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粮食安全到底靠什么？

chinadialogue

本帖最后由 chinadialogue 于 2009-3-30 11:02 编辑

引自“中外对话”网站http://www.chinadialogue.cn/article/show/single/ch/2874-Ensuring-food-security-in-China

蒋高明

不久前，发生在中国北方的大范围旱情让人心焦如焚，作物受旱面积高达2.76亿亩。五十年不遇的干旱暴露了当前中国基础农田设施投入方面的不足，粮食安全话题再度被提起。干旱也唤起了人们对抗旱作物的期盼，如美国孟山都公司日前宣布将开发4年之久的抗旱玉米提前投放市场。中国也有专家称，中国农田灌溉供水不足，大量农田常年处于缺水状态，培育抗旱农作物有重要意义。
果真如此吗？ 即使我们抛开转基因安全性不谈，依靠转基因技术刺激粮食生产并不是好对策。目前，影响中国粮食保障力的因素，一是单产，二是播种面积。其中单产影响因素 中，土壤的作用大于品种改良；在单产增幅不大的前提下，播种面积或播种季节减少导致产量下降。转基因技术只能在目前大化肥、大农业、除草剂、杀虫剂基础上 发挥作用，用上述技术取代劳作，人变得越来越赖，地变得越来越贫瘠，污染变得越来越严重。长期下去，影响中国耕地粮食产量的关键因素——地力，不但得不到 提高，反而会越种越瘦。转基因技术征服农业后，农民种地受制于人，种粮积极性将进一步下降。
据著名小麦育种专家、国家科学奖获得者李振声院士介绍，上世纪50年代，中国粮食单产很低，多年徘徊在100公斤/亩左右。在这一阶段，决定粮食产量的主导因素是播种面积。1962~1995期间，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农业投入，包括发展水利灌溉、增施化肥、农药、推广农业机械等，尤其是实施 “联产承包责任制”以 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幅度提高，粮食单产迅速增长到亩产283公斤。在这一阶段，粮食单产是粮食产量的限制因素。打那以后，粮食单产增幅变慢，一直徘徊在 300公斤/亩上下，并一度由2006年的314.4公斤下降到2008年的286公斤，重新回到上世纪50年代播种面积决定总产的循环。
在培肥地力方面，上世纪下半叶的一些做法和提法是非常正确的，至今还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如毛泽东曾提出，保持或提高地力需要从八个方面入手，包括灌溉、土壤改良、增加肥料、品种改良、合理密植、害虫防治、农机应用、田间管理，这些措施都是从满足作物生长必须的各种条件出发的，需要投资建设农业基础设施。而今天，我们仅重视了品种改良(转基因)、肥料等少数技术，对农田水利、害虫防治、田间管理等基础设施没有投入反而荒废，原来的劳作被技术取代了，人变得懒惰起来，各种农机设备、肥料、农药、农膜经销商纷纷来抢占农业这块肥肉，人们只顾赚钱，根本不管环境污染和生物多样性丧失，耕地质量岂有不下降之理。
过去几十年里，各种农业新技术突飞猛进，其中包括肥料技术、农药技术、白色覆盖技术、遗传育种技术、转基因技术等等，仅化肥用量就以每年200万吨的速度 增长。即使如此，中国粮食产量在1999年~2007年期间一直未能超越1998年的峰值，可见，限制中国粮食生产的因素，主要不在技术层面上，技术上的 投入更多的是增加农业生产的成本而已。真正原因在人身上。
那么，人的方面出了什么问题呢？江浙一带的老农揭开了这个谜。笔者在江浙一带农村调查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够自己吃就行了！”或者是：“现在种粮食不挣钱，肥料什么的那么贵，种地越多赔钱越多，少种点够自己吃就可以了”。在经济发达地区，许多耕地被撂荒，或被各种不成规划的建筑物所蚕食，大量平坦、肥沃的耕地被浪费。
“够自己吃就行了”，这句话道出了中国粮食安全隐患的实情。联产承包政策实施后，农民率先满足的是自己的粮食安全。后来，随着种 粮有好收入，中国粮食产量一度提升。当今，种地成本高，谷贱伤农，农民纷纷弃耕进城。不论是沿海发达地区，还是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基本上只剩下老、 弱、病、残，就连青壮年妇女也纷纷外出务工经商。因缺乏劳动力，农民能少种就少种，该种两季种一季，够吃就行。
这才是中国粮食生产中的根本问题，是转基因技术所不能解决的。转基因技术只能便于更强势的群体瓜分农业这块“利益蛋糕”，农民被剥削，种地的赢利空间更小，更多的农民将离开土地。化肥农药的滥用再加上转基因技术，地力还将持续下降，中国粮食紧张问题不是缓解而是雪上加霜。
目前，制约中国粮食生产的主观因素是亿万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客观因素是地力下降，单产重又走低。为当代人更为后代人着想，中国农业必须走传统的“用地养 地”模式，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恢复上世纪六七年代以来的各种农田水利设施，鼓励农民精耕细作，让那些留守农村的农民从种粮养殖中得到实惠。而不是像 今天这样，任农田撂荒，然后试图用转基因技术在持续掠夺地力的基础上提高单产。

蒋高明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生态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