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顾维钧巴黎和会上：山东是中国的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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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维钧，一个二十世纪驰骋中国外交界长达55年的中国外交官，在晚年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一次外交活动是巴黎和会。

    1888年1月29日，顾维钧出生于上海。此时的清王朝已经在衰亡的道路上走了50年。顾维钧6岁读私塾时《马关条约》签订，台湾割让给了日本。12岁时义和团运动失败，清王朝被迫为死去的侵略者德国公使克林德树了一座牌坊。这些耻辱的记忆使顾维钧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选择外交官作为终生职业。然而，弱国无外交。从事外交职业不久，顾维钧就发现，要为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在国际间争得自己应有的权益是多么的艰难。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北洋元老徐世昌被北洋军阀段祺瑞扶上了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宝座。一战期间，英法为鼓动中国参战，允诺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上给予中国五个会议席位，以大国相待。战争结束了，中国成了战胜国，“公理战胜，强权失败”也成了人们的口头禅。虽然徐世昌也曾特地下令将克林德碑从东单移到了中央公园，碑文也改成了“公理战胜”。然而对于列强在和会上的意图，中国仍然不甚明了。

    为了确立战后国际关系准则，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十四条宣言。内容包括，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同等；建立国联；维护世界永久和平。威尔逊一下子成了全世界弱小国家和民族的救世主。有人甚至喊出了威尔逊是“世界第一大好人”的口号。

    中国各界对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的期望值陡然提高。他们希望和会主持正义，将中国丧失的各种权利交回中国。这其中，主要是中国在山东的权益。

    早在1918年，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便意识到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会议上，中国有可能收回一些丧失的利益。为此，他特意在使馆内成立了以他为首的资料小组，收集、研究美国对巴黎和会的动向。尤其重要的是顾维钧准确地预测到日本战后要在东亚崛起。日本的势力必然要影响到中国。如果中国不及时做好准备，将进一步丧失利权。加之顾维钧不仅和出席巴黎和会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一样是法学博士，还与威尔逊有私交。这样，中国政府就制定了依赖美国的外交政策。年仅三十的顾维钧也被派作巴黎和会的和谈代表。

    1918年12月14日，顾维钧抵达巴黎。在回忆录中，他这样描述了自己对和会的期望，“即将召开的和会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机会，中国可以借此谋求某种程度的公平待遇，并对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所遭到的惨痛后果加以改正。”

    1918年年底，战前离开巴黎的人陆续返回。和会开幕时，各国人民都用自己的方式庆祝这一被看作是永久和平开始时刻的到来：美国人身披国旗化装游行；英国人彬彬有礼地在街头集会；浪漫的法国人当街相拥起舞；日本人的庆祝方式非常特别，集体高呼“万岁”。

    日本人的欢呼无疑是发自内心的。经过一战，日本一跃成为世界二等强国。他们在巴黎和会的两位代表西园寺公望和牧野伸显虽然在列强中职务最低，但还是和美、英、法、意四国首脑和外长一起，组成了巴黎和会初期的最高决策机构---“十人会”。

    “十人会”中有四大巨头。他们分别是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总理奥兰多、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和美国总统威尔逊。

    克里蒙梭，绰号“老虎”，巴黎和会的会议主席。他曾发誓要夺回普法战争以来法国丧失的一切，要把德国像一只橙子一样榨干。显而易见，其主要矛头是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态度与法国基本相同。

    日本的全权代表是西园寺公望。1918年，日本在一战中赚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加上1915年中日已经签订的《二十一条》，西园寺公望的使命更像是来办理过户手续的。

    和会尚未开始，中国代表团即接到通知，原定给予中国的五个席位被减至两席。在中国代表团的再三努力下，和会才答应仍然是两个席位，但可以轮流派代表参加。代表团内部风波骤起。五位代表都想当全权代表，可谁也不表态。

    在顾维钧看来，陆征祥是中国外交总长，又是代表团团长，理应排在第一位。而王正廷博士，是陆征祥拉来的南方军政府代表。为显示中国一致对外，排在第二位也未尝不可。驻英公使施肇基和外交部秘书长魏辰祖都是外交界的前辈，自己排在第五位是比较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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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团代表顺序排定以后，报至北京。

    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对这个决定十分不满。他曾私下断言陆征祥充其量也就是个大礼官式的人，更何况身体极差。一旦病了，代表团的领导权就会落入南方代表手中。于是发来训令，将顾维钧排在了第二位。

    顾维钧预感到这个决定必将在代表团内部造成摩擦。

    自中国代表团抵达巴黎后，就一直期待着能有机会在“十人会”上阐明中国的立场，不过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机会竟然来得很快。

    1919年1月27日中午，美国代表团顾问威廉士突然通报顾维钧，中国将被邀请出席下午的“十人会”。而在上午的会议上，日本已经提出由它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山东问题牵涉到两个条约，即1915年的《二十一条》和1918年所谓的《欣然换约》。

    《二十一条》的主要内容，是对日本在山东已经取得权益的确认。同时，里面还有一些后来很长时间不被国际社会知道的，就是所谓的第五条。第五条包括了对江西、湖南和中国其它地方，日本潜在权益的认可。

    此外，日本将德国驱逐出山东后，和中国有一个《换文》，中国表示欣然同意。

    在1月27日下午的和会上，日本代表牧野伸显以傲慢的口吻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声明：胶州湾租借地以及铁路和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利，应该无条件转让给日本。山东问题也应在日、中两国之间以双方所商定的条约、协议为基础来解决。

    令中国代表吃惊的是，他还公布了一战期间日本与英、法、意等国签订的关于山东问题的秘密协定。这是一个为赢得日本对德宣战而签订的协定。在协定中，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许诺给了日本。

    牧野伸显发言后，克里孟梭立即询问中国代表是否愿意答复日本的声明。中国代表团原以为山东问题可以包括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提案中，因此并未做专门的准备。在得到中国代表团表示需要时间准备发言后，克里孟梭宣布休会。中国代表团将在第二天给予答复。

    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代表中国在十人委员会上发言。此前顾维钧特地去了巴黎郊外的华工墓地。一战期间，中国共向欧洲战场输送了14 万多名华工和大量的粮食，为协约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近万名华工死于那场战争。

    顾维钧深知，以当时中国的国力和国情，向欧洲战场输送劳工，已经是中国能尽的最大努力。如果山东问题不能公正解决，不仅会有上万个灵魂在地下哭泣，世界也不得安宁，因为这些华工大多来自中国的山东。

    在发言中，顾维钧采取避实击虚的外交策略。他首先感谢日本帮助中国驱逐了德国。但又避而不谈《二十一条》和1918年的换约问题，而从中国的文化、地理、经济入手来说服各国的代表。

    顾维钧的发言在代表们的掌声中结束。威尔逊、劳合·乔治竟走过来向他表示祝贺。

    “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顾维钧的这句名言，被《费加罗邮报》等多家重要报纸引用。

    顾维钧轰动了整个巴黎。

    参加和会的代表中，有不少弱小国家和民族的代表，像阿拉伯的费舍尔亲王和印度的土邦主们。顾维钧的发言也使他们看到了希望。

    代表团还收到国内各界发来的大量贺电。中国在和会上的命运看上去似乎一片光明。

    巴黎和会召开不久，中国国内对峙多年的南北政府终于坐下来进行和谈。由于北洋军阀首领段祺瑞企图依靠日本演练新军，以“武力统一”中国。为此他暗中授意北方代表：和谈只许失败，不许成功。

    对于这一切，被段祺瑞扶上台的大总统徐世昌洞然于心。2月4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收到北洋政府急电：东方之事，当由日中双方协商解决，一定不要再提出与日本代表不同的意见，并且要避免与日本代表团发生正面冲突。

    此时，中国代表团内部名利之争日趋激烈。在一次例会上，王正廷竟然与团长陆征祥并排就座。他认为自己代表南方，与陆征祥地位相当，应该享受联合主席的待遇。

    顾维钧当即指出，这种座位变化必须改变，否则代表团的会议将没法再开下去。

    顾维钧的心直口快很快便招来麻烦。上海《士林西报》指责顾维钧与签订《二十一条》的亲日派首领曹汝霖的女儿订婚。

    谣言使顾维钧勃然大怒。在参加和会前，顾维钧的妻子唐梅在席卷全球的“西班牙流感”中刚刚病逝，并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顾维钧本来就是强忍悲痛参加和会的，谣言更让他认识到中国政治厚黑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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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欧洲，瘟疫之后饥饿接踵而至。更为可怕的是暴力行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1919年3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发起法西斯运动，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四处泛滥。在这种情绪的鼓动下，意大利坚持巴黎和会同意它吞并地中海战略要地阜姆港。意大利的要求遭到其它各国的一致反对。意大利首相奥兰多愤而退出巴黎和会。

    4月中旬，欧洲分赃基本完成，和会重心转移到讨论山东问题，西圆寺公望宣称，除非日本的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它将拒绝签订和约并且不参加国际联盟。

    克里蒙梭和劳合·乔治自然不会反对。一方面它们要寻求日本支持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它们与日本早已有密约在先。

    日本的威胁击中了威尔逊的软肋，英法也对美国施加了压力，威尔逊支持了日本。

    4月22日，威尔逊、克里蒙梭和劳合·乔治约见中国代表陆征祥和顾维钧。威尔逊代表三巨头讲话，他说日本将获得胶州租借地和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然后再电日本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归还后仍享有包括胶济铁路在内的全部经济权利。并称这是目前情况下所能寻求的解决山东问题的最佳方案。

    顾维钧代表陆征祥回答：“这个方案只能使中国人民大失所望。况且这个方案只字不提日本归还山东的时间表。中国要求不是由日本而是由德国直接归还这些权利。”

    劳合·乔治打断了顾维钧的讲话：“中国是愿意接受中日之间早就制定的那个方案呢，还是采纳刚才所谈的方案？”

    顾维钧这时再也顾不上什么外交礼节了，一下子跳起来说：“这两个方案都无法接受！”

    英法两国对日本的支持还有一层顾维钧没有预料到的用意。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英法一直希望日本能出兵西伯利亚，以策应他们在欧洲武装干涉苏俄。山东就成了英法日利益交换的筹码。

    在那段日子里发生了两件震惊国际外交界的事情。一些同情苏俄革命的法国人组织了暗杀克里蒙梭的行动。不过身中六枪的克里蒙梭竟然没有死。不久日本驻法公使馆发生爆炸。西园寺公望在给和会的抗议信中说，法国人和日本人均认为这是中国人和朝鲜人所为。虽然顾维钧等人多次发表声明澄清，但谣言始终不去。这使他时常想起1905年一位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因不能复国愤而自焚的朝鲜人。他说，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避免中国重蹈朝鲜的覆辙！

    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旋即传到国内，“五四”运动爆发了。

    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在和约上签字。徐世昌也在审阅完发给代表团的拒签电稿后，命令国务院拍发。但徐世昌的决定被段祺瑞否决了。

    段祺瑞深知一旦拒签和约，将激怒日本，日本政府对北洋政府的各种援助也有可能取消。段祺瑞当初扶持徐世昌作总统，就是看中他是个文人，容易操纵。果然，徐世昌看到段祺瑞决心已下，便指示国务院密电代表团签约。

    为了争取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中国代表团提出了“保留签字”的方案。方案共提出过五次，每次都作了很大让步。最后仅提出在签约之前发表一份保留意见的正式文件。即便是这样，和会仍以“不允许”作答。

    英国甚至表示，如果不签，中国将不能进入国联。

    顾维钧在给国内好友的信中写道：“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和会，却要被瓜分领土，已经沦为战败的德国的地位。”

    由于北京政府决定签约，国内再次掀起拒签高潮，政局也更为动荡。继6月10日曹汝霖等3人被罢免后，徐世昌的亲信内阁也随之倒台。自称“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看守内阁，在和约签字日期快到时，竟给代表团发来了这样一份电报：“电饬巴黎各委员会，对于和约签字问题，令其审度情形自酌办理。”

    中国代表团内部对签约问题的态度也不一致。顾维钧强烈指出：“日本志在侵略，不可不留意，不签字则令全国注意日本，民气一振。签字则国内将自相纷扰。”

    顾维钧一直没有放弃争取保留的努力。在和美国代表团的讨论中，他发现通过对奥地利和约的签字，中国也可以成为国联成员国。这一丝黑暗中的光明，让顾维钧下定了决心，不允保留，断然拒签。

    临近和约签字时，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却又称病住进了医院。顾维钧在探望陆征祥时，表示希望能和他一起代表中国，向列强表明拒签的态度。但顾维钧得到的回答却总是含混不清。陆征祥能说什么呢？北京方面让他见机行事，可这么大的事情他又怎么能做主呢？一连几天，他都向政府急电请示是否签字，政府的复电却只说新的训令早已发出。可代表团什么新令也没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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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6月28日，巴黎和会签字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当各国代表陆续进场后，他们惊讶地发现，中国代表团的座位是空的：中国代表没有来。

    此时的顾维钧正在中国代表团总部所在地吕特蒂旅馆静静地坐着。在他看来，这一天的树叶是灰的，身上的血是冷的。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暗淡。

    而团长陆征祥则去了教堂。

    美国在和约上签字了，凭着这一纸和约，威尔逊梦想的国联终于成形。

    法国签字了，他们得到了德国的鲁尔和部分殖民地。

    英国也签字了，他们的版图再一次扩大。

    1927年7月，陆征祥进入了比利时的一家修道院，当上了修士。8年后，陆征祥升为神父。

    在和约签字仪式结束后不久，中国代表团收到了“如不能保留，则拒绝签字”这一政府最后指令。这份电报的发出时间是颇耐人寻味的。曾有历史学家推测，北洋政府选择这个时候发出指令是经过周密推敲的：既可以搪塞国内舆论，又不让代表团及时收到拒绝签约的通知。这给顾维钧带来一生都难以解脱的阴郁和悲愤。

    顾维钧的外交努力虽然失败了，但拒签和约开辟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独立决定自己命运的先例。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对列强说不，而日本也无法获得山东的统治权。

    1921年11月，身为联合国理事会主席的顾维钧代表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会议议定，除胶济铁路由中国赎还，管理权仍为日本保持五年外，胶州、青岛等都必须归还中国。

    古老的《伊索寓言》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狼在河的上游，责备下游的羊把水搅浑了，羊说，他在下游喝水，不可能把上游的水搅浑。狼又说：“但是你去年骂了我爸爸。”羊回答说，那时候他还没有出生。狼于是对羊说：“即使你善于辩解，我还是要吃了你。”

    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说，这段寓言是对旧中国外交的最好注脚。

    （本文摘自：《记忆》  崔屹平/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