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观鸟年报“中国鸟类名录”发布

mars厦大绿野 · 发表于 2010-3-14 11:21:13

#1  中国观鸟年报“中国鸟类名录”发布

几年来，几位鸟类专业和非专业年轻的工作者，一直在从事这中国观鸟年报的工作。这是一项意义深远、功在千秋的工作。
   董路、雷进宇、刘阳三人均是从北京师范大学走出，董路还在就读中；危骞则是四川资深鸟友。毕业于教育学专业的雷进宇早就是鸟友们公认的资深观鸟人，记得在四川林鸟调查培训班上，已在广州工作的雷进宇以北京观鸟会的身份做了柳莺识别的讲座，让我们北京的鸟友们倍感欣慰。刘阳更是身在海外，心系北京，去年还以北京观鸟会的名义在国外的学术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感谢他们！

                           中国观鸟年报“中国鸟类名录”发布
                              董路、雷进宇、刘阳、危骞
   中国鸟类种数到底有多少？我们可以肯定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很少有人能够回答，即便是鸟类学工作者或者资深的观鸟者。其实不是大家不知道确切答案，而是因为那个数字始终在发生着变化。也许这个数字并不重要，但中国鸟类种数随年代的消长和浮动却能反映出这个国家鸟类区系的历史沿革、实时总结和当代认知。
   对于中国鸟类物种数量的科学总结，最早可追溯到1871年，英国人郇和（Swinhoe）首次发表“中国鸟类名录”。之后近150年的时光中，国内外鸟类学者对我国鸟类区系的研究从来没有间断过：19世纪末期至1949年，欧美、日本等国的博物学者多次来华开展鸟类考察、采集活动，他们的工作不仅丰富了对中国鸟类区系的认识，而且描述和发表了一些鸟类新种。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以常麟定、傅桐生、任国荣、寿振黄、郑作新等为代表的中国鸟类学者开始对中国各地的鸟类区系组成进行研究。任国荣命名、发表了金额雀鹛 (Alcippe variegaticeps)，这是第一个由中国鸟类学者发表的鸟类新种。
   新中国建立之后，我国鸟类的分布、分类和演化的研究经历了由发展到成熟的阶段。1987年，郑作新主编的《中国鸟类区系纲要》“A Synopsis of the Avifauna of China”一书出版。该书首次系统地对我国鸟类的分类和分布等进行了总结。时至今日，有关中国鸟类系统分类研究，中国邻国的鸟类图鉴和鸟类志，仍频繁引用这部巨著，可见其传播之广，影响之深。随着进化生物学理论的不断丰富，对物种概念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地质历史、分子、鸣声、行为等多种研究手段被广泛的应用，当代的鸟类分类学不单单依赖于形态数据，已经发展到系统发育分类的阶段。特别是DNA测序技术被大量应用于鸟类分类系统研究工作后，有关中国鸟类系统分类、种属关系重建的研究随之迅速增长。与此同时，国内观鸟活动的日益普及同样为中国鸟类区系提供着更新和补充。
   中国鸟类名录种类的增长见证了中国鸟类分类和分布研究的发展历程：中国鸟类的种数从解放初《中国鸟类系统检索》的1140种，到2000年《中国鸟类种和亚种分类大全》中的1244种，及《中国鸟类野外手册》记载的1329种（其中包括了那些有可能出现在中国的种类），直到2005年《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的1332种。其中后两者均吸收了当代系统分类学的最新研究结果。中国鸟类现有记录种数应在1300种以上，整体情况是呈缓慢上升的趋势。
   近10年间，世界鸟类种数增长是普遍的趋势。中国鸟类种数的上升其实是大背景下的一个缩影。相比于北美、欧洲的鸟类分类区系，亚洲鸟类分类研究工作的历史相对较短，加之亚洲的一些地区具有极高的生物多样性，亚洲鸟类的分类和系统发育研究工作仍具有很大的空间。
   中国是亚洲鸟类多样性最多的国家之一，分布着许多特有或者主要分布在我国的鸟种。因此，很多研究者在重建一些类群系统发育关系的时候，需要囊括中国的鸟种，以获得完整的谱系关系。
   此外，在中国发现鸟类新种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这些原因均促成了中国成为世界鸟类系统发育及分类研究的一个热点地区，客观上造成中国鸟类种数统计的上升和分歧。我们仍然有很多可以研究的领域和类群。2008年，我国学者就在广西新发现了新种弄岗穗鹛（Stachyris nonggangensis）；2009年底，瑞典学者在越南北部新发现的灰岩柳莺(Phylloscopus calciatilis) 亦分布于我国。
   不仅是新物种的发现，许多已知鸟类种属之间的系统关系尚未厘清，甚至在科、目这样的高级阶元上亦存在重新厘定的需要。比如形态学分类将“褐背拟地鸦”（Pseudopodoces humilis）置于鸦科Corvidae当中，但是解剖学、分子系统发育证据均揭示该种实际是山雀科Paridae的种类；许多研究者认为亚洲鸟类的系统分类过于粗化，特别是一些分布相对较广、亚种较多的种类，经过研究后常被证实应当被分为多个独立的物种，例如金眶鹟莺复合种（Seicercus burkii complex）、冠纹柳莺复合种（Phylloscopus reguloides）等。这些种类均主要分布在我国。
   此外，我国新疆、西藏和云南由于一些地区的调查工作还不够深入，最近几年成为鸟种新记录发现的热点，即便在本名录将要付梓的时候，仍有褐喉直嘴太阳鸟（Anthreptes malacensis），尼泊尔鹪鹛（Pnoepyga immaculata）和黑颏穗鹛（Stachyridopsis pyrrhops）等鸟种被加入到中国鸟类名录中。
   回答中国鸟类物种数量的问题本身是具有实际意义的：首先，每一个物种具有其特有的遗传信息、可以与其他种类区分的形态特征和时空分布；这些都是生物多样性的存在和进化形式，亦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实际的出发点；其次，作为一个国家的生物资源，编目和分类是保护规划和实践工作的基础。特别是在制定鸟类的保护名录和红皮书时，往往只考虑物种这一分类阶元的情况；一组亲缘关系很近，形态上极其相似的，但是又符合生物学种（biological species concept, BSC）被称为“隐种（cryptic species）”。隐种的存在常会导致分类关系不明，其中确实值得保护的种类有可能被忽略；例如，四川旋木雀（Certhia tianquanensis）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旋木雀（C. familiaris）的亚种，在被确认是独立种之后，由于它们的数量稀少和分布狭窄，旋即被国际鸟盟（BirdLife International）列为受胁物种，但在我国的鸟类保护名录中尚未列入。
   系统分类学思想和方法的广泛应用，不仅促进分类学这一经典学科的发展，还为进化生物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经典范例。比如对主要分布于我国和俄罗斯的暗绿柳莺（Phylloscopus trochiloides）和双斑绿柳莺（P. plumbeitarsus）物种分化的研究，解释了“环形种（ring species）”产生生殖隔离机制的原因；许多研究的结论依靠形态、分子、鸣声等多种证据，丰富和启发了其它研究方向，如种间关系、行为生态、种群扩散、生物地理等。
   综上，及时统计和总结中国鸟类物种数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和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迄今最完整的中国鸟类名录是由郑光美主编的《中国鸟类分布与分类名录》（2005年出版）。该书参考了当时最新的分类观点，收录鸟种1332种，并且为中国鸟类中文名的标准化及中国特有种的修订做出了贡献。但些许遗憾的是，以当代的视野衡量，该书中的拉丁学名、英文名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错误：（1）由于分类变革，很多属名改变，词性也发生改变，但种加词的词性未根据物种命名法则作适当调整；（2）一些拉丁学名存在拼写错误，这些错误来源于早期中国鸟类学的文献著作，之后未能及时修正并沿用至今；（3）一些英文名并不是最为常用的俗名。这些问题如不进行改进，会有碍中外鸟类研究者、观鸟者之间的交流。
过去5年中，亚洲鸟类的分类发生了较大的变革，特别体现在画眉科（Timallidae）和莺科（Sylviidae）鸟类上，其中很多分类变革涉及的鸟种均分布在我国。此外，数个中国新记录种被发现，这其中有很多是观鸟者的贡献。上述提到的命名法则和中英文俗名的统一问题，也必须要提上议事日程。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鸟类名录需要及时更新以适应这样的变化。在过去5年的《中国观鸟年报》（2003—2007）中，我们就在一直从事着这样的尝试和努力。即便如此，编辑一份相对完整的“中国鸟类名录”仍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总结方式。
   这种设想始于2009年5月，由一群关注中国鸟类种数变化的人所发起。我们虽然是一支年轻的团队，但我们之中有直接从事鸟类分类和系统研究的科学工作者，也有常年在中国野外一线进行鸟类观察的资深观鸟者。在10个月的编辑时间里，我们查阅了大量涉及中国鸟类分类的文献，核实了不同的分类观点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整个编辑工作好比在为一幅巨大的拼图增添板块，虽然工程浩大，却乐此不疲。
   我们注意到：在2006年世界鸟类学大会（International Ornithological Congress, IOC）之后，IOC的分类委员会有计划地出版和更新世界鸟类种数统计，并在网络上及时发布最新版“世界鸟类名录”（http://www.worldbirdnames.org/）。这种方式才能体现出名录的时效性和实用价值。我们正是以IOC“世界鸟类名录”为蓝本，加入了我们对于分类、分布和命名的观点，构成了本名录的分类体系。同时，这份名录在最终面世之前，我们约请了来自美国、英国、瑞典等国的资深鸟类分类学者和观鸟者组成的国际团队进行同行评议（peer-review）。可以说，这份名录是上溯到1871年、截至到2010年收录鸟种数量最多、最新的“中国鸟类名录”。我们同样采取IOC“世界鸟类名录”的模式，将这份名录放入网络中提供免费下载，并进行及时更新（初定为1年至少1次）。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所有关心中国鸟类分类的人都能共享名录的信息，我们亦可以即时地获得反馈并进行修订。
   当这份名录最终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你已经找到了那个有关中国鸟类物种数量的答案。也许这个数字很重要，因为它直接映射出分类学的进步、鸟类学研究工作的深入和鸟类监测体系的覆盖面；也许它根本不重要，我们肯定在不久的将来，这个数字所创造的记录会被轻易的改写。但是这份名录本身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和物种名称的罗列，更是我们对地球上这个国家鸟类多样性的阶段性认识和总结，它本身就记录了一段鲜活的自然历史。
中国观鸟年报“中国鸟类名录”的编辑者为董路、雷进宇、刘阳、危骞（按照拼音顺序排列），所有编辑者对名录的出版具有同等贡献，联系方式：
董路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tiantai_bird@yahoo.cn；
雷进宇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武汉办公室，eduptarmigan@yahoo.com
刘阳瑞士伯尔尼大学生态及进化研究所，yangliubnu@gmail.com；
危骞中国鸟类观察期刊编辑，baozou2006@gmail.com；
2010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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