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两年前的西南干旱评论

朴犷者老实做

这是2010年的三月。
西南大旱！
尽管多数媒体在旱情已经很严重时才开始报道，
但最后发出来的声音也足够强大。
据报道，此次从2009年秋季开始的持续干旱已经导致5100多万人受灾，
其中1609万人饮水困难，
1105.5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
农作物受灾面积4348.6千公顷，
其中绝收面积940.2千公顷，
因灾直接经济损失190.2亿。
从2月12日开始，温家宝总理三下西南、冲到灾区第一线，
到广西、贵州和云南三省考察旱情。
媒体、政府、民间……各种声音告诉我们，这次的干旱相当严重。
针对这突现的社会热点，又有各种声音，
开始解释、反思、批评、分析、提议……
当然也有行动者，政府视察、打井，社会人士捐款、送水，灾区人民找水、出逃。
一切都很热闹，闲着的人会被鄙视和指责。
……
这是2010年的四月。西南的干旱还在继续，但迅捷的密集的热烈的滚动报道已经冷寂。干旱为我们搭了一个舞台，在你方唱罢我登场后，沸腾的剧场只剩下孤寥的身影和满地狼藉。事实上，关于干旱的大多数报道——如同疫情一样——集中爆发于3月15日至4月5日的短短20日之间。往后，便只有零星的关于降雨或者“干旱将持续”的报道，一些后知后觉的人还在送水。
作 为一个农村工作者，我对干旱的知觉却也很迟钝。还在村子里（滇东，本次干旱中被划为特旱区）的时候，就听见村民说很干。但前几年，我也经常听村民说气候很 干。大概因此，我并没有太在意。后来我离开了西南，在异地却听闻西南大旱，听到各界人士在行动。但我在的机构，却也对干旱反应迟钝，所做的只是了解、观 望。各界人士的热情让我多少有些心虚，我想，等我回去了，一定好好了解旱情造成的影响，也发出自己的声音，立个存照。没想到，等我4月底回到云南，媒体已经偃旗息鼓，把我打了个措手不及。
我所抓住的只是各种声音的尾巴。但从尾巴上的一斑，我试图窥视这些声音/论述/报道的全身。我认为，这些报道鲜有真正彻底地反思干旱对农业造成如此大的影响的原因的。很多分析指向干旱的原因——要么是无可奈何的自然规律，要么是不如人意的水利工程。也有很多报道描述了旱区人民的艰苦生活和凋敝的春耕——当然，更多笔墨用来叙述/颂扬党和政府的伟大。有更多的专家/砖家给出了长的短的远的近的昂贵的便宜的治标的治本的对策和建议。但这些分析/报道/对策都只是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下的不同论述而已，也没有将真正地将干旱与旱区人民的生产/生活联系起来。他们的方法可以缓解干旱，他们可以为农业生产/农民生活送水，但他们不能解释，为什么在这次干旱中，农村显得这么脆弱？



关于干旱的报道：不同的论述
1.N年一遇
干旱初始，人们还没有质问气象部门：为何没有预报旱情？因为这是他们做的事。气象专家往往只知道显露自己的专业知识，而忘了自己的责任。这是技术官僚的一般面貌。四川省气候中心主任马振峰从气候角度解释了今年的“旱”，认为有三个重要原因导致了“旱”：一，青藏高原的高原热力因素。四川省受“世界屋脊”的影响较大，青藏高原去年冬积雪少，高原热力因素好，影响省内出现干旱；二是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太平洋表层的热流向东把热带水汽带走，导致我国东部降水较多。与之相反，热带水汽减少，由南方进入到西南的水汽也偏少了；三是冷空气时机没有掌握好。虽然今冬有数次冷空气影响我国，但大多数冷空气在北方开始偏东移动，直接从四川省的边缘“溜”了过去。加上秦岭的关系，如果冷空气不够“强势”，翻不过那座山，依然无法对盆地造成影响。即使有时候冷空气进入盆地，与暖空气形成了降雨的第一个条件：对流天气，但形成降雨的第二个条件“水汽”如果不丰富，依然无法形成降水。
听了马主任的介绍，我满头都是汗。在将干旱归因于自然因素的同时，马主任的意思是说，对此，我们无能为力。
媒体附和道，对啊，此次旱灾在云南省乃一百年一遇，在贵州省乃八十年一遇。网民戏称，我们何其幸运，在短短一年里就遇到了这么多N年一遇的大事件。
媒体一方面不断更新各种数据，受灾人数若干，农业受灾面积若干，经济损失若干，等等。从庞大的数字，我们可以感觉到，旱灾确实触目惊心。就别多想了，赶紧行动吧。另一方面，与抽象的数字相呼应的，是媒体对一些典型个案的报道，譬如某地村民外出寻水死亡，某老人每天要走若干公里挑水生活之艰辛，某学校孩童饮水困难，等等。翔实的描述让人感到切肤之痛，旁观是有罪的，冷静已经没有任何价值。我们要做的，是赶紧将深陷苦难的同胞解救出来。
上 述对干旱的科学解释，并迅速跳过原因、直接呼吁行动的论述策略，在我看来，是一种有意使用的修辞手法。在此种论述中，干旱被塑造成一个不可抗的自然现象， 并且是多年不遇的。通过此种论述，媒体引导读者将干旱视为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其罕见程度和特殊性实在出乎意料，我们无需问太多的原因，所做的唯有在政府 的领导下，抗旱救灾。它不仅没有对任何人为因素的反思，从根本上来说也是拒绝反思的。它使我们相信，坏事年年有，只是今年特别多而已。克服了这一关，以后 就是康庄大道。这条大道，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发展经济的大道。今年干旱带来的农业损失，我们日后必将加倍地挣回来。


2.工程性缺水
工程性缺水来自一个疑问：西南不少地方的水资源很丰富，为什么还会如此缺水？细细一想，原来是水资源的利用不合理，雨水蓄不住，地下水用不上，河流中的水更是被它白白流走。所以，就要兴建水利工程，来解决这个问题。工程性缺水，是云南水利界反思本次旱灾的一个重要成果。
工程性缺水有两个方面，一是水利设施老化和损坏严重，二是大的水电工程多，小型的水利工程少。其实是一个问题。用来满足农业灌溉的小型的水利工程大多是上世纪70年代建的，时代久远，加上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户分享、没有集体力量来维护，这些小型的水利工程大多已经老化，损毁严重，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而近年所兴建的水利工程有两个特点，一是水利工程靠近城市，以满足城市需求为主，农村的水利工程极度缺乏。昆明市1400多口水井，分布在四个主城区的有1100多口。云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达瓦也承认，大型水利工程都建在地州等城市附近，而农村的小水窖、小水库等年久失修，水利设施极为短缺；二是把河流当做资源来开发的水电工程设计之初并没有防洪蓄水的功能，其主要目的是发电，对于水资源的调配只是附属功能而已。
在干旱背景下，“工程性缺水”的提出必然会导致新一轮水电水利工程的开发潮。3月22日，云南省水利厅厅长公开表示，云南计划3年新开工建设100件骨干水源工程和100万件以上“五小水利”工程。云南省水利厅一位人士表示，“干旱的考验，让此项工程有了新的机遇。”
在提出“工程性缺水”的同时，“专家”通过媒体去教导那些传统守旧的农民，认为他们的生活/生产习惯加重了旱灾的影响。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南方地区降雨量大、气候湿润，群众“靠天吃饭”意识根深蒂固，对水资源的高效利用不够重视。“有些群众祖祖辈辈就居住靠近水源的地方，洗衣做饭种菜的水取之即来，他们对水资源的节约意识有待提高。”另一些专家认为，很多山区的农民都是住在河流上游的半山，有些地方甚至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但是农民的社会习惯难以撼动，这也给水利建设带来困难。
在 “工程性缺水”的论述中，自然界的水被当做一种资源，我们可以通过兴建水利工程来合理调配之，使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然而，此种论述也会假设人有高低之 分，干旱将这种高低之、城乡间的不公平凸显出来。在城市，水利工程可以多建，是为城市人服务的；但在农村，农民则要配合水利工程的建设，选择放弃自己的生 活方式和传统文化。专家们不会问，农民之所以居住在那么缺水的半山，有没有他们的理由，有没有他们的水利传统？在经济发展至上的逻辑中，这些问题原本就是 不值得问的。


3.环境破坏
在 关于干旱的讨论中，环保人士的声音独树一帜。他们认为，此次干旱与人类活动有很大的关系。长久以来人类活动已经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破坏了生态平 衡。他们将此次干旱更多地归因于大规模地种植经济林桉树和橡胶树，因这两种树都被称为“抽水机”，大面积种植会使地下水位下降、土壤涵水能力减弱。
我 会比较认同他们的看法，认为人为因素的影响至关重要。主流的发展模式对自然生态来说完全是毁灭性的打击，是不可持续的，也必将引发更多的“自然”灾害。但 我觉得不够的是，即使是自然界如此地干旱了，农民的处境也不一定会如此脆弱和危急。主流的发展模式不仅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农民自 身应对极端天气的传统知识，使他们失去了选择。当极端天气来临时，他们如果不是跋山涉水去找替代资源，就只能等待政府的救济了。
下面我以云南东部一个农村的传统知识在主流发展过程中的衰落为例，来说明农民被剥夺了选择的余地，在干旱中只能成为一个被救济的对象。



农民传统知识的衰落：腊水田的故事
绿寨位于云南省东部，邻近贵州与广西。全村共有8个自然村，其中2个是汉族村，6个是壮族村。凤岚河从村子蜿蜒而过，形成一个大的河槽，5个壮族自然村便在此槽区依山而居，世代种植水稻，另1个壮族村则相距甚远。2个汉族村住在离槽区约8公里的石山上，相对隔绝一些。全村1800人，其中80%以上是壮族。从乡上有一条土路进入绿寨，道路状况不稳定，亦不通客车，与外界交流甚少。
与 绿寨村民谈到种田，经常会听到一个词，“腊水田”，意思是田里永远蓄着水，冬季休耕。上了年纪的村民会这样描述腊水田：那时候猪牛马都是放养的，冬天就跑 到田里去，也没人管，晚上就自己回来，它不回来也不怕，也没有哪个会去偷；腊水田里的黄鳝特别多，还有虾，我们就去拿黄鳝；田里一年四季都有水，也不怕天 干，以前种老品种谷子要抓死（农业）节令，田里有水就不怕（赶不上节令）了。
由 此可见，腊水田是绿寨一直以来的传统。村民认为冬季是休息的季节，田也需要休养，人们则更得以享受漫长的闲暇时光。因此，以前的村民是不会种小春（秋种春 收的作物）的。腊水田蕴含着壮族人自己的智慧，对维持当地的生态系统、人们的生活方式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在基层政府的眼中，这种冬季将田地放荒不种的做法 只不过证明了村民的不开化和懒惰，为了改造村民，政府通过一系列配套的实践来加强自身的说服力。通过农业科技专家的介入，村民的传统知识被视为无用的或者 迷信；而村民则被建构为“落后”、“原始”、“亟待发展”的他者。村民被要求改造自己的生产方式，冬天将水田里的水放干，以便种植当季的经济作物。同时， 政府修建了灌溉渠，使得来年需要用水时可以从河中引水灌溉，腊水田变成干田成为可能。最后，村民终于变成了稍微开化和勤快的农民。
但 结果是，在新的生产习惯中，村民关于抵御气候变化的传统知识于是再无用武之地，他们失去了对农业节令的掌控，当春雨不及时、气候干旱的时候，他们面临着赶 不上农业节令、大幅减产的风险。对村民来说，这种传统知识的流失也就是弃绝了选择。今天，当水泥的灌溉水渠日久失修、多处倒塌、又遇到较为干旱的气候的时 候，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这时，政府的救济如同雪中送炭，村民本身亦除了等待帮助（或者外出打工、逃离干旱外）别无选择。
云南本是多旱之地。1950年至2003年的54年间，云南全省出现干旱的年份有50年，其中包括21个大旱年。常见的干旱，当然是政府兴修水利工程的理由所在，但也足以让我们在之前先问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干旱的省份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民，其自身不会有一些传统的知识和传统品种的作物来适应/应对干旱吗？
发展主义将经济发展当做最重要的目标，因此，凡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都被视作没有价值的。村民的传统知识的遭遇即说明了这一点。
在“N年 不遇”和“工程性缺水”的论述中，发展主义的幽灵就若隐若现。前者对发展主义的逻辑完全没有反思，其论述也是要发展主义的继续大行其道而铺路。后者则完全 是用发展主义的逻辑来解释当前的干旱。从表面上来看，这两种论述都占据了道德的优势，完全是为着帮助旱灾中的农民，一片好心，但从本质上来说，则并没有真 正重视农民，因为在发展主义的逻辑中，农民是被牺牲的那一群人，他们的声音被淹没，他们的利益被忽视，他们自己则被专家代表。
农民在干旱中的艰难处境，不仅仅是因为干旱严重，也因为农民自身缺乏干旱的方法。但他们以前是有的，只不过在发展的过程中被剥夺、进而消失了。这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只关注环境的破坏的原因。

如果不从根本上反思我们的发展模式、我们对发展的理解，我们以后将会遇到更多的N年不遇的干旱，将会有更多的“工程性缺水”，农民的处境将会更加艰难。

消息来源：http://user.qzone.qq.com/155352817/blog/1274849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