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坎模式各方看

朴犷者老实做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2-03-11原题：中国看乌坎）

        去年9月21日，广东省汕尾市临海村庄的乌坎村民指贪官盗卖‘最后一块地’，迅速引爆并升级的抗争行动最后演变成震惊中外的‘乌坎事件’。

        12月20日，广东地方政府对村民的诉求做出让步，同意通过历史性一人一票公开透明的民主选举，让村民重新选举村民代表。

        ‘乌坎事件’引发了学界和舆论的高度关注，一些受访学者认为，取代传统强硬手段维稳，改以谈判和协商解决官民矛盾的‘乌坎模式’是以民主方式解决抗争的良好示范，不过，乌坎模式难以复制，这其中牵涉了乌坎的特殊性及中国民主化进程停滞不前的困境。

朴犷者老实做

“从这边到虎头山，都是我们乌坎的地，过海还有一个小岛，政府都要卖”。

　　50岁的乌坎村司机陈建义带着记者到衔接乌坎和东海镇的东海大道附近去，一面数落原村领导班子，一面用手指在空中比画着，从眼前这大片土地一直往南画，画到临海的虎头山去。


　　我们当时就站在被乌坎村民指为贪官盗卖的“最后一块地”上，这块土地的转让就是去年9月21日抗争事件的导火线。当时，有年轻村民从陆丰市回乌坎村，他们称看到房地产商碧桂园已出动挖土机准备在这块400多亩的土地上动工，多年来对村官卖地贪污累积的怨恨一下被挑起。热血方刚的青年将施工工具砸毁，回到村里又赶走村委会人员。


　　抗争事件步步升级，村民薛锦波在拘留期间死亡，官民矛盾严重激化，乌坎村进入无政府状态，最后演变成震惊中外的“乌坎事件”。12月20日，广东省委介入处理事件、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带领省工作小组进驻乌坎村，对村民提出的诉求做出让步，并同意让村民重新选举。


　　正当在北京召开的两会以“改革”为基调，又恰逢邓小平南巡高举改革旗帜20周年，乌坎村举行历史性一人一票公开透明的民主选举，可谓顺着改革的历史大潮走。


　　在改革的大背景下，学界和舆论议论所谓乌坎模式，即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矛盾以取代传统强硬手段的维稳模式，以及通过民主选举来处理土地问题的新思路，是否能在中国其他农村和地方复制？中国有65%的群体性事件都因土地滥用而起，乌坎这只麻雀，又能给中国农村自治和社会管理带来什么启示？


学者：乌坎模式可借鉴难复制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在《经济观察报》发表的文章中高度评价说，“乌坎用自己的实践，论证了在较为严峻的情况下用民主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这个事件具有促进中国社会走向民主化和社会长治久安的潜力。”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许耀桐则告诉本报，乌坎事件最大的启发意义是，“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通过公开透明的选举让他们当家做主，官方应是“引导民众自我管理，而不是代替他们。”


　　不过，受访学者大多认为，乌坎模式虽有其值得借鉴之处，但难以复制，这其中牵涉乌坎的特殊性及中国民主化进程停滞不前的困境。


乌坎选举是社会冲出来的结果


　　多年观察中国基层选举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在接受本报访问时强调，乌坎搞的基层选举“不是创新，而是回归”，回归到中国原有的规章制度。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本周在广东人大代表团记者会上也突出这一点。按中国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本来就该由村民一人一票选举产生，这个规定虽已实行20多年，农村基层选举却一再出现买票贿赂和以流动票箱走过场的现象。


　　李凡认为，乌坎之所以引起极大关注，是因它是中国多年来唯一获得上级政府用“妥协、和平的、民主的、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官民矛盾的农村，“这对乌坎村来说是好的”。不过，他很怀疑在中国基层民主近十年大滑坡的大势下，小格局的乌坎村选举能起多大示范作用，“可能明年大家都忘了”。


　　李凡指出，乌坎选举实际上是“社会冲出来的结果”，但要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必须是“由上往下走，由下往上冲，两者必须结合”；“中国农村民主经过20年还走不上去，就是因为上层都不动。”


　　至于说“乌坎模式”是否可以借鉴，李凡认为“不是被政府借鉴了，是被社会借鉴了。现在很多地方的村民要学乌坎，农民“学会怎么跟政府斗”，但是地方政府不敢学习广东。


　　的确，很多农民自发地向乌坎学习了。在乌坎举行村委会选举期间，五湖四海来的上访者聚集，有的从邻近村庄过来，有的从福建和杭州来，看到媒体就拿出他们准备好的材料，唯一目标是希望记者帮忙伸冤。


灵魂人物林祖銮：乌坎不是模式


         乌坎是汕尾市的临海村庄，位属潮汕地区，人口约1万3000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分析指，潮汕地区传统上宗族力量比较大，民间组织力量很强，加上引来境外和海外媒体关注，这些因素都壮大乌坎的抗争声势。


　　此外，一件“偶然事故”和一个关键人物让“乌坎模式”更具特殊性。


　　亲自到乌坎观察选举的郭巍青认为，村民薛锦波在拘留期间丧命，是促使官方改变传统强硬手法来处理抗争的关键，再加上村内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村民林祖銮作为村民和官方之间很好的桥梁，这些因素使 “乌坎模式”难以复制，“单是林祖銮，就无法复制。”


　　现年67岁的林祖銮是退休商人，1965年入党的中共老党员，年轻时当过中国解放军，退役后回乡任职乌坎村村委会副主任、民兵营长，也担任过东海开发区负责人和东海镇商业支部书记。他今年1月被任命为乌坎村党总支部书记，上周在选举中被村民选为村委会主任。


　　既是党员又在军队里呆过，郭巍青认为林祖銮很清楚官场的话语体系，本身又有魄力，性格硬却也懂得官方规则，既是官方能够接受，又是代表村民争取权益的理想人选。


　　林祖銮在乌坎村民心中的形象近乎完美，受访的村民在评价这位长者时，形容词包括：雷锋、包青天、没有私心、意志坚定、德高望重、幽默。


　　一名与林祖銮相熟的村民告诉记者，林祖銮在当商业支部书记时就因“和那些官场的人不合”，才出去做生意，做得不错，孩子也自食其力，生活基本无忧，晚年因肺不好，才回乡养老。


　　据一名在乌坎逗留多日的中国记者观察，乌坎事情发展至今几乎是戏剧性地环环推进，一个人物紧接一个人物冒出来，有人被捕、有人过世、有人出来当头，还有外媒进村，“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当局是被逼妥协才有这场大戏，复制‘乌坎模式’？不会有了。”


　　“大社会、好社会、小政府、强政府”被视为是较开明进步的社会管理理念，一名熟悉乌坎的非政府组织（NGO）成员期待，乌坎经验可为广东探路，目前提倡让更多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思路还停留在“说得比做得多”阶段。


　　从官方的角度看，恐不乐见“乌坎模式”在中国遍地开花。用民主协商方式解决社会矛盾将花费官方大量时间和经费成本，以乌坎为例，单是省工作组就必须进驻乌坎两个多月。


　　相信是顾及官方感受和底线，乌坎新村委会领导刻意与“乌坎模式”保持距离。林祖銮在村委会选举前一天，“接受”在住家守候的媒体采访时强调：“乌坎模式？这话我不赞同。乌坎的事按乌坎的实质情况去做，我只知道做好乌坎的事，我不计较什么模式不模式。”


　　他说，“乌坎不是模式，乌坎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外面的炒作不那么现实，乌坎现在还没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初步，不成规律，在逐步完善。什么经验、什么典型，什么模式，都不是，我希望不要这么搞。”


利益集团是土地问题症结


        外出深圳打工多年的洪锐潮（28岁）去年回乌坎结婚，知道家乡的最后一块地被征用后，气得参与抗争，还一度被逮捕。


　　他说，“如果我什么都不做，我的下一代要怎么办？很多年轻人回来都变成无业游民了 。”


　　这名青年领袖人气颇旺，在上周的补选中胜出成为村委会的两名副主任之一。他誓言为争回土地“一步不退让”，“不排除有下一步行动”。


土地产权模糊让贪官有机可乘


　　在补选中当选的唯一女委员陈素转则告诉记者，村民现阶段的三大诉求很明确，查清改革开放以来土地买卖情况、查清村委换届选举情况、公开村务，首要任务就是争回土地。


　　土地，中国农村一直跨不过的坎。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发表的一份城市发展报告，中国估计每年有300万农民因征用而失去土地。以乌坎来说，村四周有大片荒废的土地被围墙圈起来，村民称这些土地被企业囤积，“围起来围了十几年，又不发展工业”，变相炒地皮。有村民还称，原村领导在居民不知情的情况下陆续转让3200亩农用土地。


　　受访司机陈建义抱怨，“卖多少地他们也不讲清楚”，至今只记得分过两次钱，“分太少了”。一次是1992年卖宅基地的分红，一人分得50元；一次是1993年，政府因修东海大道而征地补偿，每人获500元人民币（约100新元）


　　土地问题存在已久，乌坎村委会副主任杨色茂坦承，解决问题的最大阻力来自利益集团，“他们不肯把肉刮出来，想尽办法和老百姓争夺，保护他们的利益。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奸商和腐败官员”。


　　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指出，中国各地农民都在1993年以后出问题，农村土地问题可追溯到1993年税制改革政策落实后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他说，“中央把大头税（所得税、增值税等）都拿走了，留给地方政府很少的钱，中央政策保证用财政返还的方法还给地方，但没执行到位。地方政府没钱，就盯着农民。特别是在大中型城市周边，沿海发达地区土地升值的土地，它带来的土地出让金占到地方政府县乡两级七八成的收入来源。”


　　地方政府要如何确保一定拿到农村土地的出让金？李凡说，那就要保住村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等掌权的村官，“他把地卖了，好处给谁？给地方政府。这就形成利益集团。”


　　中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从农民土地私有制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产权边界模糊，也让贪赃枉法的村官有机可乘。他们可利用手中的权力买卖村民的集体建设用地和农地，并转化为国有建设用地、办理国土证，再转让给某些公司和个人。


　　此外，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确立经济体制改革和土地市场培育进程，同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形成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市场。同个时候，各种名目的“开发区”热开始延烧，造成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及出卖使用权。
土地权益归属将是乌坎模式成败关键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何高潮在乌坎投票所受访时表示，1992年邓小平南巡对重启中国改革开放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在土地开发和房地产开发被启动后，制度化的管控没到位，是土地问题普遍化的原因之一。


　　何高潮评估，如果原乌坎村官卖地的行为证实是违法的，那乌坎村民有望讨回土地，但阻力就在利益分配的问题，“获益的公司、老板、官员愿不愿意把到手的东西吐出来”，这又涉及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博弈，能否顺利解决，最终取决于上级政府的态度和决心。


　　包括陈建义在内的大部分乌坎村民都坚持，一定要拿回土地。陈建义说，“我们可以种花生、番薯，土地有价钱，在自己手里，还可以出租。”


　　积累多年的土地问题涉及官、企、民三方，乌坎村官如何依法依规争回土地权益，给村民一个满意的交待，将是“乌坎模式”成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