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曾因介入可可西里藏羚羊保护广受关注

散、漫

　　他是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创始之人 　　-他是梁思成与林徽因之子也是梁启超之孙 　　-他因介入可可西里藏羚羊保护而广受关注 　　-他说在中国做环保有时是生死搏斗不是田园诗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2010年10月28日下午4时，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创始人之一梁从诫逝世，享年79岁。遵从梁从诫和家人意愿，梁从诫的后事将低调、从朴、从简处理。

　　只有四个人的发起大会靠借钱成立“自然之友”
　　梁从诫曾经报考清华大学建筑系，差两三分落榜。他回忆，时任建筑系主任的父亲梁思成非常生气，认为儿子特别丢他的脸。后来梁从诫读了历史系，毕业后教书、干校劳动、在出版社当编辑……

　　1993年“6·5”世界环境日，在北京西郊京密引水渠边一座荒废的古塔下，4个好友围坐草坪，忧虑着日益严重的中国环境问题。这个会议后来被称为“玲珑园聚会”。

　　这4个人是梁从诫，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研究员；王力雄，自由作家、探险家；梁晓燕，时任东方杂志编辑。他们从3个月前就开始筹划成立一个民间环保组织，尽管他们中间还没有人听说过NGO(非政府组织)。

　　中国当时有政府发起的非政府组织，但真正的草根组织还很缺乏。在被国家环保局等机构拒绝后，梁从诫把他的组织挂靠在中国文化书院下，起名“绿色文化分院”，大家爱称为“自然之友”。

　　最初，注册资金是梁从诫从亲戚手里借的，办公地点是梁从诫家里。奔波了9个月，组织成立了，但一个缺乏经费、不被重视的民间组织，能做什么？更何况当年环保问题尚未引起重视，梁从诫应邀到一家机关演讲，台下只来了5个人。

　　“如果环保这个工作一呼百应，那也就不用我们来做了。 ”年过花甲的梁从诫坚定了自己实践社会责任感的方向。

　　为金丝猴留住最后家园为藏羚羊可可西里受伤
　　“自然之友”成立不久，便接到云南环保志愿者奚志农反映，德钦县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要砍伐那里100多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而森林是国家一级珍稀保护动物滇金丝猴的生存栖息地。

　　梁从诫当即通过“自然之友”中的媒体会员，在媒体上进行报道，并直接给中央有关领导写信呼吁，砍伐很快被制止，这是“自然之友”第一次成功介入具体社会事件。 3年后，有关部门企图继续砍伐森林，在“自然之友”会员呼吁下，此事被《焦点访谈》曝光，滇金丝猴最后的栖息地终于保存下来。1998年，克林顿访华，梁从诫和“自然之友”把金丝猴母子合照作为礼物送给克林顿。

　　真正使“自然之友”声名鹊起的，是他们介入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的行动。盗猎分子为了贩卖羊绒，经常在高原上追杀藏羚羊，使藏羚羊面临濒危。当地“野牦牛队”为保护藏羚羊，和犯罪分子进行长期搏斗。可可西里“野牦牛队”的动人事迹因“自然之友”将其与媒体牵线而顿时传遍中国。为帮助会员杨欣在可可西里建立“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梁从诫用“化缘”般的方式协助到处筹款。

　　在“自然之友”和国际爱护动物基金的共同努力下，1998年末，他们为困顿不堪的“野牦牛队”筹集经费数十万元。了解到英国是藏羚羊羊绒制品的主要经销国，梁从诫趁英国首相布莱尔访华前夕，致信布莱尔，希望他帮助打击国际藏羚羊及其制品的非法贸易，保护藏羚羊。布莱尔很快回信，表示“希望将有可能终止这种非法贸易”，并在访华时特意约见梁从诫。

　　在梁从诫的建议下，1999年春，国家有关部门组织人员，发动著名的“可可西里1号”行动，严厉打击盗猎分子。 67岁高龄的梁先生带着“自然之友”向“野牦牛队”捐赠两部新型北京吉普和一部电台，他们亲赴可可西里去看望反盗猎的英雄们。回程路上，梁从诫乘坐的越野吉普不幸发生车祸，坐在前排的梁先生右肩脱臼，胸部挫伤，梁从诫却很少对媒体提及受伤经历。

　　梁从诫追忆“自然之友”往事时说，“NGO在中国解决问题不是沙龙式的，是有危险的。在中国做环保，在某种场合不是田园诗，有时候是生死搏斗。 ”

　　建议首钢逐步迁出北京 为保护北京古城而奔走
　　对生活居住的北京城的环境，梁从诫也充满关注。2002年，他前往当时北京仅存的自然湿地顺义杨镇汉石桥水库湿地考察。 《最后的湿地》一文中，他写道：“从与镇领导的交谈中可以感觉到，有人从本地甚至个人的利益出发，是恨不能早日把这片芦苇荡‘开发’出来，高尔夫球场也好，游乐园、度假村、钓鱼池也好，只要能赚来城里人的钱，怎么都行。 ”

　　他1997年在政协会议上就提出《建议首钢停止2160工程并部分逐步迁出北京》的提案，但没有得到采纳。2001年初，作为北京市奥申委生态环境顾问的他重提此事。为此，他给时任北京市长的刘淇写信，“解决首钢对大气和水的污染，还有交通负荷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把首钢有污染的项目全部搬迁出去”。对此，北京市环保局复函表示，首钢“2002年以后要逐步停产污染严重的炼焦、炼铁工序，进一步压缩生产规模，最终要将所有炼钢、炼铁等热加工工序转移出去。 ”

　　他提出，解决汽车尾气对空气污染的方案之一，“便是下大力气发展公共交通”，建立一个“充分便捷、舒适、安全，真正四通八达的公交，特别是轨道交通系统”。 2003年，他又致信市领导，提出关于保持圆明园“半野生”状态的建议。 “如果现在再来一次大兴土木，搞一堆人造山水林泉之类的假古董，那将是我们的又一次损失。 ”“希望市领导在圆明园即将开工恢复建设之前能够请生态学家、生物学家们进行考察调研并与之商榷，考虑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一不容忽视的内容，而万万不可将圆明园也像北京其他公园一样，千篇一律地用人工草坪、花坛和统一移栽的树种来取代原有的自然植被”。

　　“自然之友”会员、新华社记者王军回忆，梁从诫一直在为保护北京古城奔走呼吁，他一直想成立“老北京之友”，但未能成功。他认为，环境问题，除自然环境问题，还包括人文环境问题。

　　义务植树被收“过路费”深感从事环保工作之难
　　上世纪80年代，还在《百科知识》杂志做编辑的梁从诫，从一篇来稿中了解到，经济发展的同时，乡镇企业正成为破坏环境的重要因素。如今这已成现实，当年梁从诫则第一次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他曾说，当时还没想到自己会参与环保，认为这都是国家的事儿、专业人士的事儿，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而真正投入环保工作，他才发现，不仅政府有时不理解，民间也不理解。

　　1995年，梁从诫和某省一位官员同去一处风景区，官员随手往车窗外丢矿泉水瓶，当梁从诫劝阻他并下车把瓶子捡回来的时候，官员竟极不耐烦地说：“这有什么关系，扔的人多着呢！ ”梁从诫在给美国《时代》周刊的文章中写道：“这么简单而明显的问题上，我和他一时竟找不到共同语言。 ”

　　在去内蒙古恩格贝沙漠义务植树的路上，当地乡亲们每隔七八公里就横上一根大木头，拦住车队索取“过路费”，理由是雨天行车会轧坏他们承包的路段，而“过路费”少则三五百，多则上千。 “自然之友”们解释大家是来义务植树的，连哄带求，花费5个多小时和数百买路钱，才走完原本只需要两个半小时的路。梁从诫说，“面对这些本应是我们需要依靠的基本群众，不由得使人更深地体会到在中国搞环保之难。 ”

　　在宁夏，他看到一对姐弟在干旱的沙漠里四处挖发菜，换取几分几毛钱，维持一家的生计。挖发菜对草原有致命的威胁，但看着这对在严重缺水的环境下长大、至今可能没怎么洗过脸的孩子，他实在不忍心责备，“与那些连基本生存都难以为继的人谈环保，我有一种负疚感”。

　　在三峡，他看到一个造成污染的造纸厂。厂子是“大跃进”时修建的，非常简陋，排出的黑水沿江流下去几十公里。梁从诫问县长，为什么不装污水处理设备？县长说，设备投资可能要超过整个厂的固定资产。梁从诫又问，为什么不停产？厂长说，一个厂2000工人，如果算三口之家的话，能养活6000人，厂子停产，谁养活这6000人？梁从诫一时哑口无言。

　　梁从诫意识到，光喊高调是喊不出结果来的，必须有一个方案来解决实际问题。

　　没有梁的“自然之友”保护工作将不会停息
　　2005年，梁从诫当选“绿色中国”年度人物。此后，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自然之友”理事赵永新回忆，2007年夏天，“自然之友”的新一届理事会举行战略规划研讨会，已不再担任会长的梁从诫先生欣然前来与新老理事促膝交谈。2008年初，“自然之友”举办迎春茶话会，梁从诫冒着寒风，头戴毡帽、身穿棉衣赶到会场，看望会员，并亲自给敬一丹等名誉理事颁发证书，但这时候他的话就已经不太多了，思维也不太灵活了。

　　2009年3月，“自然之友”举行成立15周年座谈会，座谈会特意选在他家附近的一个地方举行，梁从诫甚至已不能久坐。 “老人离开的时候，我想扶他回去，他谢绝了，由保姆搀扶着，小心翼翼地往回走。我突然心里一酸，好像看到壮士暮年的感觉。 ”赵永新说。往后的梁从诫，即使在家里也很少走动了。

　　直到去世，梁从诫的家人还不忘一切从简。 “老人去世前对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盛行是很担忧的，一般人考虑的是发展，老人则考虑发展带来的破坏。 ”有朋友说。

　　梁从诫去世的消息传来，“自然之友”并没有乱了阵脚。位于鼓楼附近居民区内的“自然之友”办公室，依然按既定安排接待访客，布置新工作。工作人员也承认，过去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都是梁从诫发挥个人魅力，通过不懈的努力做到的，梁从诫的逝世是“自然之友”的一大损失。而现在的“自然之友”，面临更多挑战。

　　其实，从2004年开始，梁从诫就有意地淡出“自然之友”的工作。他认为，一个健康的组织要依靠组织本身的感召力而非个人感召力。在人大有关环境方面立法的会议中，“自然之友”作为唯一一家NGO被邀请，邀请信上写的是“自然之友”，而不是梁从诫，这让梁先生十分欣慰。 “梁先生走了，但是‘自然之友’留下来了。”现任调研部主管张伯驹说，在梁先生离去后，把这个组织的工作继续做好，是对先生最大的告慰。


（来自：安徽广播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