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领域联合抗旱 NGO有了新设想

希怀

【互动】

　　在论坛进行的同时，云信公益周刊和NGO发展交流网的官方微博同时进行了直播，引来公益人士及网友的围观进行互动，下面是一些网友的观点，拿来分享：

　　@德泉云之南：跨领域抗旱需要的是政府、民间组织、学界、媒体、企业和志愿者在短、中、长期对减灾、备灾、保水、保护水源地，以及地区生态保护政策、农业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公民马克：好议题，广西也要搞信息平台。

　　@amcathy：考察过宁夏贫水地的水窖，有很好的雨水收集的整体设计，如农户院子地面的材质和角度都有利于引雨水入窖，在雨季蓄水。结合前年到云南保山考察的经历，应引导农户开发林产品、耕种抗旱农产品、推广节水灌溉、农业保险等。通过政府支持，NGO为主体的方式引导农户积极适应气候变化。

　　@楚庚桑：一方面是社会和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是思想观念吧，目前的公益活动好多宣传力度不够，还有就是志愿服务的观念不足，导致社会的不理解。

　　@不靠谱仔：如果真的能够做到有具体的指标显示企业的公益行为确实为社区为服务群众带来了好处，宣传又何妨呢！NGO应该学会互利共赢让企业得到更多动力.而企业也需要端正态度，不能只把NGO当成挥之即来的宣传工具。战略性合作关系的建立需要相互信任和充分发挥各自的长处优势。

　　论坛现场

　　云南三年连旱，在政府部门、民间组织、公众和媒体都以不同形式参与到抗旱工作和活动中时，民间组织、公众在有意无意中扮演政府部门的一些角色的同时，也体现着民间救援的力量。如何更好地扮演起各自不同的职能角色，更好地参与到抗旱工作中？如何有效有序的联合进行抗灾？在此，本报公益周刊和云南草根公益支持中心在4月21日发起主题为“跨领域抗旱”的云南公益嘉年华活动论坛。

　　在论坛中，从政府部门到学者，从民间组织到公众，都以各自的角度，探讨旱灾形成的原因，救灾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及抗旱经验交流分享。随着51家NGO组织近百人的讨论的深入，搭建信息平台、实行资源共享、整合资源、明确分工等一个个闪光点在讨论中汇集成跨领域抗旱的可行性方案。

　　【论坛】

　　其实，自汶川地震后，早在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及盈江地震中，民间组织就如何更有效地承担社会责任进行联合抗灾，有了初步探索和尝试。而在盈江地震中，壹基金、益行工作组及其当地大盈江慈善协会的前身等组织共同搭建的一个联合工作站，发挥了补缺互优的功效，公益组织和志愿者也乐于参与其中展开工作。

　　在2009年以来，云南持续发生了旱灾，作为民间公益组织，义不容辞会参与到这样的救灾当中，提供相关的服务，同时企业、媒体、学者都纷纷关注，开展支援、救灾工作。三年连旱，各种民间组织和公众参与其中，如何整合资源在抗旱中联合行动，是参与者关注的共同话题。

　　4月21日，由本报公益周刊和云南草根公益支持中心主办，壹基金、云南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益行工作组、北京倍能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支持，NGO发展交流网合作的跨领域抗旱交流会如期举行，邀请各个领域的工作者和公益组织共同思考和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其中来自51家民间组织近100多人中的8位嘉宾从不同领域的角度，去介绍和讨论关于灾害救助方面，他们的想法和思考，或者他们亲历的工作。

　　跨领域合作的因子

　　蒋磊(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拓展部部长)：云南青基会抗旱工作起源于2010年的云南大旱，累计送水超过1000吨，但也发现一些问题。首先是环境问题，瓶子回收怎么办？这是我们后期逐步退出送水的考量。其次是送水成本问题，爱心人士、企业捐水，但人力、运输成本鲜有人来埋单。因此在一两个月的应急送水以后，推出 “援建共青团水窖”活动。

　　2012年干旱，我们发现除了缺水还存在缺粮问题，除应急送水外，也找到一些合作伙伴，比如乐施会昆明办，进行粮食紧急救援项目。并依托16个地州的志愿者协会来完成，目的有两个：一是起到很好的救援效果，二是提高志愿者协会的救灾能力、协调能力，为他们今后的工作积累经验。综合来看，我觉得云南青基金会抗旱工作，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就是“找准目标，做出特色”。

　　侯明明(昆明理工大学教授、环境生态学博士生导师)：我认为环境科学和环境工程有一个因果关系，只有先解决科学问题，才能支持工程。我是作最高层次的，叫做政策评价。第二个层次是环境战略评价，第三个层次是环境项目评价。

　　首先决策科学是建立在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技术科学上面的，但决策科学要讲几个原则，一个是决策要慎行，另外一个是对我们后代应该是最小遗憾，对环境应该是最小伤害，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大道理管小道理。大道理管的时间久，小道理管眼前，但大道理要管小道理。我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就是生产力，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

　　梅念蜀(绿色昆明总干事)：绿色昆明主要关注的是旱灾的成因。 第一，大环境的原因。生产生活排放的温室气体增多，引起大气升温不均匀，导致有规律的大气环流异常，各地极端天气增加。 另一方面是小的环境。工农业开发破坏了原生植被，影响局部降雨。两者相加，最终呈现降水极少。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希望能够收集更多科学的证据和依据，并到大自然里作调查，走访云南不同地区，收集各种问题，并且推动问题解决，写文章呈省长，通过微博发出各种呼吁，为民间声音寻找各种政策或领导讲话等依据。绿色昆明希望通过各种渠道改善小环境。

　　曾婷(云南大益爱心基金会)：我们的优势是助学，之前因为没有抗旱经验也走了弯路，送了很多桶装水，经过调研发现，基金会是要有持续关注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因此才开展建爱心泉、架设疏水管道项目。只有你去过山区小学，看到孩子们那一双双充满渴望的眼睛，才会觉得他们能够喝上水，真的是一件太棒的事情，我们更多是从情感上来关注这些孩子。

　　2012年又是一个干旱之年，两年前我们建的爱心泉怎么样了呢？我们连番给所有的学校打电话，80%的泉水还是能够满足需求的。有两三所学校供水有点不足，我们就发动了合作伙伴给他们送水。

　　刘芸(昆明野地环境发展研究所执行经理)：多方合作的方式，可以说是理想状态的模式，为什么这么说？在实际的过程之中，NGO一定是在外围的，我们要跨过一道一道的槛和利益相关者作沟通、协调，我们是整个多方合作模式的一个发起者和管理者，只有我们与每个利益相关方建立稳固合作关系的时候，才能从边缘走到中间，成为这个模式的最终管理者。

　　对于当地政府来说NGO是一个外部资源整合者，我们想从地方政府那得到政策、技术的支持、协调。只有传达到政府，最终用政府的资源复制和推广，才能够推动项目，所以规模复制可以说是我们做项目的最高目标。在与其他NGO和社会团体合作时，我们作为多方合作方式的搭建者，我们的责任是搭建信息交流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实现优势互补、项目影响力的扩大。

　　郭敏(云南信息报公益周刊主编)：我理解的“跨领域抗旱”应包括这几方面，第一是政府，其次是企业，然后是民间组织和社会力量。首先，政府主导政府决策，从宏观、整体上，进行对整个抗旱救灾的部署。

　　第二个是企业。今年有很多企业给我打电话，说今年想投入到抗旱当中来，要送水。刚才蒋磊就提到，其实送水到第三年，是性价比最低的抗旱方式，因为会造成次生灾害，所以98%的企业都被我拒绝了，公益周刊没有与任何一家企业来合作，这也说明一个事情，现在很多企业做抗旱是急功近利的，短时的。

　　第三是民间组织。我发现在抗旱和地震时，云南民间组织起到的作用相似，除了直接担负抗灾功能外，本地的民间组织还起到信息沟通的作用。并且信息量很大，也非常准确。

　　第四是智库。有官方也有民间的，官方的可能给政府决策带来影响，民间的，比如像侯明明这样的独立学者，有自己的观察和声音，从自然、历史、产业甚至政策、执政理念等方面提出见解，我希望这样的智库存在每个人的头脑中。

　　第五是媒体。云南信息报做了很多报道，还有信息资源，同时在抗旱方面设立了一些议题，比如说森林覆盖面的议题、产业结构调整等，媒体在旱情反思这块，比民间组织要做得更全面一些。现在社会化的媒体出现，尤其像微博，信息传播更迅捷，反馈非常好。

　　最后一个是社会力量。我们志愿者所做的工作，在力量层面，让抗旱、低碳的理念，深入到每一个人心上，这才是最大的转变。

　　总结起来就是三个纬度上的意义，第一是民间层面的探索，它的规模不大，比如说灾区儿童心理干预，除了解决困难之外，意义也很丰富。第二，我们可以通过民间社会力量，推动民间低碳的行动，让每一个人认识到对待抗旱不只是政府行为，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第三，我们交流经验和探索问题，我参加过抗旱总结会，在民间组织的圈子里，以后如果把企业资源、智库资源、媒体资源全部加入，应该会非常完善。

　　杨振美(云南青基会益行工作组执行主任)：在益行工作组建立以后，我们主要工作的内容是三块：一块是志愿者者民间灾害管理内容的培训支持和实践，另外是民间的紧急救援和紧急救助，以及希望搭建出灾害管理的行动网络，同时我们认识到备灾是大于救灾的。救灾工作，不仅关系着紧急救援的实施，救灾也与家庭有很大的关系。今年与壹基金合作，关注旱区儿童的饮水情况、儿童心理和情绪。

　　李弘(壹基金灾害管理部总监)：壹基金也倡导联合救灾，包括公众募捐，如淘宝店等，联合企业支持，也组建NGO的救灾联盟，在这次抗灾的过程当中，我们用尽最大范围来进行不同群体、不同部门的参与合作。当然我们背后要有更多的捐赠人，对我们的赈灾活动进行支持，通过基金会，通过NGO、媒体、企业、政府、志愿者，多部门的参与，力争打造参与平台。NGO面临的挑战是国内及云南从事人道主义赈灾NGO偏少，缺少人员和声音，虽然大家都在讲，但我们没有捆绑起来的力量和声音。有限的NGO之间缺少联合发声及行动；不同受灾群体需求多元化，NGO回应方案较单一。旱灾衍生出来的次生灾害，如家庭暴力等，却很少进入媒体视野，所以壹基金在救灾中，主要关注儿童用水和健康问题，让5000名儿童喝上安全饮用水。

　　提问回答的头脑风暴

　　主持人：今天几位嘉宾发言的视野非常广阔，现在是和嘉宾对话的机会，可以提问题，也可以讨论。

　　问题：我叫刘兆祥，现在救灾也好，抗灾也好，可不可以把这个问题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就是说，从可持续发展跟环保方面着手，我想听各位嘉宾的看法。

　　郭敏：把救灾上升到人的高度，我非常赞同，这个高度其实也不并高，是从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开发的。其实我在北京参加中国最佳环境报道奖的时候，有一个细节主持人特别提到，说外国嘉宾上台发言手里拿的是这个(IPAD)，中方嘉宾发言是拿着纸。我们很多灾害不是天灾，是人祸，因为人的行为而导致的。

　　梅念蜀：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如果仅仅在NGO圈子来做，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今年有一个重大策略性的改变，在尝试社会营销，用营销的方式让更多人参加，目前还在跟做销售的商业伙伴来学习，这是未来的行动方向。

　　问题：我是云南大学大二的学生，是从云南泸西县农村家庭出生的一个学生。我的观点是NGO是不是应该关注从政策上促进经济，解决农民的民生问题。单纯的送水，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李弘：回到人道主义的赈灾方面，所有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公约强调一个基本点，当基本权利受到损失时，社会必须作出回应，回应他的权利。不同组织有不同定位，实际上在很多地方需要更多专业的NGO来回应问题，最重要的问题，NGO缺位比较严重，目前来看这个问题是很难回应的。

　　问题：我是来自大商汇的彭晶。作为企业来说，做公益时会有一些宣传的考虑，也会担心宣传引发负面影响，郭敏老师如何看待企业做公益事业宣传的问题。

　　郭敏：企业做公益，无非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个问题放在北京、广州、上海、深圳，都不是一个问题，但在云南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这经济发展落后，媒体不发达，策划、设计、理念、想法都比较落后。很多企业的社会责任停留在捐资助学，但其实更应与企业的品牌形象和文化理念结合起来。

　　提问：我叫高远，是一名大学生，我想请问李弘老师，对于跨领域平台的建设，有没有什么基本的想法？是通过网络技术、媒体，还是类似于像今天这样年会的论坛定期举办交流呢？对于我们大学生参与公益，各位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李弘：如果要跨领域合作，短期内不可能看得见，我的理解是还需要时间。但大家都有这个目标，都愿意往这个方向走，这是非常好的开始，公益嘉年华会的形式我觉得非常好，特别是能把热点问题当作一个主题来办。

　　【分享】

　　抗旱经验的交流

　　“过去修了很多水窖，但装星星装月亮，就是装不到一滴水”，来自曲靖沾益县一个干旱村庄的何书记在分论坛上说的这句话让人印象。靠天吃水的村落，在连续三年干旱之下，水窖里已经没有了一滴水，但村委会的目标是，做饮水工程，不让一个人渴着，不让一头牲畜渴死，不让一块地撂荒。21日下午的分论坛中，一组人就抗旱经验进行分享。

　　村里人的节水意识早已深入人心，“洗脸洗脚水，只要没有化学品，还能给牲畜喝，衣服特别脏的时候才洗洗”， 何书记说，天不下雨，只能做引水工程，从15公里外引水，可以受益7个村民小组，2000多人，这引发了分组讨论的第一个焦点，侯明明教授分析了大气环流的改变造成云南地区“天上水下不来”的现象原因，对此主张移民，让干旱区也就是生态受损的地方，用半个世纪时间来种树，把生态恢复起来。云南大学的王启来自农村家庭，“人可以到有水的地方，但田地没法移，移民还涉及到建房，投入太大。”

　　来自非洲马里共和国的迪亚拉经常在云南偏远山区开展公益活动，他认为旱灾形成的原因与人相关，“服务员，今天倒出来的水有多少没喝”，迪亚拉转向正在倒水的服务员提出这个问题，虽没有得到回应，但也抛出一个焦点——人为造成的浪费。并且迪亚拉认为，突破口只有一个——健康教育，这与环境、公共卫生都有关系，“投入低，效果好”。

　　王启对教育的方法、方式提出问题，“曾经有机构去我们村发物资，我们那有1700多人，最后去领物资的只有30多人，因为很多人觉得那些东西没用”，王启说农民白天要干活，教育这个方式对他们并不适用。迪亚拉说，教育首先要考虑到农民的需要，须注重方式的问题。

　　分论坛主持人李弘对此表示呈现出了发言人的背景，也呈现出非单线条的解决途径，“王启了解农村的背景，这块NGO做得也比较多，NGO如何在推动一个社区的发展的同时照顾到对它的自然资源良好地管理，并且使社区里需要发展的指标能相应提升，NGO正在探索。”

　　当讨论进行到白热化阶段时，一位来自云南民政部门的人士站出来，为大家从政府层面进行解读。

　　国家从政策层面一直在提倡综合减灾，比如旱灾移民属于工程措施，个人行为、健康教育，那是属于非工程设施。“我介绍一下这个综合减灾，首先是灾种的综合，然后手段综合，包括工程和非工程措施，工程措施在防汛抗旱中是十年内投入1000亿元，进行五小水利建设”，这位人士说，手段还可以分为文化、政治、经济、管理、法律，所谓文化，尤其是NGO组织，如果有这个框架，对自己在综合减灾里是什么角色就应该非常清楚了。

　　“我们首先说文化，做教育、体验这块都是属于提升灾民自我的防灾减灾意识，这属于在文化里。资源分配这块属于政治，比如说民政部的救灾资金1.2亿元，分到我们这里，下面因为政治因素，会谎报资料，为了多分到一点资金，就会把灾情说得严重一些”，这位业内人士还提到了经济因素，将来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或者政府购买企业的服务，来实行我们公益性的功能，这肯定是大势所趋。

　　所谓主体主要三个类型，第一个是政府，第二个是社会组织。政府和社会组织各有各的行为约束、资源和边界。第三个是灾区群众本身或者就是社会大众。现在从政策上看是这样一个框架，尽管是综合的框架已经达成，但问题很明显，表面是综合，但发展不平衡，“这三个主体之间的互动需要更深的探索”，这位业内人士说道。

　　跨领域合作的新设想

　　就如各位嘉宾和志愿者所言，从灾害形成的原因，到救灾中遇到的问题，及旱灾衍生的次生灾害问题，如果从始至终，一系列环节都是由一个民间组织独自应对，互不来往，工作量不仅加大，而且无法保证救灾救助是从长远考虑。

　　在21日下午的分论坛讨论中，来自各个领域的代表和志愿者，尝试着从以往的工作中，寻求跨领域合作的影子及未来。

　　其中在分论坛讨论中，有志愿者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抗旱工作是一条正在建设中的高速公路，而每一个NGO是参与修建这条公路的施工队，如果相互之间没有沟通、协调、合作，那么每一个施工点都是自说自话各干各的，这样就难免施工时出现重复性，而且碰到工程难题时，一个队伍也有无法突破的现象。

　　但是大家联合起来，爆破领域、运输领域、通讯领域、后勤领域、人员组织领域、政策协调领域、突发问题处理领域、技术领域及具体施工的领域等，把一个点圈起来再串联起来，每一个队伍都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那无疑提高施工进程的同时也在保证工程质量，而联合抗旱救灾也可以如此运作。

　　有了抛砖引玉的建言，来自不同民间组织的志愿者及NGO代表也有了初步的构想。其中昆明野地环境发展研究所执行经理刘芸认为，如果有一个NGO愿意去考察灾情，然后罗列出不同的需求，然后再有公益组织把问题转换成不同的项目，在联合合作中公益组织打造成不同的产品，由NGO内部协调，“这样最终去执行不同类型的服务，就能满足不同的救助对象。”

　　而绿色昆明总干事梅念蜀说，跨领域合作首先要有一个发起方，要有非常平和的心态，跟很多NGO去洽谈合作，把位置放在服务者的角度，还需要做一个从理念到行动的逻辑框架，还要提供一部分资金。最后还是有一些障碍是来自心理的，人本身是有自我的，可能还需要心理学方面的手法，让大家真正开放心态认同目标，全力以赴。

　　如果往后有一个NGO或者抗旱的网站，上面不仅有灾情需求信息，也有专家和NGO在互动，在提供资源共享的同时，还能进行协调，更重要的是让公众、全民参与，也保持了透明性，这样不局限于自己的领域，能很好地进行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