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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青年公益的四大差异
发布者:张嘉伟 时间:2011年5月20日
今年四月,我有幸参加了美国圣地亚哥举办的克林顿基金会全球大学年会(CGIU 2011),回国恰逢无锡召开的春晖青年公益论坛。不同环境、相同话题,就产生了一些体会。
我观察到一些中美青年公益的不同,这些差异或许能带给现在的实践者一些启示。
1) 称号大,放眼全球; 做事多,关注国内
西方学生倾向于把组织叫得很大很国际。比如一个大学社团,可以叫做中华XX会;在2个国家有团队,就能号称国际组织。光环背后的实力有多少,实在不好说,但是一旦到了国内,又很受欢迎,营销效果显著。确实,美国的学生公益项目不少是针对海外的,比如美籍华人就喜欢创立服务中国的组织,非洲裔亦如此。作为移民国家,美国公民来自各个地域,他们乐意回馈家乡。这种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影响力输出也符合美国外交的战略。
我们的学生公益则更低调,名字比较书生气,文学化。其实,低调地做一件事情,也很不错。只是常常做着做着,摊子就铺开来了,越做越多,什么都做。春晖论坛某位同学就他们新开发的项目提问,嘉宾回答:“你们组织,我在很多个场合都见到过,但是你们究竟是做什么的?”。在关注的地域方面,很少大陆学生组织关注国外,我们是发展中国家,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也符合国家的方针。
2) 技术创新, 组织运作;服务为主,项目运作
美国不乏 Teach For America (普林斯顿大学学生创立)这类提供服务的组织,但是最近几年美国越多涌现的是借助专业知识和技术创新,创造产品让弱势群体受益。比如CGIU 2011演讲机构SoOcket(哈佛学生创立),设计了一个能产能的足球,提供海地灾区房屋用电; TED印度大会演讲嘉宾Embrace(斯坦福学生创立),提供低价的恒温婴儿暖袋,保护印度农村妇女新生儿的安全; One Earth Design(MIT学生创建), 提供喜玛拉雅居民太阳能装备,World of Good(UC伯克利学生创建)借助互联网提供各地手工、公平贸易产品的销售平台。通常他们都是组织化运作,或成立公益机构/企业,有相对固定的团队、项目运作模式。也必须考虑财务成本、收入和一切商业世界需要考量的因素。
而我们这里更多的是服务型公益,教育、环保和健康;最流行的就是支教,似乎大学一旦暑期实践,各个志愿者服务队都要远赴中西部,短期执教。支教是一种比较容易的模式,可以大量复制,但是它是否真的有影响力?孩子的需求在哪里?他们的教育环境是否得到长期的改善?反思的声音却并不响亮。学生万一被一种浪潮推着走,就啥功课都不做了。经常只是一个团队,一个项目,难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组织和规划,领导人也是一年一年地更替。可持续性就成了很大的挑战。
3) 资源挖掘、整合能力
很多人坦言青年公益组织难,社会不信任,筹不到钱,自己要去做家教补贴组织经费。这些问题我相信美国人也遭遇过,但是他们有自己的办法。比如他们喜欢组建顾问团,学校的教授首当其冲,此外还有强大的校友网络,提供财力、社会网络的支持,比如UC伯克利知名华人校友就支持该校华人学生的社会创新项目,举办晚宴。
到了国内,学生组织却喜欢自我成团,一方面可能是外部环境没有那样良好,另一方面,学生并没有主动挖掘社会联系和过去积累。这里就需要一种战略思维,根据每个阶段的需求,寻找资源,达成阶段性目标,循环往复,最终完成项目的使命。比如SoOcket的创始人也不是工程专业的,但是她有这个产能足球的想法,为了检验这个想法是否可行,她就找到了工程系的同学,分享了这个主意,那同学感觉能行,再做了测试。如果在项目执行前的调研部分,就可以预见到每个目标所需要的资源,再评估自己现有的能力,其中出现的差距,就是想办法去调动的外部资源。一步步递进,不断解决新出现的问题。
4 结果的测量评估
最后一点,让我回想到3月份哈佛模拟联合国会议上和高中生的一段话,我说: 我们小时候很喜欢去敬老院打扫卫生,就说擦窗户吧。大家都在擦,擦完就走人,然后不久又一批同学来,又擦了一遍同样的窗户。问题就来了:这个窗户擦干净了么?怎么知道它干净不干净?如果干净的话,何必再擦一遍,而不去擦别的?如果不干净的话,是什么造成的?这就是我们学生时代做公益的一个死穴,很少评估服务后的效果如何。英文创新innovation的解释是creativity that works。所以真的要公益创新,必须知道:它真的有效么?
许多西方推崇的社会创新方式,很有可能中国早有了,只是我们很少比较、评估创新前后的效果。知名设计公司IDEO曾有一个团队到印度给当地的一个眼睛保护的社会企业提供咨询,他们发现当地的孩子不太喜欢接受视力表的检查,IDEO发现视力检查的老师会带给学生压力,不如让孩子都来当一回老师,孩子替孩子检查视力? 就这个小小的改变,孩子开始积极地扮演各自的角色,并乐在其中,视力检查率显著升高。我一想,我们中学老师也常图方便,让卫生员同学为同学们测视力,只是我们没有去测量,从而也不知道这可能就是一种模式上的创新。
随即我们面临了:怎么测呢?是不是今天讲座来了100个听众,影响力就是100人?去年,听到INSEAD教授提出他的一个金字塔影响力测量模型。最底端为Output,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影响力 中层是Outcome需要测量后发现的行动、思维的改变;最高层是那些价值观的,是否促进正义、和平等等。就一场讲座说,那100个听众就是直接的Output,因为他们参与了。但是他们因为讲座有新的收获而改变了自己么?这100种的自我改变的X个人才是Outcome。我们现在青年公益较多的是什么都不测,要测的话多数停留在第一层。我觉得有必要逐渐向第二层转移,因为只有当你了解到这个讲座真正改变了多少人,你才能去研究那些人,发现促使改变的因素。只有发现了动因后,才能相应地改善模式,从而扩大第二层的影响力。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观察,希望和大家更多的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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