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份《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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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沙－ 4月14日，在第二届长江论坛召开前夕，《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在长沙首发，这是迄今为止最权威、数据最齐全的关于长江的保护与发展状况的“体检”报告。

　　该报告由WWF（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科学院、长江水利委员会等单位共同主编，来自三家主编单位及农业部长江水产研究所、长江论坛秘书处等20多位在长江保护与发展研究方面具有丰富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科研与管理专家参与了编写，采用地图、专栏、照片、表格等多种表现形式，客观系统地介绍了长江的“健康”状况，数据翔实，观点权威。

　　报告的主编杨桂山表示：“本报告以科学为基础、以政策为导向，系统地总结了长江保护与发展的相关问题，客观、真实、适时地分析长江保护与发展的进展和走向，并针对保护与发展的关键问题进行专题评述，对维护健康长江、促进人水和谐，实现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报告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对健康长江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对长江流域淡水生态系统健康进行评价；分析了沿江各省区社会经济发展、长江流域水资源与水环境以及长江流域自然保护和生态恢复方面的变化；反映了长江流域综合管理方面的进展，并提出长江保护应采取的重要行动与措施。鉴于第二届长江论坛在湖南长沙举办，报告还增加了“洞庭湖湿地生态系统评估与管理”的专题，对洞庭湖的发展提出建议。

　　WWF（中国）首席代表欧达梦（Dermot O’Gorman）表示：“《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客观、系统地介绍了长江保护和发展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对今后在保护中开发长江具有重要意义。WWF将继续为长江的发展与保护努力。”

　　报告全书约250页篇幅左右，全彩色印刷，由长江出版社出版。今后，《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每两年更新一次，而两年一度的长江论坛正是报告的发布平台。


首份《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提要
一、近50年来，长江保护与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但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挑战，进入新世纪，长江保护与发展正处于变革的关键时期。

　　1、基本建立起流域水资源综合利用、防洪安全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体系，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得到了加强，长江沿江地区已成为与沿海地区并驾齐驱的国家“T” 型生产力布局主轴线的核心组成部分。

　　水资源作为长江最大的优势，供水、水力发电、灌溉、航运、跨流域调水综合开发对流域乃至全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截至目前，长江流域已经建成包括三峡水库在内的水库4.8万多座，总库容的2200亿m3；已建和在建水电站2441座，装机容量69727.1MW，年发电量2924.96亿kwh；建成地表水蓄、引、提调水工程设施约522万座(处)，设计供水能力总计2704亿立方米；建成农田有效灌溉面积22360万亩，其中万亩以上灌区1678处；实施了长江口深水航道一、二期整治工程等，干支流通航标准和通航里程不断得到提高和延伸；南水北调中、东线跨流域调水工程已按计划开工建设，推进了我国“四横三纵”水资源配置格局的建设进程。防洪减灾作为历年长江治理的重点，建国以来堤防建设累计完成土石方量50.7亿立方米，中下游干堤均按规划标准全面达标，并加高、加固了主要支流、洞庭湖和鄱阳湖区重点堤垸，并实施了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工程，基本形成了以堤防为基础，三峡工程为骨干，干支流水库、蓄滞洪区、河道治理相配套，结合其他非工程防洪措施构成的综合防洪体系。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方面，通过实施“长治”等工程，流域水土流失治理成效显著，全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已减少了15％。大规模的封山育林、植树造林和退耕还林，流域森林覆盖率不断得到提高，目前已达％，超过全国平均百分点。各类自然保护区建设得到加强，全流域已建各类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个，保护面积km2。流域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壮大。流域经济发展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紧紧抓住浦东开发开放和三峡工程建设契机，大力推进沿江经济带建设，在全国经济地位不断提高，1995－2005年，GDP年均增长率超过12.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百分点以上，GDP占全国比重由1995年的37％提高到2005年40％，奠定了作为全国两条生产力布局主轴线之一的战略地位。

　　2、重视长江保护与开发关系的统筹、大力加强生态与环境保护、注重水资源优化配置和节约利用、不断完善流域综合管理机制与体制是长江保护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基本经验。纵观长江保护开发的历史进程，保护与开发始终是一对矛盾，处理得当，矛盾的双方就会得到统一，处理不当，矛盾的双方就会走向对立。进一步开发利用长江，不仅是本流域而且是全国经济发展的必然和长期需求，同时，维护一条健康长江又是支撑长江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前提，统筹协调保护与发展关系，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成为促进长江人水和谐的关键。历史上，大面积的毁林毁草、围湖造田，造成水土流失加剧和洪水灾害频发，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忽视环境保护，造成湖泊富营养化和水质污染不断加重等，成为近50年长江保护与发展历程中最为深刻的教训，加强生态与环境保护就成为维护健康长江、实现人水和谐的重要任务。长江水资源十分丰富，水资源总量达9960亿m3，约占全国总量的35%，但由于时空分布极为不均和水质污染不断加重，流域内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缺水问题日益凸现，开源与节流并举，注重水资源优化配置与节约利用，合理利用长江水资源，是保障流域可持续发展、促进人水和谐的基本要求。流域是一个有机整体，流域上下游之间、流域各组成要素之间相互影响和联系构成了流域完整的系统单元，汲取多头管理造成管理混乱无序的教训，建立健全流域供水、防洪、水力发电、航运、污染防治、水土流失治理、河道管理等统一管理机制，强化依法治水，重视公众参与和民主决策，积极探索流域综合管理模式，进一步理顺流域管理和区域管理的关系，逐步形成民主、协调、权威、高效的流域综合管理体制，是实现长江人水和谐的重要保证。

　　3、长江不仅正面临着水资源、水灾害、水环境、水生态四大水问题和流域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的困扰，而且还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流域水资源调蓄和优化配置能力不足，局部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仍然比较突出；长江中下游河道泄洪能力与湖泊调蓄能力仍显不足,蓄滞洪区建设严重滞后，防洪形势依然严峻，洪涝灾害仍然是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心腹大患；长江水质正在受到污染侵害，局部地区水污染呈蔓延趋势，严重威胁供水和生态安全；不合理人类活动造成的长江水生态退化态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流域水土流失加剧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边治理边破坏的情况依然严重，不少地方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山地灾害呈加重态势。随着东部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东中西部发展差距日益扩大，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热情日渐高涨，沿江经济带加快建设、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战略全面实施，流域经济呈现强劲的快速增长势头，尤其是利用沿江优势快速集聚的重化工业，发展势头更加迅猛，由此将形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峻的资源环境压力。三峡工程建成运行、南水北调工程开工、上游水电大规模开发等一系列重大工程建设强烈干扰长江及其流域自然演变规律，造成流域生态与环境保护问题表现出全局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如何最大限度化解重大工程建设带来的不利影响就成为长江保护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随着流域全方位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各地十分重视自身的发展进程和切身利益，单纯的行政干预已经难以奏效，协调流域综合管理与区域管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困难，综合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有效协调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的矛盾是新形势下面临的又一新的挑战。

　　4、新世纪初，资源与能源短缺、生态与环境恶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日益显现，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成为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长江保护与发展正进入由开发利用优先向治理保护优先转变的重大变革关键时期。改革开放近20年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中共十四大提出“以上海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浦东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流域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对流域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特别是本世纪以来，随着资源与能源短缺、生态与环境恶化问题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出现，尤其是三峡、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实施，长江作为我国重要经济走廊、水电开发的主要基地、水资源配置的战略水源地、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库，在保障国家供水安全、生态安全和经济安全方面的地位日益彰显，长江的保护与发展得到各级政府、科学界和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十六届四中、五中和六中全会又相继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些新的政策为正确处理长江保护与发展关系指明了方向，传统的开发利用优先的长江保护与发展理念正在发生重要转变，表现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实现人水和谐成为未来长江保护和发展的指导思想；以“维护健康长江、促进人水和谐”为基本宗旨，坚持在开发中落实保护、在保护中促进开发，统筹保护与开发、协调环境与发展，实现保障防洪与供水安全、维护优良生态、促进流域可持续发展成为未来长江保护与发展的战略目标；以实施流域综合管理为手段，强化流域统一管理，进一步完善流域管理和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成为未来长江保护与发展的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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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开发20年来，长江流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快速提升，发展态势总体良好。但面临的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产业布局不合理与结构层次偏低、资源环境压力日趋加大、区域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等深层次问题不可忽视。

　　1、流域经济快速发展、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不断提高，发展态势总体良好。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紧紧抓住浦东开发和三峡工程建设等契机，加快经济发展步伐，流域经济呈现快速增长势头。1995~2005年，流域GDP年均增长率12.6%，高出同期全国平均增长率1个百分点，流域经济在全国的比重逐年上升，由1995年的37.0%上升到2005年的40.3%。沿江重化工业发展迅猛，重工业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47%提高到2005年的63%，长江优势得到了进一步发挥；伴随着工业的快速增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一二三产业比由1995年的1:1.02:0.71，变为2005年的1:4.25:3.50，二三产业占GDP比重从1995年的63.3%增加到2005年的88.6%，提高了约25个百分点；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外贸总量成倍增加，占全国的比重大幅上升，外贸总额1995－2005年十年间增长了近7.3倍，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量的比重从1995年的25%上升到2005年的41%，经济国际化程度明显提高。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显著增加，1995－2005年十年间流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提高了1.7至2.2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提高了1.5至1.8倍，而同期物价上涨幅度在30%以下，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提高。

　　2、流域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产业布局不合理与结构层次偏低等经济增长内部性问题依然突出。长江流域经济集约化程度总体不高，经济增长仍以粗放扩张为主，主要表现为“一高二低”。“一高”为资本投入高，2005年长江流域各省市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平均超过40％，远远高于美、日、德等发达国家20％的水平。“二低”一是地均产出率低，2005年流域地均产出率最高的长三角地区工业用地平均产出率仅为2亿元/平方公里左右，只相当于国际工业用地平均产出率的1/80；上海市的工业用地平均产出率在10至12亿元/平方公里之间，也仅为国际水平的1/16；二是劳动生产率低，产业仍以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为主，2005年除上海外，长江流域各省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都在15万元/人·年以下，远低于美、日、德等发达国家水平。产业结构层次偏低主要表现为，一是第一产业特别是农业比重仍然偏高，第三产业比重普遍偏低。2005年，中上游省市第一产业比重均高于15%，除上海市外，其他省市的第三产业比重均在45%以下；二是工业内部结构仍以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为主，高新技术产业比重较低，即使是经济发达的下游省市江苏省，2005年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也仅为24%，与新型工业化30%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

　　3、流域优越的资源与环境条件在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比较优势正在削弱，发展的资源环境瓶颈制约逐步凸现。流域丰富的淡水、水能、土地、矿产和岸线资源以及巨大的航运潜力，不仅支撑了流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为全国的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长江流域作为我国经济总量最大的地区之一，随着经济发展对资源需求的日益扩大，流域可利用资源逐渐减少，对外依赖性不断增加。流域产能占全国40％以上的钢铁、石化等行业所需铁矿石和石油等资源，进口依赖性逐年提高，下游地区已几乎全部依赖进口。能源供需矛盾更为突出，一方面，流域虽拥有丰富的水能资源，但主要集中在长江上游宜昌以上，其中宜宾以上的金沙江水系约占全部水能资源的42%，而能源消费地却主要在下游地区，水能资源优势难以充分发挥；另一方面，流域煤、石油和天然气等一次能源储量分别仅占全国的3%、28％和11％，一次能源储量严重不足，致使流域上、中、下游均为缺能区，因电力严重不足，用电高峰期限量供电甚至断电时常发生。近年来，工业与城市用地扩张迅猛，大量占用耕地，流域人均耕地面积已由1990年的1亩下降到2005年的0.7亩，造成耕地资源日益紧张，严重影响粮食安全。流域“三废”排放量大幅度上升，环境压力增大趋势更为明显，2000－2005年五年间流域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分别增长了136%、85%和49%，2005年占全国比重已分别达到42％、30％和27％，环境负载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导致环境质量严重恶化，2004年长江水系中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已达18.3%和9.6%，全流域均成为酸雨频发区，我国南方SO2浓度最高的城市中有1/3以上集中在长江沿江地区。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特别是重化工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快速集聚，长江流域资源环境瓶颈制约还将进一步凸现。

　　4、流域经济发展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由于上中下游的发展基础和条件不同，导致区域发展差距仍不断扩大。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1995－2005年下游地区占流域GDP的比重仍在上升，而中上游所占比重则不断下降，特别是中游地区10年间下降了约3个百分点。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下游地区与中上游地区的差距仍在扩大，1995年上中下游人均GDP之比为1：1.15：2.24，到2005年扩大到1：1.10：3.39，呈现明显的扩大趋势。从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来看，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数，下游的上海、江苏和浙江具有很强的优势，湖北、重庆、江西、安徽和湖南5省市居中；四川省最低；资源指数，江苏和浙江两省较高，上海、湖北和安徽3省市则较低；生态环境指数，下游的江苏和浙江虽然污染严重，但污染治理能力强，且自然生态条件良好，故生态环境指数较高，上游的重庆和四川生态脆弱，水体流失严重，灾害频发，生态环境指数相对较低。综合来看，流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呈东、中、西阶梯状分布，第一阶梯是下游的上海、江苏和浙江3省市，第二阶梯是下游的安徽省、中游的湖北、江西、湖南省和上游的重庆市，第三阶梯是上游的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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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长江水资源总量巨大，但时空分布不均、总体开发利用程度不高，防洪减灾形势依然严峻，水质呈整体恶化趋势，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任重道远。

　　1、长江水资源总量大，时空分布不均，总体开发利用程度不高。长江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约9960亿m3，约占全国总量的35%，水量极为丰富，但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地区分布上，各水系每平方公里年径流量从85.3万m3到32.6万m3，相差2.5倍以上；年内分配上，有明显汛期和枯期，汛期水量占全年水量的70%～75%，长江干流月平均流量最大与最小值相差12－20倍，年径流量最大与最小值相差1.2－2.2倍。据1990－2000年同期平均水资源数量以及供用水分析，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仅为16.8%，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总体开发利用程度不高。开发利用程度最高的是太湖水系，利用率达84.0%，其次为汉江和洞庭湖水系，分别为 25.0％和15.0%；岷沱江、嘉陵江、乌江和鄱阳湖水系约7%－13%，金沙江水系仅为4.3%。

　　2、长江洪水历来为流域心腹之患，未来气候变暖将加剧中下游洪水灾害，三峡工程建成后的长江防洪形势依然严峻。长江自古以来水患不断，且发生频率呈增多趋势，历史文献记载的大小洪水发生频率，18世纪平均为3.5年一次，19世纪约3年一次，20世纪增加到约1.6年一次，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洪水灾害几乎年年发生。近50年来，长江流域气温明显升高，导致流域大部分地区年平均降水呈现上升趋势，尤以夏季降水量增加显著，极端降水占总降水量比重增多，未来气候变暖加剧长江洪水不容忽视。三峡工程作为长江防洪治理的关键工程，按最终正常蓄水位175m运行，拥有防洪库容221.5亿m3，工程建成后将大大缓解洪水危害最严重的中游地区防洪压力，分洪量可大为减少，将使荆江地区防洪标准达到100年一遇，可减少城陵矶附近地区遇大洪水的分蓄洪量和土地淹没损失，并为武汉地区的防洪提供了更高程度的保障。但由于长江中下游河道安全泄量与长江峰高量大洪水矛盾十分突出，而三峡工程的防洪库容相对仍显不足，按照三峡工程初步设计拟定调度方式，遇1954年洪水，中下游地区三峡工程建成前需分蓄的492亿m3洪量中，至荆江和城陵矶地区仍有398亿m3和336亿m3的超额洪量，同时中下游仍有80万km2的集水面积，三峡工程建成又将引起中下游河道冲淤变动、蓄泄关系、江湖关系及河势发生新的变化，长江防洪治理任务仍十分艰巨，防洪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因此，三峡工程建成后长江中下游防洪仍然需要采取综合措施，合理地加高加固堤防，整治河道，建设平原蓄滞洪区，兴建干支流水库，加强上游水土保持，完善非工程防洪措施，并大力加强对不同来水条件下三峡水库运行调度和中下游河势变化等进行监测研究。

　　3、长江干流水质总体良好，但局部污染严重，整体呈恶化趋势。目前，长江干流总体水质良好，2005年长江干流水质符合或优于Ⅲ类水质标准的占75.8%，劣于Ⅲ类水质标准的占24.2%，其中Ⅳ类水质占6.5%、Ⅴ类水质占11.4%、劣Ⅴ类水质占6.3%，主要污染项目为氨氮、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总磷、石油类和粪大肠菌群等。局部污染问题严重，长江干流存在岸边污染带累计达600多公里，岷江、沱江、湘江、黄浦江等支流污染严重，超过40%的省界断面水体劣于Ⅲ类水标准，90％以上的湖泊呈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状态。由于流域废污水排放量逐年增长，长江流域整体水质仍呈恶化趋势。1998年废污水排放量约200亿吨，2002年达到了240亿吨，增长率为20%。长江干流劣于Ⅲ类水的河长由1998年的14.7％增加到2005年的24.2％，支流水系劣于Ⅲ类水的河长由1998年的20.3％增加到2005年的28.1％。污染加剧的原因除各类点源和面源污染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外，重大工程建设导致的水文情势变化和水资源管理体制不完善也值得重视。因此，保护长江水质，必须在控源的基础上，大力加强水资源综合管理，强化水质监测、尤其是跨界断面水质监测，并实施水质监测信息定期披露制度，广泛吸收公众参与。

　　4、长江生态系统不断退化，水生生物赖以繁衍、生存的环境严重恶化，长江物种减少、资源衰竭，保护工作紧迫而艰巨。国宝白鱀豚难觅踪迹，长江鲥鱼不见多年，中华鲟、白鲟数量急剧减少，岩原鲤、长身鳅等10多种鱼类已列入易危品种，鲜美的长江河蟹只能依赖人工繁殖，长江流域天然捕捞产量从1954年42.7万吨下降到目前90年代的10万吨左右，绝大部分捕捞品种都不能形成渔汛。导致长江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的最重要原因是栖息地破碎及生态过程的破坏。建国以来，长江流域水域面积减少35%以上，而这些水生生物赖以生存的栖息地也因河流渠道化、片断化，湖泊河流化、水库化而不断退化、片断、消失，水生生物产卵、洄游、育肥、生长所需的各种生境条件也随栖息地的退化、片断而被破坏。保护长江生物多样性必须下决心实行“退渔还鱼”，帮助长江渔民转产转业，将渔业活动从长江退出；已建和在建的水利工程在满足防洪、发电、灌溉等目标的同时，要更多地考虑水生动物的产卵、洄游、育肥生长等水生态保护的需求；长江流域发展规划及各行各业的法律法规都要增加生态目标以确保水生生物的有效保护。人类活动对长江水生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大部分是不可逆转，随着长江流域经济开发活动的加剧，水生生态系统的保护不仅更加迫切，同时也更加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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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长江开发缺乏统筹协调与统一规划，治江面临新的严峻形势与问题，应将服务于水生态的保护与改善作为水工程规划建设与调度管理的重要目标之一。

　　1、长江开发缺乏统筹协调与统一规划，不合理开发造成严重的资源破坏和负面影响。长江是连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重要“黄金水道”，高等级骨干航道建设和港口航运发展成绩斐然，但各涉水部门在水资源开发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协调和统筹机制，导致开发兼顾航运不够，桥梁和过江构筑物建设缺乏衔接组合、桥梁净空高度与通航桥孔宽度等严重影响通航和航运安全；大坝建设忽视航运功能，造成通航河流断航或碍航。三峡工程建成后，库区航道条件虽得到很大改善，但中下游航道面临部分江段剧烈冲淤变动引起的航道不稳定等问题。由于缺乏考虑全局和长远的统一规划和对生态环境保护重视不够，上游水电过度开发、无序开发和不合理开发问题严重。过度开发将造成上游干流大多河段成为梯级水库，完全改变河流的自然水文和理化特性，对河流生态将产生长远影响。现行的开发市场主体多元化，出现“跑马圈水”式无序开发和诸多不合理开发方式，破坏资源和生态，并给未来工程统一运行调度与管理留下了隐患。

　　2、三峡工程建成运行导致库区环境保护与中下游河道治理面临新的形势和问题。由于三峡水库的点源、面源和流动污染源都没有得到有效治理，三峡水库蓄水后，水库回水影响区水流减缓引起扩散能力减弱，使库周近岸水域及库湾水体纳污能力下降，现状库区水体中TP、TN等营养指标的浓度已达到湖泊中、富营养化水平，虽干流不具备发生富营养化的水文条件，但水库库湾及支流回水区每年春夏季节均出现严重的蓝藻水华；重庆主城区、长寿、涪陵、万州等江段近岸水域出现了明显岸边污染带。三峡水库运用后，水库蓄水导致中下游水文情势重大改变，对正常供水和江湖关系的维持提出了新的课题；大量泥沙淤积在库区内，出库含沙量大幅度减小，引起坝下游干流河床普遍冲刷，从总体上看，坝下游河道深泓纵剖面以冲深为主，冲刷自上而下发展。2001－2005年的断面监测资料显示，宜昌至汉口河段主要表现为冲刷，平滩河槽冲刷量为3.83亿m3，平均冲刷强度为94万m3/km，其中，荆江河段冲刷量达到3.02亿m3，城陵矶至汉口河段平滩河槽冲刷量为0.71亿m3，以枯水河槽冲刷为主。库区水环境污染加剧、中下游水文情势变化和部分河道刷深对供水、江湖关系、河势稳定的影响成为新形势下治江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3、逐步恢复中下游地区的阻隔湖泊与长江的连通，恢复并保护江湖生态系统的连通性和完整性，是维护健康长江的必然要求。湖泊阻隔在一定历史时期对稳定湖泊水位、减轻湖区防洪压力、控制钉螺入湖并消除湖区血吸虫疾病和改善湖泊围垦养殖条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江湖阻隔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凸显出来，湖泊阻隔导致湖泊面积萎缩、库容丧失，调蓄洪水能力下降，天然鱼类等水生生物资源衰退，物种生物多样性下降，许多江湖洄游性鱼类从绝大多数原有分布的湖区消失而日益濒危，有的甚至走向绝灭的边缘，阻隔湖泊失去了同长江或其他湖泊的联系，的水质不断恶化，湖泊沼泽化和富营养化趋势明显。阻隔湖泊内湿地面积和质量大大下降，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物降解等功能下降。由于湖泊不通江，使湖泊的涨落区、浅滩等多种类型湿地丧失，原有的生态系统平衡遭到破坏，生境单一化，湿地生态功能如对污染的生物降解能力逐渐丧失。引起江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下降。通过修建鱼类洄游通道、控制闸口的生态调度和恢复江湖自由连通等多种方式实现江湖连通，实现长江与沿江湖泊之间的水文联系，保护湖泊的自然属性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有利于减缓湖泊的萎缩趋势，保护湿地与生物多样性、充分发挥湖泊的生态功能；发挥湖泊洪水调蓄能力，减少流域性洪灾风险；提高了湖泊的水质净化能力，减缓湖泊富营养化过程。

　　4、转变理念，切实将保护和改善水生态纳入水工程规划建设与调度管理的目标。长期以来，水工程规划建设与调度管理服务的主要目标是防洪、灌溉和发电，其中防洪是最优先的目标。今后应将水生态健康作为水工程调度的重要目标，实行生态调度。一方面，突出强调流域的环境质量控制，增加在规划事项中增加湿地保护、珍稀水生生物保护和重点自然保护区建设等内容；另一方面，结合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根据水生态的要求，对主要河流与河段划定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对江河源头区、重要水源地、渔业水域及珍稀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密集分布区、天然湿地与河口区等实施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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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50余年长江水管理实践积累了宝贵的流域管理经验，但也客观存在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新的形势和要求呼唤新型的流域综合管理机制和体制。

　　1、多年来，流域水管理机构在流域综合规划、水资源利用和保护、防洪抗旱、重要水利工程的建设与管理，水事纠纷的协调和处理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一是以流域综合规划为中心开展流域管理工作。自上世纪50年代起，我国各流域管理机构相继完成了七大江河流域综合规划的编制，《长江流域综合规划》初步确定了江河治理开发的任务、主次关系、相应的措施方向及重要水工程的主要参数等，为流域工程建设和流域管理提供了基本依据。二是从以防洪减灾为重点逐步转向综合治理。随着防洪减灾任务的逐步落实，适应水资源综合利用的需要，及时将管理重点转向开发与保护管理结合，服务于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目标。三是流域水行政管理得到进一步加强。从管理国家的水利投资计划，管理取水许可、水量分配及水资源保护和水土保持，到调处省际水事纠纷等，流域水行政管理的范围和领域在拓宽，流域管理的力度不断加大，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四是重视流域水管理法制建设。计划经济时期主要靠政府的行政权威和行政手段管理水事务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要求，法制化管理成为必然，《水法》、《防洪法》和《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法规条例的制定和颁布实施，保证了流域管理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2、现行长江水管理机制和体制不能完全适应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新形势的需要。尽管长江实施流域管理在过去50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目前的流域管理机制和体制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是流域管理法律不完善。法规协调性不够，法律的制定和修订具有明显的部门痕迹，缺乏统筹考虑流域综合管理的法规，新修订的《水法》虽明确了流域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和管理职责，但许多水管理事务都由流域管理机构和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共同承担，对于每一项具体的管理事务没有具体明确的责权划分。二是流域管理体制不顺。长江流域水行政管理，涉及供水、防洪、环保、农业、水电和航运、水土保持、矿产等，有直接管辖权的中央部委10多个、地方省市自治区政府19个，由于现有的流域管理机构职能单一，无法承担起流域综合管理的职责，流域管理机构与中央有关部委和各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各行其事，多头管理。三是流域管理手段与监督机制不健全。一方面流域管理缺少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不能通过流域决策、综合规划等手段对地方、不同尺度流域、不同支流与河段进行分类指导；另一方面，流域管理机构缺乏必要的行政和法律监督管理手段，流域综合管理措施难以得到具体落实。

　　3、长江流域水管理新形势和新要求呼唤新型流域综合管理机制和体制。改革现行的流域管理机构，完善流域综合管理体制，采取流域管理委员会加流域管理局的形式，由流域管理委员会统一协调和决策流域范围内各项管理事务，其委员应包含中央有关部委、流域内各地方政府代表，利用相关企业代表以及专家代表等，流域管理的一切重大事项和政策都应由流域管理委员会通过民主表决的办法来决定，统筹协调流域管理、区域管理和行业管理的矛盾和冲突；在流域管理委员会下设流域管理局或类似机构，作为管理执行机构。转变管理观念，变单纯的开发利用管理为开发与保护并重管理，将流域资源、生态与环境保护纳入流域综合管理的优先目标。加强流域立法，制定完备的流域法律法规体系，使流域管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增强流域管理的权威性。强化流域综合规划工作，明确流域管理事务的目标和重点任务，以综合规划指导各项事务管理，充分利用“长江论坛”合作议事平台，围绕流域管理的热点问题和重要议题开展交流和研讨，寻求共识，探讨合作解决流域发展与保护的具体途径，切实完善社会公众和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机制。

信息来源：中国环境生态网