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人文生态不恢复平衡，其他都是亡羊补牢

秦岭·阳阳

这是一篇引得我共鸣的文章，关于全球化、现代化、生态文明、人文等方面的思考，真是入木三分，这也是对当下国人思潮、行为的一个深刻反思，转于此权当笔记。


采访整理/朱慧憬

苏格拉底们的“爱智”与庄子们的“忘机”是文明的两条道路。这是“爱智”的时代，也是技术、科学、机心、图式、聪明人全面胜利的时代。全球化就是人为地依据少数摩西式的精英人物的理性和知识所设计的世界未来“尺规”征服自然、改造世界。全球化是一份从西方开始的世界图纸，我不否认这些力量带来了广泛的世界进步。但世界文明和自然生态也史无前例地处于危机中。   
我承认现在面临的许多生态危机只能通过科学来解决，我们不能忽视技术的力量。但是生态的恢复首先取决于精神世界的生态恢复。思想生态的世界性失衡，才是真正的灾难。
我在一次演讲中说过——中国今日的生态危机其实是道法自然的古老文明与全面反自然地重新设计改造世界之间的矛盾所致。如果人文生态不恢复平衡，其他都是亡羊补牢。
我今天强调回到传统，并不是说我们要回到四合院里去，这是不可能的，也不现实。我们应该在古代精神里面重新意识到中国人究竟要在什么样的世界里生活才是幸福。我们需要思考形而上的问题，只有形而上的问题解决了才有形而下的东西。今天，我们要重新恢复人们对诗意世界的向往，只有诗意才有和谐。
我们一直在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但是并不能完全解决中国的问题，科学技术是在西方形而上传统下思考出来的东西，是在它的身体上长出来的东西。

巴黎
李白说：大块假我以文章。于坚赞同这个说法，他认为从古至今的中国诗人的灵感都来自土地中自然的诗意。他坚信没有大地，就没有文章、没有中国文明，过去的十多年，他一直在倡导恢复中国的诗意生态。 采访整理朱慧憬 苏格拉底们的“爱智”与庄子们的“忘机”是文明的两条道路。这是“爱智”的时代，也是技术、科学、机心、图式、聪明人全面胜利的时代。全球化就是人为地依据少数摩西式的精英人物的理性和知识所设计的世界未来“尺规”征服自然、改造世界。全球化是一份从西方开始的世界图纸，我不否认这些力量带来了广泛的世界进步。但世界文明和自然生态也史无前例地处于危机中。 我承认现在面临的许多生态危机只能通过科学来解决，我们不能忽视技术的力量。但是生态的恢复首先取决于精神世界的生态恢复。思想生态的世界性失衡，才是真正的灾难。 我在一次演讲中说过——中国今日的生态危机其实是道法自然的古老文明与全面反自然地重新设计改造世界之间的矛盾所致。如果人文生态不恢复平衡，其他都是亡羊补牢。 我今天强调回到传统，并不是说我们要回到四合院里去，这是不可能的，也不现实。我们应该在古代精神里面重新意识到中国人究竟要在什么样的世界里生活才是幸福。我们需要思考形而上的问题，只有形而上的问题解决了才有形而下的东西。今天，我们要重新恢复人们对诗意世界的向往，只有诗意才有和谐。 我们一直在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但是并不能完全解决中国的问题，科学技术是在西方形而上传统下思考出来的东西，是在它的身体上长出来的东西。 巴黎 20世纪任何一个中国人，包括我，都不可能不受到西方文化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从炮舰进入广州开始，这就是每个中国人不得不接受的一种命运。它是一种命运，一开始是炮舰，一直到今天变成了世界本身。 我年轻的时候，西方是一个彼岸的象征，是理想生活的象征，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非常渴望中国有一天能够实现现代化。在8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首次播放台北街头的情景，大街上全是小汽车和高楼大厦，我和我的几个朋友惊呼，觉得那样的世界简直是天堂，好像是一个梦。 我迷恋的第一样工业化产品是自行车。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完全着迷于自行车的速度。我母亲跟同校老师借了一辆自行车，我就从早到晚一直骑，把人家的自行车摔得都掉了色，不好意思还给人家，就自己买了一桶油漆，把人家黑色的自行车重新刷了一遍。那是我少年印象最深刻的恶作剧。 那个时候，我潜意识里有一种思想最本质的东西，就是维新。新的技术，新的工业品，什么事都是新的，这个新的方向就是西方。在我年轻时，最梦想的就是穿西装、穿牛仔裤、留长发，因为在80年代初，这都是大逆不道的。我和我的几个朋友是昆明最早留长发的一批人，我们也很早穿上了西装，非常拙劣的二三十元一件的西装。那是美国支援缅甸，缅甸又把它倒卖给中国的旧衣服，但我们穿得很高兴，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件衣服，也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象征，是一个彼岸。 我第一次出国是1996年，实际上那个时候我对物质文明的渴望，已经开始减缓。我第一次出国去巴黎，当时西方在我们想象中就是一个新世界，可是我发现，巴黎就和我少年时代的昆明一样有很多两三个世纪以前的建筑，很陈旧，这使我非常震撼。我的一个朋友在欧洲某小镇开餐馆，他告诉我，许多客人一辈子都只在这个馆子用餐，而且坐固定的位子，点固定的菜。他接手之后，合同规定必须依照前任的菜谱原封不动，

20世纪任何一个中国人，包括我，都不可能不受到西方文化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从炮舰进入广州开始，这就是每个中国人不得不接受的一种命运。它是一种命运，一开始是炮舰，一直到今天变成了世界本身。
李白说：大块假我以文章。于坚赞同这个说法，他认为从古至今的中国诗人的灵感都来自土地中自然的诗意。他坚信没有大地，就没有文章、没有中国文明，过去的十多年，他一直在倡导恢复中国的诗意生态。 采访整理朱慧憬 苏格拉底们的“爱智”与庄子们的“忘机”是文明的两条道路。这是“爱智”的时代，也是技术、科学、机心、图式、聪明人全面胜利的时代。全球化就是人为地依据少数摩西式的精英人物的理性和知识所设计的世界未来“尺规”征服自然、改造世界。全球化是一份从西方开始的世界图纸，我不否认这些力量带来了广泛的世界进步。但世界文明和自然生态也史无前例地处于危机中。 我承认现在面临的许多生态危机只能通过科学来解决，我们不能忽视技术的力量。但是生态的恢复首先取决于精神世界的生态恢复。思想生态的世界性失衡，才是真正的灾难。 我在一次演讲中说过——中国今日的生态危机其实是道法自然的古老文明与全面反自然地重新设计改造世界之间的矛盾所致。如果人文生态不恢复平衡，其他都是亡羊补牢。 我今天强调回到传统，并不是说我们要回到四合院里去，这是不可能的，也不现实。我们应该在古代精神里面重新意识到中国人究竟要在什么样的世界里生活才是幸福。我们需要思考形而上的问题，只有形而上的问题解决了才有形而下的东西。今天，我们要重新恢复人们对诗意世界的向往，只有诗意才有和谐。 我们一直在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但是并不能完全解决中国的问题，科学技术是在西方形而上传统下思考出来的东西，是在它的身体上长出来的东西。 巴黎 20世纪任何一个中国人，包括我，都不可能不受到西方文化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从炮舰进入广州开始，这就是每个中国人不得不接受的一种命运。它是一种命运，一开始是炮舰，一直到今天变成了世界本身。 我年轻的时候，西方是一个彼岸的象征，是理想生活的象征，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非常渴望中国有一天能够实现现代化。在8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首次播放台北街头的情景，大街上全是小汽车和高楼大厦，我和我的几个朋友惊呼，觉得那样的世界简直是天堂，好像是一个梦。 我迷恋的第一样工业化产品是自行车。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完全着迷于自行车的速度。我母亲跟同校老师借了一辆自行车，我就从早到晚一直骑，把人家的自行车摔得都掉了色，不好意思还给人家，就自己买了一桶油漆，把人家黑色的自行车重新刷了一遍。那是我少年印象最深刻的恶作剧。 那个时候，我潜意识里有一种思想最本质的东西，就是维新。新的技术，新的工业品，什么事都是新的，这个新的方向就是西方。在我年轻时，最梦想的就是穿西装、穿牛仔裤、留长发，因为在80年代初，这都是大逆不道的。我和我的几个朋友是昆明最早留长发的一批人，我们也很早穿上了西装，非常拙劣的二三十元一件的西装。那是美国支援缅甸，缅甸又把它倒卖给中国的旧衣服，但我们穿得很高兴，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件衣服，也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象征，是一个彼岸。 我第一次出国是1996年，实际上那个时候我对物质文明的渴望，已经开始减缓。我第一次出国去巴黎，当时西方在我们想象中就是一个新世界，可是我发现，巴黎就和我少年时代的昆明一样有很多两三个世纪以前的建筑，很陈旧，这使我非常震撼。我的一个朋友在欧洲某小镇开餐馆，他告诉我，许多客人一辈子都只在这个馆子用餐，而且坐固定的位子，点固定的菜。他接手之后，合同规定必须依照前任的菜谱原封不动，
我年轻的时候，西方是一个彼岸的象征，是理想生活的象征，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非常渴望中国有一天能够实现现代化。在8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首次播放台北街头的情景，大街上全是小汽车和高楼大厦，我和我的几个朋友惊呼，觉得那样的世界简直是天堂，好像是一个梦。
我迷恋的第一样工业化产品是自行车。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完全着迷于自行车的速度。我母亲跟同校老师借了一辆自行车，我就从早到晚一直骑，把人家的自行车摔得都掉了色，不好意思还给人家，就自己买了一桶油漆，把人家黑色的自行车重新刷了一遍。那是我少年印象最深刻的恶作剧。
那个时候，我潜意识里有一种思想最本质的东西，就是维新。新的技术，新的工业品，什么事都是新的，这个新的方向就是西方。在我年轻时，最梦想的就是穿西装、穿牛仔裤、留长发，因为在80年代初，这都是大逆不道的。我和我的几个朋友是昆明最早留长发的一批人，我们也很早穿上了西装，非常拙劣的二三十元一件的西装。那是美国支援缅甸，缅甸又把它倒卖给中国的旧衣服，但我们穿得很高兴，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件衣服，也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象征，是一个彼岸。  
我第一次出国是1996年，实际上那个时候我对物质文明的渴望，已经开始减缓。我第一次出国去巴黎，当时西方在我们想象中就是一个新世界，可是我发现，巴黎就和我少年时代的昆明一样有很多两三个世纪以前的建筑，很陈旧，这使我非常震撼。我的一个朋友在欧洲某小镇开餐馆，他告诉我，许多客人一辈子都只在这个馆子用餐，而且坐固定的位子，点固定的菜。他接手之后，合同规定必须依照前任的菜谱原封不动，任何细微的改动都有可能遭到怀疑。这在今天中国会被视为迂腐、保守。这些都让我开始冷静地反思所谓的现代化。
同样，我记得1996年前后昆明要搞世博会，当时大规模进行城市改造，老城区都拆得只剩下一两条街了。当时，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外国小伙子，骑着一辆三轮车，车上放了一个录音机，唱着很悲伤的歌曲，歌词大意是——为什么我们要拆除这美好的什么什么。他一路走一路唱，我非常感动。可惜，当时大多数昆明人都是支持拆迁的，人民非常拥护现代化。
　　
滇池

对我最震撼的一件事是滇池的死亡。上世纪80年代末某一天，我和一个朋友去游泳，脱了衣服往滇池里面走，走了十多米以后，发现水里面沾满了非常可怕的绿色的东西，而且水是臭的。我非常惊骇，吓坏了，转身就往岸上跑。那种惊骇的感觉就是忽然发现太阳变黑的感觉，仿佛是世界末日。
在我的整个少年时代，滇池的水都是干净得能喝的。在我看来，滇池的干净是地久天长的，是永恒的。我早年的诗歌都是和大地、自然有关，因为从昆明城走上十分钟就有回到大地上的感觉。滇池两岸平原上有一些乡村，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样式，有种闲适的慵懒。昆明在中国是比较边缘的省城，现代化进程曾经非常缓慢。在20世纪70年代初，昆明附近非常古朴，我有时间像古代诗人那样感受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
。 我并不反对现代化，现代人可以用水泥、钢筋、塑料、电器来塑造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应该给人一种在古代天空下的安宁感。无所谓古代或者现代，安心、舒适、愉悦，这难道不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我们要追求的东西么？现代化生活并不是以毁灭诗意为前提的生活，反而应该是以一种现代的方式来保存古老的诗意的生活。我在北欧看到过如此的良好范本。 现代化是西方人研发出来的，他们一直在调整现代化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的现代化是比较人性的现代化。他们意识到污染对土地的危害性，因此这一百年，他们在改变这个错误，在向东方吸取文化养料，要把理性的技术的东西变得柔软一点。现在到巴黎、到西方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感觉到很强的中国味道。西方在吸取东方经验，可是我们却是在往被他们抛弃的方向行走，在改造我们的世界，于是我们逐渐在失去我们的故乡。 用钢筋水泥来建造现代人的故乡无可厚非。以前住院子，现在人多了要住摩天大楼，这没有问题。问题是现代的摩天大楼没法给予我们安心的舒适感，而故乡应该是安心之所。我们只能回到乡土社会去寻找故乡的影子，我在《众神之河》中写到的巍山就是理想的故乡模样——不仅安身，还要立命，就是将生命负责到底。儿童可以在街道上度过无拘无束的童年，青年人没有“奋斗创业”的焦虑，对经验、历史的尊重使人们只需要对生活技艺继承以及精致化。这是一个为过日子，为人们生下来，生长、繁殖、养生、齐物……最后终老故乡、无疾而终而建造的城市。它不是为了“更Ｘ”的世界运动而建造的，它不是未来的一个过渡、一个驿站、一个旅馆、一个出发点、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上赛跑用的助跑器，它是世界的终点，人生的窝。它被作为与世无争的故乡、地久天长的老家来建造。这城市不仅适合生殖繁衍、养老送终，更重要的是在漫长的人生中使居民能够顺天承命、颐养天年。
云南的乡土生活对我来说有一种永恒感，但现在我发现曾经写下的赞美滇池的白话诗都已经成了古典作品，像文言文一样令青年们读不懂了。我很惊恐。五千年文明没有这种经验，阅读古代的东西我从来没有读到哪篇文章写污染、写河流会变色。不仅仅是我，可能李白、杜甫有这种经历都会吓疯的。好比如果没有永恒的黄河，他们怎么能写出“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那些伟大的诗歌，都是基于地久天长才会有的灵感。要是惶恐不安，老觉得这个太阳就要黑掉了，古代诗歌就不是这样子了。
我哀叹滇池，写了首《那人站在河岸》。我只是写了昆明一段河流给我的感受，还没有意识到这会蔓延到整个中国。但是，从此我的写作发生了一些改变，我开始强调以前我并不是特别注意的东西，就是那种灭亡感，那种死亡感，那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任何细微的改动都有可能遭到怀疑。这在今天中国会被视为迂腐、保守。这些都让我开始冷静地反思所谓的现代化。 同样，我记得1996年前后昆明要搞世博会，当时大规模进行城市改造，老城区都拆得只剩下一两条街了。当时，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外国小伙子，骑着一辆三轮车，车上放了一个录音机，唱着很悲伤的歌曲，歌词大意是——为什么我们要拆除这美好的什么什么。他一路走一路唱，我非常感动。可惜，当时大多数昆明人都是支持拆迁的，人民非常拥护现代化。　　滇池 对我最震撼的一件事是滇池的死亡。上世纪80年代末某一天，我和一个朋友去游泳，脱了衣服往滇池里面走，走了十多米以后，发现水里面沾满了非常可怕的绿色的东西，而且水是臭的。我非常惊骇，吓坏了，转身就往岸上跑。那种惊骇的感觉就是忽然发现太阳变黑的感觉，仿佛是世界末日。 在我的整个少年时代，滇池的水都是干净得能喝的。在我看来，滇池的干净是地久天长的，是永恒的。我早年的诗歌都是和大地、自然有关，因为从昆明城走上十分钟就有回到大地上的感觉。滇池两岸平原上有一些乡村，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样式，有种闲适的慵懒。昆明在中国是比较边缘的省城，现代化进程曾经非常缓慢。在20世纪70年代初，昆明附近非常古朴，我有时间像古代诗人那样感受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 云南的乡土生活对我来说有一种永恒感，但现在我发现曾经写下的赞美滇池的白话诗都已经成了古典作品，像文言文一样令青年们读不懂了。我很惊恐。五千年文明没有这种经验，阅读古代的东西我从来没有读到哪篇文章写污染、写河流会变色。不仅仅是我，可能李白、杜甫有这种经历都会吓疯的。好比如果没有永恒的黄河，他们怎么能写出“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那些伟大的诗歌，都是基于地久天长才会有的灵感。要是惶恐不安，老觉得这个太阳就要黑掉了，古代诗歌就不是这样子了。 我哀叹滇池，写了首《那人站在河岸》。我只是写了昆明一段河流给我的感受，还没有意识到这会蔓延到整个中国。但是，从此我的写作发生了一些改变，我开始强调以前我并不是特别注意的东西，就是那种灭亡感，那种死亡感，那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汽车 现代化的可怕在于它控制着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拒绝跟着其步伐前进，就会被生活开除。如果你现在用呼机和人联络，用盒式磁带来录音乐，你还能和别人沟通么？我喜欢步行或骑自行车，但是问题是现在到哪里去，所有人都是开着汽车去的，只有我是步行去，这点很怪异。他们当然不会说，我是因为没有钱买不起汽车，这被说成了故意耍酷，你说别扭么？我现在还骑自行车，因为我非常讨厌汽车的味道。我总觉得那个东西对身体是有害的，再高档的车总会散发毒气，我不喜欢散发毒气的东西。 我没有想到在中国，每个人都要有汽车。中国容下那么多汽车吗？我很怀疑这一点。在美国，几乎一家人要有两三辆汽车，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美国地域如此辽阔，而且西方人有个人主义的传统，人与人之间要保持一定距离，一家人和另外一家人的距离总有好几公里，美国人不喜欢比邻而居。那么从A点到B点，参加一个聚会、买个菜都需要汽车这个代步工具。可是昆明这么小的地方，步行就能从A点到达B点，小汽车却拥有100万辆，在全国居第三位，你说滑稽么？为什么昆明道路那么拥挤，因为每个人都有车，有车是什么意思呢？汽车不仅仅是交通工具，还是面子和身份的象征。等于是中国在用西方的技术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的问题

汽车

。 我并不反对现代化，现代人可以用水泥、钢筋、塑料、电器来塑造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应该给人一种在古代天空下的安宁感。无所谓古代或者现代，安心、舒适、愉悦，这难道不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我们要追求的东西么？现代化生活并不是以毁灭诗意为前提的生活，反而应该是以一种现代的方式来保存古老的诗意的生活。我在北欧看到过如此的良好范本。 现代化是西方人研发出来的，他们一直在调整现代化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的现代化是比较人性的现代化。他们意识到污染对土地的危害性，因此这一百年，他们在改变这个错误，在向东方吸取文化养料，要把理性的技术的东西变得柔软一点。现在到巴黎、到西方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感觉到很强的中国味道。西方在吸取东方经验，可是我们却是在往被他们抛弃的方向行走，在改造我们的世界，于是我们逐渐在失去我们的故乡。 用钢筋水泥来建造现代人的故乡无可厚非。以前住院子，现在人多了要住摩天大楼，这没有问题。问题是现代的摩天大楼没法给予我们安心的舒适感，而故乡应该是安心之所。我们只能回到乡土社会去寻找故乡的影子，我在《众神之河》中写到的巍山就是理想的故乡模样——不仅安身，还要立命，就是将生命负责到底。儿童可以在街道上度过无拘无束的童年，青年人没有“奋斗创业”的焦虑，对经验、历史的尊重使人们只需要对生活技艺继承以及精致化。这是一个为过日子，为人们生下来，生长、繁殖、养生、齐物……最后终老故乡、无疾而终而建造的城市。它不是为了“更Ｘ”的世界运动而建造的，它不是未来的一个过渡、一个驿站、一个旅馆、一个出发点、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上赛跑用的助跑器，它是世界的终点，人生的窝。它被作为与世无争的故乡、地久天长的老家来建造。这城市不仅适合生殖繁衍、养老送终，更重要的是在漫长的人生中使居民能够顺天承命、颐养天年。
现代化的可怕在于它控制着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拒绝跟着其步伐前进，就会被生活开除。如果你现在用呼机和人联络，用盒式磁带来录音乐，你还能和别人沟通么？我喜欢步行或骑自行车，但是问题是现在到哪里去，所有人都是开着汽车去的，只有我是步行去，这点很怪异。他们当然不会说，我是因为没有钱买不起汽车，这被说成了故意耍酷，你说别扭么？我现在还骑自行车，因为我非常讨厌汽车的味道。我总觉得那个东西对身体是有害的，再高档的车总会散发毒气，我不喜欢散发毒气的东西。
我没有想到在中国，每个人都要有汽车。中国容下那么多汽车吗？我很怀疑这一点。在美国，几乎一家人要有两三辆汽车，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美国地域如此辽阔，而且西方人有个人主义的传统，人与人之间要保持一定距离，一家人和另外一家人的距离总有好几公里，美国人不喜欢比邻而居。那么从A点到B点，参加一个聚会、买个菜都需要汽车这个代步工具。可是昆明这么小的地方，步行就能从A点到达B点，小汽车却拥有100万辆，在全国居第三位，你说滑稽么？为什么昆明道路那么拥挤，因为每个人都有车，有车是什么意思呢？汽车不仅仅是交通工具，还是面子和身份的象征。等于是中国在用西方的技术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的问题。
我并不反对现代化，现代人可以用水泥、钢筋、塑料、电器来塑造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应该给人一种在古代天空下的安宁感。无所谓古代或者现代，安心、舒适、愉悦，这难道不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我们要追求的东西么？现代化生活并不是以毁灭诗意为前提的生活，反而应该是以一种现代的方式来保存古老的诗意的生活。我在北欧看到过如此的良好范本。
现代化是西方人研发出来的，他们一直在调整现代化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的现代化是比较人性的现代化。他们意识到污染对土地的危害性，因此这一百年，他们在改变这个错误，在向东方吸取文化养料，要把理性的技术的东西变得柔软一点。现在到巴黎、到西方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感觉到很强的中国味道。西方在吸取东方经验，可是我们却是在往被他们抛弃的方向行走，在改造我们的世界，于是我们逐渐在失去我们的故乡。
用钢筋水泥来建造现代人的故乡无可厚非。以前住院子，现在人多了要住摩天大楼，这没有问题。问题是现代的摩天大楼没法给予我们安心的舒适感，而故乡应该是安心之所。我们只能回到乡土社会去寻找故乡的影子，我在《众神之河》中写到的巍山就是理想的故乡模样——不仅安身，还要立命，就是将生命负责到底。儿童可以在街道上度过无拘无束的童年，青年人没有“奋斗创业”的焦虑，对经验、历史的尊重使人们只需要对生活技艺继承以及精致化。这是一个为过日子，为人们生下来，生长、繁殖、养生、齐物……最后终老故乡、无疾而终而建造的城市。它不是为了“更Ｘ”的世界运动而建造的，它不是未来的一个过渡、一个驿站、一个旅馆、一个出发点、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上赛跑用的助跑器，它是世界的终点，人生的窝。它被作为与世无争的故乡、地久天长的老家来建造。这城市不仅适合生殖繁衍、养老送终，更重要的是在漫长的人生中使居民能够顺天承命、颐养天年。

=====================
于坚，著名当代诗人，毕业于云南大学，1954年立秋生于昆明。幼儿时期注射链霉素致弱听，14岁辍学，在故乡闲居。16岁以后当过铆工，电焊工、搬运工、宣传干事、农场工人、大学生、大学教师、研究人员等。其间曾漫游云南高原及中国各地。20岁开始写诗，25岁发表作品。是第三代诗歌的代表性诗人，以世俗化、平民化的风格为自己的追求，其诗平易却蕴含深意，是少数能表达出自己对世界哲学认知的作家。著有诗集《诗六十首》、《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于坚的诗》,散文集《棕皮手记》等十余种。与诗人韩东、丁当等创办《他们》文学杂志，影响很大。曾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2年度诗人奖。

苏源

哇哇哇~难得有看得这么爽的东西~
不过小阳阳啊~前面几段有重复说

guanjian

以前看过，什么时候不记得了，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又是一个所谓“极端”的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激烈言辞，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和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