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污染危机：湘江不能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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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刘海浇灌时不用湘江水，而是从池塘里取水浇田。“湘江里的水含重金属，浇到田里，土壤也有毒，会种出镉米。”一份报告指出，湘潭段湘江两岸农田土壤镉超标3至30倍不等，是长期灌溉镉含量超标的湘江水所致。

　　

2011年9月17日下午，湖南湘潭市岳塘区竹埠港化工区附近，一处排污口的紫红色污水不断涌出，直入湘江。摄影/ 周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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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赤裸的危机

　　据监察部统计，目前中国每年发生的水污染事件有1700多起;最近6年，共发生了15起特大水污染事故。今年一开春，又连续发生了广西龙江、江苏镇江两起重大水污染事故，更为赤裸地展现了水污染的严峻现实。正如今年1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中指出的那样，当前我国水资源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水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颁布，表明政府治理水污染问题的决心。然而，这一积重难返的难题，涉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新闻周刊》近日考察了第一个获国务院批准的重金属污染治理地区—湘江流域，厘清问题得失，向读者展现中国水污染治理的严峻现实和治理思路。

湘江不能承受之“重”

　　湘江成为第一个获国务院批准的重金属污染治理地区。湘江治理所面临的种种复杂问题，折射出中国水资源污染困境的方方面面

　　本刊记者/徐智慧(发自湖南)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阴雨连绵两个多月，湘江结束了漫长的枯水期。站在橘子洲头的雨雾中望去，湘江似乎找回了几分浩荡之势，凝重地向北流去。

　　去年春天，湘江成为第一个获国务院批准的重金属污染治理地区;今年的“两会”上，湘江仍被频频提及。饮用水安全、经济结构转型、土壤生态修复、污染工业区搬迁等等话题，潜台词都离不开“重金属”。

　　跟其他江河相比，湘江治理别具深意，因为“要给国家重金属污染治理先走出一条路子来”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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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的农田

　　“那里本是一片良田。”54岁的刘海指着一大片野草丛生的荒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但是，这片土地种出的东西不能吃，2007年免耕后，一直撂荒至今。

　　免耕是政府的要求。因为污染的缘故，水稻产量只有以前的70%，要命的是，稻米中重金属超标，属于“镉米”。

　　为此，湘潭市岳塘区易家坪村易家组和湾塘组的162亩田全部停耕，由附近工业园的企业按早晚两季稻1100元/亩的标准进行补偿。

　　刘海年轻时做过农技师，是一个种田好手，他现在租种邻村的10亩水田。

　　浇灌时，他不用湘江水，而是从一个叫做“大塘”的池塘里取水浇田。“湘江里的水含重金属，浇到田里，土壤也有毒，会种出镉米。”刘海说。“大塘离湘江远一些，可能也含重金属，但比湘江轻。”

　　刘海的两个儿子都在深圳工作，其中一个在深圳落了户。他和老伴在家里帮大儿子带小孩。靠这10亩田，每年收入5000多元，足敷日常生活，“还可以买烟抽”。

　　“我一辈子，没到工厂里做过半天工。”刘海说道，他看着远处的化工厂，脸上露出鄙夷的表情。

　　但除了种田，他其实没有其他赚钱的法子。“我们种的菜，拿到外面集市上卖，人家一听是竹埠港的，不买，说这菜有毒。”打鱼也无法维持生计。株洲曲尺乡有一个渔村，上世纪90年代村民全部改行干别的了，因为已经无鱼可打。

　　刘海吃自己种的米。也有村民把本地产的大米卖掉，再买常德、益阳等地的米吃，但刘海嫌麻烦。尽管污染严重，他也不打算离开这儿，“反正一天两天毒不死人。”他说着，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

　　刘海的村子位于竹埠港工业区，是湖南省七大重金属污染工业区之一，区内原有四五十家化工企业，如今已经关掉一半，还剩26家。

　　湘潭市环保协会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一份报告指出，湘潭段湘江两岸农田土壤镉超标3至30倍不等，原因是长期灌溉镉含量超标的湘江水所致。

　　而一些从事金属冶炼的企业，则可以通过大气沉降、污水、固体废弃物等途径，导致土壤重金属污染。

　　2009年8月，浏阳市镇头镇湘和化工厂发生镉污染事故，原因是该厂未经审批修建了一条炼铟生产线，在长达4年时间里通过多种途径排污，导致该厂周围1200米范围内土壤镉超标。当地的处理方法是，给污染土壤换土，改种苗木。但有专家对此表示异议：换土是不现实的，有毒土壤堆到哪里去呢?

　　相比之下，湘潭市对重金属污染土壤进行生态修复的探索更有现实意义。

　　湘潭市水稻种植面积共310万亩，据湘潭市环保协会调查，其中120余万亩土壤镉污染超标，占总面积的40%。从2008年至2010年，湘潭市环保协会联合中南大学、湖南农大、湖南省农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在市科技局、环保局、农业局的支持下，先后在滴水村、竹埠村、金霞村、月形村进行镉污染土壤(水、田、旱土)修复试验。结果证明，通过施用赤泥、纸厂滤泥、石灰、海泡石等物质，对土壤中的重金属进行钝化处理，产出稻米中的镉含量降低40%～60%。

　　据南京农业大学抽样调查显示，中国市场上销售的大米中约有10%镉超标。湖南稻米产量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一，到底多少“镉米”产自湖南，目前没有准确统计数字。可以确定的是，在湘江重点治理的工业区内，大部分农田遭受重金属污染，已无法种植农作物。需要作“变性”处理，退一(农业)进二(工业)，或退二进三(服务业)。目前，株洲清水塘、湘潭竹埠港已经作了“变性”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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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邻为壑

　　从长沙到湘潭，再到株洲，溯流而上，湘江剧烈扭动了一下身躯，形成一个幅度很大的“S”，把长、株、潭三个城市紧紧缠绕在一起。短短不到100公里范围内，聚集了三座总人口约1400万的大中型城市，使这里的城市密度达到中部地区罕见的程度。

　　过去几十年，每个城市都相向扩张自己的领地，直到紧贴在一起。如今长、株、潭之间的城市间隔缩小到40公里左右。驱车从一个城市赶往另一个城市只需半小时，途中会发现，城市之间的生态缓冲已很单薄;大片的农田，让位给了拔地而起的楼盘。

　　共饮一江水的事实，让三市唇齿相依。短短一段江面，供应着三个城市上千万人饮水。而随着污染加剧，“排污口和取水口交错排列”的布局，不断对饮用水安全提出挑战。

　　出于饮用水安全的考虑，长、株、潭三市均把取水口置于本城市的上游，而把污染严重的工业区、排污口置于下游。随着城市自身排污量的加大，取水口不断上移;而取水口越是往上移，就越靠近上游城市的排污口，饮用水反而更不安全。

　　长、株、潭日益密集的城市布局，使这个问题越来越严峻。

　　早在8年前，湘潭市环保局已经注意到，湘江湘潭段镉污染严重。湘潭市环保部门对湘江株洲霞湾港段至易家湾段的排污口多次取水样检测，证实镉排放总量的88%来自株洲清水塘工业区的霞湾港，平均每天有240公斤镉从株洲流入湘江，超标200多倍。

　　在湘潭市人大代表王国祥等人推动下，湘潭市环保局加大了对湘江重金属含量的检测频次，从一月检测一次，增加到10天检测一次。2006年1月5日，湘江湘潭段发现镉超标25.6倍，顺流而下，又影响到长沙，导致两市处于自来水断供边缘。这一镉污染事故名列当年全国十大环境安全事件之一。

　　株洲清水塘工业区的霞湾港排污口距湘潭取水口仅5公里，这让湘潭人如鲠在喉。湘潭全部饮用水依赖湘江，在湖南，只有湘潭至今没有找到合适的备用水源。一旦湘江发生严重污染事故，整个湘潭300多万人将无水可饮。

　　自身的饮用水安全受到威胁，湘潭人坐不住了，有人会定期到霞湾港暗访，一发现排污超标，便向株洲市环保局举报。因污染而生的嫌隙在加深。湘潭环保协会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湘潭市一位人大代表曾在株洲市环保局长面前拍桌子：“不管为政是否清廉，造成湘江污染，你这个局长就不称职。”

　　用湘潭人的说法，他们是在“自救”。在这一点上，他们发扬了湖南人的“犟”劲，在株洲评选“环保模范城市”时，湘潭发表了不同意见，导致其最终落选。

　　在湘江流域，类似株洲和湘潭这种以邻为壑的现象并非孤例。

　　环保组织“绿色潇湘”调查发现，湘江流域普遍存在“上游排污、下流取水”的布局，多数自来水厂上游1公里范围内都有排污口，废水污染直接影响城市供水安全。常宁市松柏镇老自来水厂上游500米处，就是水口山有色金属冶炼四厂的排污口。湘潭的竹埠港工业区处于长沙取水口上游，数十家化工厂排放的污水，让长沙人如芒在背。

　　根据国家一级水源地标准，自来水厂取水口上游1000米范围内不得有排污口。在湘江流域一些地方，这条规定实际得不到遵守。

　　部分原因在于城市的快速扩张。长沙市最大的第八自来水厂，上游920米处有3个排污口。据湖南农业大学生物工程系讲师周晓明介绍，这些排污口原来是排涝口，但随着城市扩张，排涝口所在地变成工业区，排涝口顺理成章变成了排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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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治不愈

　　湖南有色金属储量丰富，衡阳水口山矿区和郴州三十六湾矿区自明清开始开采，距今已有几百年历史。建国后，湖南有色金属开采、冶炼更是“遍地开花，大干快上”。

　　湖南省人大环境资源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刘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上世纪80年代，湘江已经出现重金属污染的苗头，成为全国重金属治理的重点。

　　有色金属均为伴生矿，在开采冶炼环节大量耗水。湖南几大矿区全部建在湘江边上，既方便取水，又方便排污，兼具航运之便。而在整个过程中，重金属如影随形。开采时的矿坑水重金属超标，洗矿时产生的废液亦然，冶炼时又产生冶炼废水。重金属污染的废水，最后多半进入湘江。湘江成为天然的排污通道。

　　控制污染源确实是《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的重点，株洲清水塘、湘潭竹埠港、衡阳水口山、长沙七宝山、郴州三十六湾、娄底锡矿山、岳阳原桃林铅锌矿等7大区域被锁定为重点治理对象。

　　然而，湖南省人大环境保护和资源委员会和环保组织绿色潇湘去年对湘江进行全流域调研后发现，有些工业区排污超标依旧。

　　对七大工业园区的10个排污口的水样检测显示，其中5个重金属超标。工业园区附近的4个居民区饮用水源中有3个重金属超标。

　　在严格监管下，有些企业“创新”了偷排的方法。

　　在湘潭竹埠港采访时，《中国新闻周刊》获悉，附近一家化工厂曾经请村民到厂区高处挖了一口大井，事后又将井口隐蔽。这口井就是隐藏的排污通道。未经任何处理的污水悄无声息地排入井内，又渗入了地下。

　　湖南农业大学生物工程系讲师周晓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些企业很狡猾，环保局来取样检测必然是在上班时间吧，那好，我就凌晨两三点排污，反正永远都跟你的取样时间错开。河水是流动的，污染物几个小时就冲出去了。”

　　湘潭市雨湖区环保局副局长张洪峰表示，针对企业的错时偷排，湘潭市环保局准备进行设备改造，用全时自动检测的方法进行监管。

　　然而，湖南省人大环境资源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刘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仅控制工业区点源污染还不够，原因是长期污染积累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难以解决。株洲清水塘的霞湾排污口，形成二三十米厚的重金属底泥。国家正为此投入巨资进行科技攻关。

　　刘帅指出，湘江大范围内存在重金属底泥污染。

　　尽管矿区向湘江大量输送重金属污染物，但干流水质基本维持在三类水，达到饮用水标准。这说明湘江具有较好的纳污和自净能力，大部分重金属被悬浮颗粒吸附，逐步沉积在河床中。

　　让人担忧的是，采砂活动又将这些重金属底泥搅动，重新进入水体，形成二次污染。

　　调查中发现的一个事实很说明问题。在湘江流域广西境内取水检测发现，水质中汞含量超标，但附近却没有化工厂，极有可能是采砂船搅动底泥，导致取样点附近汞浓度偏高。

　　“这些重金属沉积形成的底泥，将成为湘江流域饮用水的最大隐患。”刘帅说，“30天的实地调研，让视觉最为疲倦的就是整个湘江流域的采砂船。”甚至在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区域，如株洲清水塘，采砂船照样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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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产业转移

　　在湘潭市雨湖区环保局副局长张洪峰看来，湘江治污过程中，污染随着产业转移的现象值得警惕。

　　刘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广东从2008年开始进行产业转移，湖南的郴州、永州、衡阳是其转移目的地，如此一来，一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转移了过来。

　　“国家层面，包括省里，是不希望这些污染企业转移过来，但是地方层面出于招商引资的迫切心理，还是把企业招来了。”

　　刘帅透露，2002年的时候，长沙县关了13家硫酸锰厂。关掉之后，有几家工厂就迁到了其他地区或者其他省，“因为各地的产业政策是不一样的”。

　　去年湖南省人大环资委在邵阳调研时发现，当地有一个铅超标企业，因为超标排放，造成血铅超标事件。环保部门在对企业进行调查后得知，这家企业来自株洲。2007年株洲进行环境整治，这家企业被关停，就转移到邵阳来。

　　“污染企业到处挪来挪去，把污染扩大。在一个地方没有得到治理，又到别的地方，形成新的污染，污染的方式都没有任何改变。”在刘帅看来，这是湘江重金属污染“越治越难，屡治不愈”的主要原因。

　　在湖南，炼铟企业是造成镉污染的罪魁祸首，它们的“游击式”转移也最为典型。

　　因为设施简单，投资小，见效快，企业打一枪换个地方，靠环境成本赚大钱。

　　2006年，长、株、潭整治炼铟小企业，一下关停了二三十家。其实，这些小企业只是离开长、株、潭而已，有的转移到邻近湖南的省份，如江西萍乡。萍乡是湘江支流渌水的上游，炼铟企业转移到渌水，最后污染的还是湘江。

　　在刘帅看来，通过提高环保门槛，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改变经济发展方式，愿望良好，但执行结果却经常让人失望。

　　上世纪90年代湖南关停了一批小化工、小造纸、小炼焦……即所谓的“十八小”。但调整经济结构时，反而同步发展了一些高污染、高排放、高消耗的小企业。

　　湖南省环保厅政策法规处副处长黄亮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重金属治理方面， “以环保为抓手，推动产业结构转型”。省政府设立了一个目标，在十二五期间，以2007年为基准数，重金属污染排放总量减少50%，重金属企业减少50%。通过提高准入门槛，加强环境监督，来达到上述目标。

　　黄亮斌表示，如果污染企业在湖南省内转移，环保部门有一个原则，“上游和下游同治，城市和农村同治，干流支流同治”。但湘江支流众多，远至广西、江西，假如污染企业向这些地方转移，湖南也无能为力。

　　“其他省怎么治理，我们不好评价。”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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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同盟”背后

　　湘潭市岳塘区易家坪村村民刘海在向《中国新闻周刊》讲述当地的污染情况时，时而转到另一个话题：免耕补偿款被村领导贪污，多年来村民求告无门，已经绝望。

　　“你看，春天来了，可一点也没有春天的景象。”刘海说。沿着他的视线看去，是窗外灰蒙蒙的天空，无精打采的树木，轮廓剽悍的化工厂。

　　刘帅和周晓明对湘江进行调研时，也看到了同样严重的问题：在环境恶化的同时，社会矛盾也在激化。

　　在郴州三十六湾的甘溪河，已经看不到生命迹象，种种景象让刘帅感到震惊。“就像来到火星。”他如此描述那片完全被尾矿覆盖、寸草不生的河床。

　　郴州三十六湾的山谷里，遍布大大小小的铅锌矿工厂，尾矿渣堆积如山，洗矿废水形成红色的“重金属水库”。

　　同时，山体植被已被采矿活动破坏殆尽，农田无法耕种。在隆隆的采矿放炮声中，村民的房屋被震裂，同时因地下矿洞挖掘而下陷。公路被矿区大货车碾压得残破不堪。刘师恍然觉得，这仿佛是电影里的末日图景。

　　村民的状况则更让人担忧。

　　很多长期居住在此的老人患有怪病，年轻人则选择了逃离，到外地谋生。听说刘帅是来调查当地的环境问题，村民们成群地聚集过来，讲他们的故事，拉调研团队到他们家，去看卧病在床的老人。

　　在震惊一时的“郴州嘉禾血铅污染事件”中，暴露出地方环保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同盟。早在2007年，当地两家污染企业就被上级环保部门勒令关停，但企业并未停止生产，直至2009年血铅污染事件暴发。

　　在受影响最严重的嘉禾县金鸡岭村，53名村民集体去广州体检，途中被地方政府派人拦截，其中三名带头人被县公安局拘捕。最近，当湘江调研团队来到这里时，他们吃惊地发现，事情已经过去两年，可村民补偿仍未得到解决，而新的冶炼厂却又死灰复燃。

　　最近发生的郴州医院“拒查血铅”事件，实际上反映了很多地方的发展思路：追求经济快速发展，为此不计代价。

　　权力监督和环境监督的真空，让郴州三十六湾变成黑社会和潜规则横行之地。环境执法人员上山时，山上会掉石头。直至2008年，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帮助”下，有色金属价格下跌，企业失去生存土壤，环保部门才得以端掉山上的近百家矿场。

　　在有色金属资源丰富的湖南，环保部门与污染企业结成的黑色利益链屡见不鲜。近几年，除了李大伦和曾锦春，先后有株洲市原环保局长文铁军、浏阳市原环保局长袁念收涉腐落马，另有几位环保局官员被免职。

　　在关心湘江治理的人士看来，这种黑色利益链为害最剧，民生、经济、政府信用俱损。在种种问题面前，湘江还能长期保持了自己的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