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水长 --纪念梁从诫先生

小妖

编者按：本文回忆梁从诫先生，包含很多生动的历史细节，写毕便被收录到《绿满江淮》和《自然之友》两份民间刊物上。由于上述刊物覆盖面有限，为《青年环境评论》读者能读到此文，特收录于此。



                                             

    晚秋，梁从诫先生走了。

    早就想写一些文字回忆这多年与梁先生过往、得其教诲的往事，如今不得不拾起闲适的笔，二三往事，与其他许多文者，勾勒起先生的人生历迹。

    二十年前，我去长沙读大学途中路过北京。在陶然亭游览后，转到了一个不少西方背包客聚居的侨园。乍然见到一个身穿印有黑字“No Time To Waste”白色文化衫的一个老外和其他两人走进商店。这句话我很熟悉，是绿色和平组织抗议垃圾倾倒海洋的一句口号，常用在其抗议横幅上。而且89年学潮后，见到身穿政治或社会口号语言文化衫的人也比较惹眼。我便上前看个究竟，果真是印着Greenpeace的字样。对我这个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第一粉丝而言，在那个通讯尚拙的年代，有找到组织身影的感觉。

    我上前攀谈，问她是不是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她说自己妹妹给Greenpeace工作，所以有了这件衣服。我当时十分想让其把这件衣服送我，或者高价买下。可惜她穿在身上，脱下来没衣服穿就更惹眼了。

    交谈中，她告诉我，听说北京有一个历史学教授，也是很绿的。可以商量着共建一个中国的绿色和平组织。我心记下了，可这偌大的北京城，这绿色的历史学教授怎么能找到呢？

    一晃四年过去，1994年我本科毕业，又来到了中国新闻学院读书。那时中国新闻学院还在北京海淀区肖家河，是新华社直属院校。学校小，所以管理上就像新华社的一个下属机关。学生宿舍楼传达室前的公共电话是免费的，拨个9字，就是北京的外线了。

    因为对环境事业的钟爱，还有与中国环境报的联系。环境报国际部的编辑们常常把他们不要的、从国外环境机构寄来的英文资料送给我。其中就有国际地球之友的机关刊物《Link》。1994年的一期里，最后一篇文章是“China First Green Group Seeks Help"。文章后还留下了联系人和电话。联系人的名字是Liang Congjie。电话我隔三差五地拨打过几次，一直打不通。我想要么这个组织太忙，要么是错误的号码吧。有一天，突然想起北京的电话是六位的，之后的一个中午，拨了一下后六位。那边有人接了电话。我兴奋不已。

    接电话的人说，我就是Liang Congjie. 声音温雅、序重有章。我们电话交流了很久，倾述着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民间力量的需要和公众尚不理解的心中苦楚。之后这个Liang先生邀请我见面。电话占有久了，估计别的同学路过往来，也许奇怪着呢。

    那一个京秋的下午，金黄而明亮。

    之后的一个周末，我如约按图索骥地找到了干面胡同。Liang先生怕地方不好找，出来街道上接我。我随着他爬上感觉很高很长的楼梯，到了满是书柜的Liang先生的客厅。这时候我才知道那个留在国际地球之友刊物上的电话是Liang先生自己家的。

    此后，知道了Liang Congjie是梁从诫。不算魁梧，但健康、睿智、雅量。看着他的年纪，我对其称呼也变成梁老师了。梁老师向我介绍自己以前做出版社编辑工作。接触了一些给他投稿的人，与他介绍环境的危机，逐渐觉醒，便投身参与组织开创自然之友的事务。我与他谈了在中国建立绿色和平组织的想法，向他汇报以前多年的努力。梁老师很支持，也希望我加入自然之友。我留下了自己BP机的联系号码。

    之后，在北京的环境人士的串联中，我将《环球绿色行》作者唐锡阳介绍给了梁老师，介绍自然之友给唐锡阳；还介绍一批学生环境社团给自然之友。以及后来的包括胡勘平在内的《中国绿色时报》的创刊团队给自然之友，中国环境报总编许正隆给梁老师；以及我在云南、贵州旅行途中结识的热爱自然和旅行的朋友们加入这个组织。于是我与许多朋友的友谊，便以这个自然之友和她的会员通讯来维系了。

    1995年，在唐锡阳的介绍下，我开始了解了云南滇金丝猴的事情。也重新与1992年我云南之行中失之交臂的奚志农取得了联系。唐锡阳对奚志农保卫滇金丝猴的活动支持有加。在得知奚志农刚来北京，为早些见到奚志农，梁老师和方晶老师立即从东城家里，打上当时北京还有的面的，赶到莲花池唐锡阳的家。进门就握住奚志农的手，对其说：你要坚持，北京的我们是你的后盾。“只要有我一口饭吃，就有你的。”这样的话，对奚志农而言是无以言表的鼓励。不知道这样共患难的思量和勇气激励着多少年轻人的心。后来，得知奚志农到北京还住在我的学生宿舍里，便邀请奚志农到家里来住。

    后来，唐锡阳组织一大批学生开赴云南白马雪山，成为第一届绿色营。梁老师力挺绿色营，但也认为不应让青年学生养成乱花钱的习惯。1996年夏，在北师大开营式上同学们营歌一曲之后，梁老师发言，表达自然之友会支持5000元，要求用来给所有营员购买质好的雨衣雨裤。在滇西北，这身雨衣雨裤慰暖寒身, 抵挡过不知多少风雨。很多首届营员留存至今的照片上都是穿着这身御雨行装。

    梁老师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他对诸多环境工作的支持。与胡勘平和中国绿色时报一起策划“还鸟于蓝天”活动、支持杨欣保护长江源、推动保护藏羚羊等中国民间环境事业一系列里程碑的事件。

    1996年初，两家报社表示留我工作。一个是我正在毕业实习的英文《中国日报》；一个是有多年交情的《中国环境报》。面对歧路，只差坐地而泣了。于是我写信给见多识广的长辈梁老师，寻求人生指导，望其帮我判断哪一个选择有利于环境道路和人生成长。几天后，我的呼机上显示了梁老师家的电话。我回了电话，先是梁老师的声音，给了许多建议、分陈利弊。估计方老师在旁边听着，觉得此事重要，又拿过电话和我说了很多。二老为了我好，建议我选择《中国日报》，而我最终对环境工作割舍不下，还是决定放弃我留恋万分的中国日报和文教版组可爱而亲切的老师们。但梁、方二位老师对一个年轻人的关心和爱护，却让我十分心热，至今难以忘怀。

    曾几何时，自然之友的行政工作，都是在梁老师家里自己完成的。梁老师亲自印刷活动通知、和方老师一起装信封、贴邮票、送到邮局邮寄。我至今保留着早期自然之友的活动通知和会员通讯，那些都留有梁、方老师的心血和劳动。

    1995年，参加自然之友在十三陵德陵的地球日恳谈会的路上，梁晓燕跟我说，你看梁老师，看上去身体多好呀。其实都已经60多了。我不敢相信晓燕的话，看上去梁老师40开外的样子。

     那次恳谈会上，有香港地球之友的吴方笑薇参加，开始了吴方笑薇在中国推动工作的序幕。也还有两位WWF香港中国项目的代表参加。1996年，WWF中国项目从香港搬到北京。恳谈会在露天举行，梁老师满怀感激之情，告诉大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慈善人士捐给自然之友一万人民币。那时候，这笔资金对自然之友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巨额捐款。

    正是自然之友成员众志成城的意志，不断增加的社会认同和支持，自然之友才开始有了办公场地、工作人员、网站、项目资金等等。

    梁老师还介绍了很多国际组织在中国开展工作。绝大多数国际环境组织在进入中国的时候，都得到梁老师的指点。1996年左右，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EDF)来中国访问时，我也被邀请到梁老师家见面。类似的见面有过几次，只要在梁老师家里的时候，方老师常常会拿出可口的桶装冰激凌招待大家。

    也因为这样的联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1998年邀请我到美国6个月的访学项目时，也有两个多月是在EDF德克萨斯州奥斯丁的办公室度过的。同年8月，我带着超级大的装满书籍的两个大包回到中国。胡佳到北京机场接的我，我们将大包放到IFAW葛芮的办公室。之后，胡佳告诉我，梁老师说可以到他家里住。于是我便有幸在梁老师家住了两晚，睡在奚志农曾经睡过的床和房间，吃到方老师专门准备的饭菜。

    1997年，我在印度的古吉拉特邦的环境教育中心学习了三个月。第一个去那个中心的中国人就是梁老师。我虽然是中国WWF推荐和资助的学员，梁老师在我启程之前也给了很多文化、生活和礼节上的建议和指导。

    1999年2月份，欧洲议会邀请梁老师和我参加一次有关中国的环境会议。梁老师儒雅的风度四处赢得公众，自不必言。会余，我陪梁老师在布鲁塞尔街头漫步，梁老师独立、也耐心。我偶尔卖弄一下在新闻学院学过两年但几近忘却的法语问路，或是再用英语问，对方一堆法语过来，梁老师会在旁边笑着，告诫我还是自己摸索吧。和梁老师难得的共同旅行记忆，估计就是见到埃杜弗小巷内布鲁塞尔小男孩铜像了。

    梁老师是可爱的、幽默、开明、爱深如海。许多自然之友的会员或者青年一代遇到人生挫折、事业困难，梁老师便常常成为被无限信赖、可以倾心而诉、求启点悟的师长。梁老师总是会予以心智、帮扶指正。

    梁老师还是磊落不凡的勇者。我记得第一次访问梁老师家的时候，梁老师指着墙上的一幅照片，一扇微微开启透进亮光的门。梁老师很喜欢这张照片，用在他担任主编的《知识分子》杂志的封面上。梁老师说，可惜杂志只出了两期。

    梁老师一直在努力开启着这扇门，让更多的亮光透进房屋。

                                                                             温波2010年10月30日于日本东京



温波，现为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Global Greengrants Fund,GGF)中国协调人，大学生绿色营和绿色大学生论坛的发起人之一。

散、漫

炒冷饭？

小妖

希望转给没看到过这篇文章的读者而已~是发布地有些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