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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内容是我剪辑的 感觉 有些 东西 还是满有指导价值的 乱的话 可以查看原文 这个链接 卢思骋 绿色的青年领导力卢思骋：我们正处于拯救地球气候的最后时刻2009年05月25日
绿色和平(中国)组织总监卢思骋
生机转瞬即逝，而且很可能就在我们这一代的踌躇彷徨中溜走。大多数人不知道，也许是不在乎，人类文明原来随时会毁灭
本刊记者 彭苏 实习记者 任明远 发自北京
1971年9月15日，加拿大温哥华的清晨，3个小伙子登上了一艘名为“菲莉丝?科马克”号的小船。
他们按计划驶往北冰洋上的阿姆奇特卡岛，对美国政府将在那儿爆炸一枚100万吨级的氢弹，表达他们的强烈抗议。
至此，“绿色和平”这一全球性NGO，正式踏上了国际舞台。
“现在绿色和平的总部设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全球40多个国家设有办事处。共有2000多个工作人员，300多万名志愿者。”通往温哥华的电话那厢，绿色和平(中国)总监卢思骋用港式普通话温和地作起了介绍。
NGO生存的空间会越来越大
2001年，卢思骋从香港单枪匹马，先后到达广州与北京，成立了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的分支。
这一年，没有助手，没有正式像样的办公室，绿色和平(中国)就他一人在做事。
扎根大陆之前，他是香港中文大学活跃的社会活动分子，颇具环保、劳工、社区、学校民主化等各种社会运动的经验；他曾主修和平与冲突研究，研读过人类学硕士课程；自认为熟谙中国现代历史发展及马克思哲学，深刻认识“在中国做任何社会工作时，政府的重要性”。
但他仍要面对——“直到目前为止，中国对NGO组织一直实行灰色地带管理方法。即实行‘不取缔，不承认，不认可’的‘三不政策’。”
刚到北京时，有媒体呼吁要谨防西方某些非官方组织，小心他们在中国搞“天鹅绒革命”。别说政府官员不愿接见他，“哪怕是环保研究领域的朋友，都觉得我们来会把他们污染了。”卢思骋说。
出于某种竞争意识，本土NGO也不会朝他展开欢迎的双臂。
由于国际NGO组织尚处于“暧昧”地位，绿色和平(中国)必须与具有合法身份的机构合作，从一个个具体项目做起，慢慢壮大存活。
卢思骋仍然记得，在当年深思而就的3年计划书中，他写道：“我觉得中国的环境问题只会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恶化。政府会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NGO生存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大。对绿色和平来讲，我们怎么样能够不浮躁地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
非法转基因大米调查，是绿色和平(中国)做的第一个也是最复杂的一个项目。
2005年，当它首次对外公布调查结果时，很多NGO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
卢思骋的考虑是：选择它有多重原因。第一、事关粮食，就不得不引起政府的重视；第二、它不敏感，2001年时转基因食品问题就已在国际社会引起讨论；第三、可以通过做响这一项目，对外渗透我们的做事风格，同时也为媒体提供充分完备的材料，让记者写出深具威力的内容，取得媒体的信任。
在他随后转发的一份材料中，我们看到，2005年年初——
在湖北的一个小餐馆里，朋友介绍的一位业内人士带来很多新种子的广告。一个来自松滋县的抗虫稻推销广告，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当时调查人员几个电话打过去，才要到了一个当地农技站的人的手机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对方在电话里告诉调查人员车号，让他在松滋汽车站暗中接头。
见面时，坐在车里的是个精明的中年人，货就在座位下。他打开两个袋子让调查人员验货，里面每个小包装袋上并没有标明抗虫稻的字样。
我们的人说，这样的东西拿回去无法报销，对方在发票上写着：因为国家法律问题，不能在包装上注明是抗虫稻。
为了保证调查的准确，录音、录像、文字、图片等相关证据要完整保存，每次我们的调查都要两人同行。获得的证据不敢放在身边。发票、种子、采集的样本，要快递回北京。声音资料也尽快整理成文字，并在第一时间发送到安全的地方。因为要时刻准备着对付不测。
第一次送到德国做基因检测的25个样本，大部分也是调查人员在武汉两家大粮油批发市场采样得来。
那一次的调查报告，一时间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热点，“我们通过调查指出，目前中国的转基因水稻品种涉及多项国外专利，一旦中国通过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审批，将为国外生物公司打开大门，他们可以通过收取专利费等手段来控制中国主粮，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
揭露新加坡金光集团(APP)
真正令他动容的是，那年年底揭露新加坡金光集团(APP)在云南非法砍伐的来龙去脉：
我们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派了好多调查队去云南记录了APP在云南毁林的情况，回来后在媒体上发布。
在媒体公布一个月以后，APP很紧张，他们的国际总部副总裁飞到北京跟我们谈判。
我们谈了一个晚上，反反复复，中间很戏剧化。凌晨3点多钟，谈判破裂，他们离开我们办公室。凌晨5点钟左右，他们回来要继续谈判，。
谈到7点钟，大家又签了一个共识，他们做了一系列承诺。
我们预定的新闻发布会是9点半。8点多钟，记者就要来了，他们打电话过来说，总裁反悔了，他们要把原来的承诺收回去了。
当时我手里就拿着一份双方共同署名的声明，上面表明了APP对全球做出的承诺，这能保护几千万亩的森林。
我只能马上修改记者发布会的材料和新闻稿，亲手把这封声明一撕两半。
发布会开完、记者都走了后，窗外刚好下起了北京那年的第一场雪。我控制不住地哭了，倒不是因为失败，而是感到几千万亩森林，就在我手上给毁了。
后来国家林业局经过调查，认为绿色和平对APP的指控是有理有据的。但它当时却已经成了云南省一个非常大的招商引资项目。为什么这么大的项目却在违法情况下通过了项目审批？为什么在证据确凿的指控下，它并没有受到处罚？
除了向农业部提交湖北省扩大种植转基因水稻的情况、与APP的圈地毁林进行长期较量以外，2005年，绿色和平还曝光了香港新界的国际电子垃圾转运中心，揭露了广东潮汕地区等内地电子垃圾分拆地的存在，先后收到了索尼、诺基亚、戴尔、联想等公司的无毒化承诺；
也在2005年，绿色和平(中国)荣获了《南方周末》等媒体颁发的“非政府组织奖”；
及至2008年10月，针对中国主要能源——煤炭使用情况的调研，绿色和平(中国)指出，中国的煤炭依赖正给中国带来严重的环境代价，2007年的煤炭使用带来的外部成本，相当于当年GDP的7%以上；
同年，绿色和平又披露了APP下属公司在水污染方面的信息不透明，成功阻止了其上市计划。
“中国内地很多企业是官商结合，如果你们所做的项目，触及到其中的利益怎么办？”有人问。
“经常有人打电话威胁我。比如我们每次打完APP以后，就会有一封不具名的信件写给国家领导人，说‘绿色和平’与国外利益勾结，损害中国的经济发展。最后环保部责成中华环保联合会来调查，他们比较正面地厘清了一些没有事实根据的指控。”卢思骋说。
NGO从业人员最需要的，不是道德优越感，而是扎实的技能和职业精神。这已成为卢思骋和其他NGO组织负责人的共识。
“为了保持住独立性，‘绿色和平’一不依靠政府，二不和企业打成一片。每年都靠普通公众的捐赠运行。”电话那厢，卢沉着地补充。
卢思骋：我们正处于拯救地球气候的最后时刻(2)2009年05月25日 00:06南方人物周刊【大 中 小】 【打印】 已有评论0条
卢思骋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Q：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A：不满意。有那么一天我们不再污染环境，谦逊而满足地活在有限的世界中，天澄水碧，可以呼吸清新的空气，喝安全的食水，吃放心的食物，环保运动再没有存在的需要，我就心满意足了。
Q：对你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A：我只是努力生活，尽自己作为地球公民的一份卑微责任。我只是单纯地希望，当我的儿子长大后问我：“老爸，那时地球乌烟瘴气，你做了什么？”的时候，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回答：“我已尽了我的努力。”
Q：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A：我父母成长于60年代的香港，资源匮乏，贫富扩大，拼搏可以糊口，理想只能寄望子女。他俩都没上多少学，却在社会底层表现出高尚的情操，豁达的眼界。我以为明白他们成长的背景，但他们到底是如何在平凡的生活中凝炼智慧的，对我依然是个谜。
Q：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A：当最后一颗树倒下，当最后一只鸟消失去，当最后一条河干涸，我们才默然发现，金钱原来不能下咽。
Q：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对你所从事的领域的前景怎么看待？
A：金融危机总会过去，但气候变化的危机却日益加剧，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如果不能在2015年前停止增加，并尽快掉头减少，灾难性的气候将如脱缰野马，覆水莫收。
然而，在公众利益代表的缺位下，追求利润极大化的企业和易受滥用的公权力，往往将公众和环境的利益瓜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环保NGO荷戟上阵，投身环境问题的利益博弈前线，更是迫在眉睫，利在千秋。
Q：你觉得你的同龄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A：无力感。我们这一代人，无法理解1968年大学生的行动主义。那些啸聚街头、筑起街垒的学生坚信：“只要我今晚采取行动，明天就是新的世界。”我们太习惯无力感了，现状看起来是那么坚不可摧；但其实，世界并没有变得那么不一样，行动，是可以带来改变的。
Q：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的？在世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如果一定要你选，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A：甘冒天下之不韪，不拘泥于政治正确，像《皇帝的新衣》故事中的小孩，天真而勇敢，一针见血。不卑不亢，不骄不躁。
我最钦佩的是一个很平凡的女孩，《Berkeley in the Sixties》这部纪录片讲述了1960年代美国大学校园里轰轰烈烈的运动。片中有这样一个片断——当警察驱赶那些占领了加州柏克莱大学行政大楼的学生时，问到一位穿着体面的女学生：“你想像淑女一样自己走出去，还是被拽出去？”她平静地回答：“我要像个淑女一样被拽出去。”为此，我后来去了柏克莱，并找到她跟她聊天。
我认识的人当中，我认为梁文道、刘瑜都是够格有余的。
Q：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
A：责任与自由，阴阳互补，舍一不可。摆脱责任的自由滋生肆意滥为，剥夺自由的责任造就食人苛政。两害焉能取其一？
Q：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一部电影？
A：Pink Floyd 的《迷墙》。
Q：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A：Be realistic, demand the impossible ——脚踏实地，追求乌有。
Q：你幸福吗？有没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A：光阴没有虚度，生命有所冀盼，活着的感觉，很是幸福。
最大的担忧是：我们正处于拯救地球气候的最后时刻，生机转瞬即逝，而且很可能就在我们这一代的踌躇彷徨中溜走。大多数人不知道，也许是不在乎，人类文明原来随时会毁灭。
卢思骋
生于香港，1991年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期间一直参与学生运动以及社会运动。1999年加入绿色和平组织。2001年开始，先后来到广州和北京，成立绿色和平(中国)组织并担任总监。
环保不是“说”，而是用来“做”的。作为一家扎根于中国本土、正视恶化中的中国环保现实的NGO组织，在非法转基因大米调查、金光集团毁林案等重大事件上，绿色和平(中国)都有杰出表现。他们提醒大众：大肆破坏环境的唯GDP增长主义，不仅是不道德的，更是危险和有害的。请记住他们的警策：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如不能在2015年前停止增加并尽快减少，地球将出现可怕的气候灾难

思骋刚刚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2009年青年领袖，几年前，他就已经获得了亚洲新闻台（Channel NewsAsia）“年度亚洲人物”称号，虽然他称，这一荣誉属于整个绿色和平中国办公室，以及全亚洲所有的环保工作者，但勿庸置疑，为了促进环境问题的改善，为了推动绿色和平在中国的工作，实现几年来显著的项目成就，思骋付出了的莫大的努力和心血。
由于兼顾项目发展和对外宣传工作，思骋需要常年在各地奔忙，他的儿子刚刚一岁半，想起爸爸不在身边陪伴的时候会哇哇大哭。孩子尚无法理解，爸爸和很多叔叔阿姨共同奋力追求的，仅仅是一种色彩的象征意义。
世界原来是这样的！
“我可不想将来我儿子像我那样。”回忆起自己学生时代对学生运动的“疯狂”劲，思骋至今仍然心有余悸。世界究竟什么样？学生运动的前线情况如何？思骋借诸多出国交流的机会进行观察和体验。即便是长途跋涉，激流险滩甚至是战火纷扬，他都不曾犹豫：“没关系，去！”

思骋在团体娱乐活动中
亚洲新闻台这样介绍思骋：“他年轻而胸怀‘敢为天下先’的志向，他是新一代环保行动者的代表。对环保的一腔热情，将他从沙捞越的原始森林带到菲律宾的军事基地……”
思骋说：“1992年，在我前往马来西亚沙捞越的热带雨林，帮助当地原住民阻止非法木材贸易的时候，发觉到了自己对于环保的热情。在那次行程中，我作为一个在城市长大的人，不仅见识了美丽的森林，还惊讶地看到当地认字不多，交流不畅的小孩都能在自然环境下巧妙地生活，我深受震撼，原来，大自然与人类生命和生活的关系是如此地奇特！现在，这片森林在跨国公司的破坏下已经所剩无几了。绿色和平保护天堂雨林的工作，就是要帮助现有热带雨林无助的原住民，挽救他们的家园，挽救地球的财富。”
改变是可以做到的
思骋开始关注社会，了解学生运动，是源自少年时代对美国六十年代摇滚乐的喜爱。在摇滚的光影交错中，有“爱与和平”的世界和平等自由的梦想。1994年，他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力分校，学习“和平与冲突研究”。
“选这个学科是因为之前我看过《Berkeley in the Sixties》，这部记录片讲述了六十年代美国大学校园里多种多样轰轰烈烈的运动。片中有这样一个片断——当警察驱赶那些占领了行政大楼的学生时，问到一位穿着体面的女学生：‘你想像淑女一样自己走出去，还是被拽出去？’她平静地回答：‘我要像个淑女一样被拉出去。’言语中彰显着一位淑女的尊严和一个公民的责任。”
时代大潮已经退去，回顾那种热情和抉择，思骋说，“他们坚信‘只要我今天采取行动，明天就是新的世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理解的。我们太习惯无力感了，这可能是因为现状看起来太坚不可摧，但其实，世界并没有变得那么不一样，改变是可以达成的。”

在“彩虹勇士号”上，思骋接受媒体采访
“比如我们的防治电子垃圾项目，2000年底，绿色和平在中国首先揭露了这个问题。当初，我们看到坐在垃圾堆里的小孩，心里在想：这么大的问题，真的可能解决吗？可是如今，我们已经先后收到了索尼、诺基亚、戴尔、联想等八家公司的无毒化承诺，同时，我们带动起了整个电子行业向良性发展转变。”
“我参与了这个项目的战略规划和资源分配，以及在国际上推动项目的发展。可以说，我们用了不到五年的时间，就实现了一个巨大行业的改变。我希望大家都能了解，只要有真心，有毅力，有聪明的方法，改变就可以达到！绿色和平要维护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推动可持续农业的发展，还要改变中国的能源结构，这些听起来都是那么不切实际，但我肯定，十年以后再回过头来看，我们会想——当时为何那么保守？”
“Be realistic, demand the impossible.”这句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的口号，思骋铭记在心。 脚踏实地，做不可能之事——的确如此！绿色和平正迈着坚实的脚步，朝着一种色彩的深层含义，朝着一幅图画的长远愿景，走向开阔，走向高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