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思骋：反思中国环保组织的国际参与（上）

失格君 · 发表于 2012-6-20 22:02:39

本文最早发布在《青年环境评论》第三期，订阅本期

文-霍伟亚

在中国民间的环保行动者中，工龄超过20年的人不多，卢思骋是其中一位，尽管他的年龄远不是环保行动者中最大的。

1992年，19岁的卢思骋还是香港中文大学大二学生，他去马来西亚参加了一个会议：“全球化主题之下的经济发展与环境公平”，主要参与者是亚洲的青年和学生，这个会议是当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预备会议。

趁着开这次预备会议，卢思骋还提前去了马来西亚的一片叫沙捞越的热带雨林。卢思骋说，日本跨国企业去那边砍树做木筷子，当时已经砍得很厉害。“作为志愿者，我们到森林里帮助原著民设路障，阻止那些伐木公司开进去砍伐他们的家园。”

当年去参会时，卢思骋并没有想到将来要做环保NGO，当时主要关注社会公平问题。但1999年他加入了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香港办公室，一直到现在，他还在环保组织里工作。卢思骋说，“现在回想起来，1992年在热带雨林的10多天改变了自己很多。”

2002年卢思骋来到大陆创办绿色和平办公室并在这里工作，一直到2009年；2010年曾任SEE基金会秘书长，后创立了两家公益组织，分别是前进工作室、创绿中心，前者为公益组织做能力建设培训和战略规划，后者推动水污染、气候变化等环境议题。

2003年，气候变化议题尚寂寂无闻，卢思骋已经开始推动绿色和平中国办公室关注此议题。绿色和平2004年新入职员工喻捷在本期杂志《知天命，尽人事》一文中说，2004年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次缔约国大会（COP10）时，“中国的NGO里只有我和我的同事陈红娟两人参加。”

今日不同往昔，很多中国本土环保组织都开始关注气候问题了，但基本都在2007年之后。

2010年，中国首次申请举办了联合国的一次气候变化谈判会议，地点在天津，当时卢思骋担任中国NGO“绿色中国，竞跑未来”系列活动总协调，推动60多家中国环保组织参与其中。

在中国没有环保组织时，卢思骋作为学生已经开始参与国际环境事务，后来更是在国际环境组织在华办公室长期工作，对国际环境事务、中国本土组织的国际参与都有很深的参与和体会，本期青年环境评论就这两个话题对他做了采访。

1992年环发大会打开了一个新的全球合作时代

霍伟亚（以下简称“霍”）：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20年前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会议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
卢思骋（以下简称“卢”）：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历史背景。1989年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政治制度的改变，整个前苏联集团下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都倒台了。西方发达资本国家有一种胜利感，觉得他们已经打败了几十年来的冷战对手，证明了他们的制度是正确的。

另外，二战后，很多国家获取了民族独立，变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阵营冷战的战场。两个制度都想争取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希望在这些新的、经济水平比较落后的国家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的制度。

随着东欧的垮台和冷战的结束，在第三世界展开的冷战也马上烟消云散了。包括中国、印度、巴西这些大的发展中国家，当时还没有发展起来，我们那时候的工业化水平很低，90年代初期的时候北京只有几百辆、上海也只有不过一千辆的私家车。现在回头来讲，觉得已经翻过了很多山。

霍：这次会议有什么产出吗？
卢：产出中除了里约宣言，还有一系列国际多边的条约，包括《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三条公约，森林原则也是当时提出来的。

其实不仅仅这些，当时提出的“可持续发展”里也有关于国际贸易、国际援助的内容，当时也提出了面向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也包括妇女权益如何落实等等内容。

整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打开了一个新的全球合作时代。包括1994年在北京的世界妇女大会，整个90年代的WTO谈判，从GATT（关贸总协定）延伸到WTO，包括后来联合国提出了千禧年发展目标，里面很多很具体的目标，其实都是从1992年的宣言里面引申出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里约大会有一个大框架，有一个小框架。小的就是1992年里约的直接产出物，里约宣言和那几条多边环境条约。但其实有一个更大的里约成果，就是对整个国际机制架构的反思和改革，里面不仅仅是环境议题，也包括贸易的、性别的、多边援助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甚至包括联合国全球治理本身的改革。

里约宣言绝对不仅仅说是小环保，它是个大环保的概念。有三个支柱，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密不可分、互相关联。但中国环保组织长期以来把环境问题环境化，没有把环境问题放在更大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底下去理解。

霍：大会结束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很快被世界各国接受，这个概念包含哪些内容？
卢：“可持续发展”里有几条非常重要。

首先，一个根本理念是，一个社会、一个地方，或者地球本身作为一个整体，如果要走上可持续发展，必须有三个支柱：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环境的可持续性，三者不能分开。

你可以想象可持续发展是个屋子，屋子由三个支柱撑起来，一个支柱倒下来，或者它们长短不一有所差别，这个屋子是不稳固的。当时整个里约架构是由这三个基础撑起来的。

第二，工业革命以来的150多年，也包括殖民时代对自然资源的掠夺，西方国家的人均资源消耗比起发展中国家要高出很多，因此发达国家需要减少他们的消费，减少对于全球有限资源的占有，腾出更多的空间，让发展中国家的人可以有发展的权利。

“可持续发展”里还有几个很关键的概念。一个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区别的责任”是在1992年提出的，这里有一个人均排放问题，还有一个历史责任问题，还有一个是“代际公平”；包括第一次非常明确地提到“公民社会”“民众的参与”“信息的公开”是保障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

霍：为什么当时这么多国家能够达成这么多共识？
卢：那时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有信心，觉得自己那一套是对的，美国甚至提出一个概念“new world order”（新的世界秩序）；也因为东欧的垮台，让很多传统的东欧国家，包括苏联本身，在国际议题当中失去了话语权。中国也刚刚经历一场风波，巴西才刚刚民主化，印度当时的经济根本就没发展，比现在更贫穷落后。

整个局面上，发达国家愿意做出一些小让步，发展中国家还在一片迷茫当中，也希望能够在环境与发展上能够获取更多北方国家的一些资金和技术。

当时很多发展中国家本身并没有很严重的污染问题，自然资源的消耗主要是为了出口。比如把矿产、木材出口给发达国家去消费。

而且1988年刚刚签署了《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应该讲这个议定书是到目前为止比较成功的一个国际高端条约。1992年的谈判有1988年成功合作的基础，再加上我刚刚提到的冷战结束、新时代来临，发达国家的那种自信，发展中国家对于未来发展空间的渴求。

所以整体来看，1992年达成了“可持续发展”的共识。

霍：当时的环保组织怎么看“可持续发展”呢？
卢：当年一部分环保组织批评“可持续发展”概念不成熟，很容易让传统的“经济发展至上论”变成主体，“可持续”三个字，只是一个形容词，主语还是“发展”。当时对于发达国家让步不够，也有很多批评。

一些发展中国家心目当中想象的“发展”，其实跟西方国家并没有什么不一样，而是说我要跟你一样，但你要让一点空间给我，没有从根本上反思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这些说法，当年国家代表团层面其实谈的不多，但当时学界和NGO里面有很多很多讨论，也有一批环保组织是反对可持续发展这个提法的。

本文中、下两部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