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慈善组织的教育另类试验

156万 · 发表于 2005-11-8 02:20:42

黄河边的乡村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

　　这是黄河的豪迈，这是中国母亲河的气势。

从黄河源头到出海口，5540多公里，一路浩浩荡荡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9个省区。

　　曾几何时，黄河停滞不前，危机四伏。

　　9月1日，腾讯网“大河之旅”环保中国·2005黄河万里行活动启动，历时一个月，从源头到入海口，近距离地还原乡土黄河，直面黄河生态危机。9月6日，外滩记者从西宁切入，记录下黄河边的乡村，记录下那里生活的人群状态……

樊英是惠黎基金会——一家总部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非营利性组织北京负责人。2005年9月9日，教师节的前夕，她从北京飞赴新疆哈巴河县，对贫困的沙尔布拉克乡的小学进行考察，这是一个离哈萨克斯坦约20公里的边境乡镇。

　　对惠黎基金会的最初印象，来自于今年5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在山西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一些志愿者和教育NGO( 非政府组织的简称)组织聚集在一起，探讨和分享从事乡村教育的经验，其中就包括惠黎基金会。

　　此前，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完成的中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调查报告已经引起了人们对农村教育的极大关注。报告以 “凋敝”来形容农村的义务教育，并提醒说，不少地区的辍学率出现了明显反弹，有的地方甚至高达10%。

　　中国的乡村教育之路该怎么走？人们争论不断，却始终难有定论。上世纪20年代，平民教育家陶行知曾经断言“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因为它“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但至今80多年，乡村教育精英化的倾向仍未得到根本性改变，这已为众多学者所公认。

　　樊英也持相同的观点：“这对农村孩子非常不公平，他们竞争不过城里的孩子。”

　　电话那一头的樊英热情、善谈。在惠黎基金会工作的8年，已使她成为一个乡村教育的研究者和虔诚的志愿者。在对其他志愿者和NGO组织的努力表示支持的同时，她转而与记者探讨起了惠黎基金会的乡村教育助学理念：通过慈善捐赠帮助乡村学校建立生态型的商品农业项目，之后靠项目的自身收益实现为贫困学童减免学杂费的目的。

　　樊英称之为“可持续助学”。通俗一点说就是，它不关心教育内容，它关心的是农村学校怎么筹钱。一般他们会提供小额贷款，40万元人民币以内，帮助学校找到一个可以生钱的项目，由学校来经营。同时，学校必须开一门与资助项目有关的课程。对农村的贫穷孩子的资助，资助额是从盈利当中出的。也就是说给你一个生蛋的鸡，你把鸡养好了就会有蛋让孩子去上学。

　　青海循化撒拉族女子中学，就是40多所惠黎所支援的学校之一。然而，9月8日，当记者随同“2005黄河万里行”车队来到循化准备寻访这所学校时，却被意外地告知，惠黎基金会两年前便已撤出。

　　贫穷的村庄，困窘的教育

　　惠黎基金会优先资助的对象，是贫困地区的女童和少数民族学童。在循化县，乡村的贫穷，在公路沿途破旧、未经任何装饰的土墙上，已现端倪。

　　孟达乡位于黄河积石大峡谷内。这儿一面临着黄河，一面是陡峭高耸的悬崖，去年3月新修的一条乡村水泥路，大大方便了这个撒拉族村庄与外界的联系。生活在那里的撒拉族人，人均只有几分地，种的小麦只够全家口粮。

　　和全国大部分贫困山村一样，孟达乡的青年男子们大都出门打工，建筑工地、撒拉族人在各地开的清真餐厅和面馆，成为他们的最大去处。

　　循化中学初中三年级学生韩晓梅和马秀芬，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乡村里。一两千元的微薄家庭年收入几乎抑制了他们所有的消费欲望，国家实施“两免一补”后的每月25元生活补助是他们一个月的饭钱，对他们来说，最大的享受，莫过于一个月吃回羊肉。

　　孟达乡500多户人家中，各家的经济状况大都相似，但韩晓梅和马秀芬是幸运的，这归功于他们经济窘迫却相当开明的父母。撒拉族的传统中，女子一般十六七岁便出嫁，之后留在家里操持家务，很少抛头露面。与他们同龄的大部分撒拉族女孩，大多小学毕业后便纷纷退了学，甚至在整个孟达乡，也只有不到20人上了初中。

　　韩晓梅说，当村里赶来阻止她上初中的妇女们对她母亲说“女孩上学有什么用”时，她的父母顶住了压力。

　　教育经费“捉襟见肘”，在循化县各学校中也是比比皆是。循化中学是循化县最好的学校之一，但学生用的仍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桌椅；而在文都乡住友希望小学里，50多名孩子则挤在了20多张铁床上。校长才让多杰无奈地说，县教育局多年未拨经费，学校收取的有限的学杂费，远远不够一个冬季的煤钱。

　　“在循化县，教育经费只是吃饭财政，只能勉强保证教师工资。学校的行政经费，只能靠各个学校自己设法解决。” 县教育局局长韩学锋说。

　　1999年的循化县情况更为糟糕。让樊英印象深刻的是，当年在循化县政府大院，她甚至找不到一所女厕，妇女不受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惠黎模式：助人自助

　　1999年秋季，惠黎基金会与芬兰驻华使馆合作，投资10万元在青海循化撒拉族女中建立了“高玉麒助学金”和 “鹿达宁香料园”项目，其中8万元作为助学本金，而2万元则为鹿达宁项目的先期投资。

　　马全忠时为撒拉族女中校长，他回忆说，惠黎基金会与女中的合作顺利，并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他们无偿拨付5 0亩黄河滩地，作为“鹿达宁香料园”的试验田。

　　但相比于香料园，社区议事会的成立，更令樊英自豪。这年的12月29日，53名女中家长代表(其中妇女29人 )在女中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并且选举产生了11位社区议事会成员，包括5名妇女。“让孩子们的妈妈进入议事会，民主生活，与男人们一起讨论事情，这在循化县还是第一次。当时看到他们很不好意思地举起手，我们特别激动。”当时参加会议的樊英回忆说。

　　社区议事会身兼数职，事实上是整个受援项目的决策和监督机构。根据惠黎基金会的要求，小至项目场地的选择，大至助学金的发放、助学金账户的管理、向惠黎基金会和当地政府定期提供报告，均由议事会全体成员讨论并作出决策。

　　“我们的定位非常明确，做村民最需要的。没有人比你更清楚需要什么，你告诉我们，我们来帮你想办法，从而在一开始就把这个事情变成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们只是起了引导作用。”樊英说。这和国内其他基金会一次性救助的方式不一样，即使惠黎基金会撤出，项目也会持续发展下去。

　　2003年，鹿达宁项目开始初见收益。据马全忠介绍，当年年底，撒拉族女中销售花椒、蔬菜所得超过2万元，2 00多名贫困学生的学杂费因此得以全免。加之此前助学金的救助，撒拉族女中至少有1000名学生减免了学费。

　　就在此时，惠黎基金会选择了撤社。

　　社区议事会和传统的角力

　　马全忠至今仍不能理解惠黎基金会为何撤出。他认为惟一的解释，只能是当年的学校调整和合并，撒拉族女中被一分为二：初中部并入循化中学(撒拉族女中的校名仍保留，两套班子一套人马)，高中部并入现在的循化高级中学，惠黎基金会担心这会给项目的持续带来风险。

　　在惠黎基金会撤出后，“高玉麒助学金”和“鹿达宁香料园”项目也随即陷入困境。2004年，撒拉族女中不得不把鹿达宁香料园承包给他人，双方约定，从2007年开始，学校将每年利润分成1.6万元，以后视收益情况酌情递增。

　　樊英告诉记者，社区议事会名存实亡，这是最大的原因：“实际上我们忽视了他们的传统。撒拉族的妇女从来没有在一个公开的场合举起他们的手来表决一个事情，不可能因为你的介入就一下子改变。”

　　事实上，这样的困惑和矛盾，惠黎基金会在其他项目中也多次碰到。在中国的大多数乡村，村长或能人在村里往往具有很高的威信，而宗族的影响更甚。樊英说，村长之类的能人在不在社区议事会都是一个矛盾：如果村长在里头，虽然公选出了社区议事会，但他们很难表达自己的意志；如果不在，又很难发动村民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辍学率仍在上升

　　就在樊英飞赴新疆之时，在循化，一场与家长争夺孩子的“攻坚战”也进入了关键阶段。454名干部被从各县直系统、乡镇抽调下乡，全力以赴地动员学生返校。县级公路和乡路两旁破旧的土墙上，到处写着“送子女入学是每个家长应尽的义务”、“治穷先治愚、全民办教育”、“坚决扫除青少年文盲”等宣传口号。

　　辍学率反弹在循化县自然也不能避免。韩学锋告诉记者，目前，循化县初中入学率只能勉强达到95%，辍学率为2 %，即全县共流失80名学生。

　　但这也许只是保守的估计，村民们反映的情况要严峻得多。

　　白庄乡也是循化县公认的穷乡之一，“1998年我初中毕业时同班同学有65人，现在白庄乡上初中的(青少年) 只有30多人，比起7年前反而退步许多。”在该乡民主村，未来的阿訇——23岁的韩明德叹了口气说。

　　贫困是主要的因素，但韩学锋和韩明德，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大中专学生就业难。

　　据韩学锋介绍，从2001年至今，循化县除今年县教育系统解决了93名大学生的就业外，还有1000多名大学生没找到工作。对此，韩明德说，这主要还是因为撒拉族人的观念依然停留在过去，认为毕业了就得包分配，“只有当官了才有意义”。

　　答案在哪里？

　　在教育工作者眼里，中国教育的结构性矛盾，已经非常明显。一个佐证是，一方面大学生们找不着工作，而一些适应市场需求的岗位，却又面临人才匮乏的困境，如高级技工，不得不高薪向海外聘人。

　　而更多的学者和专家也达成了共识。贫困地区由于经济和教育的原因，能考上大学的毕竟是少数。对于绝大部分学生来说，职业教育比正规教育更为有用。

　　对此，惠黎基金会也已经有所察觉。2003年起，他们对受援项目进行了调整，从以中小学为主，转而倾向于扶持职业中学。

　　1998年河北兴隆八卦岭中学的一个项目给了樊英以启发。她说，一些学生学果树嫁接、盆栽，这几年生活得不错，并且出现了多个万元户。

　　“从初中到高中的五年中，给他们加入一些农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本技能，学完后如果能考上大学，继续支持；如果考不上大学，回到农村后凭学到的知识回乡务农，他们也足以谋生。”樊英说。

　　链接

　　民间助学模式

　　复兴学校模式：完全由民间志愿者管理的农村慈善学校。实行董事会负责制，目标是架起城市与农村的直接教育的桥梁，集合城市的社会资源直接支援农村义务教育。

　　灯塔计划：面向偏远地区教育的纯公益性质的群众性的义工活动。灯塔计划不以盈利为目的，以加强师资力量、传授先进知识和改善思考模式为主。

　　卢安克模式：卢安克，德国人，1999年9月在中国广西阳朔中学和阳朔县大坪子八一初中教英语。卢安克在学校里实践的教育理念名叫华德福教育，是起源于德国的一种著名教育模式，其最大特点是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