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的寄情与文明的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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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与梭罗《湖》 的比较论及中西文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表现  
      
                            张长虹

    再读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以下简称《康桥》），眼前不禁浮现出19世纪美国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文集中那深邃而清澈的《湖》。细细品味之余，笔者发现这两篇格调优美的散文具有相当的比较价值。
    从内容上看，两篇散文都体现了一个永恒的文学母题——圣赞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对于自然，徐志摩在《康桥》中发表了这样的见解：“人是自然的产儿，就比枝头的花与鸟是自然的产儿；但我们不幸是文明人，入世深似一天，离自然远似一天。离开了泥土的花草，离开了水的鱼，能快活吗？能生存吗？从大自然，我们取得我们的生命；从大自然，我们应分取得我们继续的资养。”此外，他还在文章的结尾讲述了自己的心灵三次为晚景的温存而深深震撼的神异感受，栩栩地展现了人与自然之间无以诠释的情感纽结。至于梭罗，他在《湖》文一开始就写到：“水果的美味和它那本质的部分，在装上了车子运往市场去的时候，跟它的鲜丽一起给磨损了，它变成了仅仅是食品，只要永恒的正义还在统治宇宙，没有一只纯真的越橘能够从城外的山上运到城里来的。”他执著地相信自然是不可征服的，人类即便得到自然的形，也得不到自然的质。人只有与大自然和谐共处，才能尽享人生。“我先把船划到湖心，而后背靠在座位上，在一个夏天的上午，似梦非梦地醒着，直到船撞在沙滩上，惊动了我，我就欠起身来，看看命运已把我推送到哪一个岸边来了；那种日子里，懒惰是最诱惑人的事业，它的产量也是最丰富的。”好一派恬淡、舒适的人间景致。
   尽管二文的内容有着相似之处，但是两位作家借以表现的主题却大相径庭。在徐志摩眼中，如诗如画的康桥是医治他心灵枯窘的良药，不仅可以拂去沾滞的俗念、卸下情感的重负，而且还能消解身在异邦的隐忧。此时此景，徐志摩“也不想别的，我只要那晚钟撼动的黄昏，没遮拦的田野，独自斜倚在软草里，看第一个大星在天边出现”。徐志摩在山水的寄情中，逃避了个人的痛苦，宣泄着自我的感伤。梭罗独居湖畔两年却不是为了当隐士，恰恰相反，他之所以写《湖》是为了更好地探索改造社会的途径，以批判现代工业文明对大自然——人类美好家园的任意摧残来肩负起个人对社会应承担的责任。                           
   “有时我也到附近一个泉水里去汲水。过了一个星期，水还像汲出来的当天一样好，并且没有抽水机的味道”，“可是，自从我离开这湖岸之后，砍伐木材的人竟大砍大伐起来了”，“他只想到金钱的价值，他的存在就诅咒了全部的湖岸，他竭尽了湖边的土地，大致还要竭泽而渔呢”，“在一个高度的文明底下，人的心和人的脑子变成了粪便似的肥料。”瓦尔登湖像潜藏了上亿年的宝石，没被污染，不能有市场价格，然而她却将为现代人无情地抛弃。这便是梭罗的愤怒，也是他关怀人生的忧患所在。
    在通读这两篇散文的过程中，笔者时时遭受作家内心情感风暴的强烈袭击，若再悉心分辨，两位文学名家各自的语言风格便隐约可见了。《康桥》的语言绮丽、清逸。“看一回凝静的桥影，数一数螺细的波纹；我倚暖了石阑的青苔。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沉浸在康桥世界里的徐志摩采用通感，进一步加强此景给人的印象效果。“难忘七月的黄昏，远树凝寂，像墨泼的山形，衬出轻柔瞑色，密稠稠，七分鹅黄，三分桔绿，那妙意只可去秋梦边缘捕捉。”贴切、形象的言语一下子就把读者带进康桥四月最渐缓、最艳丽的黄昏。走在有性灵的康桥上，徐志摩有生以来第一次辨认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获得了自信。其后，文章的语言更显超迈脱俗。“再往前走去，走尽这林子，当前是平坦的原野，望见了村舍、初青的麦田，更远三两个馒形的小山掩住了一条通道。天边是雾茫茫的，尖尖的黑影是近村的教寺，听，那晓钟和缓的清音。”绵绵情意浸润下的文字化开了康桥洗尽尘埃的清澈意境，徐徐地流淌出一股由视图而生发的音乐神韵。与徐志摩对康桥的短暂拜访不同，七百多天的朝夕相处，使得梭罗把全部情感都投射到康科德冠冕上的第一滴水明珠——瓦尔登湖上。在《湖》文中，他不仅大量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让原本清新的语言富有形象性，具有可触感，而且引用了神话故事为全文增添些许神秘的色彩。含蓄、细致的梭罗小心翼翼地赋予颇具远古风韵的瓦尔登湖以鲜明的人格特征，“用这样涨落的方式，湖保持了它的拥有湖岸的权利，湖岸这样被刮去了胡须，树木不能凭着所有权来占领它。湖的舌头舔着，使胡子生长不出来。它时时要舔舔它的面颊”。另外，梭罗还以新颖、轻巧的构思，生动、活泼的语言描摹了清幽的瓦尔登湖，“一个湖是风景中最美、最有表情的姿容。它是大地的眼睛，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他自己的天性的深浅。湖所产生的湖边的树木是睫毛一样的镶边，而四周森林蓊郁的群山和山崖是它的浓密突出的眉毛”。梭罗眼里的瓦尔登湖是森林中一面十全十美的明镜，四面用石子镶边，乃稀世珍宝。如此葱茏的诗意显然最有效地起到了引发读者对工业文明摧残自然的自觉意识与强烈愤慨的效用。
    梭罗与徐志摩在各自的散文中倾注了对自然的无限深情，笔者认为他们的情感都来源于内心深处的孤独意识。写《康桥》时，徐志摩正处于人生最觉苦痛的时期。1921年，为了要从罗素，徐志摩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博士衔的诱惑，从美国赶往英国，谁知，罗素却被康桥除名，他也就无法实现自己的心愿。同时，徐志摩正经历一场深刻的感情危机。双重的痛苦使他写了这么几句话：“‘单独’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我有时侯想它是任何发现的第一个条件。……你要发现一个地方（地方一样有灵性），你也得有单独玩的机会。”在学业与情感的两面夹击中，徐志摩只得在无言的山水里寄托自己无尽的怊怅。
    同徐志摩相比，梭罗的孤独意识更为强烈与自觉。1845年7月4日，梭罗住进了自己盖起来的、在瓦尔登湖边上的木屋，并独立生活了两年多。其间，他不停地倾听着、感受着、沉思着、梦想着。“有时，对人类社会及其言谈扯淡、对所有村中的友人们又都厌倦了，我便向西而漫游，越过了惯常起居的那些地方，跑到这乡镇的更无人迹的区域”，“我常是这样的，当找不到人谈话了，就用桨敲打我的船舷，寻求回声，使周围的森林被激起了一圈圈扩展的声浪，像动物园中那管理群兽的人激动了兽群那样，每一个山林和青翠的峡谷最后都发出了咆哮之声。”然而，梭罗在自找的寂寞中并没有发泄个人的失意，而是认真地思忖当时正发生微妙变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1830年8月24日，一辆美国自制蒸汽车首行成功，自此，能最有效地完成运输任务的铁路日日逼近天然的山林以适应工业化生产的发展。与得意、勇敢、只顾现实利益的美国大众不同，梭罗表现出卓绝的超前见识，他通过描绘风光绝秀的瓦尔登湖，坚决地抨击了残害自然美的工业文明。
    比较分析了《康桥》与《湖》在主题、语言以及作者创作心理状态的异同之后，笔者欲将二文分别放进中西文学史，以考察它们在同一类主题作品中的地位，并进一步探讨中西文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态度及其原因。
    翻开中国文学史，最早反映人与自然关系主题的作品当属先秦诸子散文。当时主要有三种学说：以孟、庄为代表的“天人合一”，荀子主张的“天人之分”，以及《易》、《中庸》提倡的“与天地参”。“天人合一”说强调人要回归自然，其重心在于对人类的批判与警戒，突出自然的中心地位；“天人之分”说则重视改造、利用自然，以人的发展为主；至于“与天地参”之说，却是在看到人与自然对立统一关系的基础上，主张人类要积极进取，在不息的生命洪流中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尽管远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并不足以对自然造成强大的破坏力，然而，人们却从天地人中领悟到了生命哲学的真义。可以说，这三种学说揽括了有史以来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所有观点。此后，魏晋南北朝三四百年的社会动荡逐渐使人们将心灵寄情于自然风光。具体地说，也就是从那时起，虽然社会生产力仍在缓慢发展，但是，面对战争纷起、生死难卜的苦难现实，人们理所当然地摒弃了后两种学说，并将孟、庄的“天人合一”的宏大境界缩小至人对山水的依恋。另外，在封建社会里，男尊女卑的陋习加剧了苦于无处排解政治生活的失意、人生种种困惑的文人们对田园景致的痴迷。直到“五四”之后，乃至建国时期，中国作家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仍停留在山水寄情、逃避现实或至多表达对现实的不满的层面。十年动乱之际，中国众多苍郁之山顷刻间变为不毛之地。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工业文明的大势进举，中国人才逐渐重视相伴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于是，在此背景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然而，在现代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中，文学作品对此类主题的反映也自然而然地框限于“与天地参”一说，即便是措辞严厉的若干篇章也难免沾有苦口婆心、以发展为目的的说教的痕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康桥》是属于中国文学史长期以来有关人与自然主题的占绝大多数的一类作品。“五四”之前，此类作品均表现为诗歌形式，到了现代文坛，不少与自然有关的作品皆以散文为文体，同时，这些文章在主题上与《康桥》又有本质的差异。如鲁迅的《秋夜》重在象征，以批判黑暗的社会现实为意旨，而不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郑振铎的《海燕》、俞平伯的《陶然亭的雪》等虽借自然曲折地表达了各自复杂的思想感情，但它们都没有触到尊敬自然、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
    在西方文学史上，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可以工业革命为界，大致分为两部分：神话故事及对人类文明的批判。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极端落后，人们对自然本能地产生盲目的崇拜心理。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加深，无端推崇的行为锐减。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的应用像一把双刃剑，既丰富、方便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于是，批判人类文明的文学作品相继登场。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作家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及基础》中提出了“回归自然”的口号，他否定了一切人类文明，并认为只有自然才能赋予人以同情心，而同情心又是一切理性的支柱。此外，他在《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思》中，深切地体会到身处自然的快乐，于享乐中给予工业文明无情的批判。然而，若非被逼到绝处，卢梭断然无法沉醉于真正的幸福之中。与卢梭不同的是，梭罗是自愿做出与世隔绝的尝试的。19世纪美国作家爱默生的政论文《自然》、《论自然》从哲学命题出发，提出宇宙是由自然与心灵组成的，从而阐发了崇敬自然、追求心灵与自然和谐的主旨。同一时期，美国小说家麦尔维尔的《白鲸》通过埃哈伯船长及众船员为捕杀白鲸莫比·狄克，最后同归于尽的故事，委婉地指出人在征服自然的同时，必将毁灭自我。这一内涵与20世纪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所阐发的相似。梭罗的《湖》则在艺术形式上有别于《论自然》与《白鲸》。除了体裁的区别外，三部作品的语言也各具特色。《论自然》的语言富有哲理性，结构复杂的《白鲸》文笔沉郁瑰丽，而梭罗《湖》的文字却以含蓄、细腻见长。
    人是一种动物，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离不开自然，不仅是因为自然给人类提供了栖息之所、生存所需的食物，更主要是由于自然是人类称作“文明”之外的广阔的精神空间，是我们心灵赖以依托的家园。只有面对风光旖旎的大自然，人们才能真正把自我的各个部分聚集在一起，获得风采不一的精神内核。而工业文明却以其不可抗拒的机械性，消磨人的个性、蚕食人的创造力。人不仅是人自身最可怕的天敌，而且还是自然万物的克星。当人类愚蠢、恣肆地践踏自己的栖息地——大自然，并露出贪婪、狂妄的笑容时，殊不知他们已成为众矢之的，正一步一步地迈向自我消亡的深渊。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尽管早在先秦时期，孟、庄已提出完整意义的回归自然之说，然而，纵观中国文学史，绝大多数文学作品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映仍只停留在山水的寄情上。这不仅与中国两千多年来社会发展的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道家哲学和佛学思想相关。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政治运动给自然造成的创伤积重难返。1980年代，工业文明进一步侵蚀大好河山，中国先哲于2000多年前早已领悟的人与自然的真谛、200多年前在西方就已兴起的文明批判的话题才在这片广袤然已显露破败之相的土地上重新得到应有的关注。只是当今以可持续发展为主旨的生态批判与2000多年前中国先哲对自然的重视程度以及18世纪起西方作家对工业文明的彻底否定、猛烈抨击已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西方作家的观念虽与中国先哲孟、庄的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孟、庄比西方作家更早便参悟天机，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当时正处于与工业文明相距甚遥的古代中国的农业文明的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