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为无告的大自然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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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从诫：为无告的大自然流泪
攀妮


1996年6月，全球《财富》论坛年会在上海召开。来自全球知名大公司总裁汇聚上海。对中国来说，这是实际之交意义非凡的一次盛会。

第二天上午黄金时段，一位身份特别的中国人踏上大会讲坛。他一开口便忧心忡忡，他谈的是“经济发展与中国环保”。

那些经济巨头和他热烈拥抱，他是此次大会邀请的唯一一位非经济界人士。他的名片上印着两篇相互依存的绿叶，边上写着一个平实的名字：自然之友。

纸片特别轻，甚至感觉有些粗糙。背面印着一行行略显歪斜的小字，上书“××印刷厂提醒您保护绿色环境”。显然，这张名片是别人用废弃的纸印的。

他就是梁从诫，中国第一个环保NGO——“自然之友”的会长。


我们可以远择另一种生活”

在这个不再崇尚英雄的时代，一种精神和气节也从这个民族逐渐失落。当一些身影穿越滚滚红尘，孤独而决然地前行，是否能让我们疲惫的记忆唤醒一些什么?

“人还是应该有一种精神、有一点追求。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梁从诫先生沉缓地说。

他已68岁，但看起来要年轻十几岁。这几年，他和“自然之友”深交了一些平凡而执著的属于这个时代的英雄。他们的精神让他感动，让他时常血液奔腾，让他完全忘记老之将至。

“索南达杰死了，死在可可西里。他是为保护野生动物死的，死得那么悲壮。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1996年1月6日，来自深圳的大胡子杨欣踏进“自然之友”，开始四处游说他的计划——一个关于保护长江源头的计划，在可可西里建立“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计划。

为了筹款，杨欣闭门一个多月写就《长江魂》，而后将书做抵押，借款向深圳厂家订设备，要求货必须与中国南极站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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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终于落成了。杨欣和全体志愿者班师凯旋。媒体静俏俏的，一家有关环保的报纸发了一张保护站的图片，下面加了一句不痛不痒的解说词。 梁先生愤怒了，他给总编辑打电话： “什么叫‘可望落成’!你知道保护站是怎么建起来的吗?”

他旋即给杨欣打电话： “你们到北京来，我给你们组织演讲报告会，咱们一个大学一个大学讲，一个大学一个大学卖书，卖书还钱!”

此时的杨欣，为了建保护站，已经债务累累。

1997年夏季，北京罕见地炎热。

国家环保局会议室里，(长江魂》终于举行首发式。会场里的气氛与外面的温度不相上下。 梁先生掏出100元，交给杨欣： “我买一本，就这个价!” 据说，标价23元的《长江魂》在那天被抬到了每本100元。后来，人们戏称梁从诫“哄抬物价”。在那个炎热的夏季，梁先生和杨欣等几个志愿者在首都高校不停地演讲、卖书。

3年前，青海省治多县县委·副书记索南达杰为保护世界珍稀动物藏羚羊，英勇牺牲。妹夫扎巴多杰接过烈士手中的枪，重建队伍，并把它命名为“西部野牦牛队”。

“野牦牛队”因财力与物力不足，常常不是被困荒原就是让偷猎分子趁机脱逃。消息传到粱先生那里，他急忙发动“自然之友”全体会员支持“野牦牛队”。 梁先生邀请扎巴多杰到北京化缘，到各大学演讲。

同年10月6日，英国首相布莱尔访华。他了解到英国是藏羚羊绒制品的主要经销国，便致信布莱尔，请求帮助打击国际藏羚羊及其制品的非法贸易，保护藏羚羊。布莱尔特意安排时间与梁先生共商对策。

去年5月，67岁高龄的梁先生和老伴、几个“自然之友”会员登上4000多米高的昆仑山口，烧毁收缴的近400张藏羚羊皮。 梁先生终于见到了“野牦牛队”那帮藏族小伙。梁先生有些哽咽地说： “我们像是回家了。”话刚出口，这帮剽悍的康巴小伙子竟然哇地哭成一片。看着这些在枪林弹雨中眉都不皱一下的汉子，梁先生也禁不住泪流满面。

几年来， “野牦牛队”在当地遭遇不少误解、冷遇、压制，甚至诬陷，梁先生和“自然之友”总是及时伸出援助之手，给他们理解和温暖。

“一个人要有社会费任感”

梁先生对自己的出身从来都很淡漠。他说，如果我从祖父和父母身上继承了点什么的话，那 也就是一点信念：一个人要有社会责任感。正是出于责任感，我投身环保。 粱先生的祖父是“戊戌变法”的重要角色梁启超。父亲是被誉为“国宝”之一的中国建筑文学奠基人梁思成。母亲林徽因是品貌超群的一代才女。

50年代初，梁思成为保留北京古城墙大声呼吁。50年后的今天北京市政府决定重修古城墙。在古城墙遗址前，梁先生笑问官员： “你们敢在这里立一尊梁思成的铜像吗?为了纪念一个失败英雄?”

当年，梁从诫从北大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到云南大学任教。60年代，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闲时也经常上树抓鸟、洞里逮蛇什么的，用他后来的理念对照，那是“干着破坏自然的勾当”。

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是一篇文章。 80年代，梁先生在《百科知识》杂志做编审。一篇来稿引起他的注意。当时，改革开放的呼声在中国一浪高过一浪，中国的乡镇企业大步崛起，作者却在这一片热闹中看到了隐患。他尖锐地指出，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规模不大、设备简陋的乡镇企业将成为污染源，成为影响环境、破坏环境的罪魁祸首。 那封信，梁先生看了一遍又一遍。每看一遍，‘心灵就受到一次震撼。 梁先生说，那位作者是他的启蒙老师，正是那篇文章唤起了他对自己生存环境的关注。

7年前，一个酷热的6月天。北京八里庄“玲珑园”一座荒废的古塔下，20多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席地而坐，为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忧心如焚n 这一天是6月5日—— “世界环境日”。这群非专业环保人士要做一个大胆举动——成立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团体 (NG0)。 当时，梁先生担任中国文化书院教授、副院长。他已想好了，凭他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 系，或许将来对环保事业能有所帮助。再说，如果出了什么问题，必须有人担着，他不顶，难道叫那些年轻人去顶不成?

几经周折，1994年3月，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中华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在民政部注册登记。梁先生和朋友们喜欢称自己为自然之友，于是， “自然之友”就成了该组织的“爱称”。 梁先生担任“自然之友”会长。他首先将自己的积蓄拿出来，作为开始的活动经费。“自然之友”没有经费来源，完全靠志愿者奉献。诚如梁先生所言，热衷于环保的都是有社会良知的好人，自私冷漠者不会关心。

1996年春，云南省德钦县因财政困难，发不出工资，打算砍伐一片原始森林。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滇金丝猴危在旦夕。 在云南省林业厅工作的奚志农得知消息，连夜向“自然之友”及媒体报警。梁先生立刻写信给国务院有关领导，请求保护滇金丝猴。在中央和有关部门的干预下，滇金丝猴最后的栖息地终于保存下来。

1998年，克林顿访华期间，特意安排在桂林与中国民间环保人士讨论环境问题。梁先生将“自然之友”会员买志农拍摄的滇金丝猴母女照片作为礼物送给克林顿。 克林顿饶有兴致地问： “这种金丝猴还有多少?” “不足1200只。”梁先生说， “而且据我们所知。这是灵长类中除了人类之外惟一的红唇动物。” 克林顿认真地端详照片：“哦，那是我的表亲。” 全场大笑起来。

梁先生常说，我们，“自然之友”的任务其实就是用自已有限的力量去支持、协助、监督政府的环保工作。我鼓励会员们积极工作，去发现问题。但他们越积极，风险也就越大，而凭我的力量又保护不了他们。

1998年长江洪灾后，四川一、位会员乔装打扮带领中央台记者深入密林，曝光那里滥砍天然林的情况。后来，那位会员不断道到威胁恐吓。 对此，梁先生意味深长地说，事情总得有人去做，在中国搞环保必须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

“环保不是一件热闹的事”

1995年10月26日。东京。日本新闻俱乐部。

梁从诫先生郑重地接过1995年“亚洲环境奖”。这是由日本和韩国媒体联合设立的国际环保奖。中国的“自然之友”是获得该奖的第一个民间环保团体。梁先生在答谢辞中说： “ ‘自然之友’成立只有一年多，与中国面临的严峻的环境问题相比，我们所做的太微不足道了。这次荣幸获奖，与其说是对我们取得成绩的奖励，不如说是在提醒我们，前面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在等待我们去努力。”

几年前，梁先生来到宁夏考察。在干旱的沙漠地里，他看见一对姐弟手提破铁桶，用小耙子四处挖发莱，晒干后；卖几分几毛钱。这便是维持一家生计的费用。 挖发菜会造成水土破坏，但梁先生实在不忍心告诉他们。那个小男孩，除了眼眶和嘴的周围是白的，整张脸就像一个黑壳子。在这严重缺水的贫因地区，他们长大至今大概没洗过脸吧。 “每当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总是说不出话来；我能说什么?我们这样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能为他们做什么?太无力了。对那些连最基本的生存都难以维系的人们谈环保，我有一种犯罪感。”

正因为对中国国情有切身了解，梁先生和同行们给“自然之友”确定的行动宗旨是：不唱绿色高调，从身边一点；滴做起，以环保教育为主，提高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环境保护意识。

几年前，年近如的日本治沙专家远山正瑛和儿子远山正雄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内蒙古恩格贝沙漠植树，从此把那里当成了家。当梁先生听说至今没有中国志愿者去参加植树时，深为震动地说：“这太不像话了!别人不去，我们‘自然之友’不能不去。” 从此，自费买树苗、自费去恩格贝沙漠植树成了“自然之友”组织的固定节目。

5年前，梁先生应邀到一家国家机关演讲那天，只去了5个人。梁先生平静地说，如果我能在你们5个人心中种下5颗绿色的种子，我就很欣慰了；如果环保这个工作一呼百应，那也就不用我们来做了。正因为它不被关心，被遗忘，所以我们才要来做，并把它坚持下去。

昆明的会员王愉，在自己的大学里搞了个绿色社团，会员已有几百人。她写信给梁先生说：“梁老师，当年你到我们学校演讲，在我心里播下了一粒种子，现在这粒种子已经变成了一片小树林。”

如今， “自然之友”已有许多会员和1000多个会员团体。今年， “自然之友”将增加新的环境教育项目： “羚羊车”流动教学网；与青基会合作开展“绿色希望行动”。 “自然之友”的声音将会在更多地方传播开来。 对络绎不绝前来采访的中外媒体，梁先生总是动情地说：“不要写我个人，写环保吧。写写那些志愿者们，他们默默无闻地做事，他们那么可爱。7年前，我只有几十个好友，现在，我有成百上千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是‘自然之友’使我们走到了一起。”

“像我这样的人多到得不了奖就好了”

这位当初对环保一窍不通的历史学家，如今，三句话不离环保现状。他有些悲观，为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为国人越来越物质化的生活理念。 他特别怀念逝去年代里那种“士”的精神气质，那种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 如多年前，疾病缠身的母亲跟儿子聊起抗战，那时，日本人在中国版图上节节挺进，到处是逃亡的中国难民。梁思成和林徽因商量好了，如果日本人打到家门口，就跳窗外的长江。 梁从诫望着病榻上虚弱的母亲，蒙了： “那我怎么办?’’ “真要到那时候，也就顾不上你了。你不是从小就听我们讲中国的士大夫精神吗?；”

回忆前尘往事，梁先生的眼眶湿了。 梁先生家里，至今保留着父亲从画报上剪下来的一幅画。画面上只有一碗冒热气的意米羹，梁思成上书：希望抗战胜利后能喝上一碗这样的粥。 在四川农村那样贫寒的境况下，母亲却经常给儿子讲米开朗琅罗，讲贝多芬，让年幼的儿子与她一起读《猎人笔记》，体会俄罗斯美丽广袤的大自然。父亲教儿子画画，一起做各种玩具。在那种艰难岁月里，父母亲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等扛鼎之作。

“印象中，我们的生活总是充满欢笑。物质生活虽然极度贫乏，精神上却很富足。” 可现在，还有多少人愿意享受那样简朴又丰厚的生活了。 “是不是大把大把花钱、有汽车、住洋房就是人类的幸福生活?还是说你对幸福生活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物质上简朴一点，精神上丰富一点，有没有可能?”梁先生激动起来。 其实，想过好日子，本无可厚非，但若不择手段，不顾及别人，甚至不惜以破坏、践踏生态环境为代价，则是对大自然的一种犯罪。

去年，在《财富》论坛上，梁先生质问台下那些全球经济巨头： “你们纷纷来到中国，无非是想在中国这块大蛋糕上切更大的一块市场份额。可是，如果十几亿中国人都过上你们那种生活方式，中国的资源能支撑得起吗?按 1990年官方统计，中国人均能耗只有美国的十四分之一。如果现在中国要达到美国1990年的生活水平，把全世界的能源供应中国都还不够。这，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你们想过要承担什么责任没有?” 台下报以热烈的掌声。

" 或许，当今的人类就像坐在“泰坦尼克号”上，你有一等舱的乐趣，我有二等舱的活法。突然有一天撞上冰山，停也停不下来，拐也拐不了弯，大家只能同归于尽。

面对无语无告的大自然，有论调说，经济要飞速发展，环境破坏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梁先生为此忧心。 “一个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只有注重对环境的保护，才能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完全可以协调一致。否则，那种短视行为必将遭到自然的惩罚，结果是得不偿失。”

1999年，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和香港“地球之友”协会共同将“地球奖”颁发给梁从诫先生。梁先生在答谢辞中说： “什么时候，像我这样的人多到得不了奖就好了！”


人物资料:

梁从诫

梁从诫，男 ,1932 年生于北京
1950-54 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
1954-58 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1958-62 云南大学历史系教师
1962-69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人员
1969-78文化革命期间下放江西某“五七干校”劳动
1978-88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
1988- 中国文化书院历史学教授
198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
1994-“自然之友”( 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 ) 会长
1998- 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 ( 兼 )

梁从诫多年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曾参与过《中国大百科全书》早期的筹备和编纂工作；1988 年转到民办的中国文化书院工作；1993 年开始关注民间环境保护活动。1994 年 3 月，领导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群众性、会员制的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即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作为会长，梁从诫是“自然之友”各项活动及行政管理的主要组织者和负责人。

原文发表于2000年，原文地址：http://news.163.com/05/1214/15/24UMQ0QF000113D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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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这么穷，为什么还要铺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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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29 15:35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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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angmian1989

题目应该改改：为无知的人类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