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西南强旱民间应急试炼 NGO在哪里？》

伊枫

作者：于方强

     凌晨12时15分，本来已经准备关闭电脑睡觉了，却意外发现公益时报的一篇报道《西南强旱民间应急试炼 NGO在哪里？》，还被放在人民网上。迅速看完，有些话不吐不快。


         总体而言，这是一篇用语非常谄媚的报道。虽然在最后用了徐永光的一句话“NGO的反应不一定要比政府快”做标题，才稍稍感觉客观，但绝对无法掩饰通篇的矫情。这么大的自然灾害出现了，NGO在哪里？这种疑问句让我脑海出现这样一幅画面：平日里，权贵从来都是骑在穷人身上作威作福，穷人从来没有机会吃到桌子上的菜。突然有一天，有个小日本看不下去了，闯进来把桌子一掀，把权贵一顿狠揍。这时候穷人站起来了，嚷嚷着不能欺负中国人，把小日本撵跑了。获得胜利的穷人兴奋无比，心想着终于把坏蛋赶走了，于是抓起一块鸡腿就要啃，结果还没到嘴边就被权贵一拳打倒在地：你算什么东西，配吃我的东西！


         而报道的标题就定格在小日本进来猛揍权贵的那一瞬间。权贵无法拔剑，心思茫然，大声疾呼：NGO在哪里？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这个恰到好处的问号，却又巧妙地把视线、焦点甚至责任都推到那个可怜的穷人身上。棘手的问题来了，无法解决了，就呼唤NGO；太平盛世了，什么都可以摆平了，就不断挤压NGO的生存空间。你不得不承认这个故事太诡异。


         所有认为面对旱灾，NGO应该立即行动的同仁们，请换个脑子想一想。中国的NGO面对旱灾能干些什么？出钱？中国的NGO说白了就是故事里的穷人，穷人能干些什么，大家都知道。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实在没法过了就只有自焚。出力？如果你相信拿个大锤子砸上两天两夜就可以砸出一口井来，这倒是个不错的方法。汶川地震，就汇集了一大批以抡锤子为己任的NGO，大家可能看不到他们的专业能力但绝对看到了那股子憨劲。而面对旱灾，力量可能并不特别重要——目前的抗旱方针均为“捐钱买水”。


         当然，这种表述同样陷入了一种言语困境。即扩大了责任外延。第一，并不是所有NGO都有能力关注旱灾；第二，并不是所有有能力关注旱灾的NGO都有精力去关注目前的旱灾；第三，并不是有能力关注旱灾、并且正在关注旱灾的NGO都可以媲美政府。NGO不是万能的，NGO也不是天然比政府优秀。NGO的存在只是提供了竞争性的公益环境，在这种环境下，督促官方组织、政府部门提高工作效率，用尽可能少的钱做尽可能多的事。如果NGO一定比政府优秀，那么我们要政府干什么，要NGO就可以了。


         就中国的状况而言，我们从来不怀疑政府在任何事情上的能力，而且在任何地区、任何国家都应该遵循这个道理。因为从契约理论来讲，这个政府是我们每个交税供养着的，如果他连这点事情都搞不定，我们还要它干嘛？理论上而言，政府必然是要万能的。但公民社会存在的价值就是让政府不能“乱能”，让政府提高“能效”。这也是中国的公民社会正在做的工作。在制止政府不能“乱能”方面，通过废止《拆迁条例》等一系列动作，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公民社会的存在。但是否提高了政府的“能效”，请恕我直言，还没看到具体的数据。我们都知道汶川地震的捐赠是定点的，除了红十字和慈善总会，哪个NGO敢搞捐赠就是非法募捐。不管这两家机构定点捐赠是否都用在了刀刃上，但当初感动许多人的网友留言大家应该还都记得吧，“虽然知道捐了十块钱可能只有一块钱用在灾区，但为了灾区的孩子，还是要捐”。


         这一次的西南旱灾，我们的确看到政府的积极作用。但我要说，第一这是它作为民意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第二我没看到任何的数据表明政府的这种作用是高效的，甚至是有效的，我只看到了大手笔的拨款（我们的救灾思路仍停留在拨款数额上，而不是效率）；第三我不认为政府当前解决旱灾问题的部分做法是优秀的、值得借鉴和推广的。就我个人而言，从这次应对旱灾的政府行动中，再次看到了熟悉的政府对公职人员、事业单位人员及其裙带单位的强制摊派行为，看到了学校老师要求每个学生最少捐2元钱的强制号召。我想，那些做CSR的同仁们应该会明白，这是一种不道德、不合法的捐赠行为，与一些国际著名企业下游产业链的血汗工厂没什么区别。如果你对这种捐赠方式表示认同，我只能认为你对权贵阶层有着简单的仇富情绪但发泄错了地方，因为那些被摊派的公职人员他们还没到权贵那一级。或者，你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善于以暴制暴，以谎言应对谎言，以荒谬应对荒谬的动物，相信你会不假思索地支持“吃人无罪”理论。（哈佛法学院案例：一群人，遭遇了海难，断粮数天，面临全体饿死的厄运。他们以多数人同意的方式决定吃掉看来会先死的体弱者，继续逃生。当他们终于得以上岸时。你认为是否应该以谋杀罪惩治他们？）


         谈完了政府的表现，再回过头来谈一下可怜的NGO。大多数NGO都处于营养不良的草根状态，从诞生一开始就没法民政注册，熬了几年之后终于开窍了，开始工商注册了，结果好容易注册了又要缴税，忍痛割肉做了几年项目，突然又被民政和工商轮流来查，理由分别是：明明是工商注册，为什么对外要称“XX研究所”？对外声称是“XX研究所”，为什么要在工商注册？如有生存能力较强的机构，侥幸渡过了2009——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如果再次侥幸逃过了两会前疯狂拆迁的灾难性打击——又要面临外汇管理局的新规。据说，北京已经不是一个两个机构因此断粮了。而就在大家都集中精力关注宏观政策对NGO的影响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上海世博会对民间慈善活动的种种限制，以及，已于3月15日被勒令解散的重庆森森孤儿院——他们已经坚持了4年。


         以上是那些没有能力参与救灾的NGO的生存状况。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些有能力的机构。比如报道中提到的那些基金会，好像都参与了去年年底持续至今的基金会抗税活动，特别是南都。记得2月份曾有个报道，这些基金会们几次联名，签了二十来个。现在三月底了，不知道税务部门的第三次通牒有没有到，他们抗税成功没有。即使成功，想来也是恶战一场，麻烦一堆，一身虚汗吧。结果还没等回过神来，旱灾又持续数日。加快速度可能也就是达到目前的效果了。还有乐施会。相信大家还能拿记得前一阵某高校的通知吧，像对待阶级敌人一样严防死守乐施会。这种态度像极两个相爱了20年的情侣，女方突然知道对方原来根本没把她当老婆待，以前的感情和付出都打水漂了！于是人家乐施会停止手中的活，骂骂娘，接着干的时候一肚子怨气，拖拖拉拉，这又有什么问题了？可能问题就在于，他们是目前为数不多的有能力、有财力关注旱灾的NGO，但很不巧，他们目前都很忙。大家不能因为这些存在诸多由政府行为导致一时陷入困境的NGO没有及时救灾而指责吧？还好，没发现政府指责NGO，说明还是态度开明的。


         至于说发号召这些简单的事情没有NGO去做，这的确是客观情况。可能这才是NGO群体自身的问题。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中国NGO的弱小，没有资金用于相互间的联合，没有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没有抗旱的知识、经验，同时挣扎于各个项目之间而忽视了本身的价值。但即便这样，我还是意外在网上看到了去年2月份的一则新闻，称“北方干旱20多个NGO组织发倡议呼吁节水”。这是不是会让大家宽慰一些？不是没有NGO关注，而是存在一系列的原因，导致NGO的动作相对于政府而言，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