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垃圾处理厂由四座变为三座 以烧为主要办法

承诺-跳蚤

第二座垃圾焚烧场闪电开工
　　北京破解垃圾处理难题：以烧为主
　　鲁家山垃圾场并非北京市“十一五”规划中确定要建的四座垃圾场之一，北京市原来规划的四座垃圾处理中心可能会瘦身为三座，到2015年三座垃圾分类处理焚烧中心将解决北京市40%的生活垃圾   
　　北京第二座垃圾焚烧场将在两年后开始运行。
　   垃圾焚烧处理厂由于选址困难，及周边群众对垃圾焚烧不理解，目前只有高安屯垃圾焚烧场建成投入使用。
　　但是垃圾围城的现实迫使北京市不得不做出选择，“北京要再不建焚烧场，垃圾真的处理不了了。”
　　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北京的样板间？
　　在此前针对垃圾焚烧处理的争议声中，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是北京唯一一座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大型生活垃圾焚烧厂，目前已运行两年，它的运营现状也成为北京使用焚烧作为垃圾处理方式的样本。
　　走近这家垃圾焚烧发电厂，想象中的扑鼻臭气、冒着黑烟的烟囱并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干净宽敞的马路、郁郁葱葱的树木、湛清碧绿的草坪、清澈的鱼塘、假山石围成的小型瀑布景观，还有池塘内一群戏水的野鸭。组织宣教科的科员杨漾告诉记者：“这可是‘纯’野鸭，自己飞来的，一只就招来一群。”两座圆拱形的灰白色建筑便是垃圾焚烧厂，绘有红色火焰图案的烟囱内并未冒出明显的烟气。
　　焚烧厂平日实行封闭式管理，在厂区入口处，工作人员刷卡才可进入大门。记者在杨漾的引导下，得到厂区管理部门的批准才得以“放行”。焚烧厂建设投资近9亿元。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总经理助理王勇告诉记者，焚烧厂与北京市政府签有协议，每日向焚烧厂额定配送垃圾450车左右，日处理垃圾1600吨。
　　在厂内的中控室，记者看到10块屏幕分别监测着卸料平台、垃圾坑、料斗、炉内燃烧等操作环节。中控室的张值长说，通过监测，可以看到目前炉内的实时燃烧温度为883℃，“我们通常将温度控制在900℃左右，因为只要温度达到850℃以上，就没有二恶英的排放。此外我们还通过活性炭的吸附作用，来吸附二恶英和重金属。”
　　在厂区门口，树有一块LED电子显示屏，用以对外公示包括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氯化氢、一氧化碳、氟化氢、粉尘、黑度在内的7项污染物排放数据，排放数据已和北京市环保局联网，进行实时监测，24小时不断更新。对于二恶英的排放监测，由于国际上还没有实时监测的技术，目前主要由北京市环保局委托中科院二恶英实验室进行检测。北京市环保局在厂内安装有二恶英在线取样仪，对二恶英排放情况进行在线取样，通常一个月化验一次，三个月实地检测一次。
　　目前焚烧厂的收入有两部分，一是政府补贴的每吨150元的垃圾处理费；二是回收发电，政府回收一度电的价格为0.595元。目前焚烧厂年处理生活垃圾53.3万吨，年上网电量1亿多度。在不考虑日常运营成本的情况下，粗略计算焚烧厂每年可收入1.39亿元，每年运营成本则占去一半，投资回收期至少需13年时间。
　　三座垃圾焚烧厂将成北京垃圾处理主力军
　　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曾因支持垃圾焚烧而被居民冠以绰号“王焚烧”。但王维平却说，他既不是“主烧派”也不是“反烧派”，他认为对待垃圾焚烧应公正客观。在他看来垃圾焚烧技术已历经百年，技术在不断完善和提高，迄今已经成为垃圾处理的主流技术之一。
　　“垃圾焚烧作为一门技术，没有问题。但客观上垃圾焚烧目前同样存在着环境污染的风险。”王维平说，因为迄今为止，我国垃圾焚烧厂的选址标准、工程标准、工艺设备标准、操作运行标准均未制定，唯一落实的只有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王维平说：“从管理角度看，多数的标准还未制定，缺乏监管机制，环境污染的风险就存在。现在的垃圾焚烧厂多是企业运作，而企业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有可能为省钱该装的设备不装，该用的耗材不用，而我们的监管机制又没有形成，就带来了最大的风险。”
　　王维平认为，为降低垃圾焚烧可能带来的二次污染风险，应呼吁国家建设部、环保部等相关部门尽快出台有关标准，建立执法监督的机制。
　　垃圾焚烧的第二个风险，来自焚烧炉的起炉、停炉过程。王维平说，焚烧炉的启炉停炉通常各需要5、6个小时，而全世界任何一种焚烧技术设备在启炉停炉的过程中都达不到烟气排放的标准。所以现在要求焚烧厂一但启炉就不能停，至少持续燃烧半年时间，避免在启炉、停炉过程中造成污染。据王勇透露，目前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就是每6个月停炉一次，用来检修设备，维持设备的正常运行。
　　北京市现日产垃圾1.7万吨，三座垃圾焚烧厂加起来日处理垃圾8000吨，在2015年基本能实现北京市规划目标。
　　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才是垃圾处理的上策
　　在王维平看来，北京市垃圾处理的上策在于重心前移，即把关注重点放在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中。“与其忍受巨额投资，大规模建设垃圾处理厂，长期背负沉重的运营负担，就不如少产生垃圾。这是垃圾对策的第一要务。”他说在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已明确规定垃圾对策的第一要务是减量化。
　　如何减少垃圾？王维平说：“比如限制包装、净菜进城、旧货交易、废品回收、垃圾分类。”据他考察，在日本和欧洲，通过这些做法都达到了垃圾年产量0或负增长。在日本东京，1989年垃圾产量曾达到高峰，通过垃圾减量，到2009年，东京垃圾产量已减少了44%。
　　“但在我们国家，一直没这么做。究其原因，是因为部门分割。比如旧货交易归发改委管，限制包装归商务局管，各项工作都不是一个部门管理。以前，垃圾减量化工作作为法律规定的垃圾对策的第一要务实际上没人抓，所以垃圾的产生量与日俱增。”王维平说。
　　垃圾的资源化则是指将垃圾当作可以回收物，在经济容忍的情况下，合理、合算的情况下，将垃圾回收作为再制造的工业原料。“不仅可以减少末端的运输、处理费用，从而减少环境污染的风险，同时可以再生资源，把大量自然资源留给后代使用。”王维平说。
　　垃圾减量化、资源化，王维平喊了15年。直到去年4月28日，北京市委市政府颁布了“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才正式将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确立为工作重点。截止今年10月，北京内城区持续六个月同比垃圾产量负增长。
　　王维平介绍，在这样的工作思路下，未来北京60%的垃圾将采用综合处理的方式。一是通过机械分选，尽可能把可回收物挑出，作为再制造的工业原料。二是通过堆肥、生物处理等技术，将不稳定的有机物变成稳定的有机物。此外还将通过垃将圾衍生燃料技术(RDF)把垃圾做成燃料棒。他认为，尽管现在一些新技术缺乏大规模处理的样本，但各种技术的努力应该支持。鼓励新技术组合在一起，尽可能寻找更好的垃圾处理方式。
　　
　　填埋之患
　　作为一位水环境专家，当年探究地下水污染源头让赵章元一路追踪到了垃圾填埋场。2001年，赵章元带领中国地球物理学会诸多老专家考察了北京当时最先进的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并做了一次地下渗漏污染检测。赵章元形容，他们为垃圾场的地下做了一次“CT”，多台精密仪器记录下的数据最终相互得到了印证。不出赵章元所料，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出现渗漏并污染了地下水。
　　不久以后，赵章元看到了一份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对于全国300多个垃圾填埋场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全国的垃圾填埋场普遍发生渗漏”。赵章元再也坐不住了，他觉得应该对当地民众的健康负责，就向媒体和盘托出北京市垃圾填埋场污染地下水的严重情况，第一次郑重地“对垃圾填埋法提出质疑”。
　　这样的言论顿时把赵章元推向风口浪尖，主管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说赵章元等人“非法检测”，并有主管领导对媒体表态：“垃圾填埋场没有发生渗漏污染地下水，过去没有渗漏，现在也没有渗漏，以后也永远不会渗漏。”这样“不尊重事实”的做法让赵章元很气愤，从此这位水环境专家就和垃圾问题较上了劲。
　　赵章元又带着记者去阿苏卫周边的村庄一探究竟。在距离垃圾填埋场0.5公里至1.5公里的阿苏卫、二德庄和牛坊圈三个村子都出现了高发病，有村医对赵章元说，自从有了填埋场，高血压病、心血管疾病和呼吸道疾病的人数明显增加，喝了地下水的牲畜有的死胎有的猝死。不只是阿苏卫一直被赵章元关切，事后他还进一步追踪了解到，南部、东部和西部垃圾污染危害现象更加严峻。他开始了大声呼吁：“垃圾填埋法必须尽快淘汰！”
　　看到垃圾填埋场治污防渗措施迟迟推动不起来，赵章元又将疫病与填埋场污染问题做了综合分析，还向有关部门递交了关于北京地下水污染风险的书面报告，通过媒体多次呼吁，一度得到国务院主管领导的高度重视。
　　后来，北京垃圾填埋场地下渗漏污染地下水问题得到了市环保部门的验证，认识开始转变了。随着填埋弊病和污染纠纷的日益增多，垃圾填埋法逐渐走向被人们淘汰的阶段。赵章元等到了中国固废处理史上的这一转折。
新的方向：可以替代焚烧的方法
　　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高级工程师乐家林走进“反烧派”阵营也源自六里屯事件。乐家林是在某社区论坛上偶然看到的六里屯反建垃圾焚烧厂的帖子，六里屯的情况他再熟悉不过了，1998年，他本人就曾经起草过有关六里屯垃圾焚烧厂的可行性报告，当时六里屯周边还没有居民，对于二恶英也没有充分的认识。
　　看到六里屯居民朴素的还带有情绪化的帖文，研究燃烧专业的乐家林觉得有道理，但他知道以这种方式与相关部门沟通是难起作用的。于是，他留下了电话，从此成为六里屯居民的“智囊”，从政策和技术层面为他们出谋划策。
　　2005年前后，乐家林曾多次到欧洲考察，他接触到一种成熟的“厌氧发酵”处理垃圾的办法。这种方法相当于让多种厌氧菌“分工合作”，把垃圾分解成为甲烷气体和一些可以作为肥水的液体。乐家林做过比较：建一座厌氧发酵厂与建一座垃圾焚烧厂相比，占地面积相当，前者的建设成本是后者的1/2，建设周期是2/3，运行成本只有1/4。
　　在乐家林看来，厌氧发酵正是这样一种可以替代焚烧的好办法，他向《小康》介绍说，辽宁营口就想把这种垃圾处理厂引进到他们的城市中，目前，“前期的设计规划进展都很顺利。”乐家林说，垃圾处理问题的症结之处不在于技术层面，而在于我们的思路和意识。
　　然而“主烧派”并不看好乐家林等人的尝试，他们认为“厌氧发酵”、“热解气化”这样的方法在国内少有成功的范例，更没有形成规模化，“工程建设特别是公共工程必须使用成熟技术”。他们还指出，全国有30多个以“垃圾资源化”为幌子的新技术项目，名为“高科技”，实则把大部分垃圾仍送去填埋。
　　赵章元对待这些新方法的态度则宽容许多，他的信息袋里已经收集了十几种有关垃圾资源化处理的技术方法，他在综合比较各种方法的优劣利弊，并等待时机成熟时递交给政府部门。赵章元说：“在否定了垃圾填埋法和指出焚烧法弊病后不能不替政府认真考虑垃圾的科学出路：垃圾分类回收和资源化的落实。”
　　在赵章元的设想中，“循环经济”的思路乃是解决垃圾围城的唯一正确办法，在国内外的实践中，也已有很多成功范例。他详细调查了垃圾资源化处理过程的各个环节后坚定地认为，“垃圾分类回收和资源化处理并非技术问题，而主要是管理问题，是作为和不作为问题。没有管理部门的主导作用垃圾分类必定会夭折。”“把不同类的垃圾被送往不同的工厂物尽其用，还有什么东西需要拿来焚烧呢？”
　　在否定了垃圾填埋法和指出焚烧法弊病后不能不替政府认真考虑垃圾的科学出路：垃圾分类回收和资源化的落实。

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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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月-无声

昨天才参加了环保交流会，里面有人说他去德国考察垃圾处理场回来，觉得垃圾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虽然中国的垃圾处理技术不是很成熟，但是大体技术是比较成熟的），而是管理问题。
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们从垃圾制造方面着手去解决垃圾问题更符合中国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