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人类而拯救自然 查尔斯 克劳特哈默
环境意识,正如对民主制度的信奉,或是对尼龙的厌恶,已成为当今上流社会一种必备的态度。但是既然人人都有权热爱地球母亲,面对好几十种以环境为名提出的相互矛盾的建议、计划、规则和法律时,我们怎样才能从中做出选择呢?显然不是每一件声称要保护环境的事都值得做。如何取舍呢? 有一种简单的方法。首先,要区分哪些是保护环境的奢求,哪些是必需。奢求指的是那些如果无需付出代价便无妨拥有的事物。必需则是那些不计代价也必须拥有的事物。然后运用一条规则,可以称之为理性环境保护论的基本原则:遏制直接威胁人们健康和安全的生态变化是保护环境的必需。其他的都是奢求。 例如:通过保护臭氧层和遏制温室效应来保护大气层是保护环境的必需。4月份科学家报告说,臭氧层的破坏远比之前预想的要严重。臭氧减少不仅引发皮肤癌和白内障,它还毁灭浮游生物,而在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链中,浮游生物是第一环。 温室效应的现实状况目前难以确定,但其可能产生的后果破坏性更大:冰盖融化、海岸线被淹没、气候异常、平原干涸,并最终导致我们的粮仓空匮。美国的中西部,是世界的粮仓。如果看到爱荷华州出现南端的阿尔伯克基的气候、而北端的西伯利亚则出现爱荷华州的气候,我们会愿意吗? 臭氧层减少和温室效应都是人类的灾难。它们恰巧又都出现在环境中。但它们直接威胁到人类,因此需紧急处理。理性的环境保护论,也是唯一能赢得大众广泛支持的环境保护论,首先就坦然宣称大自然是为人类服务的。它是完全以人为中心的:它呼吁人们保护自然,但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本身。 理性的环境保护论对地球不感情用事。它不要求人们为了其他生物而牺牲自己。毕竟,让人为了其他人作出牺牲已经够难的了。(想想公众对支援外国、福利救助的抵制情绪。)如果你要求勤劳的选民为蜗牛鱼做出牺牲,他们若还客气一点的话,也就对你耸耸肩罢了。 当然,这种能够以人为本的精神和当今极度崇拜地球的环境保护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有一种科学理论,就是盖亚理论,居然断言地球是个有生命的机体。这种环境保护主义喜欢自诩为精神高尚。但这不过是感情用事。例如,对于大自然的仁慈,它的观点就非常片面。当五月风暴夺去了12.5万多孟加拉人的生命并使1000万孟加拉人无家可归后,我对大自然的崇拜也就烟消云散了。 理性的自然保护论建立在普罗泰格拉的原则之上:“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这条原则帮助我们解决形形色色的环保纷争。举个例吧,人们正对是否要在阿拉斯加国家野生动植物保护区一角开采石油炸开激烈争论。一项议案正设法让国会批准开采,环保主义者则竭力反对,理由是我们应当节约而不是开采能源。这种非此即彼的提法是错误的。我们国家确实需要对能源征收重税以降低石油消耗。但同时也要提高石油产量。根据政府的估计,在阿拉斯加野生动植物保护区下面可能埋藏着迄今为止在美国发现的五大油田之一,其可能性几乎有50%。 我们刚刚经历过一场战争,这场战争部分是因为石油而起:美国人依赖他人供给能源,损失的不仅是金钱,而且还有生命。仅仅因为可能破坏北极驯鹿的繁殖地而使自己用不上可以和平获得的石油,这样的感情用事实属荒唐。 我对驯鹿的喜爱不逊于他人。如果它们的交配规律被打乱,我也会感到很遗憾。但是,你不可能事事周全。一面是驯鹿的安乐,一面是减少使人们在战争中丧生的石油依赖,如果要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我每次都是选择人而舍弃驯鹿。 斑枭也一样。我和斑枭并无冤仇。如果能够不付代价或以很小的代价保护斑枭,我就会同意:自然界的多样化是好事,是美学上的大好事。但也仅此而已。有时,美学上的好事不得不让位于更基本的利益。如果保护斑枭的代价是使三万户伐木工人家庭失去生路,我选择要伐木工而不是斑枭。 重要的是区分根本的环保善举和只有美学意义的好事。大自然由我们掌管。它不是我们的主人。应当尊重甚至照管它。但这是人的世界。当人必须在自身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之间做出选择时,自然就得迁就人。 人也要迁就,但那仅是当自身的命运和自然的命运密不可分时。当人所处的环境——比如大气臭氧层——其完整性受到威胁时,人就只能紧急调整自己。如果对人类的威胁相对较小(比如,燃煤和燃油发电机排出的污染物能使人致病致死,但对生态系统不造成致命的损害),就应该权衡经济发展与人类健康不同的需要而进行适当的调整。但在这两种情况中,原则都一样:保护环境——只因为这是我们人类的环境。 感情用事的环境保护者会说这是用完全错误的心态保护环境。不错。理性的——人文的——环境保护论保护环境不是为了自然,而是为了人类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