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环保四合唱，欲说污染话难休（旧话重提）

发表于 1970-1-1 08:00:00

<TABLE align=center border=0 cellSpacing=0 width=530><TBODY><TR><TD align=right noWrap>文章出处：山西经济日报 2002年1月9日22:57</TD></TR></TBODY></TABLE> 山西环保四合唱，欲说污染话难休 <TABLE align=center border=0 cellSpacing=0 width=530><TBODY><TR><TD align=middle height=25 vAlign=top>郭延斌</TD></TR><TR><TD align=middle height=3><IMG height=2 src="http://www.zhefu.com/images/xian.jpg" width=521></TD></TR></TBODY></TABLE><TABLE align=center border=0 cellSpacing=0 class=txt_line_hight width=530><TBODY><TR><TD align=left background=../images/bg5.gif vAlign=top>……69%的水土流失，80%的水体污染，被世界教科文组织评价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句本来赞美小草顽强生命力的诗句，用在形容时下一些黑色污染企业上，竟丝毫也不为之过。这些企业“冒了一股烟，流了一股水，剩了一堆渣”，赚的是血汗钱，付出的却是日渐高昂的环境资源和生态代价。 　　每年一度的“三晋环保行”大型记者采访活动，由省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牵头，会同１１家省直有关部门，汇聚全省媒体几百名优秀记者，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全省，声势不可谓不大，打击力度不可谓不强。然而活动一过，一些污染企业便卷土重来，死灰复燃，大有“一茬接一茬，野火烧不尽”之势。使得每年的环保行一年比一年任务艰巨，一年比一年成效显著。 　　“三晋环保行”作为“中华世纪环保行”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有一段“故事”，当年为首次活动命名时，省人大卢功勋主任曾风趣地说，“我们虽然不叫‘世纪行’，但我们要行到下世纪！”不料竟一语成谶：从１９９４年第一次至今，“三晋环保行”大型活动已经连续搞了七次，今年是第八次，真就行到了“下世纪”。 　　环保行动重拳出击，不及排污企业“割韭复又生”，严峻的现实令众多有识之士痛定思痛，我省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究竟应该怎么走，为何始终走不出“黑色思维”的阴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为何始终站在对立面上？到底能不能达到合谐、统一？ 　　近日，我省著名的四位环保人士做客本报《经济新视点》，就我省环保工作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展开了讨论。 　　这四位嘉宾分别为：省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办公室主任、６次三晋环保行记者团团长郭忠烈；省环保局污控处处长、三晋环保行副团长王景龙；国家一级作家、中国环保研究会理事哲夫；山西环境报社社长总编辑、三晋环保行记者团副团长李景平。 　　本期话题主持人：《经济新视点》专栏编辑郭延斌。 　　 经济落后和环境污染，是一根苦藤上结的两个苦 主持人：每一次环保行行程上万公里，足迹遍及全省，不亚于一次“长征”，据你们了解，我省目前污染现状到底如何？ 　　郭忠烈：据９９年度国家质量环境质量公报反映，全国空气污染指数前３０个排名中我省就占了１３个，在全国４７个重点城市和国外３０个城市空气污染程度对比中，太原市名列榜首。我省每平方公里随地污染物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全省８０％的河流遭受污染，７４％的河段失去了水体功能，水土流失面积占到全省总面积的６９％以上。发展不当以已当务之急。但从全国和自身比较，目前发展不足也日益显现：１９８４年我省国内生产总值由全国的２?７４％降至１９９９年的１?９９％－－财政预算内收入占全国的比重由１９８０年的１?８％降至１９９９年的１％；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由１９９０年的第２１位降至１９９９年的倒数第一位。山西的经济状况在全国的位次在逐步后移，资源优势也在全国由强开始减弱。 　　李景平：有人测算，全面解决能源基地建设中尚存的环境问题，大约需要６００亿元。１９９２年，山西学者算出山西环境损耗每年２７亿元，每吨煤９?４４元，每度电０?１元。１９９６年，亚洲开发银行算出，山西每年环境损耗６２亿元；１９９８年，山西能源发展报告又提出环境损耗为７６亿元。因此有人发牢骚，“计划经济靠了山西，市场经济扔了山西”。 　　主持人：造成山西环境生态持续恶化的根源到底在哪里？ 　　王景龙：山西浓厚的“煤炭情结”形成了“黑色思维”。９０年代，山西环保与“黑色思维”进行了三次较量。第一次是１９９３年前后，一些人不听环保部门忠告，兴起一股炼焦狂潮，山西全境被污染了。第二次是市场经济被确立之后，山西冒出一股怪论，说除了“杀人放火”什么都可以干。正在被取缔的“土小”工业，忽地腰杆儿又硬起来。第三次是２０００年，煤、焦、铁市场由冷变热，小煤窑、土焦炉又在一些地方死灰复燃，机焦炉也出现争先恐后、甚至不办手续抢着建设的混乱局面。 　　李景平：以煤为主，山西造就了一支与煤炭息息相关的生产、运输、销售以及技术大军，地方财政、官员利益和群众致富等等，都与煤炭建立了不解之缘。山西的“黑色思维”象一个幽灵左右着山西人的观念和行为。 　　哲夫：山西是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观念滞后，体制僵化，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有学者指出，山西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曾经掉队，补课也没补好。这种“先天不足”，导致了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对邓小平理论的真谛没能很好地认识。这大概就是山西改革和发展迟缓、环境问题严重的深层原因。 　　 十大悖论引发大讨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是对立还是统一　　 主持人：环保工作在现实中和经济工作形成了对立面，从我省的现状来看，这种对立尤其严重。那么环保和经济发展能否协调统一起来呢？ 　　李景平：我省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对立情绪相当严重，我们沿途所见所闻，和环保唱反调的或者给污染企业开脱的归纳起来，主要有几种观点：历史欠帐论、经济贡献论、经济困难论、达标无望论、污染无害论、填补空白论、工业链条论、社会稳定论、贫困倾斜论等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不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借此推卸责任，拿它当挡箭牌。譬如填补空白论，原平草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草酸是世界公认的重污染产品，纷纷限产或寻求替代产品。原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把外国人放弃的产品捡回来大力发展，还认为是填补了国际、国内空白。 　　王景龙：环境是发展经济的载体，治理环境本身发展不了经济，但是，发展经济必然会对环境造成影响，一种发展方向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创造了一种合谐的人工环境；另一种情况，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破坏了环境，前一种是协调的、统一的、可持续的，即我们现在所倡导的循环经济模式，但后者却采取落后的生产方式，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时，两者就是对立的、矛盾的。关键是看采取什么样的生产方式的问题。山西在“有水快流”的指导思想下，抛开了技术含量、设备能力、合理布局，原始粗放低下的生产方式大行其道，造成了发展经济和环保的严重对立。 　　郭忠烈：有这么一个形象的例子，当你问一个放羊倌，说你放羊干什么？答曰：“攒钱，娶媳妇，生娃娃”，再问生娃娃做啥？答曰“放羊”。“放羊模式”形象地说明了我们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放羊模式对立的就是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模式，是集约的模式。在这个层次上，两者是协调统一的，发达国家３０年代也曾走过粗放的道路，但在随后的１５年，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发达国家已有前车之鉴的基础上，我们还在走人家的先污染后治理老路，这是最可悲的。过去５７年大炼钢铁时用的“一脚蹬”，在我们一些地市仍在使用。 　　 全国污染最重的省份结出了一朵环保奇葩　　 主持人：三晋环保行从１９９４年开始到今年已举行了８次，在三晋大地掀起了一股环保飓风，力度和效果都非常明显，全国人大连续三年进行了表彰，这在全国也是没有的。它所创造的五管齐下的工作经验成为集舆论监督与法制监督、行政监督、公众监督和解决实际问题于一体的典范。 　　哲夫：三晋环保行从它一开始就受到了省领导的重视，它所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也多次被政府采纳，三晋环保行是直接向省人大常委会汇报工作的，这在全国也是独一份。三晋环保行和环保部门配合默契，着眼于监督，重在落实是它的最大特色，这也是它们工作开展的卓有成效的一个原因。去年，三晋环保行和中华世纪环保行协同作战，在清徐创造了中央军和地方军联合作战的先例。 　　中华环保行对三晋环保行的经验进行过专门采访报道，向全国予以推广。香港电视台也进行了报道。另外，湖南人大专程邀请三晋环保行的人员入湘介绍经验。三晋环保行成为中华环保世纪行的一张王牌。 　　王景龙：三晋环保行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他的工作具有前瞻性。１９９５年省经贸委制定了“取缔土焦炉，改造萍乡炉，推广机焦炉”，但是环保行的同志们看到愈演愈烈的环境现状，就提出了“取缔土焦萍乡炉，限制改良炉，发展机焦炉”，得到了当时省领导的肯定。 　　李景平：当时我们根据产业政策预测到一部分焦炉即将列入取缔计划，所以提前提出了环保要求，要求企业限期改造。这等于给了企业一个时间差加以整顿治理。事实上半年以后，国务院就下发了取缔的文件，而我们的一部分企业已经上了环保设施，达到了排放标准，不在取缔之列。 　　郭忠烈：三晋环保行讲究工作方法，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讲话精神之后，我们自觉运用到环保中来，到处宣传落后的生产方式不是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本身也不是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更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 　　哲夫：三晋环保行非常有力度，所到之处非常具有震撼力，所有企业闻风而动，可悲的是，等记者团一走，又开了。所以每次下去，和冲锋打仗似的，搞突然袭击。 　　王景龙：去年我们在太钢检查，要求他们限期达标。和我们顶的厉害，他们认为，２０００年达标是根本达不到的，谁这样思考问题，就犯历史的错误，我们敢于顶真碰硬，把太钢的问题进行曝光，并就如何落实２０００年达标工作与领导交换了意见。现在太钢的环保项目一个接一个，今年又提出了“环境现代化”，就是尝到了环保的甜头。 　　引黄工程也是我们碰的一个硬钉子。１９９９年，宁武有一段施工工程污染了水源，县领导好言相劝，说这段工程是“天”字第一号工程，外国人承包的，搞不好怕影响国际声誉，省环保部门的同志们当着外国人的面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并对事件进行了曝光处理，并进行了处罚，逼的外国人上了环保设备。 　　李景平：这里面还有一段插曲，当时我们的人员问外国人：“在你们的国家，能不能干这种事情”，外国人答复说：“不能。但我们和业主的合同中就没有环保治理要求。”我们随即针锋相对，说：“你在中国施工，即使和业主的合同，也必须符合我国环保法的规定，否则你就是违法的。”外国人还请了律师准备和环保局打官司，后来一了解中国的法律，主动放弃了，并按要求进行了治理。之后世行代表来检查引黄工程时专门调查了环保这一块落实了没有，一看环保工程上去了，在建设引黄工程时环保没有拉下帐，表示满意。因为世行贷款中专门有一块环保资金，如果没有落实，就将影响到随后的贷款事宜。事后，引黄工程指挥部向三晋环保行记者团表示感谢，并邀请他们对工程再进行监督。 　　通过这件事我们感觉到，国家的大工程也好，领导管的工程也好，或者是有任何背景的工程，如果环保不过关，环保部门就敢管，管了他只能把工程搞的更好，如果不管，恰恰是对领导、国家不负责任。 　　 山西污染问题不光需要末端治理，更要治本清源　　　 主持人：环保项目、环保工程在一些人看来是个花钱的买卖，带不来任何效益，靠什么来实施呢？ 　　郭忠烈：这其实是个全民意识问题，保护环境的同时就等于保护了自我，保护了全人类。环境问题是个全人类的问题，不单单是山西的问题，山西环境污染严重，我们不光荣，世界也不光荣，大气层是个循环体，水污染也一样，千条河流归大海，地球小到一个村，村东头污染了，不影响你村西头。事实上我们工作上遇到问题总是朝这个问题上想，如果光考虑自身，谁也不想搞环保。又得罪人，得罪的又都是领导。 　　主持人：山西经济可持续发展究竟应该怎么走？ 　　郭忠烈：环境污染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从１９９７年开始江泽民总书记每年在人大期间提到环保，要求党政一把手负总责负全责。为什么环境保护工作难搞，难就难在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不同步，党政干部都在抓经济，重视经济指标，不重视环境指标，使环保工作长期游离于经济主干道之外。这是其一。其二，部分领导环保法制观念不强，不能严格依法行政。其三，法制不健全，环保法在法律责任方面规定不太具体，一碰到具体问题就不太好使。其四，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其五，环保机构不健全，环保队伍素质亟待提高。其六，公民的环境意识有待增强，依法保护自身权益的自觉性亟待提高。 　　郭忠烈：世界经济出现了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两大发展趋势，知识经济的模式是“知识——产品——知识”，循环经济是“资源——产品——再生资源”，我们仍处在传统经济模式，“资源——产品——污染物排放”。一些领导习惯于“黑色思维”，大同提出了二次创业，石圪节再挖十五年也没有煤了，离石南山的主焦煤也完了，资源破坏造成了连锁反映形成恶性循环。 　　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进入了初级产品扩张的误区，还是在资源上做文章。山西过去机械电子产品搞的不错，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的芯片就是我们“山西造”，纺织产品也在全国前列，由于不重视和投入不足，每况愈下。每年在煤炭上投入超过十多亿，而在轻工纺织上的投入严重不足。 　　哲夫：山西污染问题，说穿了两句话，人文生态的持续恶化造成了环境污染的持续恶化，人文生态的问题不解决，环境的问题无从谈起。 郭忠烈：从现在情形看，山西经济完全摆脱煤炭等矿产资源求发展是不现实的，关键是把握住机遇，依靠资源合理开发保护和利用，形成积累，同时加大其他工业门类，如机电和高新产业及旅游产业、第三产业等发展力度，政策引导，加大投入，调整结构，谋求发展。我认为，当然产业结构的调整应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新的经济增长点应建立在可再生资源利用的基础上。采取“上一保二利三”的原则，即：上一个潜力产品、一个企业或一个项目；必须保证环境、资源、生态不被破坏和保证促进区域经济运行质量的稳步提升；要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经济效益的增长，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 　　哲夫：环保的重要意义在于，如果不搞环保，山西的可持续发展就是一句空话。“三同时”的原意是从源头把关，严格限制污染企业的建设，山西最可悲的是源头就把不住关。穿新鞋走老路，新建项目转手就成了限期治理项目。山西的环保问题不能光靠一个三晋环保行，要使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紧密无间、唇齿相依、和谐发展，还要靠全社会的努力。 山西经济日报记者郭延斌</TD></TR></TBODY></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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