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机构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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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富   发布者：张玥晗
　　薪资水平较低、优秀人才难以招募、人才流失严重大概是“绿色昆明”、“安典公益”这类3~5人的小型NGO目前遇到最多的问题。它们希望从单打独斗转型为专业NGO团队，却面临孤立无援的困境。

　　2011年，云南的“绿色昆明”的发展进入瓶颈期。这个2006年成立，2008年正式注册的民间环保组织，在年初相继有两位同事离职。“绿色昆明”创始人梅念蜀又回到了2008年的工作状态，整个机构只有她一位全职。

　　“一位是因为父母和生活的压力回家考公务员，另一为是自身能力达不到工作要求。”一个辞职一个辞退，梅念蜀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感到压力扑面而来。

　　2008、2009年，“绿色昆明”做了五个项目，包括：昆明市环境教育教师培训及实践、中小学绿地图制作竞赛、外来花卉入侵性调查及宣传、滇池地下水调查及保护、环滇池古树调查及保护等。2009年地球日，绿色昆明 “滇池地下水调查及保护”项目获阿拉善生态奖一等奖，奖金成为及时雨让机构能招募除发起人之外第一位全职员工。2010年，又招收了一位。

　　这一年，三个人一共做了10个项目，包括：环滇池古树调查及保护、城区古树调查及纪录片拍摄、入滇河道和草海水环境调查及保护、废弃手机回收即绿箱子环保计划恢复行动、文山华盖木等濒危木兰植物保护宣教、云南香格里拉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融入自然教育试点计划、第二届昆明市中小学绿色生活地图竞赛、动植物园自然体验和各种志愿者联谊活动等等，并且建立了一只400多人组成的志愿者团队。他们对昆明周边的水环境做了23次调查，针对七个河流湖泊分别编写了市民水质、水环境调查报告，制作了相应的水环境电子地图，让很多市民了解并参与了滇池水质治理的行动；“古树调查”项目引起了昆明市市委的高度重视，林业局为此对古树进行了复查并确定其中60多棵为古树，同时，几十位热心市民自发担任了古树一对一的爱心守护者。由此，2011年，梅念蜀荣获了七彩云南保护行动“十大环保杰出人物奖”。

　　然而，年初两位同事的离职，让“绿色昆明”陷入困顿。2011年，梅念蜀甚至没有申请新的项目，她想先建立新团队，再和团队一起筹划新项目。眼前的“绿色昆明”已非从前，梅念蜀知道自己不能再一个人包办所有的具体事务，“不仅透支了自己的身体和家庭关系，也在透支机构的未来。”发展到今天，机构需要更大的发展空间，需要一个专业的团队，聚集群体的智慧，一起面对更多环境问题和环境教育。在这个团队中，她需要成为对机构进行全局把握的指导者：进行员工管理、激励、能力建设、主持项目管理和评估、指导筹款、引导外部沟通与合作。梅念蜀放慢了“绿色昆明”发展的速度，建立了招聘、面试、入职指导、绩效评估等一套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加强机构文化和团队建设。

　　重新招人的时候，梅念蜀一咬牙，决定招募四个人，分别针对环境教育和环境问题招聘两名项目主管和两名项目助理，并将项目主管的工资从2009年的1800元提升至3200元。突然增加四个全职人员，将对“绿色昆明”正常运转造成很大压力，但梅念蜀希望能够实现机构的良性发展——两个主管分别带两个助理，将项目运转下去，而她自己将协助机构的每一个人，进行统筹安排。

　　5月，梅念蜀在NGO发展网和中国发展简报上发布招聘信息，一个多月后来了50多位应聘者，有环境行业的的人，也有两三个类似于海归NGO业内人士，但项目主管一直没有招到，尤其是“绿色昆明”环境问题合作部主管，几乎没有人符合要求，有些人没社会工作经验，有些人觉得环境问题太难面对和解决。

　　“主管应该是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具有环境专业知识，能洞察环境问题，了解环境及行政管理政策制度，同时又是一个行动者，懂得如何和政府、企业、媒体等各个利益相关方沟通，最终推动问题解决和社会发展。创造力和耐力要很高，并非普通志愿者或刚毕业的年轻人能胜任。面对这样的状况，甚至有机构的负责人对梅念蜀开玩笑，说你这简直是在招聘一个草根NGO的负责人，要求很高，待遇却很低。

　　无奈之下，梅念蜀只招到了两位薪资待遇为2500元的项目助理。项目主管和助理的差别在于，主管需要统筹整个项目的计划和运作，对助理的要求仅仅是执行。也就是说，在日后的工作中，梅念蜀除了承担两个主管的工作，还要用更多时间“带新人”。

　　“带新人”的困境

　　广西南宁的“安典公益”和“绿色昆明”都是2006年年底成立，主要通过举办专题培训、讲座、沙龙交流活动等，搭建广西地区民间公益组织的交流平台。如今“安典公益”成为广西核心的支持型组织，2011年以来，基本月月有活动、讲座，如举办讲座《公平贸易在中国》、《当青年遇上真实的农村——志愿服务经历分享》、策划“镜头背后的社会关怀”摄影夏令营。

　　然而，创始人谢静在“带新人”方面，已经感到疲惫不堪。

　　和梅念蜀相似的是，2006年到2008年，“安典公益”只有谢静全职，请了一个兼职会计和一个兼职出纳。那时，谢静给自己每月发1200块的工资，因为项目经费就那么多，实在无法增加人力资本。2009年，谢静通过“社区伙伴”的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招收了一名实习生，增加了一个人手。实习生很年轻，有热情，但没有经验。

　　谢静觉得，按照他们当时1800元的工资标准，很难找到有经验的员工。后来，“安典公益”陆续增加了几个年轻人。由于“安典“的项目多数是组织培训和会议，需要协调来自政府、企业、NGO团队、志愿者等关系，动员本地资源，这些工作很难让刚毕业的年轻人单独负责。

　　谢静将年轻人组成了工作小队，一项工作由一个小组去完成，让年轻人充分参与，加强经验的传递，也增加机构的凝聚力。但缺陷也很明显，谢静带得很辛苦，“工作效率很低”，一件事情通常要经过不断的讨论，不断磨合，才能一步步推进。2009年、2010年两年，安典的工作进展都很慢。

　　更让谢静难过的是，2011年，“安典”负责一个项目结束了，由于没有获得新项目，几个由项目提供收入的年轻人被迫离开，好不容易建立的一个团队只能解散了。谢静认识到自己进入了“恶性循环”，低工资只能招新手，她总要带着“新人”，以很低的效率，很辛苦地投入，维系着机构的运作。

　　谢静也想要项目主管，“给我两个工资5000元的项目主管，和给两个2500元的项目助理，差别太大，思路及资源网络都不同。”她不是找不到，她没有这样的薪资水平：“我想招收有NGO经验和资历的人，起码给他的薪资也要和市场的标准水平一致吧”。目前，作为机构负责人，谢静的收入是每月3200元。她能做的和梅念蜀一样，减少项目，放慢机构的发展速度。

　　薪资水平较低、优秀人才难以招募、人才流失严重大概是“绿色昆明”、“安典公益”这类草根组织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单打独斗转型为专业NGO团队时，遇到最多的问题。据南都基金会做的《中国公益人才现状与发展报告》显示，一半以上的草根NGO招聘很困难，55%的草根NGO收入在3000元以下。梅念蜀一直在机构内调整，期望建立一个新的良性循环：“好待遇引来好员工，好员工做出好项目，好项目代表好服务，好服务提升好声誉，好声誉促进好发展，好发展换来好待遇。”

　　然而，好待遇本身就是一个大难题，对NGO从业人员以及管理人员，需要怎样的专业水平，匹配怎样的工资水准，至今对大多数人甚至一些基金会来说，也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人们很容易将志愿者和专业工作者混淆，突出了他们投入工作的意愿和理想，淡化了NGO行业自身的发展需求，只有项目费用，不考虑人力成本，是这一行业常见的事情，梅念蜀去年做了10个项目，其中有5个项目都没有人力费用。

　　谈话中，谢静一再叹气，“太难了”，现状对他们这种从一个人白手起家的小型机构太难了，无论是项目，还是人员，包括管理者自身的能力建设，都需要来自各方的支持，但眼下，经费就像一个卡在脖子上的铁钳，她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却感到无法呼吸。

　　小型草根组织不太受欢迎

　　对一些更小型的草根NGO，找基金会支持项目都很难。基金会手上的大蛋糕对它们来说，根本没有分享能力。

　　广州“V-Bus 义工加油站”源自于2008年的“义工成长日计划”，是三个年轻人一起发起的公益组织互助学习平台，由于聚合了广州很多公益组织的骨干成员，在广州义工、NGO人员的能力建设领域，相当活跃。然而，机构成立三年来，他们从未获得一笔来自基金会的资金。

　　机构负责人、创始人之一的Heaven说，原因很简单，基金会的资金一般根据项目而定。有些基金会没有义工培养这类项目，有些基金会有，但在一个地区又有数量上的限制。如只能挑一个机构投放，也会选择规模较大的机构。Heaven之前在一家基金会工作过，可以理解基金会的选择，“对草根NGO来说，基金会要投入的管理成本太高了。”因为机构小，相对不规范，不够专业，财务不够透明等等原因，把钱投给草根NGO，基金会要担负很大的风险，因此“基金会不喜欢投给只有几个人的草根机构”。

　　这三年，“V-Bus 义工加油站”只能自己想办法，和政府、企业、NGO多方合作，签订各种各样的项目、培训，维系自己的运行。这些项目多数只有项目运行的经费，没有对人力的补助。今年8月，他们手上的项目就有在宣明会东莞办的工作坊、给广州志愿者协会做培训、给中山古镇社区大学上课、给企业做培训，还举办了《PPT入门培训》及面对大众的免费沙龙《世界咖啡馆对话：明天的学习》。这些活动一共由三个全职人员负责，好在每个人都能独当一面，又能做培训师，又能做策划，三个人各有各的分工，忙得不亦乐乎，尤其是给古镇社区大学上课，常常一周有两天要赶去另一个城市，很辛苦。

　　和“绿色昆明”、“安典公益”一样，V-Bus义工加油站现在也到了转型期，对未来和自己做的工作很有信心。9月，她们将正式注册为非营利组织，虽然眼下没有办公室，也没钱。

　　创始人Heaven和肥弯每月给自己500元，平时靠企业培训收取培训费贴补自己，加起来2000块左右。她们聘请的全职员工健健，工资是2500元。如果她们也给自己2500元，V-Bus就无法运行了。“长期这样下去肯定不行”， Heaven没有告诉父母自己在做NGO，趁着年轻，她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相信现状是会改善的。

　　“最困难的时候”

　　今年38岁的彭海惠和“安典公益”的谢静一样，入行近十年了，从2002年起，他就开始做义工，他参与过助学、扶贫、防艾、关注农村妇女、抗震救灾、灾后重建等，是一个资深NGO从业人员。目前，他是江西“益心益意公益中心”的创始人，标准的“光杆司令”，甚至连这个“司令”，今年也被迫找了一份全职工作，业余做公益。

　　眼下的处境是他做公益最困难的时候。

　　在中国中部的江西省，NGO数量非常少，据彭海惠所知，他所知道的只有一家做智障儿童的NGO。2010年10月，彭海惠回到家乡江西，希望成立一个NGO孵化器，以自己的力量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催生公益机构。机构的发展，也确实如他所料，一开始就很艰难。基金会难找，注册很难，找不到挂靠机构，身份得不到认同，机构运转资金只能依靠朋友的捐款。

　　彭海惠眼中，草根组织大多都是这样，孤立无援。一方面，公益行业处于起步阶段，政策也没放开。另一方面，目前他做的这个NGO孵化器，也很难得到一些定位为慈善的基金会的支持。他所了解的基金会多数喜欢做慈善，既能看得见，又有成就感，也能引起媒体关注。如果支持草根组织比如一些教育机构，三年下来都看不到具体效果，成果很难测量，不少基金会都对此没有兴趣。彭海惠希望基金会也能转变传统慈善观念，给草根NGO多一些支持。

　　彭海惠打算年底辞职，继续做“益心益意公益中心”。“安典公益”的谢静，这段时间遇到了自身的困境。一年之内，父母相继因为脑血栓住进医院，特别是母亲这次住院，让她身心疲惫。在NGO工作十年来，从第一份工作的650元到现在的3200元，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一直没有存款。母亲将要做手术，要借五六万的手术费，她怎么还？母亲将来的医药和康复费用都是不小的开支，她怎么维持？

　　十年来，谢静第一次萌生了离开念头。现实之困，让这个机构负责人，感到无力再继续支撑。

　　我觉得，即便整体水平比商业机构低，也要考虑一下个人发展的空间，不能让一个人的工资永远高不起来，无论这个人是否有能力。公益机构的人像流水兵，积累起来的经验迅速跟着人员流动而流失，身边总是一帮和我一样缺乏经验的人，想想真没劲。

　　——一位参与“公益行业薪水调查”的被访者说。

雨峰

伤不起的中国草根NGO

小熊

这是发生我身边的事情，不得不触目惊心而又三思而后行，恶性循环非常被动。

希怀

公益机构的人像流水兵，积累起来的经验迅速跟着人员流动而流失，身边总是一帮和我一样缺乏经验的人，想想真没劲。

确实没劲

春子

像“绿色昆明”梅念蜀那样实干、专注的NGO，我相信他们会有光明的明天。念蜀那种对解决环境问题的执着追求会带领绿色昆明走的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