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葫芦大战蓝藻：昆明政府以毒攻毒治理滇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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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葫芦大战蓝藻：昆明政府以毒攻毒治理滇池
2011年08月12日 13:35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苏岭 贺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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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片的水葫芦试验地（南方周末记者王轶庶/图）

站在昆明西山脚下面对滇池，张正祥看到近岸的水面漾着绿油漆般的蓝藻，一个个围网切隔开水面，里面盛繁着水葫芦。

在他的记忆里，水葫芦是滇池的一大污染源，其腐烂的茎叶曾令滇池的水恶臭扑鼻。在1999年昆明世博会前夕，泛滥滇池达12年之久的水葫芦才基本被打捞干净。

而如今，盛繁的水葫芦却是昆明市政府综合治理滇池污染的主要措施之一，用于吸附滇池里的氮和磷。

按照昆明市政府规定，水葫芦在滇池圈养22平方公里，在滇池流域35条入湖河道及84条支流（沟渠）水域圈养了4平方公里。

而张正祥更忧心脚下坡岸上那一大片新植的中山杉。在2007年滇池管理局（以下简称滇管局）种中山杉后，他发现了滇池的生态系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生命力最强的水生植物——水薄荷不在了。而中山杉已在滇池沿湖、湿地、河道等种植39.4万株。

张正祥是著名的民间“滇池卫士”。为了保护滇池，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右手残疾、右眼失明；倾家荡产并欠外债二十多万元；两任妻子先后离他而去，三个女儿离家出走；因为持续30年的保卫滇池行动，2011年，他被选入国家形象片。

“滇池治污，越治越污。”在张正祥眼里，昆明大规模种养水葫芦和中山杉，已经影响到了当地生态。在有水体的地方，自来水水源地松花坝水库、公园和一些住宅小区的景观池塘，皆覆盖上了水葫芦。

部分人的生活为之一变。滇池边的“巾帼打捞队”，在成立23年后，任务由此前的专职清剿水葫芦陡变为种养它。搞绿化的生意人王长军（化名）则更是赚得盆满钵满。

“嵩明和江川的水葫芦都被捞净了，一苗水葫芦被炒到0.5元，高的到1元。一亩长成，不出一个月就长成一大片。”王长军说。

虽然滇池如今不臭了，蓝藻未像往年爆发，更多的昆明市民却不相信水葫芦和中山杉能赢取滇池污染治理之功，更不解政府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弊大于利？

虽然水葫芦的净污能力得到公认，但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郭怀成、国家高原湿地研究中心副主任田昆和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都担忧其可能带来生态危害，影响滇池的生物多样性系统。

在滇池圈养水葫芦超过水面7%，其面积相当于两个草海（10.8平方公里），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曾指出：高盖度水葫芦圈养对滇池、草海生态系统是个灾难。

郭怀成和田昆指出，尽管水葫芦对外海的周年性蓝藻水华会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作为耐污、浮水型植物的水葫芦，一旦控制不当，可能会漂浮于整个湖面，从而形成另一种生态灾害。

对水葫芦的防控、后期的处置能力，是另一层担忧。

水葫芦有着超强的繁殖能力，在8个月内，一棵能分蘖成6万棵。过去，上海黄浦江、苏州河，浙江省钱塘江、富春江等流域都曾被水葫芦“染绿”。

7月17日，在广州，前一天才搞过市长横渡的珠江，一夜之间，大半江面覆满水葫芦。

专家们指出，在水葫芦成熟后，如果不及时打捞，就会因死亡而烂在水里，造成对水的二次污染。

此次滇池种养水葫芦沿用的是江苏省农科院在太湖的经验，专家们指出太湖与滇池有差异，太湖经验未必适用。

对引种中山杉，专家们更为担忧。

中山杉是由中科院江苏植物研究所用国内的水杉和墨西哥落叶杉，杂交培育而成的一个树种。由于外来物种与本土生态系统普遍存在“敌我矛盾”，专家们首先担心外来的中山杉会破坏当地生态系统。

昆明理工大学环境工程学院教授侯明明担心中山杉会成为“抽水机”，使湿地陆地化，前车之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东北上亿亩湿地种乔木、2001年云南剑川剑湖湖滨种柳树的后果。

净污的宝器？

对于质疑，昆明市相关部门不以为意，只在乎水葫芦和中山杉去除滇池里的氮、磷的能力。

昆明市滇池生态研究所副所长韩亚平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一直以来滇池的污染主要表现为水体富营养化，即含有大量氮、磷，致使水质按此两项指标被列为劣五类水，同时易促蓝藻生长、爆发。他说：“在综合治理滇池的大背景下，从湖里面把湖内的污染物拿出来，减少富营养程度是滇池治理的重要内容。”

由于水葫芦和中山杉吸附氮、磷能力强，昆明市政府试图以大规模种养，减轻滇池的富营养程度。

此次滇池圈养水葫芦由江苏省农科院提供技术支撑。该江苏省农科院院长严少华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他们2007年开始在太湖做水污染治理工程，圈养水葫芦，但“由于太湖太大，效果不明显”。依据在太湖所做的种养水葫芦占水体总面积30%、50%和70%面积的对照研究，他们认为低于50%对水体生态环境无显著影响。

参与研究的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和树庄则称，在昆明气候条件下，水葫芦不会疯长而造成失控；圈种水葫芦不会影响水底生物的存活。

对于水葫芦的采收，滇管局称已做好必要准备。昆明市政府起初设想集市场化之力来解决，但如今却出现了变数。

2009年，四川汉龙集团高调宣称捐赠滇池保护基金1.2亿，这笔资金是滇池治理以来最大的一笔捐款。约定三年内分六期到位，用于汉龙其后的专项环保工程。次年，汉龙总承包了滇池圈养水葫芦，负责从种养、采收处置和资源化利用的全过程。

根据昆明市政府制定的生态补偿机制，回收每吨氮补偿5万元，每吨磷20万元，以22平方公里的水葫芦年吸收1360吨氮、380吨磷计算，汉龙集团每年可获1.44亿的补偿。但实质上，补偿不搞累项计算，令汉龙的预期大打折扣。到6月中旬，汉龙集团撂了挑子，推说“种养没有经验，干不下去，希望到资源化利用阶段再参与进来”。至此，汉龙那笔捐赠仅到账1000万元。

“都想来骗钱，没料到昆明是个穷地方。滇池是一面照妖镜。谁做了什么，日后一清二楚。”一名生态专家说。

水葫芦已经种上了，开弓没有回头箭，昆明政府方面只好拉国企昆明滇池投资有限公司来扑火，更名为政府项目，不再谈生态补偿。

昆明治理？

按理，这些专业性争议应该发生在事前。持异议态度的专家们皆是各领域内的知名学者，事前鲜有被邀参与相关研究和讨论，包括由省、市级老领导和知名专家组成的滇池水污染防治专家督导组。

“昆明市政府，包括滇管局开会，从来不邀请我。”侯明明说。

“这就相当于唱大合唱，声音老是跟大家不搭调的话，你就不在这里面了。”昆明植物研究所一名专家说。

因此，侯明明提出“在湿地种植中山杉应进行环评”，也被称为“马后炮”。

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俊说，“专业性强的重大决策需经过可行性研究，计算投入、产出、利弊等步骤，可行和不可行的问题，领导选择后，经人大、政协讨论。必须经过这个程序。”

以民主、科学的态度来处理专业性问题，在云南只是一个理想。早在2002年，云南准备大规模种植桉树时，就有云南的林业专家联名写信，指出可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但相关部门并不理睬。直至2010年云南大旱，舆论普遍质疑桉树是罪魁祸首，相关部门仍不认账。

在这种氛围下，水葫芦和中山杉便不断被外界关注，质疑声日盛。7月21日，滇管局利用微博主动回应水葫芦问题，网友参与共两百多万次。

专业问题不按科学的态度和程序来办，导致种水葫芦和中山杉变调、变味，更发酵出某种特殊的社会情绪。

在争议声中，人们将对水葫芦和中山杉的质疑转向对于当地治理模式的质疑。

2009年开始，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力主将水葫芦变有机肥，利用中山杉将昆明建成西部地区乃至全国一流的苗木生产基地，这些由政府主导本无可厚非，但地方政府却以行政命令来示范。例如，2010年昆明市已种植了中山杉2000亩、15万株，今年的目标是在滇池沿湖、湿地、河道等突破1万亩、70万株。 水葫芦和中山杉，都按目标，层层分派到各级政府，限期完成。由于划入量化考核，执行便跑了调。

应政府之邀，昆明滇池渔业协会也投标种了一块水葫芦，只知道政府让他们等着到9月份收，至于收了以后怎么运输、运去哪里，统统不知道。环保人士、昆明市原政协委员伍宗兴评价，“科学的事让科学家去说，农民的事让农民去说，你搞工业让工业家去搞。一个人什么都说了算，那将来责任也很大的。”

云南省环境科学院院长贺彬也认为产业化是市场的事情，“政府有点越位了”。

2010年《凤凰周刊》搞了一次吕日周和仇和两个改革明星的对话，仇和说，要用不民主推进民主，用人治推进法治。

在争议声中，仇和对于滇池一些积极作为被忽略。

滇池生态研究所所长杜劲松表示，在九五规划时就想做滇池的综合治理，但直到仇和2008年来了后，“这块工作才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国家高原湿地研究中心副主任田昆也认同承认，仇和对于滇池水质改善做出了重要贡献：“以前在盘龙江走，得捂着鼻子。现在水清了，有人下去游泳了。”

从九五到十一五，国家投资滇池治理已超200亿。而真正起效用的投资在仇和上任之后。在侯明明看来，以前的很多投资都打了水漂。他说：“以前四五届市委只建污水处理厂，不挖污水管道。过了十年，仇和来了才挖。你说哪个好？”

但更多的人在“越位的政府”面前，却投了不信任票。

然而，仇和执政昆明的宿迁模式却被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总结为“昆明治理”。北大“昆明治理”课题组称，“执政者主导下的制度创新，一方面通过自上而下的威权主义政策施惠于民众，从而巩固了政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规避了传统旧体制下潜在的社会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给民众带来了可以预期的精神寄托与未来希望。因此，应当宽容改革者，给予改革者一定的成长空间和时间”。

但留给滇池治理的时间已经无多。

（云南法制报记者孟维东对此文亦有贡献）

春子

哈哈，我一直也认为合理的利用水葫芦，会对富营养话的水质有改善。水葫芦起到营养物质固定的效果，但是如何将固定后的水葫芦合理处理掉我认为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要么就让滇池发展成为亚马逊那样的到处是水葫芦的巨型湿地（可惜人要捕鱼什么的野生水生动物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