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污染城市山西临汾难解经济与环境之困(组图)

开豆

如今，经济与环境的天平被重新定位。这是一座城市充满痛苦的再生。

9月初临汾被美国媒体评为“全世界污染最严重城市”。

临汾钢铁厂和临汾造纸厂常年排放污水，逐渐渗透到村里的水井。

工业，为临汾带来财富，也为它贴上污染的标签。


　　临汾的选择
　　工业，为临汾带来财富，也为它贴上污染的标签。如今，经济与环境的天平被重新定位。这是一座城市充满痛苦的再生。
　　中国周刊记者  周昂 临汾报道
　　52岁的张建国赤裸着上身，坐在自家小卖部里，粗重的嗓音犹如浇铸车间里的滚滚铁水。
　　“现在好多了，”他向窗外递了个眼色，“以前就没有现在这个天。”谈起9月初临汾被美国媒体评为“全世界污染最严重城市”，张建国有些不以为然。
　　他的老伴顺手一指，“过去这里一溜几十个铁厂呢。”
　　而现在，“啥也没有了！”张建国的语气忽然重了起来。
　　他心里最清楚窗外蓝天背后的故事。
　　·一·
　　1985年，一家名为“临汾市金属结构厂”的铁厂，在临汾市尧都区小榆西村附近落成投产。打小生活在该村的农民张建国被招进这个厂子，成为了一名炉前工。据他讲，当时各村的工人都招，但主要是“照顾”小榆西村。
　　炉前工是负责高炉出铁放渣的岗位，在整个炼铁工序中十分关键。在技术条件落后的时期，这也是劳动强度最大并带有危险的一份工作。“我们以前在铁厂干活都签和生死合同一样的东西，一个指头是多少钱，一只眼睛是多少钱，一条胳膊是多少钱，一条腿是多少钱。”
　　但是，相对于种地，他还是更喜欢在铁厂上班。他说，那时他每两个小时放一炉铁，八个小时放四炉，时间一长有了经验，八个小时也就一个小时的干活时间，剩余的时间就是休息。
　　相比之下，“在地里干到晚上十二点回来，三四点又敲大钟起来干活去，哪个遭殃？”
　　更重要的是，当时铁厂每月的工资有一百三四十块，这是远远高于种地的收入。
　　1989年，张建国在铁厂已经负责带班，工资达到了280元，而且如果超额完成任务还有奖金。这一年，他花了几百元，在村里开了一个小卖部。
　　到了九十年代，村子周围的铁厂、焦厂高达一百多家，从外地前来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大多是四川、河南的。由于门前就是309国道，小榆西村村民们在道路两旁逐渐建起了一条商业街，其中饭馆和商店的数量最多，主要的顾客就是外来流动人员和南来北往的货车司机，也有建筑装潢材料店、汽修店。“干点啥买卖都赚钱。”张建国说。
　　那也是张建国的小卖部生意最好的时期，有时一个月能挣到一千块，店里往往存不住货。另外，跳槽了几家铁厂后，张建国的工资在1998年已经达到了每月2000元。但他说，他在村子里并不算有钱的，有很多拉货车的人，一趟活下来就能挣到二三百块，“那都是挣大钱的。”
　　“种地不如打工”。当这种观念蔓延开来，很多和张建国一样的农民离开了祖祖辈辈依赖的黄土地，选择了烟尘滚滚的工厂。这成为临汾市工业崛起的一个横断面。
　　·二·
　　临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古称平阳，相传圣王唐尧便定都于此。尧王访贤、让位于舜的传说也发生在这里。由于“南通秦蜀，北达幽并，东临雷霍，西控河汾”，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这里又是历朝历代用心经营之地，临汾、洪洞、翼城、蒲县这些地名早在隋代便开始使用，明人沈思孝在《晋录》中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又可见明时临汾的发达。
　　悠久的历史文化，是临汾人的骄傲。2000年撤地设市时，原先的县级临汾市便被命名为“尧都区”。走在主城街道上，以“尧”命名的商铺、旅店随处可见。同时，这片考古胜地也催生出一批盗墓大军，1990年代破获的“侯百万”、“郭千万”两个特大文物犯罪集团的故事，至今仍在坊间流传。
　　但是，当一种黝黑的矿藏进入越来越多人的视野，历史再也不是这座城市最惹眼的名片。
　　它叫做煤。
　　临汾是一座典型的资源型城市，仅煤田便占全市面积的75%。但在计划经济时代，煤炭资源只有大型国有企业有资格开采。1983年11月，煤炭部公布了《关于积极支持群众办矿的通知》，允许私人从事煤矿开采。太行、吕梁二山的煤矿顿时成了香饽饽，一时各种开采力量云集。
　　家住309国道旁的张建国描述了当时货运的场景，“以前这个路窄一点，两个大车对面开过来，堵个二三分钟，你后边就会堵五十辆，我后边也有五十辆，一百辆车打开以后，就是一个小时过去了。”
　　煤炭的放开，带动了焦化行业。对环境破坏巨大的“土法炼焦”也是在那时兴起：在地上挖个大坑，把煤堆在里面，再在下面挖个火道，烧十天到二十天，就可以得到焦炭，价格比原煤可以翻上三到四倍。而焦炭的兴盛又刺激了炼铁。“河西那边几乎每家都有一个炼铁炉子。”尧都区下康村副支书王云峰曾经目睹过这番景象：“下面放上焦炭，鼓风机一吹，把铁矿往里面一放，烧完流出来就是铁了。”
　　“村村打洞，家家点火，户户冒烟”，这是人们对当时情景的形容。小榆西村附近的工厂就是在那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一派热火朝天中，临汾人或自己开矿设厂，或搞建筑跑运输，或进厂打工，成为整个工业链条上的一环。暴富的故事开始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流传。
　　一个有些夸张的说法是，九十年代，襄汾地区的一个两百户人家的村庄，有一家买了一辆本田CRV，第二天，每一个胡同都放着一辆同样的车。
　　依靠工业富起来的人，拉高了本地的消费水平。乘车行驶在尧都区，不时可以看见高档酒店和娱乐场所从眼前划过，用本地人的话说：“天上飞的，地上走的，只要你能想到，都能做得出来。”一个曾在临汾上高中的学生抱怨道，在他的老家侯马，一罐雪碧的价格是2.5元，但在临汾则是3元。同一款电脑，临汾比侯马也要贵上几百块钱。
　　另外，大批手握钞票进城购房的人，将临汾的房价一路推高。据说，2006年底临汾在售住宅均价是每平方米3600元，而此时太原住宅均价还不足每平方米3000元。
　　现在，在临汾旧城，改造工程的瓦砾依旧可见，而从鼓楼北大街走进开发区，狭窄的街道顿时宽阔了数倍，远处一眼便可望见新开发的楼盘，路边是扎堆的汽车4S店。这是工业为城市带来的最直观的改变。
　　·三·
　　临汾新老城区的分界，是一座镌刻着“现代花果城”大字的牌楼。这五个字，记录的是临汾城市与环境的一段蜜月期。
　　1975年，一位名叫郭贵成的绿化队队长为了美化城市环境，带领绿化队职工，用了三个月时间，在临汾市区各街道种植了柿子、苹果、梨、石榴等果树。从此，临汾城每逢春夏就百花齐放，秋天则飘溢着果香。“夏天再热，走那下面都特别凉快。”王云峰记得，那时他和其他小伙伴一起进城看个电影，每人吃个饼子，去公园玩一圈，丝毫感觉不到污染。
　　1982年3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临汾被誉为黄土高原上的花果城》专题报道。后来，鼓楼北大街竖立起一座牌楼，赵朴初为其题写了“现代花果城”五个大字。
　　这一切，随着煤焦铁企业的一拥而上而发生了改变。由于烟尘颗粒、化学物质及废水连年排放，临汾市的环境急剧恶化。一位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向《中国周刊》记者坦言，那时候对环保确实不重视，领导来视察，看见一排排冒烟的烟囱，首先想到的不是污染，而是经济发展的不错。
　　1997年，离休干部弯云龙住进了临汾军分区干休所。身为临汾洪洞人的他说，当时可供他选择的居所还有西安、郑州、石家庄等地，之所以选择了临汾，是因为这里离家近，老战友多。
　　但是，当他从运城坐火车向北走，一过了襄汾，就感到铁路两边冒着黑烟的土焦炉明显增多。在临汾八一宾馆下榻时，正巧宾馆里在开一个城市规划的展览会，弯云龙进入会场，直接在意见簿上写下“乌烟瘴气”四个字。“我说临汾也有规划？临汾人也讲卫生？”
　　弯云龙老人对临汾广胜寺很有感情，这座寺修于东汉年间，寺里有座飞虹塔，他说，能在那样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起一座耸入云天的宝塔，很了不起。
　　但是，当几年前他再次来到广胜寺时，“往下一看，雾茫茫的。”——山下正是一个大型焦化厂。
　　这已经不再是他记忆中的临汾了。
　　到了2000年，临汾城区空气质量二级天数是14天，也就是说，当地人一年里能看到蓝天的时间只有两周。2003年起，临汾名列全国环境监测113个重点城市最后一名，“黑帽子”一戴就是三年。2006年，美国铁匠研究所评选全球十大污染严重城市，临汾市排名第一。此后，美国媒体和民间组织每年评选世界污染最严重地区，临汾都赫然在列。
　　“睡上一夜，早晨家里的桌子、床沿一摸就是黑的。要是几天不在家，窗户缝也要拿纸堵上。”弯云龙说，那时他和周围人的一致看法是，“临汾人要钱不要命了。”
　　更严重的问题是水。
　　2002年，一群山西媒体记者来到下康村，当他们把村里因脑血栓偏瘫的人聚集在一起，时任村支书的王云峰哭了。“一胡同的老弱病残，都是身体瘫了的。”
　　据村民介绍，村东边的临汾钢铁厂和临汾造纸厂常年排放污水，逐渐渗透到村里的水井。2003年的检测显示，下康村饮用水的氯化物、硫酸钾等含量超标一倍。那时，村里已有50多人因为喝了不干净的水得了脑血栓。
　　尽管环保部门调查后认为，下康村的水质差并非污染导致，但时至今日，这个当年的“跛子村”仍然被媒体看做临汾市污染的一个典型。
　　在小榆西村，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张建国也注意到了环境的变化。
　　“从1990年到2000年，十年光景，根本就看不见蓝天。”他说，“洗好的衣服挂到外面，上面都是白白的一层灰。”
　　不过，此时的张建国并没有意识到，因这漫天烟尘而带来的好日子，也将因这漫天烟尘而结束。
　　·四·
　　1999年，面临着巨大环保压力的临汾，提出“打基础、调结构、治环境”三大目标，从2000年起连续三年发动取缔土小企业行动。
　　随着小榆西村的铁厂被关停，张建国失去了一份值得艳羡的好工作。
　　无奈中，张建国选择了村西的西凹焦化厂继续打工。它的开办者，是小榆西村的支书陈俊渤。
　　1993年，看中焦炭市场潜力的陈俊渤从银行贷款700万元，办起了西凹焦化厂。他说，当时这个年产3万吨的厂子还算是规模比较大的，省里来了领导还专门去他那里视察。2000年，这个厂子在周围企业里较早上马了机焦项目。
　　2003年，西凹焦化厂上缴了1000多万元的税款，为此，陈俊渤得到了临汾市颁发的突出贡献奖，及尧都区颁发的纳税大户奖。
　　在村周围工厂纷纷消失的情况下，西凹焦化厂成为村民们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老陈是个好人。”张建国说，“村里有二三百号人上班，一个月挣八九百块钱，不是办好事吗？”他记得，当时没被招进这个厂子的人满腹牢骚，有的人私下里还说张建国“有关系”。
　　在焦化厂，张建国的月薪七八百元，远不及原先在铁厂的收入，且任务繁重。可在他看来，哪怕“挣五百都能挣”，因为刨去化肥、耕地、浇地的钱，家里的三亩多地根本无利可图，“要是光种麦不种秋，可以说是白忙活，种地就是保证自己能吃。”
　　不过，张建国也默认：“是个厂子都有污染。”
　　2002年，张建国被评为了西凹焦化厂先进员工，厂子里发给他一床被子、一个暖壶、一块写有“先进员工”的钟表。他将表挂在了自己床边显眼的位置。
　　然而，2005年底，一份文件的下达令西凹焦化厂上下猝不及防。
　　“一个字，关。”陈俊渤发现，这与他过去得到的“礼遇”截然不同。他径直找到环保局领导“讨个说法”，对方却表示无能为力。“该牺牲就牺牲吧。”陈俊渤只能接受现实。
　　事实上，这正是临汾市污染治理提速的前奏。
　　临汾市环保局宣教中心主任宜卫华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当时临汾的环境状况，既面临着境内外媒体报道的压力，也有来自国家环保部门的警告。2005年，环保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区域限批”、“流域限批”环评风暴，“从国家环保部反馈回来的意见是，临汾的情况已经引起环保部的重视了，要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对你临汾也要进行区域限批。”随后，襄汾县果然进入了“限批”黑名单。另外，“群众的压力也很大。”
　　这一切，将临汾推向了抉择的临界点。
　　2006年，山西省正式启动以环境整治为主要内容的“碧水蓝天”工程，临汾市首当其冲，当年便淘汰不达标企业308家。从2006年至今，临汾市共有1056家污染企业被关停。
　　2006年3月，西凹焦化厂的烟囱被爆破拆除。陈俊渤说，这是临汾25万吨焦炉里第一家被关停的，前后投入的4000万元打了水漂。
　　张建国目睹了这一幕，他说，老陈当时心情很不好，一连好几天不见人。
　　而他本人，则再一次失业了。
　　·五·
　　自从焦化厂关停，张建国的小卖部也变得越来越冷清。
　　他说，现在村周围的厂子没了，流动人员都走了，村里很多人远赴他乡打工，整个街上的生意就都不行了。他的铺子一个月也就能挣500块钱，而一个月的支出有时还不止这个数。
　　采访时，店里进来一位顾客，买了一瓶饮料，随即转身离去——这是一个多小时里，小卖部唯一一笔生意。
　　“走一步算一步吧。”张建国明白，过去的营生已经一去不回。
　　实际上，整个临汾都正在“污染治理”的强劲推力下沉重地转身。
　　“关的是小的，上的是大的。”宜卫华举了个例子，“焦化厂十万二十万吨以下的小机焦关了二三十个，六十、九十万吨又上了几个，这样产量并没有减少，但是污染排放却是大大降低了。现在经济发展还是依靠的煤焦铁。”不过他承认，“肯定短期内是受损失的。”
　　“06年之前临汾经济一直在全省排第二，现在在省里已经很滞后了。”《三晋都市报》驻临汾记者站站长董杰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从2006年加大治理力度后，一些被关停污染企业的厂主只能转型，发展农业、餐饮业及其他服务行业，效益显然没有过去好。“但是没办法，这是必须的。”他说。
　　不过，转型的阵痛之外，一样被找回的东西，所有的临汾人有目共睹。
　　弯云龙发现，自己曾一度极为不满的空气质量，和以前已经有了明显不同。“呛鼻子的气确实少了，进步很大。”他说。
　　“现在的环境是好，”一位出租车司机说，过去他开一上午车，手就完全黑了，而现在——他看了一眼碧蓝的天，亮了亮干净的手。
　　根据官方统计的数据，2009年，临汾的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达到了334天。综合污染指数由2005年的5.46下降到2009年的1.72。
　　如今，环境在这座城市的特殊地位，体现在各个角落。走在街上，经常可以看到缓缓行驶的清洁车将一片水雾洒向空中。据当地人介绍，环卫工人在临汾的地位比其他地方都要高，不仅工资福利待遇不错，逢年过节，领导还经常拎着东西去家里探望。
　　然而，摆脱“污染”的标签，并非那么容易。
　　今年9月初，美国《赫芬顿邮报》再次将临汾评为污染“世界第一”。对此，山西省环保厅公开表示，该报道无论从数据和评价都严重与事实不符。临汾宣传部门向媒体称，市领导得知消息以后“异常生气”。
　　“扯淡。”谈及外媒的报道，一位临汾市建委的工程师冲口而出。这位在刘村镇北芦村主持项目的工程师接着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里现在有狼，五十多年都没有听说过有狼了。”——2005年，北芦村的庄稼曾因引入受污染的汾河水而大面积绝收。
　　“因为改革要起步，要走路，难免要踩到虫蛇，对环境有一定的破坏。”他说，“它在逐步的改善——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临汾人都将面临新的选择。
　　在花果街旁的临汾军分区干休所，弯云龙对污染治理的成果还满意，但是，他认为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不能让任何一个公民呼吸污染的空气。”
　　在小榆西村，张建国对收入的骤减开始变得坦然：“该治理就治理，你看现在这环境多好。”但是，当被问及还是否愿意回有污染的厂子打工时，他神色凝重，默默点了点头。
　　对他而言，头脑中的博弈仍在继续。
　　而在下康村外，王云峰已经有了答案。
　　“要是有机会，你愿不愿意办一个焦化厂？”记者问。
　　“如果技术先进，环保措施全，我愿意。”王云峰说，“假如让我找个保护伞，干个来钱特别快的小黑厂子，那事真不能干。而且，我相信我们村里没有一个人愿意，因为大家都曾深受其害。”

子秋

主要是国家政府缺少正确的重视及认识！
而我们可以去让他们知道这些。

dareen

楼上的，这应该是04年以前的了吧，现在临汾应该不是这样子的了吧！

开豆

不过，前阵子还看到报道说是临汾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