就翻，令人心寒。
       当时我们是最早民间草根公益的支持机构，应当是政府扶持的对象，可是我们从没有得到政府关爱，相反诸多猜疑，往事不堪回首。我宽恕那些无知者。
       我不计前嫌，是因为只要中国民间公益有幸能生存发展下来，个人得失又何必计较。
      但令人悲哀的是一些学者是有知的无知者，拿着国家课题，尽在框架里涂脂抹粉，一位学者认为民间组织一定要主管主办单位，完全不顾世界通行的规则。一位学者称中国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NGO最发达的国家，我愕然，一问，他把居委会都算上了。正是中国独立学者太少，政府在民间NGO资讯上不仅落后而且被误导。
      我想说：民间组织有个最高纲领，就是开放一切民间守法组织的注册与活动自由。最低纲领则是如果政府的确对维权组织不放心，也可以先开放灾难救助，社区公益，弱势关怀，妇女权益等与政治关系不大的民间组织。这虽然对维权组织是不公正的，但政府何不试试呢。 改革可以有特区嘛。
       我想强调民间组织一定要放开，其实政府最怕的组织，你不放开，他也会搞，而一些温和的组织一定要通过扶持才能催生。我在调查工人组织中发现，深圳的工人组织较多，与企业主谈判的可能更大，所以局势稳定，偶有不安定，政府也可以找到对话者，而相反如东莞一带，几乎没有工人组织，结果工人砸机器的无理性事件较多。所以民间组织起来没什么可怕，组织起来的只有更理性，相反如果没有公开合法的社团，一些秘密社团反而更易吸引人员加入，控制更成问题。另外建议政府根据财税2007六号文，加快对社团法人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确认，现在企业向民间社团法人捐赠暂时还不能抵税，这限制了民间社团组织在本土吸收资金。有的人说：你们民间组织拿美国人外国人的基金，可是大量的中国民间组织如果没有海外，港台的基金生存又从何来，政府不会购买我们的服务，民间基金会成立难上难，我们从何来获得资金呢，要想让中国民间组织改善与政府关系，强制是不行的，政府购买公益服务自然会拉近与中国民间组织的距离。其实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反对派，众多民间组织埋头公益。 社区组织多了，公益组织多了，老百姓互相帮助的力量就强了，对谁有好处，对谁都有好处。
         美国许多社区有邻里守望组织，标志是一只眼睛，就是邻里互为承诺在出门时为对方守望。要知道再好的小区，警察也不可能二十四小时巡逻在你门口，一天中二十三个小时，盗匪都有可能有机可乘，但有了邻里守望组织，安全系数大大提高。
       在荷兰，经过民间公益组织的提倡，严重身体残障者每月可获得三次性生活的政府补助，出现了不少性义工。
       这样的组织，政府是想不起来的。也做不出来的。而民间组织的活力与生态正在于千奇百怪如同生活一般丰富。
        你不能禁绝民间组织，如同你不能禁绝生活。
       但愿大地震真正震醒政府发展民间组织的心，我们理解政府对牛博网帐号事件，民间联合办公室关闭（自行）事件的态度，我相信这是为了让社会更加法制化，但封堵同时，一定要给民间公益一个出路，好，你说我们公众募捐不合法，但我们想成立合法基金会时就不应当阻碍。
         李连杰认为在官方基金会如红十字会下设特区不失为一种方法。但是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还是降低基金会成立门槛。
      大地震让我们明白中国人是命运的共同体，政府要相信大部分人民都是良善，即使是部分不善之人借公益敛财，只要放在阳光中也是不难监督的，而且我相信大部分民间组织背后没有背景要比官办公益组织更能接受监督。在美国，有一个叫“聪明捐助者”网站，每年公布各种民间组织财务报告，为他们评级，如果有民间组织不愿提供，他们就如实写道**组织不愿提供他们的年报，大家小心了。另外，我曾是记者，曾做过千里追踪希望工程的报道，我深深明白揭开“善意背后的谎言”是报纸最受欢迎的卖点，不用政府催促，报纸自然会群起揭丑。胡曼丽丽江妈妈事件就是一例，这个女人在公众面前象极了孤儿的好妈妈，但南方周末记者历时三年，横越大洋的跨国采访让一个善于伪装的女人败诉公堂。
         开放民间公益，我们的政府应当有这个自信！
          我们也应当对政府有所宽容，要知道有时互相的害怕需要彼此的坦诚来消融。要允许政府试验，也要给政府拿出可行的办法。事在人为。

[ 本帖最后由 liyi 于 2008-12-17 00:56 编辑 ]

小飞侠

沙发，先顶起再慢慢看

金英伟

我感觉有的时候政府啊什么的做公益都是抱着一些个人利益的目的，包括一些民间组织的一些人，要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