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乐的环保观

济溪小编

文-庄巧祎（现就读于雪城大学）

纽约州立大雪环境森林学院（SUNY-ESF）同雪城大学，两校共享教学资源，可跨院选课。而我们的学院，Maxwell school也跟ESF有合作，院内的环境政策研究和环境经济学都挺出色。因为我们学院同ESF的密切联系，我也因此结识一帮在ESF的中国同学，参与过他们每周一次的环保讨论会。带我参加讨论会的，正好是我南京大学的学姐，倪小乐。
小乐最喜欢邀朋友去家里吃饭,是个名副其实的“吃货”。在她家吃饭，话题总是和环保相关，每次吃饭都是既喂饱了肚子，脑子也获得不少精神食粮。离开雪城前，我去她家吃饭，席间刚好有个姑娘对环保问题感兴趣，交流间，也让我长了不少见识，遂记录，以跟大家分享。
小乐一直很认可跨学科的交流和学习。现代社会提倡专业化、职业化，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被切割成不同的学科。这样的分割确实一直在推动学科发展的深化，但是若是人们缺乏通识教育，认识世界容易过于局限，而现实世界不应因为的学科划分而分裂，现实世界的问题也很难通过一个学科的发展而解决。同时，现代学科的分类细化也容易出现不同学科内的人自说自话， 难以和专业外的人们沟通，从而解决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的一拖再拖，科学家铁一般的证据和科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共同声音对解决实际问题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国内环保NGO圈里工作的时候，这种分裂在很多工作者身上都表现得很明显。”在08年至10年间，她在北京参与一个世界银行的项目，跟北京很多环保NGO有接触，而且也在绿家园担任志愿者。世行的项目主要是跟政府合作，做可再生能源政策研究和国家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
“国内很多环保NGO创办者和活跃参与者，都是记者出身。因为报道揭露环境问题，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照片和文字是可以很直观地反映问题，激发读者情感，但是怎么解决，问题从科学的角度上是怎么产生的，如何解决，超出了他们的工作和学科背景。他们呼吁我们要热爱地球，减少环境破坏。爱地球母亲这样的口号式宣传在开始的阶段可以激起公民，调动人们感性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没有科学的支撑，理性的分析，很难让读者继续聆听，更加难以坚持行动。而早期甚至现在的环境报导记者，并非环境科学专业出身，欠缺相关的知识储备，而这可能导致报道中的一些常识性错误。一方面， 他们的存在和日益的进步是现在面对环境问题必须存在的一种力量，另一方面，长期来看，因为缺乏有力的科学证据和理性分析，他们的文字和语言可信可靠程度会下降，且不说反对者常常通过指出科学错误而攻击他们，很多学习环境科学的年轻人也会指出环保NGO工作者和环境报导中常出现的错误。环境保护不光需要激情，对受害者的同情和反对的勇气，同样需要科学的知识方法的支撑，让自己的观点更理性，更具说服力”。
正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知识结构的不足，她决定攻读博士。ESF环境和自然资源政策的博士课程的长处在于他的综合性，学生需学习科学，公共政策，社会人文学科，研究方法四类课程。这给予了学生更加丰富全面的了解环境问题的角度。除了ESF多样又强大的环境科学课程，学生也可以选择相邻的综合性学校雪城大学和自己研究相关的的课程。
小乐选择PHD之前，在美国和中国都工作过。她大学毕业之后，先在微软的市场部工作了半年，接着来到美国读了MPA。当时的她从MPA专业得到的收获有限。因为没有相关的工作经历，案例多是当地政府面对的政策问题过，学习时间短且中美国情不同，可照搬运用的可能性不大。05年暑期，她幸运地在一家基金公司找到了实习，本来一点经济金融基础都没有的她边学边做，实习延长了半年，她申请转入了金融分析部。这段经历更让她对private sector的本质有了更清晰地了解。
毕业后的工作是在一家大型的美国资源回收公司。“一开始还觉得回收是环保的，主要是做中国市场的调查，给VP做助理等行政工作。后来逐渐发现，这些运去中国的废旧材料，带来了很大的问题。”洋垃圾曾在几年前掀起很大的讨论。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国内收购这些可回收的纸、电子产品等，将他们出口到中国，然后在中国处理之后，将新的产品再卖回美国市场。这样处理成本低，且不用受美国本土环保相关法律的制约，而且重新卖回美国市场差价也高。而在中国，由于地方政府都在意GDP，环境保护的意识薄弱。而当地的垃圾处理厂商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利润，并不会安装或者安装却不使用排污系统。现在洋垃圾的问题在中国已经越来越严重。特别是一些金属的回收，有些在就地处理时，会污染耕地，水源，给人民的生活带来很多危害。
“在全球化的情况下，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认识，是需要一个‘情境’（context）的。事件之间的联系有时候比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更加复杂。从不同的方面(perspective)来看，不同的范围(scope)来看，相同的事情对生态有不同的影响。对于美国人来说，回收自然是个好事，政府会有税收政策的支持回收行业的发展，本地的污染减少，民众也会觉得回收是正确的事情。而对中国来说，却很难说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的。 垃圾处理行业中的不规范，法律的不健全，地方政府的偏袒都让这种发展模式危害不断扩大。”我们上课的时候也说过一些NGO好心办坏事的例子，就是因为，空有概念，没有针对地方“情境”分析，在项目设计时，在订立目标时缺少对于全局的认识。
由于同时具有在中国和美国实践和学习环保的经历，小乐认为，其实美国的环境问题一点都不比中国好解决，虽然法制比较健全，民众对维护权利的意识和工具都比较成熟。“美国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的政治和媒体很大程度上遭受到了大企业的控制，因为他们有大把的钱去游说，决定政策的制定，他们能够控制媒体的声音，容易掩盖问题。”
在美国，游说团体的力量确实是不容忽视的。大的石油公司，Exxon/BP/shell，花了非常多的钱游说，争取更利于他们的能源政策。现在打开电视，打开主流新闻公司的主页，都会看到他们投放的广告，有的是在说，石油公司在当地创造了多少的就业，帮助社区的发展，什么从加拿大修建石油管道会是美国未来十年经济发展的关键等等这样的广告。而州政府的政客为了得到选民的支持，在财政中大量拨款给油气公司，给津贴（subsidy）来保证民众可以用到低价的油气。
“美国商业的发达，很多是因为整个商业系统，尤其是市场部门，广告业，PR等等对于消费主义的推崇深刻地影响了大众的消费习惯。美国的消费主义不断地鼓吹消费，消费更多，你看圣诞节，black Friday的各种广告，人们已经养成习惯这时候应该疯狂购买，无论是不是真的需要，这种制造出的消费欲望已经深深地植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生产，运输，丢弃产品都需要消耗资源和能源，而这些情况背后的问题，比如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或者是消费过后废物再利用，是发生在美国以外的，不为人们所知的。”
小乐和她的ESF同学们常在一起讨论问题，他们这群人也特别喜欢拉“圈外人”一起来讨论，迄今他们不少人已经成功改变了各自“家属”对于环境问题的认识。小乐上学期做美国环境史的助教，她深信bottom up（自下而上，编者注）的改变方式。Bottom up的方式指的是大众参与，大众发声，来推动政府政策改革。而top down（自上而下，编者注）的方式则是国家采取政策来影响。现在中国的环境问题解决， 更多是诉求于自上而下的方式，美国的传统游说就是靠影响政策制定者来制定或者改变法律。但是随着新的传播方式的普及，民众的力量可以更加集中，可以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所以未来，环保NGO能够撼动大众，改变大众认知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花在政府游说上的资金、时间成本会远远高于向民众普及知识。同样需要给让更多的老百姓懂得自然，了解环境知识，认识到自己生活方式和环境变化的联结。而NGO从业者都要更好地用知识武装自己现在，她也不停地在修正自己同“圈外人”沟通的方式，学习如何有效沟通。“环境传播是我感兴趣的领域，自下而上的改变老百姓的环境知识，增加民众将环境问题和自己每天的生活习惯相连接，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而改善环境。”
现在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严峻到不可忽视，这可能也是我们唯一比美国人幸运的地方：越来越多人都知道问题的存在和其严重性。而很多美国人生活在干净的空气， 蓝天白云下对美国自身和美国给其他国家带来的环境问题没有察觉。现在新一代的立志环保的年轻人确实是需要有更加全面的知识，跨界沟通能力。这是我们都要努力的方向。(来自青年环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