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改剧变：温铁军受到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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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天茶社]中改剧变：温铁军受到沉重打击
作者：踏破的铁鞋 提交日期：2004-8-20 20:52:00??

今年年初，受中国人民大学的邀请，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决定到中国人民大学改组原来的农业经济系，建立人民大学最大的学院——农村与社会发展学院，温任院长。同时温也兼任中国改革杂志社的总编，实现媒体和学术的联合。主管部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也同意这个方案。
　　
　　这一切看起来很美好，很顺理成章。但是这里的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个平常的人事变动，竟然变成了一场剧变。而这场剧变的核心人物就是农村版的主编新望（原名焦新望）。
　　
　　新望是去年初从海南改革研究院来到北京的，被赶出研究院的新望走投无路找到温铁军。温把他留下来做了编辑。后来接替李昌平做了《中国改革（农村版）》的主编。但是由于新望一直坚持自己从浙江农村形成的基本判断，认为农民问题是自己造成的，就和温发生了冲突。本来，对于多元化的中国改革杂志社而言，这种争论当数平常。
　　
　　当新望得知温仍然兼任杂志社的主编时，就多次到主管部门告状，认为温不适合兼职。既而又联合了杂志社的老体制下过来的那些人，形成联盟，反映问题。认为温出于个人热爱三农问题的偏好，不顾杂志社的经济利益。罪证是，《农村版》的创刊，大学生农村支农，乡村建设中心的建立，以及河北乡村建设学院等。
　　
　　在这种条件下，主管部门的有些人吃不住了，决定温不再兼任总编职务。改由新望等人负责。
　　
　　但是恶梦还没有结束。接着，新乡村建设中心取消，农村版停刊，农民来访咨询停止，撤出乡建学院。邱健升辞退、刘老实辞退、黄律师辞退、高战离开等。总之，和温铁军相关的“偏好”都取消了。
　　
　　这种剧变引起了社内的强烈人士不满。一些精英人士站出来联合声讨，发信要求主管部门收回成命，并出发相关责任人。一批人主动辞职。笑蜀、刘姓编辑等几个主任编辑辞职，一批骨干力量退出。最后导致无法正常出刊。
　　
　　目前，形势还在恶化。是否会形成三农问题的一个悲剧还很难说。



作者：精辟　回复日期：2004-8-21　21:20:33　
　　是的啦。
　　我刚才询问过啦。是真的啦。
　　但是有些人是否走还在犹豫中，主管部门也在尽可能和他们谈判，希望拉住他们。
　　但是邱建生、刘老石、刘编辑、周编辑走已经成为定局。
　　陈敏（笑蜀）有可能成为一个得失的谈判，高战发誓要追随温的，定走无疑。
　　还有个叫图明的也要走，但是没有下文
　　也不光是新望一个人的事。还有几个参合的，新望为首啊
　　现在询问他们，内部人一般不会理睬，讳莫如深的样子。唉，都这份了


作者：历史悠久　回复日期：2004-8-23　22:29:18　 　　楼主的看法有很多漏洞：第一，说新望被中改院赶出来的，是温老师收留他，是大大的错误，要知道市场经济人的流动是必然的，大家知道，北京当然比海南发展潜力大，要说温老师收留，前提是新望有点货才行，不然就是说温老师没有眼力？
　　第二，把新望和温老师说成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然后搞小动作，把温老师拱走，其实大大的谬误，要知道温老师在学界、政界的影响在中改谁能敌？新望是新来者就有这样的能耐？合理的解释就是温老师向往大学教授的岗位，在大学里更能发挥作用。中改的平台远没有大学来的大！
　　第三，楼主的说法有明显的逻辑错误，温老师办中改杂志社当然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可杂志社四处出击，拽不住主业，中改不能尽为农村改革摇旗呐喊，而应该关注全中国的改革。温老师办学校、办农村班、办农民咨询等等，这就像茅于轼老师办保姆学校和做小额贷款一样，非自己所长！温老师在，他的偏好可以继续，但温老师调走，难道这样的偏好还继续？
　　第四，新望是农村办主编，他是负责的人，看得出温老师对新望是很信任的，也说明新望很满意这样的安排，所以，新望当然不希望农村版停办的，况且他也是农村问题专家。说由于新望而导致农村版停简直是痴人说瞎话。
　　第五，中改杂志的人员纷纷辞职或被告知辞职，说明温老师离开，中改杂志社进行改革，这是改革杂志社自己倡导并进行实践，是好事。但说什么“剧变”、“沉重打击”、“形势恶化”是不懂改革！新望还是杂志社的杂志的主编，决定用稿与否，可能还不能左右杂志社的人事和一些主要决策吧。
　　所以估计楼主是这次改革的失意者，不动脑子胡乱发表议论。


作者：南窗寄傲乎　回复日期：2004-8-24　8:53:09　 　　作者：火燄山　回复日期：2004-8-23　23:45:50　
　　　　這個新望是標準的共產黨幹部
　　　　鄙視！！！！！
　　
　　 起码到今天为止，新望还没有加入共产党，虽然他曾经是党校的老师！！！
　　 温铁军自己得罪了体改会的上层领导，被迫离开，与新望何干？
　　 温调人大的前一个月还应新望之邀赴江苏张家港（新望以前是张家港市委党校的老师，他从未在浙江生活、工作过）、常熟等地讲课、调研，新望亲自陪同（而且当时新望根本就不知道近期内温有可能会调离中国改革杂志社），可见两人一直保持良好关系（新望调北京工作后很长一段时间就住在温铁军家里）。


作者：精辟　回复日期：2004-8-24　13:11:47　 　　作者：历史悠久　回复日期：2004-8-23　22:29:18　
　　　　楼主的看法有很多漏洞：第一，说新望被中改院赶出来的，是温老师收留他，是大大的错误，要知道市场经济人的流动是必然的，大家知道，北京当然比海南发展潜力大，要说温老师收留，前提是新望有点货才行，不然就是说温老师没有眼力？
　　　　第二，把新望和温老师说成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然后搞小动作，把温老师拱走，其实大大的谬误，要知道温老师在学界、政界的影响在中改谁能敌？新望是新来者就有这样的能耐？合理的解释就是温老师向往大学教授的岗位，在大学里更能发挥作用。中改的平台远没有大学来的大！
　　　　第三，楼主的说法有明显的逻辑错误，温老师办中改杂志社当然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可杂志社四处出击，拽不住主业，中改不能尽为农村改革摇旗呐喊，而应该关注全中国的改革。温老师办学校、办农村班、办农民咨询等等，这就像茅于轼老师办保姆学校和做小额贷款一样，非自己所长！温老师在，他的偏好可以继续，但温老师调走，难道这样的偏好还继续？
　　　　第四，新望是农村办主编，他是负责的人，看得出温老师对新望是很信任的，也说明新望很满意这样的安排，所以，新望当然不希望农村版停办的，况且他也是农村问题专家。说由于新望而导致农村版停简直是痴人说瞎话。
　　　　第五，中改杂志的人员纷纷辞职或被告知辞职，说明温老师离开，中改杂志社进行改革，这是改革杂志社自己倡导并进行实践，是好事。但说什么“剧变”、“沉重打击”、“形势恶化”是不懂改革！新望还是杂志社的杂志的主编，决定用稿与否，可能还不能左右杂志社的人事和一些主要决策吧。
　　　　所以估计楼主是这次改革的失意者，不动脑子胡乱发表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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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看得出来这是个"改革"的既得利益阶层.
　　能够这样说话的人真是让人佩服万分.他说这是中改在改革.改什么？改走骨干力量？改走杂志社的基本精神？改走农民的希望？改掉对弱势群体的关心。
　　其实，说是既得利益阶层的望恩背德才是真的。真正的结果，是少数知识分子忘记了自己的道德操守，把自己变成政治客，咬人。
　　
　　
　　中国改革杂志社曾经轰动一时，振动天下：
　　
　　2001年，开始大学生下乡支农调查。
　　2002年，办了为农民说话的农村版。
　　2002年，开始接待来访农民。
　　2002年，开设乡村建设论坛。
　　2003年，创办乡村建设学院。
　　2003年，创办乡村建设中心。
　　2004年，开始在全国进行农民组织化和新乡村建设的实验。
　　
　　
　　看啊，这都是温和从前的中国改革杂志社做的。按照新望们的说法，这些都是文铁军的个人偏好。而这个人的所谓改革，就是改掉温铁军的“个人偏好”，就是改掉对农民的关心，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明确告诉你，我就是个大学生，参加过支农的。既是感到悲哀，又是感到愤怒，才骂你的。你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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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祭
　　
　　温铁军
　　
　　2004年12月23日星期四
　　
　　今夜，雪仍然是白的；内里却是那种被无数生灵糟践得脏兮兮的僵硬，僵硬得让所有敢于正步走路的人都摔跟头。
　　于是佛说，众生皆随缘……。
　　
　　今夜，在去塞外的火车上，我读完了《中国改革/农村版》告别读者的最后一期。这之后，它就真地被关闭了。
　　
　　有谁听说过当代“莫须有”的故事……
　　
　　作为眼看这个刊物从诞生到死亡的总编，我在腹背中箭的感觉中固执地拒绝为农村版的最后一期写任何告别文字。因为，我至今也不清楚为什么在完全没有主管部门任何正式批评的情况下，在“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时候，这本“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刊物到底在什么人看来必欲去之而后快。说白了吧，我问了上级有关部门，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究竟是谁非要关闭农村版！
　　
　　今天，我的固执被年轻人打破了。我在反复品味年轻的编辑们为这期绝版所写下的每一个字，每个字都让我想起那纸墨背后我所熟悉的无数故事。于是，我觉得应该对我的同仁们和读者们有所交代。
　　
　　一、给年轻朋友
　　
　　差不多有半年了。当我得知自己竟然是最后那个得知要关闭农村版的决定的人之后，也曾经试图挽回；但随即便感到，认真做事在道貌岸然们面前从来只被计算为成本，正直做人在蝇蝇苟苟们面前更被视为失败者的软肋。前辈如迅哥“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之于当代自我市场化了的文雅们，乃是天大的笑话。
　　
　　是的，是我自己选择的离开，否则我无法强迫自己沉默……。
　　
　　离开之后才敢说，这不过是又一次的善意而艰苦的努力遭遇到错综复杂的阴沟中的翻船罢了！那在如千古泥沼般的“文雅界”本来就是一种所有善良多少都会得到的回报。所以，才应该没有怨言，才刻意地强制自己以沉默来表达那种只有沉默才能表达的声音。
　　
　　其实去年夏天我已经或多或少地感到了暗流涌动。由于从来不善于应对复杂局面，我只能离开。在这个“最好和最坏并存”的时代，个人所能做的，也许一如所有磨去了棱角才得以自保的同类。
　　
　　可这次，不仅是我这种饱经磨砺心硬如泥的半百之人，与我一起遭遇阴沟翻船的，还有这些多么难得地把稍纵即逝的真诚当作唯一自卫武器的年轻人。
　　
　　我的年轻朋友们，你们如何理解这种无奈？最令人担忧的，是年轻人在无奈之中难免遗憾地四散落荒！
　　
　　……没有流泪，因为，儿时爱哭，被父亲打过很多次才知道真正的男子汉不能哭；长大了心里爱哭，被社会打了更多次才知道没有谁相信哪怕内心的泪。
　　
　　此刻，在火车上，我独自双颔紧咬，默默地咀嚼他们因为无处倾诉悲愤而无以言状的尴尬……
　　
　　读着他们用流血的心拓印在农村版上最后的文字，心里所有尘封的疮疤都逐个迸裂开了……。
　　
　　然而，既然多年前就早已自知“哀莫大于心死”，既然多年前已经说过“无论以何种手段把我整倒的人都将只得到感谢”，既然从来对各种派别争论退避三舍而且对所有加害者都行礼如仪，那么，我这半年伴随农村版垂死之际的无奈和沉默，也希望被同仁理解为正常；否则，我也只能感到深切的遗憾。
　　
　　无数失败让我已经习惯了失败。因此才不再有任何被情绪左右的延宕，才毫不犹豫地抓紧去做后半生我还能做的任何被文雅们所不屑的“明知其不可为而强以为之”的事。
　　
　　倏忽之间，有歌自冥冥中来：只有那篱笆墙，影子还那么长……
　　
　　二、给读者
　　
　　我并不是《中国改革/农村版》的“终结者”。
　　
　　为了不被读者误认该刊的总编就是跟从这种终结的屑小，我以拒绝在告别读者的农村版绝版中发表任何文字，来多少维护一些我这个文字匠的尊严。
　　
　　虽然我已经离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还是有很多农民朋友找到我现在任教的学校来质问我……；其实和你们一样，我也总在问：这份深受广大农民欢迎的刊物为什么一定要关闭……。
　　
　　所有给我的理由都牵强，都在内中附会着某种我无法学着去附会的话语……。只能在无奈中沉默，我至少不愿把谁也不清楚的解释再用我的笔墨生硬地填塞给读者们。
　　
　　看来我的年轻同仁们也如此。于是，你们在绝版这期看不到任何对于它被迫关闭的哪怕是牵强附会的解释。
　　
　　《中国改革/农村版》是原国务院体改办党组于中共中央十六大即将召开之际正式批准创办的；在三农问题被强调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以后成为表达农民心声的园地。原本以为，只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精神为农民办事就行；现在终于知道，确有一些连旧三民主义“节制资本”都忌讳、多年不深入工农大众的文人雅士，认为这个以“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为宗旨的刊物干扰了他们正在殚精竭虑地维护着的少数人的“大方向”。
　　
　　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是清楚的。两年多来，农村版汇聚了一批有志于乡村复兴的热血青年，但也有被个别以新闻权谋私者玷污的角落。而我作为牵头人之最大失误，恰恰在于我坚持必须根除知识分子历来党同伐异的劣根性；或者在于过分强调了“做人”的宽厚。实际上，我并不缺乏对于这种混迹其中的屑小之徒的辨别能力，也曾经或婉言相劝或正色相告；我所客观缺乏的或主观不愿的，是及时处置的气魄和果断。如今事已至此，我仍然相信个把得益于一时者今后还能有机会学会做人，或者被迫重新做人。
　　
　　诚然，所有这一切，应该是我近年来不再激进，转向“改良”的又一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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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祭”的后续文字
　　
　　温铁军
　　
　　
　　
　　我是12月23－24日在火车上写了“农村版祭”，回京后发给几个曾经一起工作过的年轻编辑。
　　这几天，不断有人问农村版被关闭的原委，甚至我的一些老领导也表示了关切。据说外电也有了报导；各种传闻不断。
　　很多人问我，到底是哪个主管部委要关闭农村版，具体下达了什么指示……。
　　还有的人，主动地把文中的批评自我对号入坐……。
　　当时写“农村版祭”的时候，实在只是出于读我那些年轻编辑们的文字时的伤感，出于我无法面对那些不断找来的满眼期待的农民们。我以为，自己拒绝给农村版最后一期写东西的期限已过；既然农村版已死，我还是需要向那些愤怒地质问我的读者们作个交代。
　　那时，我只是随心地写了，还没有打算发表，只发给了我的编辑们和一些朋友。现在既然被各种网站转贴，而且既然已经有了这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只好做发表的安排。但需要补写如下文字：
　　
　　其一，这件事情与上级部门没有任何关系，仅仅是我那些自以为应该坚持某种理念的朋友们强调所谓“三回归”的结果。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农村版的被关闭，没有任何上级部委或者领导的指示；只不过因为我的那些一向秉持“正确”理念的朋友们认为我过分地关注农民问题，以致于干扰了他们坚持的“主流”和所谓“改革大方向”。
　　因此，《中国改革/农村版》的悲剧意义就在于：它是被那些多年坚持“改革”话语权的朋友们出于“正确理念”关闭的。
　　这，才是真正值得学界和社会认真对待的……
　　此前，他们对我的问题很早就有看法，2003年夏天就曾经提出“三回归”：回归主流，回归改革，回归媒体！可惜，那时我愚钝到没有感觉的地步，竟浑然不觉我的问题在他们心里的严重程度。直到2004年夏天他们以此作为标准，在我仍然是中国改革杂志社法人代表的情况下由我的朋友们出面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对我的思想倾向和工作中的问题做了“缺席批判”，才使我幡然醒悟。
　　当然，在那次大会上只有极个别的响应者。
　　那会以后两天，我回来了，才知道编辑部的年轻人为了挽回关闭农村版的决定，曾经以我的名义给很多人发了求助函……。我开始也以为，不过是资金短缺嘛，便提出如何筹资的建议，去问了才知道，“有钱也不办了”的决定是不可能逆转的。
　　这期间，有个从来就正确的朋友来给年轻编辑们做了几小时的思想工作，情急之中的那句话大有道破天机之功：不能把我们的《中国改革》交给温铁军这样的左派……
　　后来，有人劝我打官司，被我谢绝了。尽管我知道这官司肯定会赢，但我确实不打算让这些比较认真地坚持某种可以讨论的理念的朋友输，更不愿意与人对立。
　　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在提醒我：上辈知识分子们在派性上“苦斗”的教训还不够吗！
　　后来，我也曾经问过中国体改研究会的领导，可他们对这种在同志之间内耗的事情到底是谁在决策、谁在操作，几乎完全不了解。
　　事已至此，是非功过只能后人评说了。
　　
　　其二，确实没有人迫使我离开中国改革杂志社。关闭农村版是在我离开以后。
　　2000年年底我接手中国改革杂志社的时候，明确表示只干两年。后来，我对杂志社的所有职工也是公开这样表达的。到2004年7月我付出了3年半的时间，实际上早就超过了我的承诺。
　　2004年春天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提出要我去该学院工作的意向。我觉得可以重新从事自己多年来习惯的农村问题研究，因此愿意办理调动，后于6月30日到人民大学报到。
　　可见，我是自愿离开中国改革杂志社的。
　　只不过，作为杂志主办方的中国体改研究会曾经召开常务理事会形成过正式决议，要求我在杂志社继续兼任总编，直到找到合适的接替者。后来出现的变化犹如翻云覆雨，我实在没有那些朋友们的多余时间和精力去搞清楚个中原委。
　　至于他们何时以何种手续决定关闭农村版，我至今仍然不很了解。只是，正式关闭已经是12月份。那当然是在我办理了调离手续之后。
　　最后劝一句罢，尽管明知“大隧之内，其乐也溢溢”。
　　本来正常的事情，大可不必被些什么零碎的考虑搞得不正常。这大概与那所谓理念无关。让外人耽心或者开始起疑的，反倒可能是被其他非理念的东西左右了，抑或被屑小们的阿谀搞晕了，枉了半生的清名，那才令人扼腕。
　　2005年1月9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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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辞 职 信
　　
　　
　　
　　亲爱的中国改革杂志社的同事们：
　　昨天是感恩节，我要首先表达我对杂志社同事们的感谢。
　　我仍然不能释怀孙志刚的死，或许是因为自己也漂泊吧。
　　 我一直想要自己活得不食人间烟火，所以我耻笑破户口破保险，我自诩天才，不食人间烟火，自恃高贵。
　　 我让自己的灵魂在我热爱的生活四周遍挨遍尝，针针见血。
　　 出走成为我的生活方式。
　　 2000年，在长沙，接手一本诞生的新杂志，其忙碌和兴奋的情形可以想见，我的年轻和梦想曾经那么近距离的呼吸过，我想我再也难以遇到如此的被信任，信任是一种有生命的感觉。
　　 2001年，到北京的第一站，是生活新周刊，一份我嗤之以鼻的周报，不料我竟和她一同走过了她的倒闭，我为她做最末的策划，和同事们一起流泪，一起感伤一起别离，送别的情形像极了刚毕业的大学时光。
　　 2002年，所有颠覆性的内容都是来到中国改革遇到的，农民，骗钱，协调，敲诈，算计，流言，残杀。
　　 不知所措，于是流泪。
　　 好在有春节，我可以回到父母身边。
　　知道自己的不卓越，是在丢了身份证之后，不能取钱，不能去机场，我于是知道，确切的知道自己是外地人。
　　 2003年，年末发奖金 ，我跟同事们不一样，我问为什么？他们的回答是“你是外地的，你没有档案。”
　　当不公正向我迎面扑来的时候，我自己切身感受到的时候，我意识到了伤害的力量，尤其是这样一个把国家昌衰和社会公正挂在嘴上的单位，尤其是这样一个口口声声要扛起公正公平的大旗的单位，就更显其荒诞和滑稽。
　　 我于是想到那么多离家在外的奔波者，他们该怎么办呢？
　　2004年11月，做最后一期农村版,于我来说是一种煎熬，往事历历在目。
　　创刊号座谈会,茅于轼骑自行车,冒着大雨过来。
　　在坐得满满的编前会,我流着泪离开。
　　和许志永，沈燕他们一起过生日,喝醉了酒哭着说我想爸爸妈妈,被许志永背着回家。
　　去刘相波租住的地方蹭饭吃，他们终日帮助弱势群体，自己的生活却那么清苦。
　　非典的时候，在办公室同事带的盒饭里搜刮饭菜,吃完了还不洗饭盒。
　　混李叔叔的黄瓜和泥花生吃(非典期间李叔叔吃的是黄瓜和泥花生)。
　　知道农村版要停办后，才知道它的珍贵，于是陈敏，何忠洲，高战，我们几个昼夜密谋，我和高战去找石小敏，去找体改研究会的领导，我们四处筹集资金，但农村版的停办成为必然。
　　我于是决定做最后一期农村版，完成它由始至终的过程。我庆幸我的这个决断，有始有终的做一件事情，经历它草创时的种种艰辛，也经历他的凋敝。
　　起初的想法是做成一本书，农村版的最后一期我要感谢史克毅老师的支持，我还要表达我的歉意，在公众场合我直呼他小二，过于顽劣。
　　因为想做成一本书，所以把2002年度和2003年度的三农人物收录起来，由原64个页码增加到80个页码，这被讥讽为想混稿费，我于是写了一份加印页码不设稿费和编辑费，加印成本由我私人承担，四封图片及内文图片由侯一民，胡敏免费提供的报告。但因为加印成本的分歧，报告没有通过。焦新望提出建议，加印的钱要先到帐再开印。
　　要离开杂志社早在8月份就说了，说得热热闹闹直叫人纳闷：“竟还不走。”
　　我要感谢中国改革杂志社的每一位同事，每一个单位都是我一段生命里程的家，每一个家都给了我活力与养份，我感谢你们，也请你们原谅我曾经的错处。
　　农村版核完红，我应该办离职的事了。
　　这一天是2004年11月26日，与去年一样，今天发年度福利费，与去年一样，杂志社的福利分2个等级，1200元一个等级，600元一个等级，我，何忠洲，王丹，楮岩属于600元的等级。
　　孙志刚死了之后,李叔叔严肃的跟我说“丫头，我们赶紧做一个孙志刚的专题”
　　李叔叔的文章是“孙志刚是替我而死”，我想孙志刚是替我们而死，因为任何个体生命的尊严都是不容践踏的。
　　与去年同样的感觉，这样一个口口声声要扛起公正公平的大旗的单位，这样一个整日关注改革的中国改革杂志社，其荒诞和滑稽，更甚以往。
　　我觉得受到了羞辱，办公室的解释是我的档案没有过来，我脱口而出“高战的档案也没有过来。”于是高战突然被调为600元。
　　我开始因为自己连累高战而内疚，我想我也许还连累到了何忠洲。
　　我那点可怜的自恃清高，在现实面前竟如此溃不成军。
　　纵有千般不忍，我还是应该捍卫尊严，法律是最磊落的途径，我想。
　　自我的这次尊严之争后，我期盼从今往后来中国改革的每一位工作者，都可以公正的，平等的，有尊严的工作。
　　
　　再次向中国改革杂志社的同事们表达我的谢意！
　　
　　辞职人：涂名
　　2004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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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候 ??
　　
　　文/涂名
　　　　
　　　　农村版最后一期,我曾经试图写一些回忆细节的文字,但涌向脑海的记忆全是那些有家无处归,有冤无处诉,一幕幕走廊上悲恸大哭的情形,我只好流泪,无法下笔.
　　　　正如三农问题是一个伪问题一样， 中国改革农村版办的虽然只是一份薄薄的刊物,但聚的却是人气。
　　　　与其说温铁军是一个巨大的磁场，到不如说是“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并未得到根本改观，贫穷无法回避的持续性和赤贫化加速，富有者的贪婪更加无耻的与权力结合，在新贵的权力寻租中，财富悬殊差距已经完全消解了社会和谐可能性”这样严酷的现实给了温铁军一个磁场。
　　　　尤记得2002年7月18日，农村版创刊座谈会，李普，李锐，戴煌，何家栋，杨继绳，茅于轼，卢跃刚等一批高度关注社会底层的专家学者冒着大雨赶到没有标识的难找的杂志社。
　　　　《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显示，“中国在2010年前会发生重大危机”。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丁元竹带领的课题组调查的98位专家中，有六成人认为“会有这种可能”。中国社会的风险被归结为十个方面：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问题、贫富差距、生态与资源问题、台湾问题、全球化问题、国内治理危机、信心和诚信问题、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
　　　　与其说仁人志士对农村版倾力相助，不如说是要通过农村版为社会底层民众为被甩在现代化进程之外的民众搭建一个表达公民诉求的渠道。他们是未忘忧国啊！
　　　　所以当小道消息传来农村版要关闭的时候，我不安起来，我和高战几乎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我们找到石小敏，他婉转的告诉我们是资金的问题，我和高战立下军令状，为继续办农村版承担一切经济风险。
　　　　但事情的发展迅雷不及，一个全社大会璇即召开。
　　　　大会二个中心议题：谴责温铁军，关掉农村版。对温铁军的谴责主要是温铁军利用刊物推销他自己的左的观点，打造自己的专家的形象，，将公器变成私器。而农村版则是温铁军的自留地。
　　　　我的心底是悲哀的，中国改革杂志社不知开过多少次会议，为什么那么多次会议上没有对温铁军的谴责，而只有唯唯诺诺，为什么那么多次会议上没有表达对农村版的不耻，而是扯高了嗓门激动的义愤填膺的甚至抹着眼泪的关注弱势。
　　　　在会场上，我和高战站起来，大声的表达我们要把农村版办下去，无论有多艰难，甚至在会上提出的三天之内找到一百万的资金，我们也无所危难，我们相信奇迹。
　　　　晚上，陈敏开始四处筹资，我和高战以温铁军的名义起草了一份求助信，信的封面用的一张温铁军伸着手掌的照片，我们开玩笑说是温铁军讨钱正在进行时。
　　　　第二天我去到国铁传媒投资公司，他们投资办一家新媒体，一个朋友推荐我去，打着被推荐的幌子，我却迫不及待的拿出农村版，希望他们能投资。结果自然是没有谈成，还被朋友责怪我欺骗他，坏了我一贯的诚实形象。
　　　　第二天，北师大过来10多位学生，复印求助信，填写几百个信封，从温铁军的名片库里找出基金会的涉农企业的名片，向外发信，发传真，发邮件，打电话。
　　　　第二天晚上，陈敏和高战去了何家栋的家里，何老给石小敏写了一封力保农村版的信。
　　　　第三天，我们接到了愿意出资办农村版的电话。
　　　　一切都让我们兴奋，甚至开始讨论怎么样革除农村版以前的不足，珍惜好这个平台。
　　　　没有人知道农村版的被关成为一种必然，而且不容质疑。象一场运动，一场中国人最擅长又最恐慌的运动。
　　　　一场思想肃反运动。
　　　　什么是思想者？以“合理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机会主义“为自己的行为作辩护是不是能称之为”思想“？如果我们的思想活动被降低成了为生存而辩护的行为，任何为个人生存的事情在思想上都变得可以理解，一个人思想的水平等同于他个人利益的水平，那么没有比这对思想是更野蛮的和更具威胁性的。
　　　　事实上我们正面临这种野蛮的威胁。
　　　　极少数掌握了“最近才开始被谈论的新的真理”的人们，是否有权利逾越一般人所遵循的界限，做某些通常道德上被禁止的事情？
　　　　农村版最后一期，我几乎向每一个在农村版工作的同事都约了稿，同时也把每年的三农十大人物梳理一遍，这样页码扩大到80个，多了16个页码，将会增加2500元左右的成本。
　　　　在做农村版最后一期之前，几乎没有一个人过问，一个将死的东西，人们惟恐避之不及，时任农村版的主编新望嘈笑我：你怎么象古时的烈女子，还从一而终。
　　　　他哪里明白也如旧时的糟粕之妻不可弃的道理，那一本牵记了那么多苦难和血泪的杂志，怎么能不守侯它的凋敝呢？人世确有许多幸福要去追寻，但也有许多要守侯的苦难。
　　　　等稿件二校完，出片之前，主编新望要求撤下2004年三农年度人物，理由是影响了他和经营部门搞的三农人物评选。又因为增加2500元左右的成本，要款先到再复印，理由是都要停刊了加印没有意义，是一种变相的国有资产流失。
　　　　后又听不止一个人说他在办公室对着丘建生大声吼斥：滚！
　　　　这让我气愤不已，如此市场经济，如此主流，如此回归，怕是会穷途末路。
　　　　剑桥大学学者爱玛•罗斯柴尔德宣称，今日的人们夸张了亚当•斯密自由放任、精于计算的一面，却忽略了这位心不在焉的苏格兰人温情脉脉的一面。
　　　　亚当•斯密不仅是商业社会的预言者，他同样是位杰出的社会批评家。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也同样认为，那些动辄搬出斯密的人，忘记了斯密是一位务实主义者，他对于社会不公的批判同样著名。看一看这样的句子：“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
　　　　亚当•斯密首先是一位关注“人的解放”的启蒙思想家，其次才是一位伟大的市场预言者。罗斯柴尔德说，在距离启蒙运动200年后，我们的世界可能将再次面临重要变革。我们必须更深刻地思考自由与平等、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在很大程度上，十九世纪俄国社会和今天的中国非常相似。被称之为“现代化”的改革进程到了一定的阶段，更深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特别是这个社会的道德和精神危机。出自不同学派的形形色色的改良方案被人们热烈地谈论着。
　　　　温铁军不仅对已经流行开来的一些似是而非的浅薄“幸福论”展开了批判，而且对正在上升为具有支配性力量的激进话语也提出了深刻质疑。
　　　　他站在远离当前那些热烈喧哗的中心方案的边缘，发出一种微弱的然而又是清晰的“别样的声音”。他的语调是节制和小心翼翼的。他像陀斯妥也夫斯基笔下的某些思想者一样，深知自身所应遵循的界限，在讨论这些重大问题时，伴随“一种莫名其妙的怕，一种具有本体意义的怕，一种甚至对自己也感到害怕的真心实意的怕，一种感觉到自己生存的根基正在崩溃的怕。”
　　　　2004年是盛世危言最多的一年，中国的爆炸式需求将改变世界，每年消耗地球一半的水泥、一半的铝、20%的石油以及30%煤碳的增量。“谁来养活中国”的命题变成了“谁来供应中国”。
　　　　由此窥见温铁军改良的用心。
　　　　是否可以为社会理想和共同的事业而采取任何手段？甚至可以流他人的血？
　　　　尤其是流无辜者的鲜血？有谁能证明流他人的血总有必要？那个今后的尚未到来的正义，是否只能通过眼下去增添活生生的非正义而得到？什么叫做日后证明是“值得的”？
　　　　由此理解温铁军改良的坚定。
　　　　我曾经与朱苏立的一名弟子通宵的争论，我质疑他的老师朱苏立，他质疑我的老师温铁军，他说任何对他的老师莫须有的指责他都会第一个挺身而出，我说那你也请相信我对我的老师的相信，任何对我的老师莫须有的指责我都会第一个挺身而出，这与你的老师我的老师是左派还是右派毫无关联。
　　　　尼采发现“在大地上找不出比善和恶重大的势力了。”道德对于人的心灵是一种无形的支配，它要求你在愤怒、恨和爱中的全部力量。在哲学的一切阶段上，道德始终被看作最高的价。
　　　　“当最堕落的人升到了最高品级，他所能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损害了相反的典型损害了最强健的人，即肯定生命的类型，生命的肯定者。当群羊闪射着最纯粹的道德光辉，这时杰出的人就不能不降为恶人一流。当虚伪损毁了一切，窃据了真理之名，这时真实的人就只能求之于坏名声者之中。”?
　　　　曾经有人抱怨因为温铁军，自己的经济收入受损，但也正因为温铁军，让他甘心的付出。
　　　　今天的中国缺少的不是知识，而是良心---- ，温铁军凝聚人心的正是他的良心。
　　　　我曾经不止一次被温铁军批评：满脑袋自由主义，尽写小资情调的文章。但这并不防碍我对他敬重，也不防碍我辨别的吸收，独立的思考。
　　　　做农村版最后一期，歉疚占据了我的心，那么多热切的关注，那么多殷殷的期待，可农村版做得远远不够。
　　　　做农村版最后一期，感激占据了我的心，李昌平，刘相波，邱建生，黄开堂，王平，高战等一批行动者用他们的心和灵魂在付出。
　　　　尽管农村版无以延续，但它毕竟诞生了，并顽强的存活了三年。内心尽管有无尽的疼痛无尽的不舍无尽的悲凉，但读过农村版最后一期的朋友可以知道，我们没有任何退却，有的只是更多的坚定，更多的坚韧，更多的要去共同承担。
　　　　没有了农村版这个平台，但那些拳拳赤子心，永远是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
　　　　用尼采的诗收束我的文章吧：
　　　　人呵，倾听！
　　　　倾听深邃午夜的声音：
　　　　“我睡了，我睡了——，
　　　　我从深邃的梦里苏醒：——
　　　　世界是深沉的，
　　　　比白天想象的深沉。
　　　　它的痛苦是深沉的——
　　　　而快乐比忧伤更深：
　　　　痛苦说：走开！
　　　　但一切快乐都要永恒——，
　　　　——要求深邃的，深邃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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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冰冷的心告别冰冷 李勇
　　
　　《中国改革·农村版》向我约稿是在2004年8月，我刚从内蒙古支农回到杂志社。一天夜里，我被邀请列席了编辑们的会议，可能因为我是杂志社备选的年度三农十大人物之一？那个时候，我正在被新乡师专“通缉”，加之我不通这个机关的内里，所以一言不发，只和计算机屏幕和内心交谈。
　　散伙后，涂名——我们私下里叫她“正局级社花”，如今在北京开了家文化公司——写下了如下文字，今天读了，想写点读后感——是我在农村版倒闭后写的第三篇纪念文章。
　　
　　我同意她把温铁军恭敬地称为“老师”，因为我听她说过温“一身名牌，不近女色”，还有点搞笑地模仿温总编辑背着包走路的样子，让人联想到佝偻病前期之类。这篇文章里，她还说“我曾经不止一次被温铁军批评：满脑袋自由主义，尽写小资情调的文章。但这并不防碍我对他敬重，也不防碍我辨别的吸收，独立的思考。”这让我想起我的导师李申博士，他一心让我继承儒教研究的学统（这是他从任继愚那里继承来的），听他上课，你可以辨别一根针掉在地上和“黄宗羲”、“王夫之”字音之间的细微差别。
　　
　　
　　我也欣赏她把亚当·斯密抬出来论证，并引用道：“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
　　
　　我反对尼采，因为他看不起“破铜烂铁”（特指大众），而作者却正面引用了尼采！我不知道社花同志究竟是真心喜欢尼采、想学做超人，还是没有读懂该名死去100多年的疯子？
　　
　　记得在河北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我与中国改革杂志社记者部副主任高战同屋“卧谈”。他给我详细地讲了国家发改委和体改研究会是怎么对待“保温派”的。微妙的内里颇有不可言传之处。
　　
　　农村版这个平台是没了，但是，我欣喜得看到，在上海这个小资之都、冒险家的乐园，王晓明教授的文化研究网和我已经正式接手的平民文化教育网（www.sunli305.com.cn）已经站立在三农研究的地平线上。
　　
　　倒下一个，起来一片。这，难道不是农村版应该消失在告别声中的理由么？
　　
　　寓居上海的斗室，今冬很冷。可北京打来电话，让我春节到湖北支农基地三岔村（我在村小讲过四节公开课呢）去过，很有纪念意义。在准备起行的当儿，涌向脑海的记忆不全是怀念，也不全是支农志愿者受挫后冰冷的心理体验（如我在新乡所经受的），起码有相当一部分是期冀。
　　
　　是的，2005年春节，我又要和支农队朋友们一起在神农架山区农村里放飞理想了。山里的这帮“外来流动人口”总是这么认为：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当然要为农民做事！而山里的“常住固定人口”从来不歧视我们！大自然向人类讨要的是什么？是归顺的心和举动。当我们向着大自然友好的前去，我们心里将脱去恐惧和冰冷。

holywood

?没有眼泪的世界
　　黄开堂
　　
　　 2004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奇怪，竟然下起往年少见的大雪。这一段时间，我难以入眠。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理读者来信。我把两年来收到的近万份投诉材料，几万封来信,重新打开、阅读、分类，它们被摊放在桌上、床上和地上，我被信里的那些人、那些事围绕着，这是我与那些来信来访的农民朋友的又一次相逢，此情此景就像是再次走进了一个没有眼泪的世界，再次经历了一场思想的炼狱，在这里充满了痛苦、无奈，抗争与正义，但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思考。
　　 两年多前，我来到北京，那时候《中国改革农村版》刚创刊，没有想到一份农村类杂志，竟能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很多农民根本没有钱坐车，于是他们就走三、四个小时的路程，从北京南站一直走到海淀区交大东路26号杂志社，来找我们。有的时候星期天没有人，他们就在那里一直等，晚上就睡在大街上。
　　 每天一大早，我的办公室里，就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朋友。有的还邮寄来了大包小包的案卷信件， 他们中有寻求新闻监督的，有请求法律咨询的，有向《农村版》投稿的，也有千里迢迢来北京购买农村版杂志的。但更多的是反映问题，他们向我诉说他们的冤屈，希望得到帮助。我知道一个媒体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来杂志社的农民还是一天天多起来，刚开始每天五六人，到现在每天达二三十人了，最多的一天达七八十人，不仅如此，节假日也会有人来杂志社。每天早上六点多我的电话都响了，甚至晚上三点也有农民打电话来。农民一般不会说普通话，电话那端浓浓的地方口音，有时候搞清楚一件事情，都要花大半天时间。
　　 在来信来访的群众中，不仅有乡村干部、工人、教师、学生，更多的是农民。沈阳市某区的一位人大副主任打来的电话，使我记忆犹新。他向我反映一件小事：沈阳市人大某领导的批示，区里组成五人调查小组，他是五人调查小组的成员，去下面调查一桩法院判决的案件。在调查过程中，法院方面的舞弊事实大致掌握清楚了，但在回来做汇报材料时，意见就不同了，他四人没有办法，看记者是否能来监督一下。听了他诉说后，我的心都凉了，没想到人大竟然也要求助媒体。我要他留下电话和姓名，想和他单独谈谈，犹豫了大半天，他最后还是拒绝了。
　　 第一年，杂志社安排我负责处理来信来访，接待农民朋友。他们中的投诉材料有的很复杂，有时处理一封信件就需要好几天。第二年，我参与了杂志的编辑记者工作，时间就更忙了，好在北京市的许多高校的学生志愿者帮助。
　　 来反映问题的案件，绝大多数是农民负担、基层民主、征用土地、房屋折迁、依法行政、司法公正等等。
　　 遇到了一些人，一些事，当我了解到事实真相时，我就再难轻易地把他们放下。有下跪反映农民负担的安徽砀山县老支书徐茂联；有河南农民王幸福反映多年来不进行民主选举、干部非法行政的问题，有多达253人的辽宁农民代表反映土地征用不给补偿和房屋折迁问题，更难以置信的是四川农民反映死人签字领取救灾款问题。
　　2002年末，我接待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案子。
　　 那是一对英雄小姐妹的故事。素有“英雄姐妹”之称的冉金菊、冉金玉，在来访的材料中写到：“我的弟弟冉某某1996年在浙江杭州打工期间，被当地派出所干警当成盗窃贼抓捕，活活打死，至今未见尸体未见骨灰”。在杭州走投无路时，她们姐妹俩来到北京，第一站算是杂志社了，听了他们控诉，我们又能做点什么呢？我们的力量太眇小。好在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政法大学夏家骏教授的过问下，事情才有所转机。杭州方面表示：考虑到冉金菊、冉金玉的家庭困难，一次性补偿18万元，保证以后不在控告。
　　 与之相比，重庆市开县的张正银的案子则是非常悲惨的。
　　 他在初中读书的小儿子被人打死，公安部门不予立案侦察。正在张寻找证据时，忽然当地一个有正义感的证人站出来了，他证实了那天亲眼看见的一切，但是当地公安机关还是不予立案，说他有神经病。于是他千里迢迢跑到北京，挨个衙门的找，但是，没有一个地方管他的事情。都是在推诿、都是在敷衍了事。后来他万般无奈，听一个站岗的士兵说这里有个为农民说话的杂志社。于是就跑来了。我看到的他，已经和精神病差不多了。他每天睡在大街上。
　　 一天，一个人扑通一声跪在了我的面前，这就是来自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的50多岁的覃长秀。那天是在《中国改革农村版》创刊不久的2002年夏天，后来有一年多不见她控告其儿子于涛被杀害案件的任何音讯，我总认为她的事情解决了。2004年2月，我在贵州省威宁县采访期间，忽然接到一个曾经向我投诉过问题的东北老大姐关春荣打来的电话。她在电话中说覃长秀被当地公安局劳动教养了，头发竟然也被拔下了许多，羁押在湖南株洲市某劳动教养。在湖南株洲，劳教所的干部让我和覃长秀会了个面，是隔着玻璃进行的。在我的眼睛里，我认识不了覃长秀，她和两年前相比苍老了10岁，脸上略有点浮肿。见到我，覃长秀放声大哭：“她太冤枉了，儿子死于非命，控告不成，反被以‘扰乱社会秩序’教养两年，天下怎么有这种道理呢？”一个管教干部曾对我轻轻的说，我们知道覃长秀有冤情，没有办法，我们所里这种情况很多。
　　 没有什么办法，我只能流泪。在他们当中，我所知道的因为上访坐牢的农民不少于百人。拘留的人就更多了。在我接触的上访群体中，有的是上访十几年的，有的是三十多年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想回去，但他们回不了。担心回去怕打击报复，这样，他们只好停滞在北京，到处拣点烂苹果、菜叶子、发霉的斗皮，用水泡着吃掉。在失望与希望的交替中度过一年又一年。北京天冷的时候我到过南站的上访村，场面无疑是惊人的。很多人就睡在草丛里，路边，没有任何遮盖，不小心就会被踩到。甚至有的人为了抗拒寒冷，竟然把自己埋在土里，只露个头在外面。刹那间，我感觉这些人和垃圾已经没有分别。但是那是一些活生生的人啊！
　　 如果遇到典型的案件，我一般还要下去调查采访。在我调查采访的数十起案件中，有近六层的案件被不同程度的改判了。河北省一位警察曾经对我说，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如果局长的亲戚犯法了，我们怎样去侦察呢？那还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在我接待的当事人中，在广东省深圳市沙井镇某电子公司打工的四川籍青年刘芄，可以算是一位特殊的“客人”。1999年，一次工伤事故后，刘芄找到他所在的日资公司报销医疗费，最后却被这家公司的保安打成残疾，丧失了说话能力，成了一个哑巴。在深圳，他跑遍了深圳市公安局和劳动保障部门，得不到任何处理。为了讨说法，他耗尽了多年来打工的所有积蓄，亲友的20000多元也赔了进去。万般无奈，他骑着车子，打着冤字大旗，从深圳到了北京，实在骑不动了就歇两天，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刘芄总共花了40多天才到达北京。
　　 我见到了刘芄的时候，当时他随身携带的家当就是一辆破自行车和一个帆布袋，袋子里装了几身换洗的旧衣服，最值钱的东西算是一个装满申诉材料的大文件夹。由于刘芄无法说话，我和他的交谈是通过笔和纸完成的。
　　 没想到，一个大学生竟然被折磨成了这个样子。
　　 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我在杂志社接待了来自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市的老太太刘尚云。她身材矮小，一口浓浓的地方口音。她说:“当地法院将她以‘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罪’判了一年刑。“我的判决书没有下来, ‘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罪’是怎样判定的呢? 刘尚云感到莫名其妙，至今不能明白”。为了讨一个说法，从1995年开始,她不知跑了海拉尔市、呼伦贝尔盟、内蒙古自治区有关部门多少次,自己都记不清楚了。
　　 看着正要起身离去的刘尚云，我问：“你现在到哪里去?” 泪，突然从刘尚云的眼里涌了出来。“不知道，我……我出去找找”。我把她送到杂志社的大门口，这时天快要黑了。“黄记者，你让我在走廊上休息一个晚上好吗？外面在下大雪，我走不动了。”在刘尚云的哽咽中，我眼睛模糊了，我拿出50元钱让她去住宿，她显得很窘迫，她说：“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我只是想把心里的冤情说出来。” 看着她孤独无助的背影渐渐消失，我不知道她还能坚持多久，我担心她的现在，更担心她的将来。还有那么大一群如同刘尚云一样的人，他们能走多远？
　　 编辑出版这期稿件时,我将告别那些泪水涟涟的面孔,也将告别每天萦绕在脑子里的那些是非判断，一个决心终生为维护权利奋斗的人自己也没有了机会。
　　 不知道那些找不到哭诉地点的老乡们可有新的人来帮忙，不知道冬天里没有地方住的人们可否有个避寒的楼道，也不知道两天没有饭吃的长途跋涉的冤狱者可否有人给他们一碗面条？

honglake

看了，痛心，正如前不久武汉新闻周报停刊一样

holywood

我全部仔细看了，只能一声叹息……

JacquesHUANG

哎呀
内部斗争比较激烈，外面看得总是一部分：）

这问题我了解的多一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