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掌控中国百亿金矿 曾扬言对村民开枪(图)

02年，加拿大西南资源公司入滇，与209大队组建云南金山矿业有限公司，西南资源公司的股份至90％。中国矿业联合会地质矿产勘查分会副会长刘益康认为，“西南资源哪怕到现在，和老牌的矿业公司相比，还差很远，还只是一家初级矿业公司。”


外资与地方政府的矛盾：


金山公司认为地方政府在解决群体性事件、打击盗采行为等方面做得不够，认为地方政府没有配合金山公司工作。但从东川区调研报告中可以看出，东川区对金山公司的工作也有颇多不满。其中包括违规租用和征用土地及有林地、环保投资力度不够，造成周边村组环境受到污染、公司非法私挖道口，砍伐行道树等等。



金山公司与当地村民的矛盾：


协调费出现分歧——村民三次围攻金山公司现场基地，良民变“暴民”；拖布卡镇副镇长吴建坤说，“勘探面积增加了，但综合协调费没有增加，这是金山公司与村民矛盾的主要导火索。”


村民“盗矿”问题——东川区调研报告认为有效遏制了村民私采盗矿，但金山方面不满。调研报告提供一个例子是，在处理不法村民哄抢金矿行为时，一位外方顾问责问公司聘请的无证保安：“当时为什么不开枪”？


泥石流问题——《昆明市国土资源局关于云南金山矿业有限公司地质灾害隐患的处理决定》78号文件：“金山公司在拖布卡镇新山、马家沟、白砂坡一带进行大规模的勘探，修筑了大量的简易公路，开挖勘探平台，从而形成了大量砂石、土堆积，并有部分砂石、土滑至沟底，现已造成极大的地质隐患、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加严重的是拖布卡镇奚家坪村位于勘探区的下方、马家沟沟口处，全村共计137户495人，公司修筑的简易公路及勘探所产生的大量废弃土并未及时处理，一旦雨季来临，势必对奚家坪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东川区国土资源局局长杨成林怒斥“假洋鬼子”：


“如果泥石流足够大，那金沙江也可能被阻断，威胁金沙江下游梯级电站和三峡工程安全。”


“你们是外国企业，但外国人在中国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你不能乱搞，不管当地老百姓的死活。”


现在来做工作的人很多，“希望我们配合金山公司工作。上面有的部门，几乎成了他们的代言人了。但我现在的态度很明确，领导给我发文件，说不用管了，让他去挖吧，我们就不管了。生命重于泰山！我在想，哪个领导敢发这个文件？”



金山回应：


金山公司外联部经理张慧说，“在我们公司进来之前，当地哪有那么多摩托车和拖拉机呀。”他们已考虑了拖布卡的长远建设，比如资助当地兴建养殖场、农产品加工基地等。进入正式勘探阶段后，金矿还将创造数千人的就业机会，如果每年黄金产量是10吨，则每年能贡献3亿元的税费。



制度缺陷：


记者了解，由于在中国尚未建立独立探矿人资格认证和探矿制度，如果这些国外探矿人确实存在，在法律上属于灰色地带，介于盗矿淘金客和初级勘探公司之间。



加拿大对中资收购的排挤


04年，市场曾传出中国五矿集团正在就收购加拿大诺兰达矿业公司（Noranda）消息。加拿大的主要报纸之一《国家邮报》连续发表措辞严厉的文章，强烈反对把诺兰达公司卖给中国五矿。加拿大发行量最大的《多伦多星报》近日也发表社论呼吁联邦政府要审慎处理中国收购诺兰达案。迫于舆论的压力，加拿大工业部长爱默生后来对此收购做出了负面的表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朱国栋 云南昆明报道

2004年，东川市经行政区划调整，成为昆明的再就业特区及中国唯一的零税区。而在境内发现价值数百亿元的世界级金矿，无疑给了东川以重生的最佳契机。


“到中国淘金去”！自从马可.波罗在13世纪，将他笔下的中国描述成“黄金遍地、世界上最富庶繁华”的东方神奇国度后，这句话就成了700多年来，中西交往史上的重要主题之一。


但早期的西方冒险家们或许没有想到，他们的后代在21世纪初期的中国大地上，确确实实找到了金矿，而且不止一座，有的储量还相当惊人。以云南东川博卡金矿为例，这座被加拿大西南资源公司(Southwestern Resources Corp)控股90％的金矿，在只评估了67口探井后（根据加拿大HATCH公司评估），就发现有156吨的金储量。而该金矿的探井目前已有230多口，因此，有专家认为，博卡金矿储量很可能超过300吨。在关于金矿储量大小的划分中，50吨~100吨储量为特大型金矿，100吨以上即为世界级金矿。


此前，储量超过100吨，曾号称是“亚洲最大金矿”的贵州烂泥沟金矿，开采权也为外资所掌控。


在常人眼里，外资掌控一个中国企业后的经典情景是这样的：先进技术源源而入、管理科学、注重安全、注意环保；地方政府积极为外企做各种服务工作，获得大量税收……



但东川播卡金矿的故事却颠覆了这一经典性的想象。



老矿城发现了超级金矿



发现世界级金矿之前，位于云南与四川交界处的小城东川就曾闻名海内外。20世纪50年代，东川和大同、鞍山一起，成为中国第一批开发的矿业城市，东川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铜生产基地之一。但随着东川铜矿资源的逐渐枯竭，负责开采该铜矿的东川矿务局入不敷出，2002年宣布破产。因矿而生的东川，也从省直属的地级市，降格为昆明的一个区，成为中国第一个降格的老矿业城市。


破产的恶果远不止行政区划降格这么简单。因为破产，大量职工无法安置，东川区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一度超过40％。另外，当地有10多万农民人均收入不到800元。


另外一个让东川闻名于世的是泥石流。在成为新中国的铜都之前，东川就已有数百年的铜矿开采历史。土法炼铜时，当地的树木柴草就是燃料，数百年的开采史，使得东川的植被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森林覆盖率竟只有13％。失去植被保护的山谷沟壑风吹雨蚀，水土流失面积接近全区国土面积的70％。许多沟谷干季寸草不生，雨季泥汤滚滚，沙石俱下，形成破坏力极强的“泥石流”。据了解，东川全区18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107条大大小小的泥石流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东川泥石流暴发频繁、类型齐全，因此被称为“世界泥石流博物馆”，成为世界泥石流学术研究的重要实践基地，中国科学院还在东川成立了泥石流观测站。


曾有云南省领导视察矿务局破产后的东川时，连用三个“破”字形容：“山河破碎，城乡破旧，企业破产”。


2004年，东川市经行政区划调整，成为昆明的再就业特区及中国唯一的零税区。东川人希望，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能让这座老矿业城市“浴火重生”。在境内发现价值数百亿元的世界级金矿，无疑给了东川以重生的最佳契机。


事实上，在东川能发现超级金矿，是许多地质与矿业专家们未曾想到的，而这一点，恰恰是外资能掌控这座世界级金矿的重要原因之一。


东川金矿位于金沙江边的拖布卡小镇，在乡镇撤并前，东川金矿部分位于后来撤并给拖布卡镇的播卡乡境内，因此该金矿又称“播卡金矿”。1996年之前，拖布卡镇的村民无意间发现这里蕴藏黄金，云南省807地质大队随即进入勘探，并开始试开采。但不久就把探矿权转给了云南省核工业209地质大队。受技术和资金所限，后者也没有实质性进展。后来，209地质大队和一些湖南小企业家成立了金星公司，一边勘探，一边开采。


当地村民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当时的金星公司开采金矿，和以前村民的土法炼金并无多大差别。他们甚至会将一些金矿点承包给当地村民。


2002年，加拿大西南资源公司入滇，与209大队组建云南金山矿业有限公司。当时209地质大队投入矿权，西南资源公司投入301万美元现汇，正式对播卡一带金矿进行“地质勘查、开发和采矿”。由于勘探需要不断增加投资，外企加拿大西南资源公司的股份也从60％多激增至90％。


对于这家加拿大公司的身世和实力，在云南一直有不同的版本和说法。有人认为西南资源公司是一家实力雄厚、技术和资金能力都很强的老牌矿业跨国公司，但也有人认为它只是一家到中国来淘金、以炒作股票为目的的小勘探公司。其实只要查询一下加拿大矿业上市公司的资料，并不难得到答案。


刘益康现任中国矿业联合会地质矿产勘查分会副会长，1975年以后，刘益康曾担任原冶金部地质勘查总局总工程师、中国冶金地质勘查工程总局副局长等重要职位，对西南资源这家加拿大矿业公司，刘益康了解颇多。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西南资源哪怕到现在，和老牌的矿业公司相比，还差很远。它在加拿大多伦多上市，总共大约有5000万股，现在股价是12~13加元，以前价格是2~3加元。还只是一家初级矿业公司。”


但刘益康强调，规模小并不意味着实力差。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80％到90％的好矿，都是这些小公司找到的，因为风险勘探这块，主要是这些初级小矿业公司在参与，大的矿业公司一般不参与风险勘探，他们的实力主要体现在开采这个领域。”


经过3年勘探后，金山公司委托加拿大HATCH公司于2005年6月做出《云南省播卡矿床初步评估报告》，这份报告根据当年截至4月份完工的67个钻孔数据计算出有150吨的储量，品位达到2克/吨至5克/吨，可年产黄金7吨至12吨，可持续开采10至15年，堪称中国第一金矿。


金山公司的外联部经理张慧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目前播卡金矿的钻孔达到230多个，95％的孔见矿，总进尺近9万米，因后来未进行储量评估，公司对外发布的信息一直沿用150吨。”


也就是说，67个钻孔发现150吨的金矿储量，在230多个钻孔评估后，有专家认为播卡金矿的储量可能超过300吨。


但是，进入勘探阶段已4年的播卡金矿，一直没有进入开采阶段。而金山公司与地方政府和当地民众，却矛盾丛生。从土地占用补偿、泥石流隐患整治，到对偷矿行为进行管理、群体性事件的处理，金山公司和东川方面都各执一词。

野牦牛

良民缘何成暴民



如果事先不知道围绕东川播卡金矿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和冲突，初到东川拖布卡镇的游人们可能会以为自己来到了世外桃源。


从昆明驱车140多公里，就来到了东川区政府所在地。拖布卡镇和原播卡乡，则距离东川还有100多公里，汽车要在蜿蜒的山路行驶4个多小时，才能到达位于山间谷地的拖布卡和播卡。


走入原播卡乡的一些村舍，尽管乡民和记者素不相识，对记者的身份、来历一概不知，但热情的女主人已拿出碗筷，邀请来客一起吃饭。乡民的饮食规律还遵守着旧规：一天只吃两顿，上午九十点钟吃早饭，下午四五点钟吃晚饭。


住进播卡镇上的旅社，尽管旅社里有彩电等贵重物品，但店老板并不收取押金，交纳住宿费后，就留下钥匙一概不管。


拖布卡和播卡的商业交易也一守旧规，仍以集市为主，每周五六为播卡集市，每周四日为拖布卡集市，因为是山区，许多边远村民在集市上来回一趟就是几十公里，要赶整整一天。在集市上，一些儿时为伙伴、各自嫁出去后再也难得见面的老妪们，偶然在集市上相遇，还会像儿时那样追打嬉戏。


但就是这些纯朴的乡民，却和金山矿业公司多次发生过激烈冲突。2005年，当地村民就曾在5月28日、6月15日和8月13日，三次“围攻”金山公司现场基地。至于一般的纠纷和冲突，更比比皆是。


张慧经理向《瞭望东方周刊》这样描绘村民围攻金山公司的情景：“村民们直接把公司大门抬起来，冲进营地，公司内涌进了上百号人，有人把财务办公室的门踢开，然后占据营地几天，有的还在里面吃喝拉撒。”


“盗矿行为一直没有得到制止。前几天晚上，我们现场基地的经理发现了一群盗矿者，经理希望他们把盗来的矿石抬到营地，他们拒不答应，还回去喊人，围攻现场经理，最后村民们的幕后老板也来了，手里还拿着刀。现场经理被打伤，案件仍在处理之中。” 张慧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在记者和外人眼中纯朴憨厚的良民，缘何成了白天“围攻”公司、夜晚偷金矿的“暴民”？


首当其冲的因素，是协调费问题。


根据资料，2000年11月，原金星公司在原播卡金矿开采时，东川区下派工作组，与金星公司达成协议，每年按月支付当地综合协调费5万元，年合计60万元。协调费在磨槽湾、牛棚子等9个村民小组中分配。平摊下来，每人可分到200~300多元。


2002年金山公司进驻后，勘探范围为152.68平方公里，在原金星公司采区2.98平方公里的基础上增加了149.7平方公里。实际勘探面积也增加到了近10平方公里。但金山公司每年仍按月支付当地综合协调费5万元。拖布卡镇副镇长吴建坤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勘探面积增加了，但综合协调费没有增加，这是金山公司与村民矛盾的主要导火索。”


2006年10月，东川区拖布卡金矿山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向昆明市委市政府递交的一份调研报告中称，“当地政府也考虑过把60万元在原有的9个村民小组及新增勘探村组中进行重新分配，但这样将造成原9个村民小组补偿金额减少，导致新一轮矛盾的激化，所以，协调费就一直延续以往的分配办法。”


该报告还分析道，“2004年以来，金山公司在原9个村民小组以外的村组（祭山破、小陷塘）进行勘探时遭到群众的阻拦，原因是上述两个村民小组没有参与60万元协调费的分配。新增勘探村组群众以没有享受参与协调费的分配为由，经常发生群体性堵钻事件，对企业施工进行阻拦。而金山公司却坚持“增加勘探范围不增加协调费用，减少勘探范围不减少协调费用”的原则不动摇，无形中加剧了公司和当地村民之间的矛盾，增大了当地政府的协调难度。”


但张慧则认为，“公司给村民的各种赔付是很多的，什么水窖的补偿款、林木的补偿费等等，但村民们常常一开口就是要钱。比如在公司要勘探的地方密植林木，然后索取赔偿费用。”


村民们除了认为赔偿费用不够之外，还有其他抱怨。当地村民宁文才和彭时洪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们村以前有个龙塘，泉水几十年没有断过，但金山公司勘探钻打了之后，龙塘水就干了，哪怕灌水进去也都漏光了。而这个龙塘以前是我们小组的饮用水，现在要到很远的地方挑水。”


在东川，对于村民与金山公司的赔付纠纷，一些置身事外的东川人的普遍说法是“其实村民和金山公司之间在赔付问题上矛盾并不大，村民们的要求其实也不高，你占人家耕地、林地，破坏了水源，每年的各种赔付费用也就几十万、上百万，摊在每个村民头上每年就几百块钱，如果放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这点补偿怎么够？你的金矿价值几百亿，在人家的地盘上探矿，有必要做得这么绝吗？”


刘益康则认为，一般矿业开发中，勘探阶段属于投入阶段，还不能获得直接经济效益，因此回报社会、带动附近社区致富等，一般要到开采阶段。


“当时为什么不开枪”



拖布卡的乡民们之所以对年几百元的协调费等斤斤计较，极端贫困是重要原因之一。2004年，拖布卡镇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为788元。自从1996年发现金矿后，拖布卡民众把改变生活的最大希望寄托了在金矿上。


周明全是拖布卡村民，他在播卡集镇上开有一家小超市，在当地属于富裕阶层。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金山公司来东川之前，哪怕是在金星公司的时候，村民都可以在山上淘金，甚至承包金矿洞。探矿致富达到家产几十万的，在拖布卡镇可能有几十户人家，达到几万乃至十多万的，也有几十户人家，个别的可能达到数百万。”


因为挖金矿致富，拖布卡镇有几户人家已搬到了东川城区。


从前可以开采金矿时的致富神话仍在村民中流传。赵正根是当地村民，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探矿一天可能赚到几百、几千甚至上万，但也可能一天什么钱都没赚到。而那些给金星公司包洞子干的可能一夜暴富，挖到富矿，几个小时就可以赚到几十万。”


因为当地村民是土法炼金，对金矿品位要求极高。在大工业开采时，每吨金矿石达到1克就可以获利。但村民们开挖的矿石中，往往100公斤矿石中含有几克的黄金。如果100公斤的矿石中含金量是7克，每克黄金收购价是140元，则村民能获利近千元。


据周明全介绍，在金山公司来之前，当地的金矿品位最高纪录是每吨矿石含金500克，“在砂石中肉眼都能见到金子了”。像这种品位的金矿石，每吨可以获利7万元。


但金山公司入驻后，一直处于勘探阶段，不准村民在勘探区域内采金。一些村民从公开淘金转入地下。这就是云南当地媒体曝光的对金矿的私挖乱采的盗矿行为。


东川区方面认为，矿区内的盗矿行为已基本得到遏制，经过专项整治，全部取缔了非法采矿点，打击了非法淘金等各种违法行为。


东川区的调研报告称，从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公安部门共查处涉及侵害金山公司各种财产、利益的刑事案件3件，刑事拘留7人。收缴赃物金矿石550公斤。共查处在金山公司区域内发生的各类行政案件 16起（共发生17起），其中查处非法使用剧毒物品8起（共发生9起），偷窃 7 起，故意损坏公私财物1起，行政拘留14 人，罚款20人。强有力地维护了公司勘探工作的顺利进行。


但金山公司对调研报告似乎并不买账。张慧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盗矿行为并没有得到遏制，东川方面的执法力度很不够，“我们告到派出所，刚从派出所出来，他们（盗矿者）也出来了，还说能不能搭我们的车走。今天抓，明天放，这些人更加嚣张了。”


张慧还认定村民背后有幕后老板操纵，许多群体性事件就是他们组织的。但这些幕后老板是谁，什么背景，张慧没有进一步透露。


12月1日~3日，本刊记者在白天数次探访矿区，都没有发现盗矿者。到了晚上和凌晨，可以看到矿区一带有星星点点的灯火。根据张慧事后介绍，这些就是盗矿者。


但接受采访的村民都表示，现在已没人敢再探矿（就是淘金）了，因为哪怕是在自己的地里挖矿，金山公司的保安见着也要打，有时在地里种庄稼他们也打。


根据中国的法律法规，金山公司在矿区内拥有勘探权和优先开采权，而农民拥有的只是土地承包权，并没有矿业开采权。因此，哪怕是在自己土地上淘金，也是违法行为。


但村民们更多考虑的是，既然自家的土地上不能淘金，金山公司给的综合协调费和土地占用费（耕地每亩每年600元、林地300元）又这么少，那么家门口这个储量数百吨的金矿，到底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呢？


目前的金山公司，钻探设备都来自加拿大、菲律宾或云南省外的一流钻探公司，连一些一线工人都是外国人。勘探阶段需要用到的本地劳动力较少。而播卡金矿什么时候进入开采阶段，进入开采阶段后能否给拖布卡镇民众带来利益，对村民们来说，至今仍是未知数。


除了利益纠纷之外，来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的加拿大西南资源公司，在遭遇中国最偏远、最贫困的山村民众时，所引发的文化冲突和误读，也耐人寻味。


拖布卡金矿山调研领导小组的一位办公室成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金山公司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无可厚非，但东川地方政府和老百姓的想法不能不听。但遗憾的是，金山公司对区情、镇情了解甚少，对拖布卡当地的人文环境还不熟悉。”


调研报告提供的典型一例是，在处理不法村民哄抢金矿行为时，一位外方顾问就此事责问公司聘请的无证保安：“当时为什么不开枪”？


张慧对此事的真实性没有作出直接回答，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不太清楚老外是否说过这句话。但你想象一下，当时他们是上百号人冲击公司，你想国外是多么规范呀，人家老外会吓成什么样子？”


尽管“要求开枪”事件可以有严重程度不一的多种解读，但多数人还是愿意将其解读成文化冲突。

野牦牛

数百人生命遭泥石流威胁



金山公司认为地方政府在解决群体性事件、打击盗采行为等方面做得不够，认为地方政府没有配合金山公司工作。但从调研报告中可以看出，东川区对金山公司的工作也有颇多不满。其中包括违规租用和征用土地及有林地、环保投资力度不够，造成周边村组环境受到污染、公司非法私挖道口，砍伐行道树等等。


但最为核心的问题，还是播卡金矿勘探区马家沟一带的泥石流隐患。


围绕泥石流隐患而发生的一系列交涉和纠纷，东川区国土资源局是涉及其中的核心部门。局长杨成林谈到此事时，情绪颇为激动，甚至怒斥“假洋鬼子”。


2006年7月18日，东川区国土资源局向东川矿业公司发了一份名为《昆明市国土资源局关于云南金山矿业有限公司地质灾害隐患的处理决定》的78号文件。


该文件称，“金山公司在拖布卡镇新山、马家沟、白砂坡一带进行大规模的勘探，修筑了大量的简易公路，开挖勘探平台，从而形成了大量砂石、土堆积，并有部分砂石、土滑至沟底，现已造成极大的地质隐患、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更加严重的是拖布卡镇奚家坪村位于勘探区的下方、马家沟沟口处，全村共计137户495人，公司修筑的简易公路及勘探所产生的大量废弃土并未及时处理，一旦雨季来临，势必对奚家坪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东川区国土局据此提出了处理意见，包括金山公司必须在2006年8月30日前请有资质的部门编制完整的《水土保持方案》及《矿山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和《矿山地质灾害防治方案》，责令金山公司停止对马家沟、苦桃村、白砂坡片区的勘探工作，完善相关措施及工程后，经相关部门验收才能进行勘探，并请拖布卡镇人民政府监督。


8月24日，金山公司对78号文件作出回复，称政府相关部门“无视我公司多年来对地质灾害防治方面所作的一切工作和努力，并责令我公司停止工作，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公司依法不会停止勘探工作。”


杨成林对金山公司的做法提出疑问，“如果你们对行政决议不服，可以提出行政复议，但既然在东川区的管辖范围内，就不能拒不执行。”


一位调研小组办公室成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东川区是世界上有名的泥石流多发地，泥石流冲垮我们的堤坝河流，夺取群众的生命和财产，东川城区本身就是建在泥石流冲击扇上的，无论是东川区委区政府还是老百姓，对泥石流问题十分敏感，但金山公司的勘探现场就留下了严重的泥石流隐患。”


这位官员还拿了一份地形图给本刊记者，该地形图显示，金山公司的几个探区都位于马家沟上游的正上方或两侧，马家沟最后流入金沙江，进入金沙江之前就是奚家坪村。


杨成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马家沟是东川典型的泥石流易发地貌，两边都是陡坡，山上植被被破坏，疏松物体很多，而东川经常下点暴雨，威力十分大，如果没有防治措施，奚家坪几百号人可能一眨眼就不见了，我们这样的教训实在太多了。”


“如果泥石流足够大，那金沙江也可能被阻断，威胁金沙江下游梯级电站和三峡工程安全。” 杨成林说。


张慧则承认马家沟一带确实存在地质隐患，“但是隐患主要是盗矿者私挖乱采造成的。”张慧同时表示，尽管如此，消除地质隐患的工作仍将进行，目前规划已制订，工程将委托有关部门实施。


杨成林对金山公司认为“地质隐患是盗矿者造成”一说十分不满，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金山公司养了大批保安，没有村民敢盗矿了。何况，金山公司的钻机和简易公路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而盗矿者最多挖了一点矿石，怎么可能造成这么大的地质隐患呢？”


杨成林说，“这个防治工程本身投入不大，你们金山公司又赚了这么多钱，原来你做过一些工作，就该继续把工作做好。现在，不是政府部门不支持你们工作，而是你们不支持我们工作。你们是外国企业，但外国人在中国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你不能乱搞，不能把自己的效益建立在别人的危险之上嘛，只顾着去炒股票赚钱，不管当地老百姓的死活，这是做企业吗？这是强盗。”


杨成林坦言，现在来做工作的人很多，“希望我们配合金山公司工作。上面有的部门，几乎成了他们的代言人了。每个部门有各自的角度，有的部门对招商引资来的外商负责，这也是对的。但我们有我们的职责，国家和人民赋予我们这样的职责，做不好，就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


杨成林还颇为激动地说，“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我们是要保护的。泥石流把人冲死了，找谁负责？这个事情我们要管到底。他们去找上面的领导，但我现在的态度很明确，领导给我发文件，说不用管了，让他去挖吧，我们就不管了。如果这个文件不发，我就坚决管，生命重于泰山！我在想，哪个领导敢发这个文件？”



金矿开采权将花落谁家



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无论是金山矿业、东川区委区政府、拖布卡镇当地民众，还是云南、昆明省市有关部门，都希望播卡金矿尽快进入实质性开采阶段。


张慧介绍了播卡金矿从勘探到开采的预计程序：到明年春完成预可行性研究阶段，然后用18个月完成可行性研究，通过国家有关部委的审批后，再进入开采阶段。可能会引进具有世界级技术的公司一起开采，但公司肯定会绝对控股。


但据本刊记者了解，无论东川区、云南省乃至国家有关部委，对于这个可能是中国第一的世界级金矿，是否应该让外资企业开采，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云南省经委重工业处副处长王宜国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东川那个金矿，我认为只要有技术条件，做好环保和安全工作，对黄金资源，能吃干榨尽，实现循环利用，外资企业应该也可以开采。”


但王宜国同时指出，我国对黄金市场的监管方面，还是采取两头松，中间紧的策略。两头是指勘探这一头和市场销售这一头，目前商业勘探市场基本上对外开放，销售市场也不再由国家专营。但附加值最高的开采阶段，国家有关部门尚未明确规定外资能否进入开采领域。


王宜国还说，金矿从勘探进入开采阶段，需要国家发改委核准，整套手续非常复杂，办理这么大金矿的采矿权证，需要拿到各种合法手续，矿山安全、水土保持、矿山植被恢复等许多方面的要求要达标，同时这个项目是否属于国际上先进的技术等等也要认证，走完整个流程后，才能获得黄金生产证书。


王宜国同时认为，如果金山公司不打算开采这个金矿，他们也有渠道实现利益。“我们的勘查市场是非常完善的，你勘查的成果，也可以通过公开招拍挂的形式，卖上几个亿几十个亿都行。”


但也有云南官员认为，这个项目未必能通过国家发改委的审批。因为目前对黄金矿的外资开采问题尚存在争论，一种观点认为金矿是战略性贵金属，具有货币的职能，关系到金融安全，因此向外国人开放不利于金融安全。但也有人认为，黄金其实也不过是一种贵金属，既然铂、白银、铜等金属矿能吸引外资来开采，并随着国际市场变化而波动，为什么金矿就不能让外国人来开采呢？


针对金山公司方面称，进入开采阶段仍将绝对控股，刘益康认为金山公司还有更好的选择。他向本刊记者解释：初级矿业公司的长处就是勘探，当勘探成果出来之后，一般就将金矿的开采权转让给规模更大、开采技术成熟的跨国矿业公司。如果西南资源将金矿转让给世界数一数二的金矿开采公司，自己再持有播卡金矿的若干股份，然后带着队伍到其他地方找矿。这种思路是最好的。


刘益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大矿业公司都有很成熟的社会关系处理能力，有的公司甚至还有政治风险分析官这样的职位，如果把金矿交给他们，金山公司目前遇到的难题可能会处理好。”


王宜国是云南省有名的金矿专家，是中国黄金学院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士，他认为中国国有大型黄金企业也绝对有实力开采这个金矿，哪怕是云南省内的企业也有实力开采。


刘益康和王宜国的观点相同，他认为像山东招远、福建紫金这样的大型国有黄金企业，有能力开采这个金矿。另外，中国国有企业可能更懂得怎么和中国人打交道，因此金山公司将开采权转让给国有黄金企业，反而可能更好。


目前中等品位的金矿，每克黄金的开采成本在70~90元，各种税费每克在25~35元，而每克黄金的市场价可达160元，因此利润十分丰厚。金山公司未必愿意让出或部分让出这块已几乎到手的肥肉。

野牦牛

金矿时代能给东川带来什么



有人把东川历史划分为两个时代，一个是铜矿时代，一个是金矿时代，时间界限是金山公司入驻播卡金矿的2002年。有人戏言，在铜矿时代，东川人之所以愿意作出牺牲，很大程度是因为精神力量在支撑，开采精铜是为了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但进入金矿时代后，既然最大的获利方是外资，东川人还会有这种奉献精神吗？


曾有东川领导在大会上颇为悲壮地表态：播卡金矿的开发，搞得好我们可以成为东川的千古功臣，搞不好我们就是千古罪人。


播卡金矿到底能给东川带来什么利益，从目前来看，似乎并不明晰。一种声音认为，东川区在金矿开采时应占一定股份，一块用于东川建设、治理泥石流和环保；一块用于民生，包括拖布卡镇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和发展。


但刘益康认为，这种政府占干股的形式，是目前国际矿业最忌讳的事情，绝不应该这么做。


刘益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金矿进入开采阶段后，主要会从三方面来拉动地方发展，首先是提供就业；第二，开矿会拉动相关经济，比如开旅馆、运输等等，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电力、道路等都会得到改善；第三是金矿对社区的一些慈善性活动。至于地方政府，则主要通过税费来体现，金矿开采都会缴纳大量税费，国家和地方财政都会受益。”


而金山公司称，在勘探阶段，公司就已给当地带来了许多好处。张慧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我们公司进来之前，当地哪有那么多摩托车和拖拉机呀。”该公司称，他们已考虑了拖布卡的长远建设，比如资助当地兴建养殖场、农产品加工基地等。除此之外，进入正式勘探阶段后，金矿还将创造数千人的就业机会，如果每年黄金产量是10吨，则每年能贡献3亿元的税费。


但东川拖布卡的民众考虑的则更现实，他们甚至连家门口金矿的储量是多少也不关心。陆兴枝是拖布卡镇磨槽湾的村民，他和正在上4年级的女儿陆云芳相依为命，住在一个总造价不到万元，面积不到30平米的平房里，老婆在孩子3岁时就已去世，父女两人靠4亩玉米地维生，每年一家收入也就1000多元。


一辈子没怎么出过大山的陆兴枝，最近几年因为没事、没钱，连东川城区都没有去过。对金山公司为拖布卡镇规划的“宏伟蓝图”，他似乎并不关心。但和当地村民一样，他也期望着家门口的世界级金矿能给自己那不完整的家带来点什么。


他希望有一天，能在矿上谋一份工，和别人一样，每天拿15元的工钱，然后带着女儿，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繁华世界。


中国金矿是冒险家的新乐园吗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朱国栋 云南昆明、上海报道



中国黄金勘探和开采对加拿大等公司门槛很低，但这些国家是否也用同等的待遇对待中国企业了呢？如果中国矿业企业也像金山公司那样和加拿大地方政府与当地民众矛盾重重，他们还能在加拿大如鱼得水吗




“云南省的金矿勘探前景非常广阔，肯定还藏着几个大家伙，只要勘探程度足够，云南完全可以再找出几个世界级金矿来！”谈到云南省黄金的远景储量时，云南省经委重工业处副处长王宜国颇为平静。王宜国所在的云南省经委重工业处，是《云南省黄金工业十一五规划》编制的牵头单位。在《规划》的编制说明中透露，云南省保有黄金资源超过300吨，这还不包括正处勘探阶段的东川播卡金矿。已探明特大型金矿3座，大型金矿2座，在勘查开发的矿山中，有两个金矿有望储量超过100吨，达到世界级规模。


“哪一天，云南省探明金矿储量超过1000吨，也并不奇怪，云南省的地质构造条件，就是非常适合形成包括金矿在内的金属矿藏。”王宜国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事实上，看好云南省黄金资源的决不只是王宜国这样的官员。根据有关数据，2001年以来，进驻云南的国外矿业公司已经多达数十家，涉及70多个项目，相当一部分项目是勘探金矿的。在东川播卡找到世界级金矿的西南资源公司只是其中之一。


事实上，这波淘金热并不局限于云南。进入21世纪，随着黄金价格和其他有色金属价格的不断攀升，大批国外矿业公司进入中国。根据中国矿业联合会地质勘探分会常务副会长刘益康的统计，2003年7月份有21家上市矿业公司在中国有勘查开发的业务活动。到了2004年3季度，这个数字已增加到 29家。而如今，如果包括非上市公司，进入中国勘探的已约有70家初级矿产公司，相当一部分都和勘探黄金有关。



除了东川播卡金矿外，辽宁猫岭金矿、云南潞西金矿、贵州烂泥沟金矿、青海滩涧山金矿、内蒙古217金矿等都有外资身影。



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那些从事风险勘探的初级矿业公司们，常被称为“冒险家”，因为他们尽管可能得到了融资，但勘探前景并不明朗。如此，中国的金矿越来越成为冒险家们的新乐园。




播卡效应




加拿大西南资源公司在云南播卡金矿取得的惊人成果，几乎成了国际初级矿业公司在中国冒险成功的标准范例。


2002年12月3日，西南资源公司宣布，在中国云南播卡(Boka)金矿项目发现了惊人的高品位金矿，西南资源公司的股价当日就应声暴涨。


2003年5月8日，西南资源公司公布了一批钻探结果，由于钻孔见矿情况与2002年12月3日的信息披露差距较大，西南资源公司的股价立即大幅下挫。从5月7日的14.00加元/股，急跌至8.83加元/股，一日内下挫36.9%。



到了2003年7月3日，云南播卡金矿公布最新钻探成果。刺激西南资源公司的股价当日急剧上扬。从7月3日的8.70加元/股，上涨到7月4日的11.20加元/股，涨幅达28.74%。



西南资源公司的表现影响了具有中国概念的其他上市矿业公司。2003年7月3日云南播卡金矿公布利好消息后，在中国有活动的上市初级矿产勘查公司股票全线飘红，一片牛气，有的公司涨幅也达到20％。



值得注意的是，播卡金矿的带动效应不只是在股市。播卡金矿取得成功后，围绕播卡金矿的昆阳群、会理群的地层分布区，矿业勘探权也被登记一空。其中许多是国外公司。


风险勘探商们对云南似乎特别钟情。除了播卡效应之外，云南省的投资环境也让他们十分满意，有人称云南省是风险勘探的“价值异常区”。



早在1993年，云南省政府就发布了《云南省鼓励外商投资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规定》，省人大于1999年发布《云南省外商投资勘查开采矿产资源条例》。两项均为国内首创。“条例”发布后，国土资源部将云南省确定为全国首家“外商投资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试点省”，并将相应的审批权直接授予省地矿主管部门。



除了矿业公司外，甚至国外的独立探矿人也瞄准了云南这块热土。有媒体报道，除了那些较具规模的专门勘探公司外，在中国淘金者中还隐藏着一群个体找矿者。在加拿大，一般称他们为独立勘查地质学家或独立找矿人。他们是各个初级矿业公司的“前身”或“上线”。



据媒体报道，在云南中越边境的文山州，个体探矿者数量颇众，这些人大部分来自加拿大阿尔伯塔省。 除他们以外，还能看到来自世界各个盛产黄金国家的人，比如澳大利亚人、南非人和印度尼西亚人。他们通常分为2人或3人一组，用沉重的铁桩打出一个个洞。如果打到某一深度，发现含金量较大，他们就把邻近打的洞在地下连通起来，并一直下到洞底，挖出一桶桶泥土。



据本刊记者了解，由于在中国尚未建立独立探矿人资格认证和探矿制度，如果这些国外探矿人确实存在，在法律上属于灰色地带，介于盗矿淘金客和初级勘探公司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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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家们的成功之道





除了播卡金矿吸引全世界商业勘探者眼球的惊人成功，外资在中国还有其他不错的成果。



加拿大的AFCAN公司间接控制了青海滩涧山金矿，它通过其全资子公司TJS有限公司持有大柴旦矿业有限公司85%的股份，中方合作方为青海海西州大柴旦金矿和青海第一地质勘查大队。该金矿项目第二期也已开工，建设规模为年处理矿石80万吨，年产黄金3吨多。



陕西煎茶岭镍金矿有外资企业澳华黄金的背景，煎茶岭镍金矿一期金矿位于略阳县何家岩镇西渠沟村，建设规模为年采选矿石30万吨，年产黄金3吨多，该矿的储量高达52吨。



贵州的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金矿资源丰富，这个州贞丰县烂泥沟金矿也为澳华黄金所控制。总投资达8.15亿元，每年可处理矿石120万吨以上，年产黄金可达5吨~11吨，矿区资源可开发15年左右。


澳华黄金有限公司于2002年6月进驻烂泥沟金矿，展开勘查和钻探工作，从去年初开始进行补充风险勘探，探明资源总储量达110吨。在播卡金矿被发现之前，号称亚洲最大金矿。



除此之外，外资矿业公司在云南、青海、辽宁、湖南等地也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主角也是初级矿业公司。



在中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高中地理读物中，经常强调中国是一个金矿贫乏的国家，为什么到了21世纪初，外国矿业公司在中国勘探或开采到了这么多前景诱人的金矿呢？



刘益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实际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就曾有一波国外矿业公司勘探热，但没有取得什么太好的成果。21世纪初期外国矿业公司卷土重来，和金价上涨有关系。”



2001年，国际黄金价格每盎司为271美元，到了2005年上涨到了444美元，而到了2006年4月，黄金交易价格突破了600美元大关。



但是，风险勘探的冒险家们在中国取得成功，金价上涨绝非最重要的理由，因为金价上涨同样刺激着中国资本的商业勘探资金进入金矿领域。 在刘益康等人看来，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一套成熟的风险勘探机制正在发挥作用。他把加拿大的风险勘探商们比作美国硅谷的风险投资人，他强调，地质勘探和IT业的风险投资运作，规则几乎一模一样。



刘益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加拿大的矿业小公司，像开发一个软件一样，可以用私募的方式筹资，然后到创业板上市。风险勘查，其实就像研究新药品和开发新软件一样，关键是一个理念，在风险勘探领域，则要讲好一个故事，说服投资人，在某个区域是可以找到矿的，有一些机构和人就买他的股票，一旦找矿成功，股价就会几倍几十倍的上涨。”



初级矿业公司吸引投资人的“那个故事”颇为重要，不能自己讲，要独立勘查地质学家来讲。投资人是否买你股票，会看你的团队行不行，如果这个团队历史上为股民赚过钱，他们可能会继续捧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慧眼识真金，这个人虽然没有名气，但想法很有创意，投资者可能也愿意为他花一笔钱。加拿大是全球第三金刚石生产国，以前大家都认为加拿大不产金刚石。20世纪90年代初，加拿大地质学家普菲克提出到加拿大北部耶洛奈夫附近的一个湖底去找金刚石。有人认为这简直是发疯的想法。但有一家风险投资公司认可了他的想法。正是普菲克的这个异常思路，仅用了10年工夫，就使加拿大变成了世界上第三大产金刚石国，而且是宝石级的。 毫无疑问，这种通过“故事”吸引投资者，上市门槛很低的机制，让许多有想法的地质学家募集到勘探资金，实现自己的“黄金梦”。



给予拥有天才构想的地质学家以丰厚回报，也是加拿大等国风险勘探公司能遍布全球的重要原因。刘益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一个具有关键技术和关键思路的技术骨干，在勘探成功后，得到几百万、几千万甚至更多的收入是正常的。” 但中国的地质勘探队无论是机制还是薪酬，都没有这么灵活。因为多数地质队是事业单位编制，资金由国家划拨。刘益康说，“哪怕是在矿上打几口井，都是年初计划好的，如果要改动，还要打审批报告等等，程序十分繁琐。如果真的发现了一个好矿，作为发现这个矿的技术骨干，一个‘五·一劳动奖章’，然后是10万、20万的奖金，比风险勘探公司的回报差得远了，如果勘探队也搞几百万、上千万的奖励，制度就不允许，勘探队的宣传部门、计划部门甚至保卫部门，都会有意见，比如保卫部门会说，如果没有我们在山头上看着，你们能安心勘探吗？”



除了机制之外，加拿大等国的高度繁荣和活跃的矿业权交易和资本市场，也让风险勘探商们在全球获得成功。



目前，加拿大的资本市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矿业资本市场之一，尤其是在风险勘查资金的筹集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截止到2005年底，共有 190家高级矿业公司在高级板(相当于主板)上市，股票市值超过1300亿加元；另外，还有超过900家初级矿业公司(又叫资源性公司)在风险投资板(相当于创业板)上市，占整个风险投资板股票总市值的 35%。加拿大的矿业股市值，约占世界矿业股市值的48％.



在过去的几年里，加拿大对全国的股票交易所进行了重大的改革，把以前位于温哥华、阿尔伯特、魁北克、蒙特利尔的区域性初级股票交易所合并成单一的初级市场，即加拿大风险交易所。 后来，加拿大风险交易所又被并入多伦多交易所，形成了加拿大单一的国家级资本市场---多伦多股票交易集团。现在，加拿大股票市场由一个高级和一个初级两个股票市场组成。多伦多股票交易所的交易对象是成熟公司，而多伦多风险交易所的交易对象是初级公司。



反观中国，矿业上市融资仍是凤毛麟角。刘益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中国，是上市难，圈钱容易，加拿大是上市容易、圈钱难，门槛很低，谁都可以上市。”





黄金外资政策尚不明朗




尽管澳华黄金等公司已在陕西煎茶岭金矿和贵州烂泥沟金矿等开始了实质性的开采阶段，但中国是否会开放黄金开采市场，目前仍处混沌状态。


早在2004年，坊间就传出国家发改委已着手组织制定《黄金工业产业发展政策》，该政策是国家规范黄金行业的一个准则，对行业的发展、布局、准入条件、发展目标、环保要求以及对资源和资金利用政策等方面做出了非常具体的规定。但是该政策一直迟迟未见公布。


尽管“十一五”开局之年2006年已快过去，但黄金工业的“十一五”规划也仍付阙如。


有分析人士据此认为，对于黄金工业的一些关键性政策方面，决策层面仍存在争议，比如是否该对外资开放黄金开采市场。



2003年，国家发改委曾对《指导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中黄金勘探、开采的有关内容做了调整，将原来鼓励类项目中“低品位、难选冶金矿开采、选矿(限于合资、合作，在西部地区外商可独资)”修改为限于合资合作，取消了“在西部地区外商可独资”的内容。这一动向曾被分析为国家更加注意黄金工业的产业安全，是限制外资进入黄金工业的一个信号，但之后并没有跟进举措。 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副司长熊必琳在接受《中国黄金报》采访时，针对外资政策的提问表示，对外开放这个国策，我们从来都没有动摇过。但就我们的矿业领域，尤其是黄金行业，这几年在引进外资时出现了一些问题，盲目引进外资勘探开采黄金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地区引来的往往是一些小型公司，他们并不具备勘探和开发黄金的实力。 中国黄金工业是否对外资过度开放了？这是一些学者与官员在思考的问题。黄金储备是金融安全的重要防线，黄金开采大量掌握在外资企业手中，会不会威胁金融安全，仍待研究。也有人认为，中国黄金勘探和开采对加拿大等公司门槛很低，但这些国家是否也用同等的待遇对待中国企业了呢？如果中国矿业企业也像金山公司那样和加拿大地方政府与当地民众矛盾重重，他们还能在加拿大如鱼得水吗？



最著名的一个案例是，2004年9月底，市场曾传出中国五矿集团正在就收购加拿大诺兰达矿业公司（Noranda）进行排他性谈判的消息。不过，这项被誉为中国公司对外国公司最大规模的收购案进展得并不顺利。加拿大的主要报纸之一《国家邮报》更是连续发表措辞严厉的文章，强烈反对把诺兰达公司卖给中国五矿。加拿大发行量最大的《多伦多星报》近日也发表社论呼吁联邦政府要审慎处理中国收购诺兰达案。迫于舆论的压力，加拿大工业部长爱默生后来对此收购做出了负面的表示。■

野牦牛

(感谢刘益康先生为此文提供部分资料)



资料块：近年来外资对中国投资主要勘查工作回顾（刘益康整理，可以列表）



1.BHP-Billiton 四川康滇Pb/Zn;(中国首例合资勘查项目);云南中甸Cu/Au;云南南坪Pb/Zn；四川金康Au


2.Barrick黄金公司 全国范围内找项目


3.De Beers 在四川和东北找金刚石


4.Quantum资源公司 辽宁﹑山东﹑安徽金刚石项目;航空磁测


5.西澳矿业公司 在新疆开展区域靶区选择;直升飞机采样;航空物探测量;辽宁的金矿项目;在云南寻找诺里尔斯克型铜镍矿


6.Rio Tinto 在甘肃﹑内蒙找铜镍矿靶区;寻找金川型铜镍矿


7.Sino金矿公司 煎茶岭金矿勘查开发;金康金矿勘查开发


8.Placer Dome 在山东﹑山西寻找前期项目


9.Inco国际镍公司 在吉林盘石找镍


10.Phelpe Dodge 在四川寻找勘查项目


11.太平矿业公司 云南铜矿项目;云南的铂钯项目;内蒙的金矿项目;辽宁的金矿项目


12.Ivanhoe矿业公司 内蒙的铜金项目


13.Griffin 河北蔡家营铅锌矿


14.西南资源公司 云南博卡金矿项目;在四川建立合资项目


15.明科矿业公司 内蒙戈壁金矿项目;甘肃白银多金属项目


16.国际Barytex 云南都龙锡锌项目


17.Pan Asia Mining 山东金刚石项目


18.Bay Resources 西艾斑岩铜矿带勘查


19.TVI Pacific 湖南水口山金矿项目


20.Laramide 在新疆取得大面积探矿权区


21.Afcan Mining 青海滩涧山金矿勘查开发


22.SKN Resources 云南铜厂金矿

laizhebuju

像矿产这类资源不应该让外资介入的！

mjc52

就是啊，怎么会让老外控制啊

野牦牛

哎……
还有很多事情是咱老百姓不知道得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