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做气候难民 就要做气候公民

雨吻花

是时候改变我们大手大脚支出自然资本的时候了。如果有一本大自然的资产负债表的话，人类的财务状况必定是满目疮痍。当金融体系崩塌的时候，有些国家可以通过加印纸币来应付，但自然体系一旦崩塌，我们将无处可去。

文/潘滨

几年前，当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教授邹冀开始关注气候变化时，就遭到朋友质疑：“你怎么搞起天气预报来了？”如今，连各国政要也都搞起了“天气预报”。在哥本哈根，他们将签署一份拯救人类气候的文件。有环保主义者大声疾呼：这是人类拯救地球的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人类不迅速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那么，大片《2012》中出现的末世场景绝不是夸张：到208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升高2到4摄氏度，届时可能将有11亿到32亿人口面临饮水短缺，2亿到6亿人口面临饥饿威胁，每年2亿到7亿沿海居民遭受洪涝灾害，最多将有60%已知物种从地球上消失。

也许上述类似言论，你已听到不少，但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这是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科学家通过实验模型作出的情景预测。而在过去关于中国生态和气候变化的专门预测中，所有模型全部失效，因为中国的实际发展和能源消耗远远超出预期。

气候变化最核心的因素就是碳。“碳量的变化是导致气候变化最主要的驱动因素。时下最流行的说法，包括低碳经济、节能减排，其实就是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中科院植物所马克平所长介绍道。

碳，一种普通的化学元素，却对生命至关重要。人类体重的18%都是碳。如果没有碳，不光人类，任何动植物以及地球上的其他生命体都无法生存。二氧化碳是一种最常见的无色温室气体，是地球碳循环的一环，也是人类新陈代谢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呼出二氧化碳，植物、细菌和藻类则吸收它。它是光合作用生化过程的一部分。

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在短短的200多年间，生产能力得到迅速提高。自然界通过几十亿年所形成的陆地化石资源，人类有能力在数百年内开发并消耗殆尽。这种爆炸式的开发与能源使用，释放出巨量温室气体，使得人类面临严重的环境和气候危机。

目前，人类活动所致的三大危害已十分明显：第一，臭氧层变薄甚至出现空洞，使人类受到宇宙射线的侵害大大加剧，各种癌变、病变不断增加，甚至婴儿的早期发育都令人担忧；第二，温室气体的迅速排放与地表植被的迅速减少形成强烈反差，海平面不断上涨，气候怪异难料，沙尘暴、飓风、雪灾等灾害的能量与数量都不断升级；第三，由于垃圾大量焚烧，剧毒化学物质大量排放，人类与动物的身体机能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碳博弈：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我们都知道自己在谈判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对于达成目标的途径和责任，却争论不休、纠缠不清。”发改委能源所的专家姜克隽几乎参与了所有关于气候变化的重大谈判。在日本京都，他在谈判会场的门外手持电话，待命到深夜。因为参与谈判的官员会随时电话咨询他：“我们能接受多少百分比的减排任务，我们能承诺到什么程度，对方提出的要求，我们能做到哪些……”

“那些参与谈判的同事说，与其他任何的国际博弈不同，气候谈判尤其怪异，所有人都知道答案，所有人也都知道怎样才能得到答案，但利益掺杂其间，让事情变得非常复杂。”与《核不扩散条约》等国际谈判相比，姜克隽认为气候变化谈判揭开了国际政治的新篇章。

在气候政治的博弈过程中，被提到最多的一条准则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上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于是在全世界范围确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宪法”。在公约中，确定了上述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虽然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最开始是发达国家造成的，也应该由发达国家先来动手解决。

西方工业化国家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者，对气候问题应负历史责任。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数据库资料显示，自工业革命开始到1950年，在全球化石燃料燃烧的累计二氧化碳排放中，95％以上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从1950年到2000年间，发达国家仍占77％，发展中国家只占23％。

基于这样的事实，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来帮助自己减缓气候变化。但对发达国家来说，出钱给最贫穷的国家或许还好商量，但出钱给发展中大国来发展清洁能源就比较困难了，毕竟两者存在着巨额的贸易往来。一旦发展中大国建立起高效、节能的生产机制，那么它所生产的廉价商品将进一步摧垮发达国家的工业体系。于是CDM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应运而生。

CDM项目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合作减排机制。在操作层面上，减排一吨二氧化碳所需的成本，在发达国家是100美元以上，而在发展中国家只需要几美元。这种巨大的差异就催生了清洁发展机制，即CDM。发达国家不用改进生产体系，而是出钱购买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量，换取温室气体排放权。因为空气是无界的，在中国减、欧洲减、美国减，对大气的效果都是一样的。这个减排量成为一个可转让的产品，它看不见、摸不着，不用桶装，也不用船运，表现形式就是一个电子序列号。

比如在中国的西部有非常充足的太阳能资源，但那里的农户买不起太阳灶。投资公司就可以免费把太阳灶分发给用户，而农户使用太阳灶节省下来的碳排放量，就可以转让给投资公司，投资公司就可以拿到国际“碳市场”上，卖给发达国家。

CDM机制主要应对的是气候谈判中的资金和技术问题。这只是四大支柱性难题之一。另外三个难题分别是减排目标、协议的法律约束力和减排测量机制。其中，各国在减排目标上分歧巨大，巴黎政治学院的杜比亚纳教授说，其实哥本哈根会议的文字部分已经准备好了，只是关于减排数字上，还留有空格，等待各国首脑进行最后协商敲定，填在文件上。


绿色和平组织说得更加形象：气候变化的症结已经诊断清楚，治病药方和疗养方案也摆在各位医生面前，现在，我们需要的只是各位医生放下听诊器和X光片，走进病房告诉病人，我们准备好了。


碳政治：排放No.1和Mr.No


但事实远非如此，美国是累积碳排放量的老大，它不但退出《京都议定书》，还拉拢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部分阿拉伯国家，拖延和阻挠气候谈判进程。后来澳大利亚受到严重的干旱威胁，不得不重新回到“议定书”。在为哥本哈根准备的两次前期谈判上，美国的重点依旧是努力将中国、印度作为其减排乏力的借口。而欧盟已经取得全球“碳政治”的领导权，不但身体力行，单方面宣布到2020年减排20%，还号召全球确立到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比1990年减少50%的目标，这自然也受到发展中大国的反对。“在这方面，欧洲像一个孤独战斗的勇士。”法国教授杜比亚纳说。


在国际气候谈判的分歧中，逐渐形成了几大阵营。欧盟是最为团结的一家，巴西与欧盟走得很近；77国集团和中国结为一家。虽然中国并非77国集团的成员，但是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国家立场很相近。（77国集团最初有77个成员，其成员后来增加到130多个，但名称不变。）另外，美国、日本各为一家。


在减排态度上，小岛国联盟要求减得越多越好，如果不减，海平面升高，它们的国家都没了。图瓦卢已经计划整体搬迁到新西兰。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则相对消极、拖延，主要是怕大家都在减排，没人买它们的石油。这两个集团经常针锋相对。


中国是目前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第一大国。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不需要在减排目标上做出具体量化。在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桌上，据说中国有一个绰号叫：Mr.No。意思是在发达国家要求中国做出量化减排时，得到的回答总是：No。但在今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协定之外宣布了带有自愿承诺性质的发展目标。在此之前，中国还推出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仅通过降低能耗一项，中国5年内可以节省能源6.2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少排放15亿吨二氧化碳。


中国18000公里的海岸线，2/3的经济总量都在沿海——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如果气候持续恶化，中国的损失要比小岛国的损失大得多。


碳意识形态：人人都是地球人


世界经济已经全球化，世界环境管理也应该全球化。空气是没有国界的，自然灾难面前人人平等。


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透支。其实整个气候系统就是全人类的自然资产，由于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我们已经向大自然欠下了巨额债务。是时候改变我们大手大脚支出自然资本时候了。如果有一本大自然的资产负债表的话，人类的财务状况必定是满目疮痍。当金融体系崩塌的时候，有些国家可以通过加印纸币来应付，但自然体系一旦崩塌，我们将无处可去，没有人能另外制造一个地球。


地球可能正在接近临界点，即整个生态系统“翻”进一个全新的状态。面临气候系统崩溃的危险，我们必须行动起来，不想当气候难民，就要当气候公民。低碳时代的意识形态是：人人都是地球人。


作为一名普通的地球气候公民，只要从身边小事做起，实践低碳生活，注意节电、节油、节气，满足基本需要，限制奢侈浪费，就能产生巨大的节碳效果。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西姆·施泰纳说，在二氧化碳减排过程中，“普通民众拥有改变未来的力量”。时不我待，不如伸出双手，让这种力量更强大一些。

在中国，最简单的减排办法就是节约用电，中国70%的电力资源是通过燃烧煤炭得来的。在交通方面，尽量驾驶小排量汽车和乘用公共交通工具。在居住方面，居高不下的房价里，很大一部分是在为资源浪费埋单。据统计，我国每年新建房屋中80％以上为高耗能建筑，既有建筑95％以上是高能耗建筑。每建成1平方米的房屋会释放约0.8吨的二氧化碳。在住博会期间，京城两家地产公司建设了“明日之家”样板间，向公众证明低碳居住并不意味着高成本。

此外，购买简单包装的商品，选购绿色产品、绿色食物，少用一次性制品，减少垃圾，进行垃圾分类，重复使用纸张，双面打印，参加植树造林等活动，也都是节能减排、以小见大的好方法。总之，低碳生活并不一定意味着过苦行僧的生活，而是寻求人与地球更友好融洽的生活方式。

碳危机：既是气候危机，也是精神危机

人类在伤害自然的同时也伤害了自身的心灵。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自然生态的失衡与人类精神的破损同时展开。在吃草的牛被人们强迫吃下羊的脑髓时，人的心肠也早已经变冷、变硬；当牛的生命成了工业流水线上的物件时，人的心灵也开始在商品交换中被渐渐物化。”

“现代化的过程，并不意味着对过去成就的毁灭。”哈佛教授包弼德说。他通过对中国古村落和城镇的研究发现，中国传统生活方式与环境和气候的融洽程度非常好。“我们能够证明过去的东西仍然具有吸引力。”地球观察研究所分别资助了哈佛和清华的研究项目。这些科学家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考察，寻找中国历史文化与山水人文契合的秘密。

“我们寻访了上百年的梯田和灌溉系统，群山河流环抱的村落群，乡村和城镇里的房屋、祠堂、庙宇、商店、工厂配置。我们考察的重点是旧时大户人家的宗祠和世袭的老屋。我们的任务是，考证出它们建造的原因，人们怎样生活在其间，有些什么样的经历。我们想知道的是，作为漫长历史的一个部分，古建筑和古村落与风土人文是如何互相转化的。”包弼德对浙江金华进行了四次考察，对金华一头撞向城市化充满忧虑。

“人类基本精神的丧失，乃是一切生态破坏现象背后最深的根源。如果说，只有青山常在，才有绿水长流，那么，为了生态重建，也必须精神重建。”苏州大学鲁枢元教授是中国生态文艺学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认为，生态的破坏自有多方面的因素，而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在于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精神生态的先行破坏。

“人只有解决好自身的生态问题，才会对世界（包括人与自然）有一个正确的、健康的认识态度，也才可能最终解决好一切生态问题。事实上一切所谓的生态环境问题其实都是人类制造出来的，是人自身的精神出现了危机，如果不改变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观念与思维方式，生态危机仅仅只能治标而不治本。”

摘自《新周刊》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0075660100gds6.html

阿尔卑斯

精神重建可不是一时半会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